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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下都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东南，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也是燕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20世纪60至80年代，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燕下都进行了全面勘察和部分发掘。经过数十年、几代考古人的努力，逐渐还原了这座战国古城的整体风貌。
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4—6公里，占地约3500万平方米，是现存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分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等五个部分，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保存较好。西城为防御性的附城，遗存较少。其中，东城东北部的宫殿区现存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老爷庙台、路家台、小平台等夯土台基十余座。整个遗址布局清晰，气势恢宏，充分反映了燕国封建政治权力的强盛。
遗址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遗物，如精美绝伦、图案丰富的瓦当，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金饰件，举世罕见、造型巧妙的铜铺首衔环等，为我们科学严谨地研究、定位燕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九女台16号墓出土的成组的陶鼎、陶簋、陶编钟、陶壶、陶豆等大型礼器。
商周时期，为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某种特殊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这些器物多由青铜制造，又称“青铜礼器”。综观这些陶礼器，不论器型还是纹饰，完全仿制青铜礼器，并雕饰、彩绘各种图案，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中国的青铜器文化，形成于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器型较少，多为日常工具和生活类。鼎盛于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主要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明器，代表了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转变于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逐步被铁器取代，由原来礼乐、祭祀、兵器等转变成日常用具，器型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九女台16号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正值青铜礼器逐渐式微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批陶礼器是青铜礼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
这些造型浑厚的陶器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燕国的礼制。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王室衰败，各国割据，征战不断。因此，燕国陶鼎、陶簋、陶豆等礼器数量的使用均有僭越，这种行为虽然是对王权的漠视，却也反映了燕国位列“七雄”的地位与辉煌。尽管如此，泱泱大国，在内部无明君良将、外围孤立无援的忧患下，在大一统的历史潮流面前，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国所灭。王朝背影，无不掩映着挽回尊严的落寞与无奈，笼罩着无尽的悲壮与凄凉。
下面，笔者将其中精品介绍如下，以供读者鉴赏。
1.九鼎
