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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脑写书了，有的人就怀念起手稿的龙飞凤舞；用E-mail传情了，有的人就怀念起云中雁寄的锦字；用短信拜年了，有的人就怀念起电话里温柔的人声来。终于，当我们不用卷着书页而在网上看书了，对借书卡这方小小纸片的怀念又悠悠地荡漾开来。
谈起借书卡，最为小布、小波或小波布们津津乐道的当然是岩井俊二的《情书》，白色的窗帘随风飞扬，女孩般秀美的柏原崇令人砰然心动。藤井树的旋风，飘荡在啡色的书屋，散落在逝去的记忆。追忆似水年华，借书卡背后的素像依然袅袅娉婷，哪有比这更令人伤感情旧的了?
我的朋友松鼠在中学时是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她说曾经看见惟一一套武侠小说的图书卡上有好几个老师的名字，甚至琼瑶阿姨的书卡上还有平时一本正经、年届花甲的数学老师的名字，让我们对“大熊老师”肃然起敬!
我没有藤井小姐或松鼠的经历，所以既没有年轻的男孩因此爱上我，也没有挖掘到校园风云人物的秘史。当时不过看了些《福尔摩斯探案集》什么的，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炫耀，却也意外找到一两个同道，虽然没有变成工藤新一或成立少年侦探所，却被介绍给比利时小人波罗，一起融融地消磨了许多学生时代的黄昏。想来还是借书卡的缘分。
有不少男生争着借新书，只是为了在借书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他们眼中俨然成了一种光荣的标识。然而，借书卡不仅仅是小孩子自我炫耀的本钱。在小小的借书卡上，可以看到一本书在某个图书馆中辗转的历史。有的书卡上写满了借阅者的名字，有的书卡等到纸张泛黄还是黄纸一张；有的书卡相邻的登记记录相差好几年，在长期的无人问津后突然火爆起来，有的书在广受欢迎之后风光不再，卡上的人名嘎然而止，其中的“世态炎凉”与人世变迁也不无相通之处。还有些书只在每年的某一特定时段被人借阅，那是一届届的学生为了完成某项作业而去拜访它们。细细想来，难免会生出些许“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
现在终于连借书卡本身也“物非”了。我已经不知道上海图书馆的卡片检索柜在哪儿了，书后的纸带也早已销声匿迹。学校图书馆里还有些已经无用的借书卡，默默地插在封底的小袋子里，反正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人想到要去处理它们。有时无意间看到上面几年前的借阅记录，也会触动某根神经。我很想知道那个借了Knox的《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的“田园”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本从精神分析角度撰写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英文传记，还被续借了一次，当时续借可不是现在点击一下这么简单的。如果看的是一本少人问津却颇合自己胃口的书，那么或许会产生了解一下在自己之前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的冲动，冲动不一定需要付之于行动，有时感触本身就是美妙的。现在借书记录成了图书馆的档案，虽然还了别人的应得的隐私，心里却不免有点落寞——读书、爱书之乐与谁共?我们不是《七宗罪》里的摩根·弗里曼，有内部的朋友可以帮忙查到是谁借了但丁的《神曲》。“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弄得妇孺皆知，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第一生产力是比较“铁面无私”的。无论是书后的借书卡还是检索书卡，上面娟秀的字体自然让人觉得亲切，是一种享受。大学各系的资料室还默默地因循着百年的传统，有时还会在借书卡上发现自己导师的名字，许多年前留下的字迹甚至还有些青涩，不禁会心一笑。资料室的老师比电脑亲切多了，偶尔为了写论文想多留住一本重要资料几周，老师也就大方地在借书卡上大笔一挥行了个方便。要是搁在无纸化操作地图书馆里，恐怕老师也是爱莫能助了。而且，借书卡会使人和某本书发生在某种意义上“不可磨灭”的关系。想到自己的名字将伴随着这本书跨越岁月的流传，就对它产生了某种责任感，会使人更爱护这本书。
虽然为借书卡的“挽歌”悠悠扬扬，却也坦白地喜欢占领各大图书馆的电子借阅系统的赞歌。电子借阅系统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功德无量的方便和快捷。仅在借书这个方面，我可不想虚伪地说什么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新问题。虽然有一次高效的系统把我借的《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记到了室友的名下，害我空欢喜了一场，她白吓出一身冷汗——学校的图书馆宣布还不出书要罚十倍的钱，也不知算不算不合理的不成文合同。但与这些不便或“威胁”相比，能够迅速查阅到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姜夔黄景仁克尔凯廓尔柯本或春秋三传存在主义后殖民新浪潮的资料，还是令人愉快的。我自以为《网络惊魂》里那个傻大姐的倒霉遭遇不会那么快就变成现实，所以安心享受科技带来的迅速与准确。
现在的书后记中感谢妻子“不辞辛苦地誊写”变成了“不厌其烦地输入”；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从害怕火烧水浸的担忧变成了对黑客攻击硬盘数据丢失的恐惧。但该用电脑写书的还是用电脑，操作不了机器的则还是用人力。时代的前进不太在乎微小而捉摸不定的感受，个人的选择也未必会完全受到环境的影响。寻找失去的方向，就是怀旧吧。可当怀旧变成了一种时尚，我们就已分不清哪些感动真正是自己的、哪些不过是有意无意的人云亦云。絮絮叨叨地惦念着借书卡，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都用过那些小卡并且正要离开它们。
[实习编辑·余雯]
谈起借书卡，最为小布、小波或小波布们津津乐道的当然是岩井俊二的《情书》，白色的窗帘随风飞扬，女孩般秀美的柏原崇令人砰然心动。藤井树的旋风，飘荡在啡色的书屋，散落在逝去的记忆。追忆似水年华，借书卡背后的素像依然袅袅娉婷，哪有比这更令人伤感情旧的了?
