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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试图从庞培散文的繁复叙述中，寻找到某种根由性的创作渊源，犹如面对遮天蔽日的庞大树冠，寻索撑展开枝繁叶茂的那柱树干，并且，还得探究它隐匿不显的地下根系。我相信：在庞培繁复得时常密不透风的叙述内里，必定支张着某种隐秘逻辑，就像经络支张于身体内部。
我所追寻的即是：庞培散文的叙述逻辑。
日常生活的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无疑是庞培散文的突出显相。这位外形壮硕的粗犷汉子，其文字表述却迷恋于日常生活的细关末节，日常片段与细节时常铺排而来，遍地漫流，有时稠密到几令读者眩晕的地步——而庞培本人全然不顾，或者浑然不察，他沉迷于对日常片段与细节的记忆和叙说中，就像一位沉默而勤奋的工匠，埋首于手头的工艺和活计。
《低语》的叙述具有散文诗的质地，它显然领受着法兰西大师波特莱尔的恩赐，追求《巴黎的忧郁》式的风格与韵致。庞培择取“木工间”“白粉墙”“镜框”这样的日常生活景象，或者“银手镯”“黄酒”一类日常生活物件，还有“春”“雾”“雪”“惊蛰”等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的自然元素，它们随意布排、片段接续的文本形制，呈现着日常生活的丰富景象。庞培在此充分展示其细节描述的才分，他对日常细节的表现功力，使其文字表达具有静物画一般的视觉效果——比如，他这样描述一位画家的“画室”：
这是一间黑洞洞的屋子，跟外面的秋天的夜不一样，是那种孤苦、局促，有一种烘烤过的湿木头味道的那种黑。地板上，一面画夹怯生生地靠墙放着，地下全是歪歪斜斜软管的颜料。大多是靛蓝色、黄色，个别有些红色，让人觉得特别不放心。……我站在这间画室里，室内的其他物件，桌子、凳子、床、墙上的一把吉他（破的）、地上的颜料管、画布，此刻仿佛也突然振作起了精神，屏息静听这开门之后的大地的声音。我站在画室中央，几乎能感到空寥的秋夜里月亮的位置（在我肩背后上方）。
画夹、颜料管、桌子、床等可视性物件，构成画室独特的静物空间。不同于静物画单纯的形、色表达，庞培对物的文字临摹，渗透着对物的主体体验，有关“孤苦”“局促”“味道”“怯生生”“特别不放心”“突然振作起了精神”之类表达，无不表述着观照主体的情感—心理反应，而所谓“大地的声音”，则更涉及某种幽玄的心灵感应。因此，庞培的日常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实际是经验—体验的共同体。
他不仅从不遮掩、节制对日常景象及物件的主体感受，甚而时常将主观命意赋予叙述客体;他总是力图从日常片段与细节中掘见深在意蕴，或者干脆投射进他自己的主观命意——意义的追求与表现，遂成其日常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之用意所在、用心所系。他从“老祖母留下的一只饱经人世沧桑的银手镯”上，想见“上一世纪的爱情、婚姻”，“多少发丝，多少清晨的梳妆、长夜的温情，多少薄命的吻、相亲的肌肤，遗落在这只小小的银手镯里面，在它的工艺、成色里面沉淀有怎样的人的凄苦和笑语。”他从“散见于江浙一带和长江流域的乡里民间”的黄酒中，品咂出滋味深长的文化蕴涵，其想象由“黄酒味道”一路延展、攀升，最终，一杯黄酒在他的叙述中飘溢出郁勃而绵长的文化气息——
黄酒带有中国古代社会和文明、底层人生活、穷人的命的性格。它的酒精成分里带有某种中国哲学里特有的顺从、宽厚、无奈和苦难意识，甚至它的幽默感以及旧的、已经有点破烂不堪的时间意识。
结论：黄酒里有着一个民族的死亡观念和它的生存观念。
二