陶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重要的炊具，为蒸煮用的器物。《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作为礼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夏代，传说“夏禹铸九鼎，用象九州”，逐渐成为象征威严和权力的国家重器，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周礼》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只有天子在礼仪活动中使用九鼎，象征神圣的王权，并依次盛放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可见，鼎是一邦、一族、一国中“别上下，明贵贱”的重要礼器。早期的陶鼎为圆腹三足，夏商时期发展为用青铜铸造，一般分为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
16号墓出土的这九件陶鼎，僭越天子之制（图1）。形制相同，由大到小成为一列，应为列鼎。通高45—51.5、直径51—63厘米。鼎口部内敛，直唇，可扣盖。鼎盖扁圆，上附三耳，耳间各有一条凸起的出戟纹，盖面刻划有七周綯索纹。鼎身刻划三组纹饰，口沿下部及腹部各有一组飞虎纹，飞虎纹之间有附加的圆饼，圆饼上刻有圆涡纹，腹下部刻划垂叶纹。鼎有三个兽面蹄形足，兽首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怪兽——饕餮，饕餮纹是燕国最具代表性的纹饰，面部结构紧凑，特点鲜明，层次清晰，宽眉巨目，凶猛无比。
鼎身纹饰一丝不苟，可以想象当时工匠在制作器物时的虔诚与认真，精美灵巧的纹饰与威严敦厚的外形对比鲜明却又相得益彰。然而，正是这浑厚恢弘的气势与精益求精的纹饰，更加凸显了政权的没落（图2）。
2.八簋
《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等饭食，与鼎配套使用，也是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之一。《礼记》：“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青铜簋出现在商代中期，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以后很少见到。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西周时期，簋的形式有较多的发展，可分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
八件陶簋僭越礼制（图3），形制相同，通高51.5、通宽41—43厘米。为方口，直唇，鼓腹，平底，方座。有方盖作复斗状，上附方形把手，四抹角处各附一卧兽。卧兽为虎形，虎头朝下，一双眼睛注视四周，身子呈蹲坐状，仿佛故作休息以迷惑猎物，又仿佛随时对周围猎物发起猛烈攻击。腿部线条流畅，臀部圆润可人，肌肉感极强。方座四面中部各凸起一条出戟纹，座顶部四角附有阶梯状装饰。腹部两侧附高冠兽头把手。全身施卷云纹、鳞纹图案的朱绘，因年代久远，多脱落。陶簋方座方盖，端庄大方，气象威严（图4）。
3.小陶鼎、陶匕
小鼎共14件，通高12—14、口径13—14厘米。口微内敛，平唇沿上有一凹槽，无耳，鼓腹，三足各作兽面蹄形，兽面为饕餮，与九鼎足部纹饰非常相似。颈间有凸弦纹一周，器身素面磨光。小鼎配有陶匕，通长19—20厘米，匕端呈尖桃形，手柄细长，剖面呈三角形，上刻綯索纹。小鼎与匕配套使用，相当于现在用的碗和匙（图5）。
4.陶豆
豆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陶制，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盛于商周。《说文解字》：“豆，古食肉器也。”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副食，后来演变成灯具，始终是祭祀礼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通常成对出现。《礼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二。”早期陶豆只是盛食器，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后来，贵族阶层专用来盛放佐餐的食物，豆盘逐渐变小变浅，多为浅盘、浅钵形，高圈足，圈足多为喇叭形，或有盖。 16号墓共出土陶豆26件，僭越天子之制。其中陶盖豆14件，形制相同，通高38—40、腹径18—19厘米。小口，短颈，上附盖，盖上有束腰式把手。鼓腹，略扁圆，细柄，喇叭形圈足。盖面刻划两周交叉的S形纹饰，肩部和腹部有两组叠间的山形纹，中间加一组涡纹，圈足上刻划两组山形纹（图6、7）。
陶方豆，共10件，形制相同，通高32—33、通宽30—31厘米。豆盘呈方形，敞口，唇外侈，无盖，盘左右两侧有象首环耳，前后各有一象鼻形钮，高柄，方座。器身有朱绘纹饰，多已脱落（图8）。
陶高足豆1件，高52.2、口径21、圈足径18厘米。口内敛，直唇，鼓腹而深，盖作半球状，侧附两环耳，上有三钮，腹部两侧各有一环耳，细柄略长，喇叭形圈足。器身有朱绘纹饰，多已脱落，仅腹、柄、足部隐约可见卷云纹饰（图9）。
5.陶壶
