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与他那“锁着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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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文夫的小说,在五十年代就颇有点名气。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此人不大开口,沉默寡言。所以有人替他取了个绰号,叫“锁着的箱子”,这个名字是颇有点危险性的。数十年后曾经有人用铁棒把箱盖撬开,只见箱徒四壁,颇为失望。用显微镜检查的结果也只有一般的“流毒”,并无炸药与鸦片。可是,如果让陆文夫自动启箱,却会给你以一种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我与他相交三十年,经常看到他自动启箱,特别是当三杯老酒灌进那钥匙孔之后,他也会滔滔得口没遮拦。
  不久前他对我谈过这样一段话:大城市里那繁忙纷纭的生活很难造就大作家,因为人与人交接的密度有如北京大栅栏、上海南京路,无一刻时间能使你安下心来。我认为:造就一个作家的条件:生活、读书以外,还得让他有个思考问题的环境,即使处在动乱之中,也要能动中取静。总之在生活历程中要将许多人聚成一堆给他看,也要单独将一个人放在他的面前毫无干扰地让他仔细端详,还得由他像牛一样地静静缓缓地反刍,所以说要有一个有时甚至是孤独的环境。陆文夫就有一个与许多熟人不同的在泰兴乡下的老家。这个家庭除给了他那样的环境以外,有决定性的是让他用二十年的时间看了“一百年”的风景。我的许多同辈好友,有的身处时代怒涛的浪头,有的追随大流前进——初中时期在“一二九”的游行队伍里跟在大哥哥、大姊姊们的后面摇旗呐喊。那时的陆文夫还几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乡村私塾里读《千家诗》哩。我们这个民族本是一锅平静的水,可是帝国主义不停地在锅下增加干柴烈火,他们不晓得同时积累的是要求救亡的能量,锅里的水到了沸点会掀盖而出,发生质的变化,孔孟门墙再也圈不住这一辈人了。何况是陆文夫这样的人物。在同样的潮流中,我是竞走,他则是三级跳运动员。在时间上本远远落在我的后面,这时带着比我广阔得多的空间的知识,几跳几跳,跳到我的前面去了。陆文夫写得最好的不是新人新事,而是老人新事:徐文霞、葛增先、周泰、汪昌平、朱源达、唐巧娣、朱自冶等等皆是。年纪轻轻,岂仅是“三朝元老”,从孔孟到马列,“阅人多矣”。造成这情况的原因直接来自他的家庭。
  任何伟人的童年,不论多么平凡的亲长,对他来说都是无上的权威。“天地君亲师”,亲是在师之上的。一旦积累了相当的世途风霜,书本知识,才取得把他们放在合理位置上的能力。
  陆文夫童年、少年一直跟着祖母,善良的祖母捂暖了他的童心,彼此又是诉说的唯一对象。稍识几个字后,祖母叫他到庙会上去买来那类用红绿有光纸作封面的“唱本”,读给她听。都是些劝世文,里面隐约可见关汉卿一类人物的思想遗风,老太太和小孙子读着听着,双双掉泪。六、七岁的幼小的心灵,就在人生的苦汁中浸了一下。一九七九年他写《献身》时,就常常有“唱本”里的两句话,在他脑子里盘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他是深深感到某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力量的。五十年代,他的作品的语言,很明显是学生腔。但从《葛师父》时期开始,语言有了变化,注意从群众生活中来,读来亲切感显著增加,有时还无意间用上了韵,这是“唱本”从记忆深处泛起的表现。还有后来到夹港,那个小集镇上有个开茶馆的说大书:“三国”、“岳传”等等。因为是口传的评话,日常用语就多了,而且是经过提炼的。另外,祖父的说话极富表现力,而且声调铿锵,自小屏息静气听他发议论、骂人。实际上也就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艺术。待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父亲对他便另眼相待了,这位老先生让大儿子走他自己的路,被送往上海四马路去学徒。随着他的事业发展、交游广阔,便希望二儿子学而优则仕了,于是老陆便入了私塾去。读《千字文》、《千家诗》,直读到《论语》、《孟子》、《史记》。