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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袱瓶是清人的首创，又名袱系纹瓶、布袋瓶。它创烧于清康熙年间，流行于乾隆和嘉庆时期。其器型通常是在瓶身肩部，装饰一条凸雕的包袱带或束带，再于瓶肩围过来，在中间自然地打个蝴蝶结。而器身饰凸雕的包袱纹褶皱清晰，造型独具特色、颇有创意。且施釉肥厚，釉彩艳丽，褶皱起伏明显、自然，增添了器物的雍容华贵之感。此外“包袱”与“包福”谐音，寓意幸福吉祥。又因其器型独特，纹饰优美，令其不仅受当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宫廷皇家常见的御用之物，更成为了后世争相仿制的精品。
2019年，香港苏富比以港币2.07亿元“天价”，拍卖成交了一件“清乾隆·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图1），并引起了艺术市场的轰动。其以玻璃胎制作包袱式瓶，过程繁复，难度极高。此瓶束口皱褶，凸饰红带系结，丰腴饱满。沿边缀小花璎珞，随起伏曲褶而绘，模拟锦布结集，妙不可言。再巧施珐琅彩，黄地明亮，犹如晨光和煦，祥云中天凤临，仪态雍容万方。而飞凤顶红冠，翎毛柔密轻巧，多彩缤纷，描金添饰，细腻入微。曦照下金凤翅展于牡丹、雏菊丛之上，翔舞颂升平。内书“乾隆年制”，浑然天成。
无独有偶，香港艺术馆也藏有一件相似的包袱式瓶，名“清乾隆制料胎黄地画珐琅龙游花卉包袱瓶”（图2）。两瓶的包袱式造型、乳白色的玻璃胎料、柠檬黄彩的地色，尤其是“乾隆年制”署款方式都一样;只是纹样不同，香港艺术馆馆藏之瓶装饰的，是十二螭龙游翔纏枝花卉纹间，构图更见紧密。这是一对同时制作的精品，也是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瓶。仅是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难度，瓶身有棱状，需要有模具吹制，而瓶口的褶皱，则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玻璃在瞬间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制作出如此漂亮美观的器型。故此，两瓶或应出自不同匠人之手。
清雍正时期的包袱瓶
清雍正、乾隆时期，袱系纹是宫廷御用器上非常流行的装饰题材，并在玻璃器、瓷器、珐琅器上常见。其中雍正御窑瓷器素以秀美端庄见长，而包袱瓶可谓最是俊雅秀逸。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哥釉包袱式瓶”（图3），虽施有仿哥釉，但瓷器的器型却为清代新创的包袱瓶。此瓶撇口、束颈、溜肩、弧腹、近底处下收、四瓣海棠形圈足。颈、肩部塑贴包袱形系带，腹部作海棠形委角。通体施灰青色仿哥釉，釉面满布不规则开片纹，片纹呈灰黑色。足端刷黑褐色护胎釉。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另外，南京博物院也藏有一件高19厘米的“雍正仿哥釉瓷瓶”，器型是与此瓶相同的包袱式。
2016年，香港保利以港币295万元，拍卖成交了一件“清雍正·天蓝釉包袱瓶”（图4）。此包袱瓶敞口外撇，长束颈，折肩弧腹下敛，底承矮圈足，周身内凹数道倭棱线。瓶身颈部系一条线绳，犹如捆绑袋子的麻绳。其线条柔美起伏，尽见迤逦之姿;所施天蓝一色，匀净莹亮，静穆古雅;胎骨细薄坚致，丽质怡人，远视之宛若佳人玉立，风韵无限。釉水于线条凹陷处流淌积聚，积釉而使蓝釉渐深极富玻璃质感，别有韵致。天蓝釉自康熙朝景德镇创烧后，至雍正时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其釉色可分为深浅两种：深的如雨后晴空，浅的近似月白。而此瓶通体所施的天蓝釉则属后者，釉面滋润，釉色匀净。积釉处色蓝如雨后晴空，极为古雅。整器造型独特，工艺到位，其包袱式器型、天蓝釉色，皆颇具雍正单色釉之风韵。
清乾隆时期的包袱瓶