壶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为陶制，商代多为青铜铸造，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说文解字》：“壶，昆吾圆器也。”用于盛放酒或水，后来演变为专用酒器，也是祭祀时重要的器物。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很多，大致有圆形、方形、扁圆形、八角形、弧形等。目前出土资料证明，圆壶出现最早，方壶偏晚，扁壶尤晚。多为深腹敛口，有耳、盖及圈足。
16号墓中出土壶11件，其中圆壶4件，形制相同，通高70.2、口径18.5、腹径44、圈足直径25厘米。口外敞，腹部圆鼓，颈部略高。附盖，盖面有对称的四个鸟形钮，并绘朱色卷云纹。腹部两侧各附一兽面衔环，满施三角云纹、鳞纹、锐角云纹、雷纹等图案的朱绘（图10）。
方壶共6件，形制相同，高81—83、腹径34—38厘米。方形口，微外侈，长颈，方形圈足。四面附兽耳衔环，四面抹角处各有一卧虎附于其上，虎呈蹲坐状，回首翘尾，与陶簋上虎的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方形盖，盖钮由八个盛开的莲瓣组成。壶身施朱绘，盖、颈、腹和足部均绘卷云纹饰，多已脱落（图11、12）。
6.陶盨
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说文解字》：“盨，盨，负载器也。”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用途与簋相同。多为椭圆口，有盖，两耳，圈足或四足。
16号墓中出土陶盨2件，形制相同，通长36.5、通宽19、通高16厘米。整体呈椭圆形，直唇，口内敛，腹略鼓，有高约6厘米的圈足。近口处左右两侧各有一兽面耳，圈足前后各有一个三角形缺口。器身施朱绘，多已脱落，仅腹部隐约可见卷云纹，足部隐约可见蝉纹（图13）。
7.陶鉴
《说文解字》：“鉴，大盆也。”鉴是水器，还可作镜子使用或盛冰器皿，也用于沐浴。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初为陶质，春秋中期出现青铜鉴，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样式有双耳平底式、四耳平底式、四耳圈足式等。
16号墓共出土陶鉴4件，形制大致相同。最大的通宽94、直径77、高46.5厘米。大口，曲壁，圜底，圈足。腹壁上部附对称的四个兽面耳，兽面为饕餮，亦与九鼎足部纹饰相似。耳间饰对称的夔龙纹钮四个。周身饰五组花纹，第一组为刻划的山形纹，第二到第五组为印制的雷纹、蟠螭纹、双凤垂叶纹（图14）。
8.陶罐
罐是盛酒或水的大口器皿，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为陶制。器型稍矮，直领，宽肩，圆腹，平底。墓中出土陶罐5件。其中带流陶罐1件，通高32.7、通宽36、口径17.1、底径19.2厘米。平唇，短颈，腹部圆鼓，圈足，罐口有一半筒状流，肩部两侧各附一虎形把手，虎作回首翘尾状。器身施朱绘，多已脱落，仅肩腹部隐约可见三角云纹、卷云纹（图15）。
另有一陶罐高36.5、口径20.2、腹径39.6、底径17.7厘米。口微外侈，短颈，宽肩，腹部略鼓，平底微内凹。肩部两侧附兽面衔环，兽面作羊首状。罐身施朱绘，有斜角云纹、卷云纹、三角云纹等（图16）。
9.陶匜
匜为水器，敞口，弧壁，平底，有的底有三足，前有流，后有泥条状把。16号墓中出土陶匜2件，通高16.8、宽约30厘米。口平视，呈瓢形，一侧有半筒状流，另一侧有飞凤形把手（图17）。
10.陶编镈、编钟
西周以来，礼乐制度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权贵阶层努力借助钟磬等张扬其权势与地位。金石之乐不仅出现在上层社会的祭天祀神、筵宴享乐活动中，而且他们希望死后依然能得到这般礼遇，从燕下都这一批陶乐器可窥见一斑。
编镈，因体形硕大而有特钟之意。《周礼·春官》称“镈师掌金奏之鼓”。郑玄注 ：“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与镈。”另据《周礼·小胥》孔疏 ：“天子、诸侯、悬皆有镈。”乐悬制度中，镈的使用体现着主人身份等级。燕下都出土这套镈，明示了墓主“燕侯”尊贵的社会地位。编钟与编镈形制相同，唯体形较小。镈主要充作低音和声，而编钟枚短声高，擅长高音。
16号墓中出土编镈10件，通高30—60、宽28—40.7厘米，为双夔龙盘绕，作对峙状，篆册两层均为素面，篆册上下及两篆间各附三个圆形钟乳，共12组36枚，鼓面，无纹饰，钟口作拱形。编钟共9件，钮为半椭圆形，除钮外与编镈完全一样，惟形制较小（图18、19）。
11.陶甬钟
甬钟也属打击乐器类，合瓦形结构，因最上面的平面“舞部”之上立有“甬柱”区别于舞部上立有悬钮的钮钟而得名。甬钟声音稍低，适合作次中音。16号墓中出土甬钟16件，通高40—54、通宽16—29厘米。长柄双旋，舞素面，篆册两层均无纹饰，篆册上下及两篆间，每层各附三个圆头短柱状钟乳，共12组36枚，鼓面，无纹饰，钟口作拱形（图20、21）。
12.石编磬