庞培一定深切感受到“凡俗琐事”的围困，其散文叙述中连篇累牍、密如稠雨浓雾的繁复细节，正是“凡俗琐事”对他心理围困的叙述表征，他一定朦胧而又强烈地感受到个体生命被无穷无尽的“凡俗琐事”层层叠叠地包围着。在《五种回忆》里，他这样叙述县城“收购站”：“那里面通常是一块黑压压、堆满各种垃圾的空地。那里的墙、柜台、算盘、磅秤——都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角落里、后面院子里，成麻袋成麻袋地堆着破瓶：酒瓶、药瓶。还有旧报纸、铁、铜、铅皮、铅丝、旧衣服”。在《童年册页》中，他叙述县城“浮桥码头”咸带鱼上岸的情景：“不怕死的苍蝇四处飞来绕去地跟踪”“蚊虫、白色蛆虫，加上咸带鱼身上几近腐烂的白皑皑的肉汁水，淌得半条北门街到处腥臭，在热昼心，日头一晒，风吹雨淋的，久而久之，竟变成一种说不出道理来的莫名的馨香。”无论是视觉观照（“收购站”），抑或是嗅觉感受（“浮桥码头”），庞培的经验—体验均表现出受困于日常性的生命体征。
日常性围困的生命体征，与作家的时代处境之间实存某种深幽关联。我注意到——庞培散文叙述时常点明叙述对象的时空坐标，诸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1970年的夏天”“1970年的县城”之类时间性、区域性交代，无不标识着作者叙述对象的时空区间。而在《歌抄》“自序”中，他更是明确交代其散文叙述的时空背景——“‘文革’后期中国江南的县城街头”。并且，在某些场合，庞培叙述中不无时代政治气息的透露与传达，诸如“游行”“批斗会，学习班，车间里‘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以及检举揭发啦，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啦”之类政治气象的交代，透显着时代性的蛛丝马迹。甚而，在个别篇什中，他征用相当篇幅，铺排开对时代政治的直接描述，如《童年册页》之“27”，游街的车队、示众的人犯、围观的人众……凡此种种细部实描，构成“文革”年代“游街”场面的实景表现，庞培对此叙述既过程完整，又动感十足。
但总体而论，庞培散文的时代性叙述具有强劲的约束性与自制力。他在透露叙述对象时空区位的同时，无意就时代性内容展开铺陈，多是掀开一角，旋即闭合。他对时代政治的叙述节制得近于啬刻，多是点到为止，并不流连。而在叙述节制与回避间，其对“文革”时代政治的厌恶真切可辨——他厌恶得不屑于铺展，扭头别转，避开时代性铺陈，专注于日常性描述。因此，在我看来，庞培散文稠密的日常性描述，隐含着对时代性叙述的背弃，其更深潜的意义在于：对“文革”时代生活日常的关切，包含着对“文革”时代严峻政治的厌弃;日常性描述对时代性叙述的覆盖，不惟是一种题材选择，也不仅是一种书写策略，更表现着一种叙述立场，以日常性對抗时代性，既构成庞培散文叙述的隐形张力，也体现着其散文叙述的坚韧态度。 这一叙述态度包含文学流变的历史内涵。“后‘文革’时代”，浪漫政治的乌托邦情结渐趋消解，宏大叙事的文学神话与创作崇尚，渐为日常叙事的文学取向与创作趋向取替，时至20世纪90年代，日常叙事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反拨，业已成为文学叙述的时代流风。即此而言，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庞培的散文创作，其日常性描述的坚韧态度，实则反映着文学流变的时风取向，其对时代性叙述的厌弃与反拨，呼应着20世纪90年代文学叙述的流风——他一头扎入“20世纪70年代”“江南小县城”的日常人事中，漫游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验—体验里，在早年记忆里的河流中快意沉浮，犹如一位泳者在故乡的水流中流连忘返。