我的朋友松鼠在中学时是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她说曾经看见惟一一套武侠小说的图书卡上有好几个老师的名字，甚至琼瑶阿姨的书卡上还有平时一本正经、年届花甲的数学老师的名字，让我们对“大熊老师”肃然起敬!
我没有藤井小姐或松鼠的经历，所以既没有年轻的男孩因此爱上我，也没有挖掘到校园风云人物的秘史。当时不过看了些《福尔摩斯探案集》什么的，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炫耀，却也意外找到一两个同道，虽然没有变成工藤新一或成立少年侦探所，却被介绍给比利时小人波罗，一起融融地消磨了许多学生时代的黄昏。想来还是借书卡的缘分。
有不少男生争着借新书，只是为了在借书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他们眼中俨然成了一种光荣的标识。然而，借书卡不仅仅是小孩子自我炫耀的本钱。在小小的借书卡上，可以看到一本书在某个图书馆中辗转的历史。有的书卡上写满了借阅者的名字，有的书卡等到纸张泛黄还是黄纸一张；有的书卡相邻的登记记录相差好几年，在长期的无人问津后突然火爆起来，有的书在广受欢迎之后风光不再，卡上的人名嘎然而止，其中的“世态炎凉”与人世变迁也不无相通之处。还有些书只在每年的某一特定时段被人借阅，那是一届届的学生为了完成某项作业而去拜访它们。细细想来，难免会生出些许“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
现在终于连借书卡本身也“物非”了。我已经不知道上海图书馆的卡片检索柜在哪儿了，书后的纸带也早已销声匿迹。学校图书馆里还有些已经无用的借书卡，默默地插在封底的小袋子里，反正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人想到要去处理它们。有时无意间看到上面几年前的借阅记录，也会触动某根神经。我很想知道那个借了Knox的《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的“田园”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本从精神分析角度撰写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英文传记，还被续借了一次，当时续借可不是现在点击一下这么简单的。如果看的是一本少人问津却颇合自己胃口的书，那么或许会产生了解一下在自己之前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的冲动，冲动不一定需要付之于行动，有时感触本身就是美妙的。现在借书记录成了图书馆的档案，虽然还了别人的应得的隐私，心里却不免有点落寞——读书、爱书之乐与谁共?我们不是《七宗罪》里的摩根·弗里曼，有内部的朋友可以帮忙查到是谁借了但丁的《神曲》。“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弄得妇孺皆知，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第一生产力是比较“铁面无私”的。无论是书后的借书卡还是检索书卡，上面娟秀的字体自然让人觉得亲切，是一种享受。大学各系的资料室还默默地因循着百年的传统，有时还会在借书卡上发现自己导师的名字，许多年前留下的字迹甚至还有些青涩，不禁会心一笑。资料室的老师比电脑亲切多了，偶尔为了写论文想多留住一本重要资料几周，老师也就大方地在借书卡上大笔一挥行了个方便。要是搁在无纸化操作地图书馆里，恐怕老师也是爱莫能助了。而且，借书卡会使人和某本书发生在某种意义上“不可磨灭”的关系。想到自己的名字将伴随着这本书跨越岁月的流传，就对它产生了某种责任感，会使人更爱护这本书。
虽然为借书卡的“挽歌”悠悠扬扬，却也坦白地喜欢占领各大图书馆的电子借阅系统的赞歌。电子借阅系统当然给我们带来了功德无量的方便和快捷。仅在借书这个方面，我可不想虚伪地说什么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新问题。虽然有一次高效的系统把我借的《斯特林堡小说戏剧选》记到了室友的名下，害我空欢喜了一场，她白吓出一身冷汗——学校的图书馆宣布还不出书要罚十倍的钱，也不知算不算不合理的不成文合同。但与这些不便或“威胁”相比，能够迅速查阅到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姜夔黄景仁克尔凯廓尔柯本或春秋三传存在主义后殖民新浪潮的资料，还是令人愉快的。我自以为《网络惊魂》里那个傻大姐的倒霉遭遇不会那么快就变成现实，所以安心享受科技带来的迅速与准确。
现在的书后记中感谢妻子“不辞辛苦地誊写”变成了“不厌其烦地输入”；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从害怕火烧水浸的担忧变成了对黑客攻击硬盘数据丢失的恐惧。但该用电脑写书的还是用电脑，操作不了机器的则还是用人力。时代的前进不太在乎微小而捉摸不定的感受，个人的选择也未必会完全受到环境的影响。寻找失去的方向，就是怀旧吧。可当怀旧变成了一种时尚，我们就已分不清哪些感动真正是自己的、哪些不过是有意无意的人云亦云。絮絮叨叨地惦念着借书卡，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都用过那些小卡并且正要离开它们。
[实习编辑·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