编磬是打击乐器的一种，用石或玉制作，长条曲尺形，弯折处有一孔，按音色的高低顺序悬挂在架上，3到16枚不等为一套，多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磬的音声“既和且平”，余音较短，音色清脆，有较好的穿透力。燕下都16号墓出土一套石编磬，共15件，大小相次，通长32—71、通宽12—28厘米。石质坚硬，红褐色，属板岩类。由于墓室上部填土塌陷，大部分被砸碎，音律已失（图22）。
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4—6公里，占地约3500万平方米，是现存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分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等五个部分，文化遗存相当丰富，保存较好。西城为防御性的附城，遗存较少。其中，东城东北部的宫殿区现存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老爷庙台、路家台、小平台等夯土台基十余座。整个遗址布局清晰，气势恢宏，充分反映了燕国封建政治权力的强盛。
遗址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遗物，如精美绝伦、图案丰富的瓦当，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金饰件，举世罕见、造型巧妙的铜铺首衔环等，为我们科学严谨地研究、定位燕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九女台16号墓出土的成组的陶鼎、陶簋、陶编钟、陶壶、陶豆等大型礼器。
商周时期，为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某种特殊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这些器物多由青铜制造，又称“青铜礼器”。综观这些陶礼器，不论器型还是纹饰，完全仿制青铜礼器，并雕饰、彩绘各种图案，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中国的青铜器文化，形成于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器型较少，多为日常工具和生活类。鼎盛于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主要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明器，代表了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转变于战国末期到秦汉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逐步被铁器取代，由原来礼乐、祭祀、兵器等转变成日常用具，器型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九女台16号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期，正值青铜礼器逐渐式微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批陶礼器是青铜礼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
这些造型浑厚的陶器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燕国的礼制。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王室衰败，各国割据，征战不断。因此，燕国陶鼎、陶簋、陶豆等礼器数量的使用均有僭越，这种行为虽然是对王权的漠视，却也反映了燕国位列“七雄”的地位与辉煌。尽管如此，泱泱大国，在内部无明君良将、外围孤立无援的忧患下，在大一统的历史潮流面前，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国所灭。王朝背影，无不掩映着挽回尊严的落寞与无奈，笼罩着无尽的悲壮与凄凉。
下面，笔者将其中精品介绍如下，以供读者鉴赏。
1.九鼎
陶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重要的炊具，为蒸煮用的器物。《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作为礼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夏代，传说“夏禹铸九鼎，用象九州”，逐渐成为象征威严和权力的国家重器，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周礼》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只有天子在礼仪活动中使用九鼎，象征神圣的王权，并依次盛放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可见，鼎是一邦、一族、一国中“别上下，明贵贱”的重要礼器。早期的陶鼎为圆腹三足，夏商时期发展为用青铜铸造，一般分为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