但更深在的问题是：避开宏大政治的时代性压抑，庞培又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围困;宏大叙事的庞阔压力消解之后，日常性描述遍地丛草般的“凡俗琐事”，构成对文学叙述的密集围困。“后‘文革’时代”的历史演进，赋予庞培规避时代性压抑的叙述权力，但他能否超越日常性叙述的陷阱？
这是庞培的叙述难题与困境。
三
庞培有关20世纪70年代小县城的人事叙述间，显然夹杂其个人生活境况与事象，前者具有地方志叙述的某些况味与意蕴，后者则具有个人史自述的内涵与特质。片段性的地方志式叙述，与断续性的个人史式自述，两者纠合交集，遂使庞培散文繁复叙述间隐约可识某种文体特征，犹如茂盛植被覆盖下，依旧可辨山势轮廓与走向。
庞培的个人史自述向我们呈示——20世纪70年代一座江南小县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他体验着那个时代普遍的穷困和贫乏：
家里粮食紧张，烧饭米不够，父亲就会悄悄乘长江轮船回趟老家。隔一天回来，总肩上掮半麻袋山芋或乡下特制的山芋干。山芋干抓一把在口袋上学，那是何等的奢侈激动。一路上心都要“怦怦”猛烈跳好几回，心想着男女同学满含羡慕心情的“回头率”。
他体会到父母养家糊口的艰难，体验着生计之艰涩。这是县城穷人家懂事的男孩，他很早就懂得分担——当然还只是些家庭事务的日常琐事，比如管理“煤炉”：“我对煤炉脾性的把握，也很在行”“無论是烧饭、通炉子、封炉门、生炉子，样样全精通”;多年以后，他依然颇有几分自豪地宣称：“每名家庭成员，对煤球炉上炉火的脾性大小揣摩熟习的程度，表明了他对于家庭的认知程度。”因为懂事，他少年老成、心智早熟、内心敏感，则在沉默寡言中滋长——一个沉默而懂事的早熟男孩，通常拥有敏感的内心世界：
人在那个年代里，被贫穷压得常常抬不起头，大气不敢喘一声。妈妈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这个表情。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妈妈在被窝里，一边因为要提醒什么的说着话，一边往被窝里缩的声音。家里人每个动静，我都听得清清爽爽。
贫穷的压力渗透至日常琐事及细节中，构成日常生活的压抑——“大气不敢喘一声”却将“家里人每个动静”都“听得清清爽爽”，分明是这种压力与压抑的细节表现，小心翼翼的日常生活紧绷着几乎一触即发的张力。
因此，我们看到：规避了“20世纪70年代”时代性叙述的庞培，却又受困于日常性重围。他既厌恶“20世纪70年代”时代政治的压抑与空洞，由此决意回避时代性宏大叙事的腔调与套数，却又身陷“20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贫穷而贫乏的实境中。日常性表象在其叙述中犹如荒野草木一般铺展，丰盛茂密。片段性与断续性交集形成的文体复沓性，恰是日常性围困的叙述表征。庞培本人必定感受到了日常性对叙述的压抑，因此，他力图从日常表象中挖掘出意义内涵，用以对抗、挣脱日常性围困。庞培自陈：他“感到宇宙之美深藏在一些凡俗琐事的深处。”或许，这可以作为其散文叙述意义追求的一则注脚：在庞培的创作意念中，“凡俗琐事”恰是“宇宙之美”的寄寓处所，日常性景象及物件中隐含着超越性意义与蕴涵，而文学叙述即是从“凡俗琐事”的细沙砾石中，搜寻“宇宙之美”的超越性意蕴，并且，将之从“深藏”状态敞亮开来。