后来的一位业师还竟相当“自由主义”。学生看“闲书”,他不认为荒废学业。当然,他还是有界限,“淫书”如《红楼梦》例在取缔之列。当时能租读到的书有《三国》、《水浒》、《精忠岳传》、《七侠五义》,也有公案书。住读的学生仅两个,特别夏夜乘凉师徒三位势必要在课堂以外聚首。在这种场合,先生竟情不自禁常以“闲书”为话题,这时他给学生智慧的启发,大大超过了引导“人之初,性本善”的朗读。不知从那里飞来的一篇描写沈阳沦陷的小说,竟使老陆读得潸然泪下,为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作了铺垫。又不知是什么因缘,朱自清闯进了他的私塾生活,《荷塘月色》细腻、清新地再现了陆文夫已经为之沉潜动心的生活,文字的流畅、优美,使当时还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少年陆文夫心眼大开,天下竟有此等文章,他的易于接近文学的秉赋,使他与现代文学一拍即合。可惜那时朱自清与他仅此一面。陆文夫仍要走他游离在时代边缘上的道路。
  这一段生活极为清寒。跟老师吃“派饭”,总是吃不饱,有时竟饿得浑身出冷汗。家里的饮食虽然因为祖父的治家之道,总还是能吃饱。何况有些好东西祖母总要留给孙子吃。这且不说,最大的痛苦还是寂寞。少年陆文夫是个顽童。是江滩上捉蟹、捉虾的能手,还会扎风筝、制小二胡、造弓箭。陆文夫从小不大开口,玩的花头则层出不穷而不显眼,即所谓“闷皮”一类。现在这私塾生活,虽无“非礼莫动”之类的塾规,究竟仅仅三人,最小的庙观也比它热闹,真是枯寂之至。早晚躺在床上听江潮,分辨早潮怎样响,晚潮却响得不同。给人以更其凄楚的感染。本来随口诵读的《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苍茫之感竟然袭上心来。白天有时呆坐在池塘边,看荷叶象笋尖冒出水面,一天天长高、发开。有时竟有蜻蜓来访问,小小的红蜻蜓灵巧而又安静地落在荷叶的嫩尖上休息。有时老师外出,更可以逃到江边去发半天的呆,看天、看水,看浮云、看帆影。他参悟到一种静趣,虽然当时不懂这样说。后来读到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看就懂,原因在此。创作的准备,是应该动静结合的。要有收进,更要思考,私塾生活的孤独,最早给了他这个条件。
  父亲在夹港“发”起来了,接他去读小学。解放前的陆文夫在这个水陆码头上得到最集中认识旧社会的机会。这码头与上海一水相联,连结这码头的还有个典型的农村集镇。水陆码头是旧中国黑社会的缩影:三山五岳、龙蛇狐兔、喜怒哀愁,被压缩在这小小的空间。所谓上层社会的人物,与码头当然有关系,他们遥控。到上海、苏州去在此乘船,也只是高视阔步一经而过。老陆说过,他笔下从旧社会来的人很多是流转江湖的老工人。葛师父和周泰的性格就是从数十年搏斗在长江里的船老大那里来的,还有从早到晚手脚不停伺候老板娘的学徒。除此以外,多的是光怪陆离使刚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他,很难逼视的人和事:拿个经摺子让人点唱小曲的姑娘和瞎子,农闲时出来混几个活络钱的唱道情、打莲湘的。更具吸引力的是西洋景和隔壁戏。这些风俗画,他在《移风记》里写到过一点。六十年代初我曾请他帮人修改一部稿子,他居然能把一个五光十色的庙会写得活龙活现。
  离开夹港搬进泰兴城,他又成了张恨水的俘获物。《啼笑姻缘》、《金粉世家》。樊家树、沈凤喜……他写《小巷深处》下笔之前,也只是想鞭笞丑恶而歌颂对爱情的忠贞。这一观点就来自张恨水。只是张写的总是悲剧。五十年代陆写的是喜剧。
  陆文夫的下一站是苏州。泰兴与苏州虽仅一江之隔。在旧上海生活过的人,能够理解从上海人嘴里吐出来的“江北人”的滋味。我说这话是因为我觉得:陆文夫虽然已在苏州生活三四十年,但他总是在“庐山”外看苏州。所以他才得以写好朱自冶、孔碧霞这些人物。