16号墓出土的这九件陶鼎，僭越天子之制（图1）。形制相同，由大到小成为一列，应为列鼎。通高45—51.5、直径51—63厘米。鼎口部内敛，直唇，可扣盖。鼎盖扁圆，上附三耳，耳间各有一条凸起的出戟纹，盖面刻划有七周綯索纹。鼎身刻划三组纹饰，口沿下部及腹部各有一组飞虎纹，飞虎纹之间有附加的圆饼，圆饼上刻有圆涡纹，腹下部刻划垂叶纹。鼎有三个兽面蹄形足，兽首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怪兽——饕餮，饕餮纹是燕国最具代表性的纹饰，面部结构紧凑，特点鲜明，层次清晰，宽眉巨目，凶猛无比。
鼎身纹饰一丝不苟，可以想象当时工匠在制作器物时的虔诚与认真，精美灵巧的纹饰与威严敦厚的外形对比鲜明却又相得益彰。然而，正是这浑厚恢弘的气势与精益求精的纹饰，更加凸显了政权的没落（图2）。
2.八簋
《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等饭食，与鼎配套使用，也是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之一。《礼记》：“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青铜簋出现在商代中期，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以后很少见到。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西周时期，簋的形式有较多的发展，可分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
八件陶簋僭越礼制（图3），形制相同，通高51.5、通宽41—43厘米。为方口，直唇，鼓腹，平底，方座。有方盖作复斗状，上附方形把手，四抹角处各附一卧兽。卧兽为虎形，虎头朝下，一双眼睛注视四周，身子呈蹲坐状，仿佛故作休息以迷惑猎物，又仿佛随时对周围猎物发起猛烈攻击。腿部线条流畅，臀部圆润可人，肌肉感极强。方座四面中部各凸起一条出戟纹，座顶部四角附有阶梯状装饰。腹部两侧附高冠兽头把手。全身施卷云纹、鳞纹图案的朱绘，因年代久远，多脱落。陶簋方座方盖，端庄大方，气象威严（图4）。
3.小陶鼎、陶匕
小鼎共14件，通高12—14、口径13—14厘米。口微内敛，平唇沿上有一凹槽，无耳，鼓腹，三足各作兽面蹄形，兽面为饕餮，与九鼎足部纹饰非常相似。颈间有凸弦纹一周，器身素面磨光。小鼎配有陶匕，通长19—20厘米，匕端呈尖桃形，手柄细长，剖面呈三角形，上刻綯索纹。小鼎与匕配套使用，相当于现在用的碗和匙（图5）。
4.陶豆
豆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为陶制，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盛于商周。《说文解字》：“豆，古食肉器也。”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副食，后来演变成灯具，始终是祭祀礼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通常成对出现。《礼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二。”早期陶豆只是盛食器，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后来，贵族阶层专用来盛放佐餐的食物，豆盘逐渐变小变浅，多为浅盘、浅钵形，高圈足，圈足多为喇叭形，或有盖。 16号墓共出土陶豆26件，僭越天子之制。其中陶盖豆14件，形制相同，通高38—40、腹径18—19厘米。小口，短颈，上附盖，盖上有束腰式把手。鼓腹，略扁圆，细柄，喇叭形圈足。盖面刻划两周交叉的S形纹饰，肩部和腹部有两组叠间的山形纹，中间加一组涡纹，圈足上刻划两组山形纹（图6、7）。
陶方豆，共10件，形制相同，通高32—33、通宽30—31厘米。豆盘呈方形，敞口，唇外侈，无盖，盘左右两侧有象首环耳，前后各有一象鼻形钮，高柄，方座。器身有朱绘纹饰，多已脱落（图8）。
陶高足豆1件，高52.2、口径21、圈足径18厘米。口内敛，直唇，鼓腹而深，盖作半球状，侧附两环耳，上有三钮，腹部两侧各有一环耳，细柄略长，喇叭形圈足。器身有朱绘纹饰，多已脱落，仅腹、柄、足部隐约可见卷云纹饰（图9）。
5.陶壶
壶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为陶制，商代多为青铜铸造，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说文解字》：“壶，昆吾圆器也。”用于盛放酒或水，后来演变为专用酒器，也是祭祀时重要的器物。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很多，大致有圆形、方形、扁圆形、八角形、弧形等。目前出土资料证明，圆壶出现最早，方壶偏晚，扁壶尤晚。多为深腹敛口，有耳、盖及圈足。