乾隆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经济高度繁荣，上到皇室、下到百姓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愿望，祈祷吉祥富足也因此成了当时社会艺术的主流。由于“包袱”与“包福”谐音，寓意幸福吉祥，故包袱瓶在当时的宫廷御用器中，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此时的包袱瓶一改雍正时期灵秀典雅的风格，而倾向追求制作工艺精细，纹饰华丽繁缛。不仅在造型方面趋于多样化，在设色用彩等装饰工艺上更有其独特的表现。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比较喜爱的各类器皿都会要求造办处专门配做锦袱包裹，或用楠木匣盛装，并将器物的名称、年号刻在匣盖上以示珍藏，其藏品中就不乏包袱瓶。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乾隆粉彩花卉凸三婴戏瓶”（图5），就富含“五子登科，位列三甲”的吉祥寓意。此瓶形状呈三瓣花式，长颈、圆腹、圈足。口、足沿饰红釉边，外体施白釉，上绘粉彩花卉纹。内壁施松石绿釉，紧贴外壁以堆塑法塑出三婴嬉戏。其中三婴或攀爬，或站立，玩耍着瓶颈束的一条红色锦地丝带，而红色锦地丝带即象征着官爵之位。瓶足底留白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施松石绿釉。另外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的乾隆二十年《记事档》里，载有“四月二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交唐英照从前烧造过三子、五子瓶，并今日所进瓶等样款式烧造五十件。要赶在七月初一日送到，赏人用。钦此”文字，说明此包袱瓶应是《记事档》中所言类，同时也说明了由于寓意好、受欢迎，乾隆时期此类包袱瓶的烧制至少有过两次。
2011年，北京盈时以2070万元拍卖成交的“清乾隆·松绿地粉彩缠枝莲纹浮雕五子登科包袱瓶”（图6），也是传统的吉祥纹样题材“五子登科”。此瓶敞口、细颈、美人肩，圆腹、圈足，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瓶类造型。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识。通体施松石绿釉，器身束红色锦地丝带，将瓶身分为上下两层。缠枝莲纹作平面主题纹饰，蝙蝠纹点缀其间。缠枝莲枝蔓绵绵中祥蝠飞舞，寓意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与吉祥。纹饰皆以金彩沟边，工艺精湛。五个动作各异的瓷塑童子，装饰在瓶的肩部、腹部和足部。或手捧如意，或手持寿桃，或手拿竹笙，或攀爬嬉戏，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五子登科图，完美展示出乾隆制瓷的最高水平。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清乾隆制蓝地粉彩花卉纹包袱瓶”（图7），于平稳、大气中体现了“福地洞天”。包袱瓶撇口，粗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至胫部外撇，圈足。器蓝地绘粉彩纹饰，外口沿绘有寓意“洪福齐天”的如意云纹，颈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绘如意云纹、变体莲瓣纹，腹部胭脂红彩绘缠枝牡丹和包袱巾纹。器内施蓝釉，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中联国际拍卖在2014年以103万元拍卖成交的“清乾隆·粉彩锦地折枝花卉纹包袱联体瓶” （图8），则蕴含着“福慧双修”的吉祥寓意。此瓶直口溜肩，弧腹圈足，作双联形，系以绶带花结。两瓶分别以红、蓝彩轧道工艺为地，绘莲花、牡丹、忍冬、西番莲等吉祥花卉，花叶舒展，藤蔓蜿蜒，笔触细腻柔美。近足处绘变形蕉叶一周，内有花卉联珠点缀，装饰性极强。底足内施松石绿釉，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红料楷书款。整器构思奇特，连接两瓶的“袱（福）”“卉（慧）”装饰华丽精美，观赏性强。 诸如此类的，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乾隆款掐丝珐琅袱系纹双连瓶”（图9）。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乾隆时，景泰蓝的制作有了新的发展，从数量看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为丰富多彩。此包袱瓶是宫廷巧匠迎合乾隆品位所作景泰蓝精品。瓶体双连式，大瓶为敞口，细长颈，垂腹，圈足微撇，颈上有双螭龙耳衔环;小瓶为侈口，细颈，溜肩，敛腹袖长，圈足微撇。两瓶连为一体，雕塑一包袱将二者捆在一起，结扣置于中间，形象生动，足具趣味。底书“乾隆年制”款。此器造型独特，敷色浓艳，还有“福慧双修”之意。