的确，庞培的散文叙述具有敞亮意义的创作追求。他从一只银手镯想起“上一世纪的爱情、婚姻”，从江南“黄酒”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气息。而在某些叙述片段中，他力图揭见“凡俗琐事”中的诗意内存，比如：他由一只煮熟的山芋，闻到“弥散在空气里的那份沁甜”——“暖心贴肺的甜，剥开薄薄一层皮，山芋还一个劲往外冒热气呢，看上去傻傻地要冒很久”，“在价廉物美的山芋泡饭中体验到了那种凡俗人间其乐融融的乐趣”，而在月夜一片“捣衣声”中，他的想象诗意悠扬地飘荡开来——
我小辰光，看大人到河滩洗衣裳，岸的这头和岸的那一头，捣衣裳棒头在码头石板上相敲，一声声此起彼伏，那声音在花好月圆的夜里，一直震响到月亮上头，在迷蒙一片的月光深处久久回荡，如同树上的蝉鸣、瓦檐的露水、屋顶的炊烟气一样催人入眠，也跟古老中国乡间的稻柴香味相类似，捣衣裳棒头从黑黢黢的河水里拎起来，水簌落落滴淌在睡眠里，仿佛一支上古年代的音叉，棒头上同样由清芬喜人的水味道——在我，自然是小港口、闸桥河的味道了。
类似的意义追寻及诗意想象，使庞培的日常性描述获得了某些灵动蕴涵，并多少消解了些日常性压抑。或者说，意义追寻及诗意想象，使得庞培的某些日常叙述片段，获得了某种超越日常性的意蕴——这是庞培对抗日常性围困的叙述策略。
从规避政治性叙述而扎进日常性描述，并于日常性描述中追求超越性意蕴，这是庞培散文的基本叙述逻辑。自然，日常性描述中的诗意品鉴，委实表现着诗人庞培散文书写的才分与品相。但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庞培对“20世纪70年代”江南小县城人事的叙述，虽有追求意义表达的主体意欲，但从“凡俗琐事”演绎、抽象出的意义内涵，总体而言在叙述中尚呈现着散在状态，而缺乏整体认知的品质。因为缺乏具有贯穿性和穿透力的整体认知与全局统照，庞培的“20世纪70年代”书写便缺少主体精神的凝聚和提炼，其叙述的片段性与断续性，虽表现着某种文体的特殊性，却也是整体认知薄弱的结构症状。
因此，我对庞培的散文叙述，留有一份更高的期待：它们既有丰盛茂密的日常表象，同时，其枝繁叶茂的日常性又为某种统摄性的整体精神贯穿，犹如一束光源，敞亮所有枝叶——那应该是一种更深邃的意义追求，是一位作家对一个时代的日常性的精神俯瞰，它是一种更高的散文叙述境界。
我试图从庞培散文的繁复叙述中，寻找到某种根由性的创作渊源，犹如面对遮天蔽日的庞大树冠，寻索撑展开枝繁叶茂的那柱树干，并且，还得探究它隐匿不显的地下根系。我相信：在庞培繁复得时常密不透风的叙述内里，必定支张着某种隐秘逻辑，就像经络支张于身体内部。
我所追寻的即是：庞培散文的叙述逻辑。
日常生活的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无疑是庞培散文的突出显相。这位外形壮硕的粗犷汉子，其文字表述却迷恋于日常生活的细关末节，日常片段与细节时常铺排而来，遍地漫流，有时稠密到几令读者眩晕的地步——而庞培本人全然不顾，或者浑然不察，他沉迷于对日常片段与细节的记忆和叙说中，就像一位沉默而勤奋的工匠，埋首于手头的工艺和活计。
《低语》的叙述具有散文诗的质地，它显然领受着法兰西大师波特莱尔的恩赐，追求《巴黎的忧郁》式的风格与韵致。庞培择取“木工间”“白粉墙”“镜框”这样的日常生活景象，或者“银手镯”“黄酒”一类日常生活物件，还有“春”“雾”“雪”“惊蛰”等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的自然元素，它们随意布排、片段接续的文本形制，呈现着日常生活的丰富景象。庞培在此充分展示其细节描述的才分，他对日常细节的表现功力，使其文字表达具有静物画一般的视觉效果——比如，他这样描述一位画家的“画室”：
这是一间黑洞洞的屋子，跟外面的秋天的夜不一样，是那种孤苦、局促，有一种烘烤过的湿木头味道的那种黑。地板上，一面画夹怯生生地靠墙放着，地下全是歪歪斜斜软管的颜料。大多是靛蓝色、黄色，个别有些红色，让人觉得特别不放心。……我站在这间画室里，室内的其他物件，桌子、凳子、床、墙上的一把吉他（破的）、地上的颜料管、画布，此刻仿佛也突然振作起了精神，屏息静听这开门之后的大地的声音。我站在画室中央，几乎能感到空寥的秋夜里月亮的位置（在我肩背后上方）。