16号墓中出土壶11件，其中圆壶4件，形制相同，通高70.2、口径18.5、腹径44、圈足直径25厘米。口外敞，腹部圆鼓，颈部略高。附盖，盖面有对称的四个鸟形钮，并绘朱色卷云纹。腹部两侧各附一兽面衔环，满施三角云纹、鳞纹、锐角云纹、雷纹等图案的朱绘（图10）。
方壶共6件，形制相同，高81—83、腹径34—38厘米。方形口，微外侈，长颈，方形圈足。四面附兽耳衔环，四面抹角处各有一卧虎附于其上，虎呈蹲坐状，回首翘尾，与陶簋上虎的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方形盖，盖钮由八个盛开的莲瓣组成。壶身施朱绘，盖、颈、腹和足部均绘卷云纹饰，多已脱落（图11、12）。
6.陶盨
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说文解字》：“盨，盨，负载器也。”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用途与簋相同。多为椭圆口，有盖，两耳，圈足或四足。
16号墓中出土陶盨2件，形制相同，通长36.5、通宽19、通高16厘米。整体呈椭圆形，直唇，口内敛，腹略鼓，有高约6厘米的圈足。近口处左右两侧各有一兽面耳，圈足前后各有一个三角形缺口。器身施朱绘，多已脱落，仅腹部隐约可见卷云纹，足部隐约可见蝉纹（图13）。
7.陶鉴
《说文解字》：“鉴，大盆也。”鉴是水器，还可作镜子使用或盛冰器皿，也用于沐浴。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初为陶质，春秋中期出现青铜鉴，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样式有双耳平底式、四耳平底式、四耳圈足式等。
16号墓共出土陶鉴4件，形制大致相同。最大的通宽94、直径77、高46.5厘米。大口，曲壁，圜底，圈足。腹壁上部附对称的四个兽面耳，兽面为饕餮，亦与九鼎足部纹饰相似。耳间饰对称的夔龙纹钮四个。周身饰五组花纹，第一组为刻划的山形纹，第二到第五组为印制的雷纹、蟠螭纹、双凤垂叶纹（图14）。
8.陶罐
罐是盛酒或水的大口器皿，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为陶制。器型稍矮，直领，宽肩，圆腹，平底。墓中出土陶罐5件。其中带流陶罐1件，通高32.7、通宽36、口径17.1、底径19.2厘米。平唇，短颈，腹部圆鼓，圈足，罐口有一半筒状流，肩部两侧各附一虎形把手，虎作回首翘尾状。器身施朱绘，多已脱落，仅肩腹部隐约可见三角云纹、卷云纹（图15）。
另有一陶罐高36.5、口径20.2、腹径39.6、底径17.7厘米。口微外侈，短颈，宽肩，腹部略鼓，平底微内凹。肩部两侧附兽面衔环，兽面作羊首状。罐身施朱绘，有斜角云纹、卷云纹、三角云纹等（图16）。
9.陶匜
匜为水器，敞口，弧壁，平底，有的底有三足，前有流，后有泥条状把。16号墓中出土陶匜2件，通高16.8、宽约30厘米。口平视，呈瓢形，一侧有半筒状流，另一侧有飞凤形把手（图17）。
10.陶编镈、编钟
西周以来，礼乐制度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权贵阶层努力借助钟磬等张扬其权势与地位。金石之乐不仅出现在上层社会的祭天祀神、筵宴享乐活动中，而且他们希望死后依然能得到这般礼遇，从燕下都这一批陶乐器可窥见一斑。
编镈，因体形硕大而有特钟之意。《周礼·春官》称“镈师掌金奏之鼓”。郑玄注 ：“金奏，击金以为奏乐之节，金谓钟与镈。”另据《周礼·小胥》孔疏 ：“天子、诸侯、悬皆有镈。”乐悬制度中，镈的使用体现着主人身份等级。燕下都出土这套镈，明示了墓主“燕侯”尊贵的社会地位。编钟与编镈形制相同，唯体形较小。镈主要充作低音和声，而编钟枚短声高，擅长高音。
16号墓中出土编镈10件，通高30—60、宽28—40.7厘米，为双夔龙盘绕，作对峙状，篆册两层均为素面，篆册上下及两篆间各附三个圆形钟乳，共12组36枚，鼓面，无纹饰，钟口作拱形。编钟共9件，钮为半椭圆形，除钮外与编镈完全一样，惟形制较小（图18、19）。
11.陶甬钟
甬钟也属打击乐器类，合瓦形结构，因最上面的平面“舞部”之上立有“甬柱”区别于舞部上立有悬钮的钮钟而得名。甬钟声音稍低，适合作次中音。16号墓中出土甬钟16件，通高40—54、通宽16—29厘米。长柄双旋，舞素面，篆册两层均无纹饰，篆册上下及两篆间，每层各附三个圆头短柱状钟乳，共12组36枚，鼓面，无纹饰，钟口作拱形（图20、21）。
12.石编磬
编磬是打击乐器的一种，用石或玉制作，长条曲尺形，弯折处有一孔，按音色的高低顺序悬挂在架上，3到16枚不等为一套，多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磬的音声“既和且平”，余音较短，音色清脆，有较好的穿透力。燕下都16号墓出土一套石编磬，共15件，大小相次，通长32—71、通宽12—28厘米。石质坚硬，红褐色，属板岩类。由于墓室上部填土塌陷，大部分被砸碎，音律已失（图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