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其既可为华夏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也可是忠贞友谊的借喻。而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制珐琅彩松竹梅纹包袱瓶”（图10），又名“洋彩包袱系纹瓶”，瓶型秀美。它不仅以蓝料彩绘松竹梅纹作为衬托，淡雅简洁;而且其上还以珐琅彩装饰黄、红色相间的袱系纹，更显色彩艳丽、雍容华贵。同时包袱纹、松竹梅纹两个主题纹饰，是否又含“有福同享”的高尚人品之寓意呢？
清嘉庆时期的包袱瓶
清嘉庆时期的器物，一般沿袭了乾隆时期的旧制。其烧造出的器物造型、施彩、纹饰等，仍保留着乾隆年间的遗风，有如包袱瓶。此装饰技法虽然鼎盛于乾隆朝，但是在嘉庆时期也十分流行。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清嘉庆铜胎画珐琅四季花卉包袱瓶”（图11）。此包袱瓶铜胎，微侈口，短颈，斜肩，敛腹，外撇圈足。以画珐琅为饰，全器浅蓝地，口沿绘五瓣朵花纹，颈部绘蕉叶纹，器身绘缠枝四季花卉纹腹下缘绘蕉叶纹，圈足饰回纹;瓶身外裹一条蓝边绿里的红色包袱巾。包袱巾的纹样细致，表面为红地龟甲锦纹，镶蓝地缠枝花纹，作绿地团花纹内裡。瓶口口缘及足底露胎镀金，底为白地，有红书“嘉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双方框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清嘉庆制松绿地粉彩包袱瓶”（图13）。其撇口，粗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至胫部外撇，圈足。器松绿地绘粉彩纹饰，外口沿绘如意云纹，颈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绘变体莲瓣纹，腹部饰锦地包袱纹。器内施松石绿釉，外底松石绿釉地红彩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另外，观复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与之相似的“清嘉庆制粉彩缠枝莲纹包袱瓶” （图13），其画面繁缛，色泽艳丽明亮。
海外的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珍藏的则是一件“清嘉庆制粉彩描金团花包袱瓶”（图14）。景德镇陶工在此瓶的外壁装饰上，模仿木、锡、铜和漆器等材质，给人一种木纹的视觉效果;同时给瓷器肩部装饰了一条打了个结的丝巾，表现出精湛的制瓷技艺;而蓝色的片状纹，是仿罗甸（贝壳）装饰，彰显了古人对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值得一提的是丝巾上的描金团花，是效仿源自日本的刺绣图案，别有情趣。
1922年出版的《浅野氏藏中国名瓷图录》里，还著录了一件“清嘉庆·金地粉彩八仙三连葫芦包袱瓶”（图15）。此瓶呈葫芦形，作三连体形，同腹三孔，造型自然流畅。整器以松石绿釉为底，外壁粉彩满绘藤蔓葫芦，其上更有葫芦形开光，内绘仕女童子图;腹部饰锦地包袱纹，施粉红色釉。器身因饰凸雕的包袱纹，故称为“包袱瓶”。葫芦因其独有的外形和特征，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寓意：葫芦形状似“吉”字，寓意吉祥;葫芦的谐音似“福、禄”，又是富贵的象征，代表长寿吉祥;葫芦是由圆构成的，象征着和谐美满。另外因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它又被视为祈求子孙万代的吉祥物。此包袱瓶造型殊特，纹饰精美，又蕴含吉祥寓意。
