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河岸》时常让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贵德黄河北岸初次见到朱立新先生的情景。盛夏长河流云的光影反映在远处丹霞的山体上，他站在欢愉的朋友们中间俊朗沉静。这片水域和土地就是朱立新的生长之地。大河古村，当年那个迎河独立的少年，在日复一日潺潺流去的河声中，在宽厚丰实的河岸上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时候，自然地开始用追根溯源，讲述与之情感生长蔓延牵绊的地方，与之肌肤相亲的世界。于是，这河岸之地也成为朱立新文学的诞生之地。
　　朱立新描写的故乡是从个体生命深处开始的，是从古老的村庙开始的。作者说“我相信，凡在我心灵深处，淤积着疼痛的地方，抑或记忆深处某种被唤醒的苦衷或哀怨，都与这座庙宇息息相关，与我对眼前世界的基本认识息息相关”。作者是在“文昌庙的流年碎影”里最初发现“自我”的。开蒙在此的“我”因为“天性里的执拗和狂躁”，因为飞檐走瓦式的儿童的顽皮，被关在了庙宇的大殿之中。直到黑暗降临，在巨大的空寂与恐惧里，“我”从观看外物而转向对自我内心的体察，于是“寻光”成为了具有仪式感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渴求。“趋光，是人类的本性”。古寺“寻光”如同隐喻，驱使这个懵懂的孩童在时间之轴上，在与故乡同声相应的同时又跳出这个世界，用不断攫取的精神之光照亮内心，照亮田垄，照亮古庙。
　　作者和世界发生的最初且深刻的连通之气，用自己的眼力向外感受世界、向内凝视自我，都是从被乡民们称为“文昌庙”的庙宇开始的。“光束”被不断地发现：庙宇是粮食的收集储存之地，是乡民在锣鼓镲钹喧响中的精神安顿之地，是“我”体察乡民信任与情义的原初之地。生命状态从局促到舒展，内在的充盈使“光束”逐渐化为作者身上的秀蔚之气。即使在当下整体乡村经验与情感逐渐瓦解，土地经验破碎化和意义不断疏离的背景下，作者依然能够“收视反听，耽思傍讯”（陆机《文赋》），这种寂焉凝神之功，即来自于庙宇之光。
　　陈超先生在《散文之路——兼与诗歌本体依据比较》里谈到。散文的“价值信念，不应是‘乐’的向往，恰恰应该是对焦虑、时间、死亡、分裂的直接进入”。《河岸》里对“死亡”的直面，是在对“生”的建构中完成的。“河”与“岸”本身就有对“生”与“死”的隐喻。作者在《隐遁之河》里写“更多时候，我所有的欲念都浸染在对河流的认知里——苦难无数次侵蚀着躯体，悲伤无数次拍打着头颅，但我依然享受着河流给予我的灵性和荣耀，就像我摔倒在河岸的沙砾路上，爬起来，身上却留下了花粉、青草、露珠的暗香”。在河流南岸遍布的坟茔里，如今也躺着作者的父亲与母亲。他們生命的印痕留驻在了作者的笔下，这里都饱含了“生”的意蕴。就像文昌庙涵容了学校、谷仓、卫生所、社火曲艺排演地等多重功能一样，朱立新父亲身上集稼穑、民办教师、会计、大队赤脚医生、农科所技术员和广播员于一身。这恰恰体现了乡村巨大的复杂性与包容性。而在父亲诸多的身份中都与生命之源——粮食，生命之本——身体，生命之光——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父亲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当作者从精神的隧道中重新抵达少年的河岸时，当他亲手拨开黄河苍茫浩瀚的晨雾时，父亲正与蓬蓬勃勃的庄稼在一处等待他的归来。那是在庙宇里脖子上的青筋勃起，告诉少年的“我”粮食都是土地里的金颗颗的父亲；那是将“我”从大殿房顶喊下来，给予棍棒教育的父亲；那是深夜提着马灯带“我”急行在村路上，给病家送去希望的父亲；那是用锃亮的镰刀在麦子间划出优美弧线的父亲，那是在母亲殁后催我出门远行的父亲。
　　《你是一条河》无疑是散文集《河岸》中最为厚重的作品。文中将母亲的生命喻为河流而非大地，原因想来是黄河被谓之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而黄河上游较之于长江又多温润之气，温柔敦厚之心，且如作者的母亲一生多有怒却从无怨。较之于父亲对作者显性的影响，母亲则是在日日的劳作中使少年作者的手、眼、心、身融入土地、融入大河。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高度凝练且具动态感的话语：“通常是男人们干的活你干，女人们不能干的活你也干，在生产队臭气熏天的饲养院里掏粪；往县粮站上缴公粮；收割麦子；三更半夜去地里浇水；挽起裤腿驾驭骡子一天犁五亩地；踩踏云梯摘梨；挖水渠；到麻巴滩开垦荒地……你用体力和耐力与强大的岁月角力”。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现象学》时这样规定了劳动的意义：人类的劳动中“现实地把他的族类的力量发挥出来”。母亲的劳动因为体现“族类”的价值而赢得尊重，文中描写“你”对自己“越来越清瘦的脸颊和越来越佝偻的身躯”满不在乎，“你真正在乎的是，我们一家的温饱，以及村民对你竖起的大拇指”。母亲对“生”本能的敬畏与信仰，还让她长达八年作为村义务接生员而辛苦奔波，这从另一个侧面与父亲作为大队赤脚医生的使命有了隐秘的呼应。正是这种为“族群”所躬身奉献的朴实的“生命之河”状态，这种悲抑不伸的真切体验，滋养着作者在年少面对母亲离世的苦难境遇时，在自我精神雕镂的历程中，不囿于自伤身世的狭窄格局，而是“借纸笔以悟死生”，在大河与土地中寻求生命的真谛，才使自我不断的精神思辨成为可能，才能在与痛苦保持一定心理距离的前提下，完成收心敛性、质朴谦恭的品格塑形。
　　在散文集中，作家童年与少年时期有两次“出门远行”。一次是11岁时来自卡车上解放军帽顶五角星的召唤，让“我”在迷幻与眩晕中扒上车厢，随车远行；一次是母亲去世后，父亲让我出门散心，而我随性踏上了不知名的草原。两次出行都偶遇老者，童年遇见的那位老者收留并送“我”回家，少年遇见的老者让我的灵魂找到了安歇之所。生命似乎就是在未知中，在不断的更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如果童年的“我”是懵懂地在老者身上感知生命的沉着与踏实，那么少年的作者则是凭借自身敏锐的感悟力，从老者身上找到对待生命的智慧。正是在充满智慧与温馨的人情味的土地上，肌肤与心灵之痛才能与深情相伴，给予少年前行的力量。只有在个人精神顽健的捏塑之中，才使得作者找到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动”与“静”之间的生命平衡点。进入如苏轼所言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轻捷的生命状态。
　　朱立新执着于用文字表达思想，让自己的精神世界靠近土地，靠近同样用智慧创造着的朋友们。使自身的精神元气不被当下的喧嚣所侵扰，在文学原发的生气里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用文字重绘个体与乡村多维的生命图景——孤独且真实，繁复又单纯，负有德性和动人的精神尊严。
　　【作者简介】冯晓燕，女，1980年出生，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多民族文学教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