画夹、颜料管、桌子、床等可视性物件，构成画室独特的静物空间。不同于静物画单纯的形、色表达，庞培对物的文字临摹，渗透着对物的主体体验，有关“孤苦”“局促”“味道”“怯生生”“特别不放心”“突然振作起了精神”之类表达，无不表述着观照主体的情感—心理反应，而所谓“大地的声音”，则更涉及某种幽玄的心灵感应。因此，庞培的日常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实际是经验—体验的共同体。
他不仅从不遮掩、节制对日常景象及物件的主体感受，甚而时常将主观命意赋予叙述客体;他总是力图从日常片段与细节中掘见深在意蕴，或者干脆投射进他自己的主观命意——意义的追求与表现，遂成其日常片段叙述与细节描述之用意所在、用心所系。他从“老祖母留下的一只饱经人世沧桑的银手镯”上，想见“上一世纪的爱情、婚姻”，“多少发丝，多少清晨的梳妆、长夜的温情，多少薄命的吻、相亲的肌肤，遗落在这只小小的银手镯里面，在它的工艺、成色里面沉淀有怎样的人的凄苦和笑语。”他从“散见于江浙一带和长江流域的乡里民间”的黄酒中，品咂出滋味深长的文化蕴涵，其想象由“黄酒味道”一路延展、攀升，最终，一杯黄酒在他的叙述中飘溢出郁勃而绵长的文化气息——
黄酒带有中国古代社会和文明、底层人生活、穷人的命的性格。它的酒精成分里带有某种中国哲学里特有的顺从、宽厚、无奈和苦难意识，甚至它的幽默感以及旧的、已经有点破烂不堪的时间意识。
结论：黄酒里有着一个民族的死亡观念和它的生存观念。
二
庞培一定深切感受到“凡俗琐事”的围困，其散文叙述中连篇累牍、密如稠雨浓雾的繁复细节，正是“凡俗琐事”对他心理围困的叙述表征，他一定朦胧而又强烈地感受到个体生命被无穷无尽的“凡俗琐事”层层叠叠地包围着。在《五种回忆》里，他这样叙述县城“收购站”：“那里面通常是一块黑压压、堆满各种垃圾的空地。那里的墙、柜台、算盘、磅秤——都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角落里、后面院子里，成麻袋成麻袋地堆着破瓶：酒瓶、药瓶。还有旧报纸、铁、铜、铅皮、铅丝、旧衣服”。在《童年册页》中，他叙述县城“浮桥码头”咸带鱼上岸的情景：“不怕死的苍蝇四处飞来绕去地跟踪”“蚊虫、白色蛆虫，加上咸带鱼身上几近腐烂的白皑皑的肉汁水，淌得半条北门街到处腥臭，在热昼心，日头一晒，风吹雨淋的，久而久之，竟变成一种说不出道理来的莫名的馨香。”无论是视觉观照（“收购站”），抑或是嗅觉感受（“浮桥码头”），庞培的经验—体验均表现出受困于日常性的生命体征。
日常性围困的生命体征，与作家的时代处境之间实存某种深幽关联。我注意到——庞培散文叙述时常点明叙述对象的时空坐标，诸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1970年的夏天”“1970年的县城”之类时间性、区域性交代，无不标识着作者叙述对象的时空区间。而在《歌抄》“自序”中，他更是明确交代其散文叙述的时空背景——“‘文革’后期中国江南的县城街头”。并且，在某些场合，庞培叙述中不无时代政治气息的透露与传达，诸如“游行”“批斗会，学习班，车间里‘大干快上’的劳动竞赛，以及检举揭发啦，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啦”之类政治气象的交代，透显着时代性的蛛丝马迹。甚而，在个别篇什中，他征用相当篇幅，铺排开对时代政治的直接描述，如《童年册页》之“27”，游街的车队、示众的人犯、围观的人众……凡此种种细部实描，构成“文革”年代“游街”场面的实景表现，庞培对此叙述既过程完整，又动感十足。
