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蒙养教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读、写、作三事。“读”是指阅读，“写”是习字，而“作”就是写作训练。
　　写作训练，在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老师束修之厚薄，地位之高下，往往以其能否教作文为判。”（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蒙学的写作训练，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套传统的做法。
　　首先，作文从模仿入手。
　　宋朝大学者、大教育家朱熹曾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既是对古人作文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后人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因此，在我国古代，出现了专门用于作文教学的文章选编，以供初学者使用。写文章是这样，写诗作对也是这样。宋朝诗人欧阳修曾说过：“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边仿边作，慢慢形成熟练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当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人们也发现模仿不能代替创作，“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如：“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晋陆机《文赋》）、“文律运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习作教学过程中，在引导学生模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鼓励和要求学生“以己之笔，抒己之怀”，既要模仿，更要创造。
　　第二，十分注重写作基本功的训练。
　　在古代的蒙学教文中，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基础训练，而不尽是笼统的一篇一篇的去写。学诗作对，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诗与对的一般写法，而且借以进行词句的严格训练。“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晋朝陆机《文赋》）、“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点”（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
　　蒙学写作练习，注重进行分解练习。特别是较难掌握的议论文，在宋元以后，人们逐渐将其分解为几个部分：“冒、原、讲、证、结”，或者“破题、承题、分股、大结”，或“起、承、转、合”。这些部分，同我们现在写议论文的“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得出结论”大致相同（张治公《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作文教学》）。基本功训练扎实，这是古代蒙学写作教学的长处，但后来愈来拘泥于格律的公式化，特别是明朝成化以后，以八股取士，更使作文格律化、公式化，日益成为习作发展的桎梏，束缚作者的思想，也招徕更多有识之士的责难之声。顾炎武曾斥之曰：“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顾炎武《日知录科举》）。这些对于我们现在的写作教学，依然有着深远的警示意义。所谓文章“文无定法”，“不拘格律”，这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白居易《与元九书》）的需要，也是新时期课程改革背景下，学生智力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建设新时期和谐社会的需要。
　　第三、勤于练习，精于批改。
　　古人十分重视多读、多写。认为多写才能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所谓“读十篇，不如做一篇”，“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读书作文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读虽然有借鉴作用，但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工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古人有“间日一诗”、或者“一月作文六篇，每逢三、七日必作文一篇”、或者“逢三、八日作文，初一、十五作史记及诗赋”之说，由此可见，写作训练比较频繁。
　　另一方面，古代蒙学一贯具有精于改文的传统，古人认为“文章频改，工夫自出”（《宋诗话辑佚》），同样具有可取之处。所谓“诗不改不工”（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诗不厌改，贵乎精也”（明谢榛《四溟诗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文心雕龍》）则是从修改方法上说的。
　　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避免沮挫学生的才思。
　　其二、先生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父师善诱发》）。
　　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学生作成之文和先生改就之文，让学生重新誊抄，要求学生“细心推究，我之非处何在，先生改之妙处何在……玩索再四，则通塞是非之故明，而学识进矣。”（同上）。
　　其四、注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老师常常代思代作，面语口授，然后令学生抄写领会；对于“稍自能文”的学生，则“当看其资禀所就，意见所及，各顺其性而委曲以成之”（《学海津律》），对于学生习作中丁点的进步或者可取之处，都予以鼓励，以促使其进步。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蒙学中习作训练的方法，对于我国今天的语文基础课程改革，仍然具有可贵的借鉴作用，它不是应当屏弃的过去，而是应当予以继承发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语文课程标准》2004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强调：“语文课程应继承语文教育传统”，“对传统要扬弃，而不应抛弃”（转引自2004年9月15日《小学生拼音报教学文摘版》），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也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