清道光时期的包袱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道光时期的国力不比清前朝，制器水平也有所下降。但因有前朝的借鉴，此时也不乏精品佳作的出现，有如包袱瓶。像南京博物院藏“清道光制青花暗八仙皮球锦纹包袱式瓷”（图16），就非常的清新独特、不拘一格。由丝织品中的图案演化而来的皮球锦纹，又称皮球花纹，在清代的官窑、民窑瓷器中均可一见，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纹饰，构图能给人以庄重、稳定、富贵之感。其画面由散点透视法（即众多随意零散分布的点状图案）组成，并通过单个或二三个组合的重叠变化，如随意抓将一把彩球散落于盘里。而此包袱瓷随机定位的纹饰，无拘无束，错落有致，全然是自然天成之态。
“清道光·黄地粉彩开光凤鸟纹包袱瓶”（图17），是2010年广州华艺国际以31.36万元成交的拍品。此瓶颈部，有白地红蓝花相间“彩带”束之。通体施黄釉，开光图纹遍绘全器，以鸾凤和鸣、雉鸡牡丹、荷塘鸳鸯等为主题纹饰，有幸福吉祥、四海升平、花开富贵等寓意。作为特种工艺瓷的延续，此瓶给中规中矩的清代晚期瓷器带来了活泼的气氛。
2012年，北京瀚海还以20.7万元，拍卖成交了一件“清道光·蓝地描金皮球花包袱瓶”（图18）。此瓶造型设计奇巧，巧设锦缎包裹瓶颈，结系彩带。通体施祭蓝釉，上绘描金皮球花卉纹，工整秀丽。其制作精美，寓仕途锦绣、福保平安、平步青云。底书有“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除上述18件之外，另有两件馆藏清代包袱瓶在材质、造型、技法等方面，也尤其独具特色。其中一件“清中期制广珐琅袱系纹瓶”（图19），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包袱瓶多为瓷制，较少见于金属胎珐琅器。此瓶撇口，短颈，圈足。瓶胎通体錾刻水波纹，口沿、圈足鎏金。瓶身以錾银花叶拼贴成的缠枝番莲为底纹，其上以金片贴肩、腹部的“八寶”纹及口沿、圈足处的花叶纹，除贴金处外，皆罩以蓝色透明珐琅釉。包袱部分纹样以金片剪成的细线为界区别于底纹，并以金片贴包袱边缘的卷草、连珠纹，以银片贴方格四叶纹底纹，其上再贴錾金花蝶纹。包袱底纹上除贴金处外，皆罩以绿色透明珐琅釉，边缘花纹间填棕黄色透明珐琅釉。全器花纹满布，银片若隐若现，金片璀璨耀眼，让人有冷峻而华丽之感。
另一件“清制画珐琅包袱瓶”（图20），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其铜胎，敞口短直颈，丰肩下敛，撇足。全器以画珐琅技法装饰，器内施浅蓝釉，器身除局部以浅蓝釉为地外，全器满施黄釉为地，颈部由口缘而下依次饰如意云头、番莲、蕉叶纹。器腹绘红面蓝边的包袱半掩，红色部份绘内含菊花的龟甲锦间装饰对蝶、桃实等;包袱背面浅绿色地绘团花，包袱以外之隙地绘黄地番莲纹为饰，富丽堂皇。
2019年，香港苏富比以港币2.07亿元“天价”，拍卖成交了一件“清乾隆·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图1），并引起了艺术市场的轰动。其以玻璃胎制作包袱式瓶，过程繁复，难度极高。此瓶束口皱褶，凸饰红带系结，丰腴饱满。沿边缀小花璎珞，随起伏曲褶而绘，模拟锦布结集，妙不可言。再巧施珐琅彩，黄地明亮，犹如晨光和煦，祥云中天凤临，仪态雍容万方。而飞凤顶红冠，翎毛柔密轻巧，多彩缤纷，描金添饰，细腻入微。曦照下金凤翅展于牡丹、雏菊丛之上，翔舞颂升平。内书“乾隆年制”，浑然天成。
无独有偶，香港艺术馆也藏有一件相似的包袱式瓶，名“清乾隆制料胎黄地画珐琅龙游花卉包袱瓶”（图2）。两瓶的包袱式造型、乳白色的玻璃胎料、柠檬黄彩的地色，尤其是“乾隆年制”署款方式都一样;只是纹样不同，香港艺术馆馆藏之瓶装饰的，是十二螭龙游翔纏枝花卉纹间，构图更见紧密。这是一对同时制作的精品，也是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瓶。仅是瓶的成型也有一定的难度，瓶身有棱状，需要有模具吹制，而瓶口的褶皱，则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玻璃在瞬间就凝固了，至少在成型时需要反复几次，才能制作出如此漂亮美观的器型。故此，两瓶或应出自不同匠人之手。
清雍正时期的包袱瓶