但总体而论，庞培散文的时代性叙述具有强劲的约束性与自制力。他在透露叙述对象时空区位的同时，无意就时代性内容展开铺陈，多是掀开一角，旋即闭合。他对时代政治的叙述节制得近于啬刻，多是点到为止，并不流连。而在叙述节制与回避间，其对“文革”时代政治的厌恶真切可辨——他厌恶得不屑于铺展，扭头别转，避开时代性铺陈，专注于日常性描述。因此，在我看来，庞培散文稠密的日常性描述，隐含着对时代性叙述的背弃，其更深潜的意义在于：对“文革”时代生活日常的关切，包含着对“文革”时代严峻政治的厌弃;日常性描述对时代性叙述的覆盖，不惟是一种题材选择，也不仅是一种书写策略，更表现着一种叙述立场，以日常性對抗时代性，既构成庞培散文叙述的隐形张力，也体现着其散文叙述的坚韧态度。 这一叙述态度包含文学流变的历史内涵。“后‘文革’时代”，浪漫政治的乌托邦情结渐趋消解，宏大叙事的文学神话与创作崇尚，渐为日常叙事的文学取向与创作趋向取替，时至20世纪90年代，日常叙事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反拨，业已成为文学叙述的时代流风。即此而言，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庞培的散文创作，其日常性描述的坚韧态度，实则反映着文学流变的时风取向，其对时代性叙述的厌弃与反拨，呼应着20世纪90年代文学叙述的流风——他一头扎入“20世纪70年代”“江南小县城”的日常人事中，漫游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验—体验里，在早年记忆里的河流中快意沉浮，犹如一位泳者在故乡的水流中流连忘返。
但更深在的问题是：避开宏大政治的时代性压抑，庞培又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围困;宏大叙事的庞阔压力消解之后，日常性描述遍地丛草般的“凡俗琐事”，构成对文学叙述的密集围困。“后‘文革’时代”的历史演进，赋予庞培规避时代性压抑的叙述权力，但他能否超越日常性叙述的陷阱？
这是庞培的叙述难题与困境。
三
庞培有关20世纪70年代小县城的人事叙述间，显然夹杂其个人生活境况与事象，前者具有地方志叙述的某些况味与意蕴，后者则具有个人史自述的内涵与特质。片段性的地方志式叙述，与断续性的个人史式自述，两者纠合交集，遂使庞培散文繁复叙述间隐约可识某种文体特征，犹如茂盛植被覆盖下，依旧可辨山势轮廓与走向。
庞培的个人史自述向我们呈示——20世纪70年代一座江南小县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他体验着那个时代普遍的穷困和贫乏：
家里粮食紧张，烧饭米不够，父亲就会悄悄乘长江轮船回趟老家。隔一天回来，总肩上掮半麻袋山芋或乡下特制的山芋干。山芋干抓一把在口袋上学，那是何等的奢侈激动。一路上心都要“怦怦”猛烈跳好几回，心想着男女同学满含羡慕心情的“回头率”。
他体会到父母养家糊口的艰难，体验着生计之艰涩。这是县城穷人家懂事的男孩，他很早就懂得分担——当然还只是些家庭事务的日常琐事，比如管理“煤炉”：“我对煤炉脾性的把握，也很在行”“無论是烧饭、通炉子、封炉门、生炉子，样样全精通”;多年以后，他依然颇有几分自豪地宣称：“每名家庭成员，对煤球炉上炉火的脾性大小揣摩熟习的程度，表明了他对于家庭的认知程度。”因为懂事，他少年老成、心智早熟、内心敏感，则在沉默寡言中滋长——一个沉默而懂事的早熟男孩，通常拥有敏感的内心世界：
