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中国史记研究会与司马迁故里最高学府陕西渭南师范学院将在2015年10月中旬联合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对于弘扬司马迁的创新精神，推动《史记》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这篇短文，借《博览群书》笔谈平台，漫议这一话题，期以抛砖引玉。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三者集于一身。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古代通史，即纪传体《史记》。这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司马迁是语言的巨匠，他以如掾大笔刻画和塑造了数以百计的各色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惩恶劝善，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借鉴与效法的榜样，《史记》也因而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古代文献学家。他“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会百家学说、天文地理、人事物事各种知识汇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是文献运用的最高形式，因而《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浓缩。用一句话概括：《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一代大典，可传之久远的国学根底书。因此，自《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因而《史记》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近现代《史记》走向世界，传入欧美各国，史记纪传被翻译成俄、英、德、法、波兰等文，美国学者完成了英文全译本《史记》。美国、法国的汉学家还著有《司马迁传》《司马迁评传》出版。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生命长青，它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具有无与伦比的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人应当人人必读的国学根底书。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新史学之际，十分推崇《史记》，提出《史记》应当进入高校课堂。傅斯年在台大当校长期间，全校大学生一年级必须选修《史记》课。国学大师、教育大家陈垣先生说，高校学子，文史两系学生不读《史记》是不合格的大学生。这些前辈学问大家的至理名言，说明了《史记》这部国学根底书对于人生修养是多么的重要。司马迁自己把《史记》比拟为《春秋》，定位为一部道德伦理教科书。司马迁把全社会的人际关系浓缩为君臣父子四个方面。他说国君不读《春秋》，不知道怎样做国君；臣子不读《春秋》，不知道怎样做臣子；父亲不读《春秋》，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儿子不读《春秋》，不知道怎样做儿子。一句话，全社会的人不读《春秋》，也就是不读《史记》，就不知道怎样做人。司马迁的结论是：“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礼义之大宗”，即道德伦理教科书。因此《史记》以人为本位，全方位记述三千年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社会的人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学习的榜样，避开邪恶的教训，修养人生，成长为事业的成功者和有用的人才。
　　《史记》问世已流传两千多年，养育着一代又代人的成长，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长串名流学者阅读和研究《史记》。汉代史学大家班彪、班固父子，文献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哲学家扬雄、王充，唐宋文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哲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数十人，明清时代的学问大家、考据家与文史哲各界泰斗如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念孙、阎若璩、章学诚等，不胜枚举。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朱东润、程金造、白寿彝等，也为大家所熟知。据粗略统计，历代以来至2010年，研究《史记》的学者达两千余人，留下的论著约三百部，论文近5000篇。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记》研究和《史记》论著，30年间迅猛发展，发表《史记》论文论著的作者达1200余人，占历代以来作者总数的60%；发表的论文总量4000余篇，占历代论文总量的70%；出版的学术论著150余部，占历代总量的55%。综合比较，当代30年间积淀的《史记》研究成果占《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总成果之半，成绩巨大。许多高校开设了专门的《史记》课，有的高校还成立了研究室。这一切标志着当代《史记》研究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方面，《史记》研究深入发展，不断开拓新领域；另一方面日益走向普及。当前几乎没有一家书店的书架上不摆《史记》的论著，每家出版社都在推陈出新。因为《史记》厚重的历史价值与对民族产生的巨大凝聚力，使《史记》成为培养中国人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思想源泉的教科书。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就不知中国文化研究从何说起。这就是《史记》由古及今，始终是一门热学的原因。
　　司马迁是一位自觉的历史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创新的精神，激励人生奋发有为。司马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三立精神就是司马迁积极有为的人生观，是立志效法圣人写《春秋》的原动力。正当《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想到《史记》未完成，他又坚强地活下来。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体悟到生命的价值，要为社会做出贡献而闪光。司马迁把他的感悟写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如果人的一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与屈辱抗争，就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拍案而起，发愤著书。他要效法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那些前辈先贤，忍辱著书。司马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使《史记》成为一部修养人生的道德伦理教科书。
　　司马迁发愤著书，被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难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扬。
　　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的人格魅力、创新精神已达圣人境界。《史记》与《春秋》，司马迁与孔子，可以相提并论。东圣孔子，西圣司马迁。当我们谈论中国梦，复兴中华文化的话题，是离不开这两位圣人的。伴随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伟大中华文化的复兴，东圣孔子大踏步走向世界，如今孔子学堂遍布全世界。西方舆论认为，21世纪是中国孔子的世纪。西圣司马迁也必将紧随东圣之后大踏步走向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迎来了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我们纪念先贤哲人的诞辰，缅怀先人的辉煌，激励今人的奋斗，展望前途似锦的未来，定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我们深信，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