清雍正、乾隆时期，袱系纹是宫廷御用器上非常流行的装饰题材，并在玻璃器、瓷器、珐琅器上常见。其中雍正御窑瓷器素以秀美端庄见长，而包袱瓶可谓最是俊雅秀逸。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哥釉包袱式瓶”（图3），虽施有仿哥釉，但瓷器的器型却为清代新创的包袱瓶。此瓶撇口、束颈、溜肩、弧腹、近底处下收、四瓣海棠形圈足。颈、肩部塑贴包袱形系带，腹部作海棠形委角。通体施灰青色仿哥釉，釉面满布不规则开片纹，片纹呈灰黑色。足端刷黑褐色护胎釉。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另外，南京博物院也藏有一件高19厘米的“雍正仿哥釉瓷瓶”，器型是与此瓶相同的包袱式。
2016年，香港保利以港币295万元，拍卖成交了一件“清雍正·天蓝釉包袱瓶”（图4）。此包袱瓶敞口外撇，长束颈，折肩弧腹下敛，底承矮圈足，周身内凹数道倭棱线。瓶身颈部系一条线绳，犹如捆绑袋子的麻绳。其线条柔美起伏，尽见迤逦之姿;所施天蓝一色，匀净莹亮，静穆古雅;胎骨细薄坚致，丽质怡人，远视之宛若佳人玉立，风韵无限。釉水于线条凹陷处流淌积聚，积釉而使蓝釉渐深极富玻璃质感，别有韵致。天蓝釉自康熙朝景德镇创烧后，至雍正时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其釉色可分为深浅两种：深的如雨后晴空，浅的近似月白。而此瓶通体所施的天蓝釉则属后者，釉面滋润，釉色匀净。积釉处色蓝如雨后晴空，极为古雅。整器造型独特，工艺到位，其包袱式器型、天蓝釉色，皆颇具雍正单色釉之风韵。
清乾隆时期的包袱瓶
乾隆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经济高度繁荣，上到皇室、下到百姓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愿望，祈祷吉祥富足也因此成了当时社会艺术的主流。由于“包袱”与“包福”谐音，寓意幸福吉祥，故包袱瓶在当时的宫廷御用器中，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此时的包袱瓶一改雍正时期灵秀典雅的风格，而倾向追求制作工艺精细，纹饰华丽繁缛。不仅在造型方面趋于多样化，在设色用彩等装饰工艺上更有其独特的表现。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比较喜爱的各类器皿都会要求造办处专门配做锦袱包裹，或用楠木匣盛装，并将器物的名称、年号刻在匣盖上以示珍藏，其藏品中就不乏包袱瓶。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乾隆粉彩花卉凸三婴戏瓶”（图5），就富含“五子登科，位列三甲”的吉祥寓意。此瓶形状呈三瓣花式，长颈、圆腹、圈足。口、足沿饰红釉边，外体施白釉，上绘粉彩花卉纹。内壁施松石绿釉，紧贴外壁以堆塑法塑出三婴嬉戏。其中三婴或攀爬，或站立，玩耍着瓶颈束的一条红色锦地丝带，而红色锦地丝带即象征着官爵之位。瓶足底留白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施松石绿釉。另外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的乾隆二十年《记事档》里，载有“四月二十六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交唐英照从前烧造过三子、五子瓶，并今日所进瓶等样款式烧造五十件。要赶在七月初一日送到，赏人用。钦此”文字，说明此包袱瓶应是《记事档》中所言类，同时也说明了由于寓意好、受欢迎，乾隆时期此类包袱瓶的烧制至少有过两次。
2011年，北京盈时以2070万元拍卖成交的“清乾隆·松绿地粉彩缠枝莲纹浮雕五子登科包袱瓶”（图6），也是传统的吉祥纹样题材“五子登科”。此瓶敞口、细颈、美人肩，圆腹、圈足，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瓶类造型。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识。通体施松石绿釉，器身束红色锦地丝带，将瓶身分为上下两层。缠枝莲纹作平面主题纹饰，蝙蝠纹点缀其间。缠枝莲枝蔓绵绵中祥蝠飞舞，寓意乾隆时期的太平盛世与吉祥。纹饰皆以金彩沟边，工艺精湛。五个动作各异的瓷塑童子，装饰在瓶的肩部、腹部和足部。或手捧如意，或手持寿桃，或手拿竹笙，或攀爬嬉戏，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五子登科图，完美展示出乾隆制瓷的最高水平。