有一个漂亮的同班同学，在他读小学时就走进了他心里，此后，他和她默默地守护着这份爱情，等它开花结果。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勇气冲破世俗的羁绊，去追求属于他们的爱情。直到她突然离世，他追悔莫及，心碎如尘。
　　他，就是曾任湖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的作家张立功。以下是张立功的深情自述——

一

　　2020年1月，过完鼠年春节，就是我72岁生日了。没想到，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武汉，让我过了一次难忘的春节和生日，也让居家隔离的我，思绪回到了过去的难忘时光，我想起了我的初恋对象——
　　她叫王玉花，与我同年、同村，还是小学6年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相距一千米。这个班里还有我的一个本家妹妹，她叫张东秀，比我小两个月。在学校，我与王玉花、张东秀课外活动时间常在一起玩游戏，非常开心。三年困难时期，大食堂经常没饭吃。晚上，我们总是饿肚子在学校点煤油灯上晚自习。一天晚上，我因饥饿引发低血糖症状，颤抖、流汗。王玉花连忙从书包里掏出煮熟的萝卜给我吃，救我于险境。后来我才知道，萝卜是她空着肚子省下来的晚饭。每次回想起这份如山的恩情，总让我潸然落泪。
　　我发现，投入看书就可以忘记饥饿。因此，在小学期间，我迷恋上了连环画《红楼梦》。每次我总是拿王玉花和林黛玉相比，反而觉得她更漂亮：眼睛大大的，牙齿整齐洁白，乌黑亮泽的短发……年仅13岁的我情窦初开，心里竟然喜欢上了王玉花。1961年秋天，我去小学找班主任老师问考试的结果，那天，王玉花也在老师那里。我接到的是安阳县七中的录取通知书，可王玉花没考上初中。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工作后娶王玉花。
　　初中一年级，语文课上学习了随军记者、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听了老师的讲解，我萌生长大后也要当记者、作家的念头。
　　16岁那年，我考入安阳县二中高中部。同时，我被县广播站聘为特约通讯员。我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我村带来的巨变，写出名为《东风寨》的话剧本。1965年春节，我在村中组织上演了这部话剧，还邀请王玉花担任角色，其实就是想见到她。
　　那年寒假结束后，回校复课的前一天晚上，我向王玉花坦露爱意。王玉花顿时红了脸。那一刻，我们连手都没有握一下，只是相谈相望。假如时光能够倒转，我一定会将她拥入怀中。

二

　　然而，我的假设注定成了一生的遗憾……
　　1966年，我正读高二。“文革”狂澜卷走了我考大学的梦。1968年初，我应征入伍。2月29日晚上，我和王玉花相约在村西头见面，试探地说：“我要参军走了，再回来时，也不知你嫁到哪里去了。”
　　王玉花斩钉截铁地说：“除非我死了，不然我一定在村里等你。”话音落地，她抽泣着转身离开。
　　3月1日晚，我乘坐专列到达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后勤连服役。在部队一有时间，我就给媒体写稿。
　　1970年2月20日，我因写作特长，被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挑选当上了记者。
　　上班后，我回家探亲。父母托人去王玉花家求婚，可她母亲嫌我家穷。我父亲虽是干部，可我兄妹6个，家里入不敷出……我只能下狠心放弃。我返回武汉后，王玉花被派到河南济源三线修铁路。次年春节，我在老家结了婚。
　　在铁路工地上，王玉花表现突出，回来后，她被招工到安阳县纺织公司从事财会工作。
　　4年后，我借回乡探亲的机会到县纺织品公司，给一位高中同学的妻子补送一床线绨被面。进宿舍后才发现，里面还住着另一个人，她就是王玉花。多年未见，她惊喜不已，执意要留我吃晚饭。
　　晚餐后，我对她说：“你快嫁人吧。”她说和一位军人准备年内结婚。我听了，心里五味杂陈。
　　此后，我和王玉花建立了联系。她写信要军用布票，我立刻寄给她，她很快寄河南布票还我。
　　回武汉时，她一直送我到车厢里，帮我放置好行李。直到车快要开了，她才恋恋不舍地下车。
　　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来湖北电台借人。我报名进藏，被西藏台领导选中。
　　1982年4月，我回安阳做进藏前安排：给父亲做痔疮手术;接在老家的3岁儿子来武汉上幼儿园。
　　一天上午，我专程到安阳县行管局，与调到那里当会计的王玉花告别。我告诉她，我要进藏当记者了。她邀我去她家吃饭，为我送行，我婉拒了。
　　当天下午，王玉花到县招待所办事，巧遇在院里洗衣服的我母亲，获悉我父亲住院。下午，王玉花专程到安阳医院探视。遗憾的是，我没见到她。

三

　　在西藏工作期间，我曾经收到过王玉花一封来信。她兴奋地告诉我，她1982年12月2日在《人民日报》读到了我写的散文式通讯《这里阳光灿烂——西藏错那县勒布山区见闻》;还在中央台听到了我采制的录音访问记《雅砻河畔访问黄宗英》。她向我祝贺，并再三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年之后，我结束援藏工作，回到安阳老家。刚坐稳，二妹凑到我身边说：“大哥，王玉花死了。”
　　我眼前一阵发黑，心像剜心扒肝似的疼。
　　原來，有一天，王玉花得了感冒，她丈夫让他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的弟弟给王玉花注射安乃定。一针下去没多久她就停止了呼吸。死时，她只有34岁。
　　王玉花的死，给了我沉重打击。那阵子，总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1995年2月，我母亲去世时，我也是同样感受。
　　后来，听说王玉花的丈夫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结婚成家，过着甜蜜的日子。当然，我过得也很幸福，不仅被评为高级记者，正教授二级，还实现了作家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学自传《洹河梦》《无冕之王》和《在殷墟这块土地上》等几本书。
　　我现在的妻子在楚天交通广播电台担任总监，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与儿媳带着小孙女在日本经商，女儿今年夏天将从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按理说，我该知足了，可谁又能知道，我心中的阴影这辈子都难以抹去：我为王玉花不明不白的死因而遗憾、愤慨！我曾多次找武汉市的医学专家咨询，得到的答案是：注射安乃定会有万分之一的人过敏。每次回村里路过她家门口，我总是向她家院中凝望。她的妹妹早已出嫁，一个弟弟还在村里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而她的母亲已去世多年。
　　早在30年前，我们张家有一对未出五服的恋人非要闹着结婚，遭到父母反对。结果，他们结伴私奔，两年后抱着孩子回家见双方父母，两家长辈不得不认。我佩服他们的举动，而在50多年前，我和王玉花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勇气。我始终没和王玉花有任何肌肤接触;她也从未给过我一张照片;更没给我做过一针一线，哪怕是一双鞋垫也可以。但是，我就是心心念念忘不掉她。
　　假如有来生，我一定会冲破所有的障碍，叩开她的门扉，许她一个尘世安稳，与她笑谈桃李纷飞。
　　编辑/陈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