人在那个年代里，被贫穷压得常常抬不起头，大气不敢喘一声。妈妈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这个表情。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妈妈在被窝里，一边因为要提醒什么的说着话，一边往被窝里缩的声音。家里人每个动静，我都听得清清爽爽。
贫穷的压力渗透至日常琐事及细节中，构成日常生活的压抑——“大气不敢喘一声”却将“家里人每个动静”都“听得清清爽爽”，分明是这种压力与压抑的细节表现，小心翼翼的日常生活紧绷着几乎一触即发的张力。
因此，我们看到：规避了“20世纪70年代”时代性叙述的庞培，却又受困于日常性重围。他既厌恶“20世纪70年代”时代政治的压抑与空洞，由此决意回避时代性宏大叙事的腔调与套数，却又身陷“20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贫穷而贫乏的实境中。日常性表象在其叙述中犹如荒野草木一般铺展，丰盛茂密。片段性与断续性交集形成的文体复沓性，恰是日常性围困的叙述表征。庞培本人必定感受到了日常性对叙述的压抑，因此，他力图从日常表象中挖掘出意义内涵，用以对抗、挣脱日常性围困。庞培自陈：他“感到宇宙之美深藏在一些凡俗琐事的深处。”或许，这可以作为其散文叙述意义追求的一则注脚：在庞培的创作意念中，“凡俗琐事”恰是“宇宙之美”的寄寓处所，日常性景象及物件中隐含着超越性意义与蕴涵，而文学叙述即是从“凡俗琐事”的细沙砾石中，搜寻“宇宙之美”的超越性意蕴，并且，将之从“深藏”状态敞亮开来。
的确，庞培的散文叙述具有敞亮意义的创作追求。他从一只银手镯想起“上一世纪的爱情、婚姻”，从江南“黄酒”中体味到中国文化的气息。而在某些叙述片段中，他力图揭见“凡俗琐事”中的诗意内存，比如：他由一只煮熟的山芋，闻到“弥散在空气里的那份沁甜”——“暖心贴肺的甜，剥开薄薄一层皮，山芋还一个劲往外冒热气呢，看上去傻傻地要冒很久”，“在价廉物美的山芋泡饭中体验到了那种凡俗人间其乐融融的乐趣”，而在月夜一片“捣衣声”中，他的想象诗意悠扬地飘荡开来——
我小辰光，看大人到河滩洗衣裳，岸的这头和岸的那一头，捣衣裳棒头在码头石板上相敲，一声声此起彼伏，那声音在花好月圆的夜里，一直震响到月亮上头，在迷蒙一片的月光深处久久回荡，如同树上的蝉鸣、瓦檐的露水、屋顶的炊烟气一样催人入眠，也跟古老中国乡间的稻柴香味相类似，捣衣裳棒头从黑黢黢的河水里拎起来，水簌落落滴淌在睡眠里，仿佛一支上古年代的音叉，棒头上同样由清芬喜人的水味道——在我，自然是小港口、闸桥河的味道了。
类似的意义追寻及诗意想象，使庞培的日常性描述获得了某些灵动蕴涵，并多少消解了些日常性压抑。或者说，意义追寻及诗意想象，使得庞培的某些日常叙述片段，获得了某种超越日常性的意蕴——这是庞培对抗日常性围困的叙述策略。
从规避政治性叙述而扎进日常性描述，并于日常性描述中追求超越性意蕴，这是庞培散文的基本叙述逻辑。自然，日常性描述中的诗意品鉴，委实表现着诗人庞培散文书写的才分与品相。但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庞培对“20世纪70年代”江南小县城人事的叙述，虽有追求意义表达的主体意欲，但从“凡俗琐事”演绎、抽象出的意义内涵，总体而言在叙述中尚呈现着散在状态，而缺乏整体认知的品质。因为缺乏具有贯穿性和穿透力的整体认知与全局统照，庞培的“20世纪70年代”书写便缺少主体精神的凝聚和提炼，其叙述的片段性与断续性，虽表现着某种文体的特殊性，却也是整体认知薄弱的结构症状。
因此，我对庞培的散文叙述，留有一份更高的期待：它们既有丰盛茂密的日常表象，同时，其枝繁叶茂的日常性又为某种统摄性的整体精神贯穿，犹如一束光源，敞亮所有枝叶——那应该是一种更深邃的意义追求，是一位作家对一个时代的日常性的精神俯瞰，它是一种更高的散文叙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