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清乾隆制蓝地粉彩花卉纹包袱瓶”（图7），于平稳、大气中体现了“福地洞天”。包袱瓶撇口，粗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至胫部外撇，圈足。器蓝地绘粉彩纹饰，外口沿绘有寓意“洪福齐天”的如意云纹，颈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绘如意云纹、变体莲瓣纹，腹部胭脂红彩绘缠枝牡丹和包袱巾纹。器内施蓝釉，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中联国际拍卖在2014年以103万元拍卖成交的“清乾隆·粉彩锦地折枝花卉纹包袱联体瓶” （图8），则蕴含着“福慧双修”的吉祥寓意。此瓶直口溜肩，弧腹圈足，作双联形，系以绶带花结。两瓶分别以红、蓝彩轧道工艺为地，绘莲花、牡丹、忍冬、西番莲等吉祥花卉，花叶舒展，藤蔓蜿蜒，笔触细腻柔美。近足处绘变形蕉叶一周，内有花卉联珠点缀，装饰性极强。底足内施松石绿釉，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红料楷书款。整器构思奇特，连接两瓶的“袱（福）”“卉（慧）”装饰华丽精美，观赏性强。 诸如此类的，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乾隆款掐丝珐琅袱系纹双连瓶”（图9）。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乾隆时，景泰蓝的制作有了新的发展，从数量看超过了康雍两朝，器型更为丰富多彩。此包袱瓶是宫廷巧匠迎合乾隆品位所作景泰蓝精品。瓶体双连式，大瓶为敞口，细长颈，垂腹，圈足微撇，颈上有双螭龙耳衔环;小瓶为侈口，细颈，溜肩，敛腹袖长，圈足微撇。两瓶连为一体，雕塑一包袱将二者捆在一起，结扣置于中间，形象生动，足具趣味。底书“乾隆年制”款。此器造型独特，敷色浓艳，还有“福慧双修”之意。
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其既可为华夏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也可是忠贞友谊的借喻。而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制珐琅彩松竹梅纹包袱瓶”（图10），又名“洋彩包袱系纹瓶”，瓶型秀美。它不仅以蓝料彩绘松竹梅纹作为衬托，淡雅简洁;而且其上还以珐琅彩装饰黄、红色相间的袱系纹，更显色彩艳丽、雍容华贵。同时包袱纹、松竹梅纹两个主题纹饰，是否又含“有福同享”的高尚人品之寓意呢？
清嘉庆时期的包袱瓶
清嘉庆时期的器物，一般沿袭了乾隆时期的旧制。其烧造出的器物造型、施彩、纹饰等，仍保留着乾隆年间的遗风，有如包袱瓶。此装饰技法虽然鼎盛于乾隆朝，但是在嘉庆时期也十分流行。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清嘉庆铜胎画珐琅四季花卉包袱瓶”（图11）。此包袱瓶铜胎，微侈口，短颈，斜肩，敛腹，外撇圈足。以画珐琅为饰，全器浅蓝地，口沿绘五瓣朵花纹，颈部绘蕉叶纹，器身绘缠枝四季花卉纹腹下缘绘蕉叶纹，圈足饰回纹;瓶身外裹一条蓝边绿里的红色包袱巾。包袱巾的纹样细致，表面为红地龟甲锦纹，镶蓝地缠枝花纹，作绿地团花纹内裡。瓶口口缘及足底露胎镀金，底为白地，有红书“嘉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双方框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清嘉庆制松绿地粉彩包袱瓶”（图13）。其撇口，粗颈，溜肩，鼓腹，腹下渐敛至胫部外撇，圈足。器松绿地绘粉彩纹饰，外口沿绘如意云纹，颈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绘变体莲瓣纹，腹部饰锦地包袱纹。器内施松石绿釉，外底松石绿釉地红彩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另外，观复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与之相似的“清嘉庆制粉彩缠枝莲纹包袱瓶” （图13），其画面繁缛，色泽艳丽明亮。