  老陆小时候在江北江边上,远远呆看江南的山。山是什么东西呢?是石头叠的,还是个大泥堆子?到苏州的第一天他一口气跑了虎丘、寒山寺——山是见识了,夜半钟声的韵味,不知至今有未领略?接着就住进了苏州的一个名园,院子里就有山,是缩小的山的精华,泰兴那些官僚地主家的清玩与之相比不过是有些弯曲的石头。所以《一路平安》要借此作背景了。陆文夫不是苏州园林的游客,而是住户,苏州园林的建筑艺术,深深地嵌在他的文学艺术里,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包括他的小说结构,也和苏州园林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他奉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逛苏州园林,他大讲园林结构与小说结构相似之处,讲得沃克兴致勃发,在苏州多停留了一天。也是在苏州,陆文夫踏上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主流的跳板,这里说他得到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是毫不夸张的。这几年里,他把这石洞里的宝物拼命朝那箱子里面塞,塞进去的宝物有鲁迅、茅盾、巴金……也有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苏联文学有《毁灭》、《铁流》及当时“时代出版社”的各种译本。还目迷五色地看到了《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还有《出水芙蓉》吧。看了这些作品以后,当然与看《三国》《岳传》的效果不同了。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道路在那里?几十年来许多中国青年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也开始在陆文夫的脑子里膨胀起来。他听说,哲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回答,于是他找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新人生观》、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还有当时也正流行的费孝通的著作。热中的学习,居然还使他写了篇论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文。这情况岂是四、五年前的陆文夫所可想见的。他在“苏高中”无心于正课,总是躲在芦苇深处塞他那箱子,愈塞愈大,大到苏州城容不了的时候,他虽然肩上沉重,但这箱子却又推动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作了最后的有力的一跳。他去了解放区。
  解放以后,陆文夫那“锁着的箱子”里当然又装进了许多东西,他做过八年的新闻记者,做过七年半的机械工人,又在盐碱地上泡过十年,对这么一个善于观察、善于吸收的人来说他怎么能入宝山空手而回!不过,这方面的情况一些文章里都提到过了,可以略而不谈,我只想说说在陆文夫那锁着的箱里除了有形的事物之外,还有些是无形的。这种看不见的收藏象电流,促使这位三级跳运动员一级级弹跳。没有这些无形的收藏,他那些有形的收藏是成不了好作品的。几个月前我与他同住一个县城的小招待所,我们“隐于市”,关起门来对饮,谈话也漫无边际。
  章:在你的作品里尽是些贩夫走卒,以及住在街头巷尾的工人和一般的干部,所以有人把你的小说称之为市民文学,你以为如何?
  陆:市民文学……我们先把文学二字拿掉。市民这两个字,据我所知原来是个专用名词,是指中世纪欧洲除掉僧侣、贵族和奴隶之外的所谓自由民。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现在再用这个名词就只能望文生义了。泛指城市里的居民。城市里的居民有各行各业,连你老章也包括在内。把市民文学这个词儿拿到今天来讲,就其实质来讲应该叫居民文学,有点儿别扭,叫公民文学?又象是外国人讲的,叫人民文学?好是好,可我的作品并非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怎么办呢……
  章:那就换个说法,即你所写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缺少那种激动人心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陆:对对,你一语道破了我的弱点,我何尝不想写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啊,我知道《战争与和平》比《安娜·卡列尼娜》伟大,在我的口袋里也许能找出几个类似安娜·卡列尼娜或沃伦斯基式的人物,可是却没有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你叫我怎么办呢?
  章:那你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陆:心不安,理倒是得了一点。我觉得历史是不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共同谱写的。平凡的人造就了不凡的人,不凡的人引导着平凡的人。不凡的人可以活在历史的记载里,也可以活在文学作品里。但是平凡的人只有一个可能,只能活在文学作品里,你看见那部历史记载过张三与李四?如果这么广大的人活不下来,那历史就是跛足的,会使人们觉得历史都是英雄创造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吃过苦头!
  章:你这样说当然也有点道理,而且是从一个历史高度看问题。可是你也知道,一部英雄的传记就是历史的大事记。凡人小事呢,它和历史究竟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你的高论和实践恐怕容易脱节。
  陆:这就是我的难处,也是我这几年来想努力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有一种人只知道行动,不知道一切行动都在谱写着自己的历史,此种人以得失为标准。有一种人知道是在谱写自己的历史,却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史有什么关系,这种人是以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正误为标准,这两种人都是属于普通的人,平凡的人,好也是普通的好,坏也是普通的坏,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我在写到他们的时候便把他们请到“法庭”上来进行审判。
  章:谁是原告?
  陆:是我。
  章:谁是被告?
  陆:是我。
  章:谁是法官?
  陆:也是我,判错了由我负责,这就叫文责自负。
  章:你怎么能集原告与被告于一身?
  陆:因为我比他们也高明不了许多,我在控告别人的时候同时要解剖自己。这种法庭是一种特别法庭,是历史的法庭。它从来不判刑,判刑的事留给法院处理。审判的目的就是使人明白个人行为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你看,我这不是把它提上去了。我在《特别法庭》里审判过汪昌平,在《美食家》里审判过高小庭,这高小庭的身上有我也有你……
  章:有人说是审的朱自冶。
  陆:朱自冶是个好吃鬼,可以佐餐,不能审判,审到最后会弄出个“食色性也”来,一台戏都要砸在他手里。……来来,吃点菜,这两个菜都不错,可惜都凉了。
  章:好好,我这个人对美食也不反对。
  陆:喏喏,你看,如果我审了朱自冶的话,对老朋友也交待不过去。
  章:要说你对朱自冶一点儿也没有审判,那恐怕也不对,最近一个时期来对你《围墙》和《美食家》议论起……
  陆:《围墙》是个短篇,概念大于形象。
  章:不一定吧,内中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特别是马而立……
  陆:概念大于形象不等于没有形象,而是说形象所引出的概念一定要大于形象的本身,大百倍,大千倍,越大越好,否则就是就事论事,凡人小事就会真的变成“杯水风波”。杯水风波与不是杯水风波的区别不在于你是否把水放在茶杯里,而在于这杯水风波所引出的概念决不是一个茶杯所能容纳得了的,不是长江大河的话,至少也得是半亩方塘。《围墙》恐怕只能算是个水桶而已。
  章:你想扩大作品的外延,以便把凡人小事推向历史和哲学的制高点,这种外延的延伸恐怕也不能不引起内涵的变化吧?
  陆:反过来说也可以。
  章:所以现在看你的小说和以前的有点不同,有点闪烁其词,好像主题不那么明确。你总该晓得,一个编辑的防线第一是“主题是否明确?”五十年代我看你的《平原颂歌》,一看就觉得主题明确,大笔一挥:“发”。
  陆:如果你再主编《雨花》的话,我还会有主题明确的小说供你大笔一挥。但是你也得允许我作一些试验,即所谓“多主题的统一”。特别是在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里。不必把小说写得一个萝卜一个坑,因为萝卜是植物,而人是会活动会思考的,生活的每一步都有一个坑,都有它的主题,可以按照生活的规律把多种主题统一在某篇作品里,引起人们的多种思考,但又不那么稀里糊涂,漫无边际,似是而非。
  章:我在三年前就听你说过“多主题的统一”了,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点。
  陆:(看看表)不好,已经十二点了,再不睡觉你又得吃安眠药片,我最反对吃安眠药片,要知道安眠药片这个东西……
  关于安眠药我比陆文夫懂得多,看样子他又锁箱子了,只好等着他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收藏随着作品一齐往外流吧。
  
  一九八四年春节,大雪满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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