海外的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珍藏的则是一件“清嘉庆制粉彩描金团花包袱瓶”（图14）。景德镇陶工在此瓶的外壁装饰上，模仿木、锡、铜和漆器等材质，给人一种木纹的视觉效果;同时给瓷器肩部装饰了一条打了个结的丝巾，表现出精湛的制瓷技艺;而蓝色的片状纹，是仿罗甸（贝壳）装饰，彰显了古人对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值得一提的是丝巾上的描金团花，是效仿源自日本的刺绣图案，别有情趣。
1922年出版的《浅野氏藏中国名瓷图录》里，还著录了一件“清嘉庆·金地粉彩八仙三连葫芦包袱瓶”（图15）。此瓶呈葫芦形，作三连体形，同腹三孔，造型自然流畅。整器以松石绿釉为底，外壁粉彩满绘藤蔓葫芦，其上更有葫芦形开光，内绘仕女童子图;腹部饰锦地包袱纹，施粉红色釉。器身因饰凸雕的包袱纹，故称为“包袱瓶”。葫芦因其独有的外形和特征，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寓意：葫芦形状似“吉”字，寓意吉祥;葫芦的谐音似“福、禄”，又是富贵的象征，代表长寿吉祥;葫芦是由圆构成的，象征着和谐美满。另外因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它又被视为祈求子孙万代的吉祥物。此包袱瓶造型殊特，纹饰精美，又蕴含吉祥寓意。
清道光时期的包袱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道光时期的国力不比清前朝，制器水平也有所下降。但因有前朝的借鉴，此时也不乏精品佳作的出现，有如包袱瓶。像南京博物院藏“清道光制青花暗八仙皮球锦纹包袱式瓷”（图16），就非常的清新独特、不拘一格。由丝织品中的图案演化而来的皮球锦纹，又称皮球花纹，在清代的官窑、民窑瓷器中均可一见，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纹饰，构图能给人以庄重、稳定、富贵之感。其画面由散点透视法（即众多随意零散分布的点状图案）组成，并通过单个或二三个组合的重叠变化，如随意抓将一把彩球散落于盘里。而此包袱瓷随机定位的纹饰，无拘无束，错落有致，全然是自然天成之态。
“清道光·黄地粉彩开光凤鸟纹包袱瓶”（图17），是2010年广州华艺国际以31.36万元成交的拍品。此瓶颈部，有白地红蓝花相间“彩带”束之。通体施黄釉，开光图纹遍绘全器，以鸾凤和鸣、雉鸡牡丹、荷塘鸳鸯等为主题纹饰，有幸福吉祥、四海升平、花开富贵等寓意。作为特种工艺瓷的延续，此瓶给中规中矩的清代晚期瓷器带来了活泼的气氛。
2012年，北京瀚海还以20.7万元，拍卖成交了一件“清道光·蓝地描金皮球花包袱瓶”（图18）。此瓶造型设计奇巧，巧设锦缎包裹瓶颈，结系彩带。通体施祭蓝釉，上绘描金皮球花卉纹，工整秀丽。其制作精美，寓仕途锦绣、福保平安、平步青云。底书有“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除上述18件之外，另有两件馆藏清代包袱瓶在材质、造型、技法等方面，也尤其独具特色。其中一件“清中期制广珐琅袱系纹瓶”（图19），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包袱瓶多为瓷制，较少见于金属胎珐琅器。此瓶撇口，短颈，圈足。瓶胎通体錾刻水波纹，口沿、圈足鎏金。瓶身以錾银花叶拼贴成的缠枝番莲为底纹，其上以金片贴肩、腹部的“八寶”纹及口沿、圈足处的花叶纹，除贴金处外，皆罩以蓝色透明珐琅釉。包袱部分纹样以金片剪成的细线为界区别于底纹，并以金片贴包袱边缘的卷草、连珠纹，以银片贴方格四叶纹底纹，其上再贴錾金花蝶纹。包袱底纹上除贴金处外，皆罩以绿色透明珐琅釉，边缘花纹间填棕黄色透明珐琅釉。全器花纹满布，银片若隐若现，金片璀璨耀眼，让人有冷峻而华丽之感。
另一件“清制画珐琅包袱瓶”（图20），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其铜胎，敞口短直颈，丰肩下敛，撇足。全器以画珐琅技法装饰，器内施浅蓝釉，器身除局部以浅蓝釉为地外，全器满施黄釉为地，颈部由口缘而下依次饰如意云头、番莲、蕉叶纹。器腹绘红面蓝边的包袱半掩，红色部份绘内含菊花的龟甲锦间装饰对蝶、桃实等;包袱背面浅绿色地绘团花，包袱以外之隙地绘黄地番莲纹为饰，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