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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初霁的午后，我戴上耳机，在音乐声中漫步于绿意初泛的滨河路。
竖琴、三角铁、低音提琴、定音鼓、长笛、双簧管……依次在我的耳畔奏响，嘈嘈切切中，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碧绿草原、洁白羊群、高天流云、淙淙溪水、悠扬牧笛等美丽图景，或舒展、或跳跃、或激情的旋律，令我于千里之外的河湟谷地，仿佛遥望到神秘的江源，雪山在阳光的朗照下分外妖娆，金色的雪山峰顶，散发出神性的光芒……
我的胸臆间鼓荡起一股豪情，久久不能平静，竟至无语凝咽。
这是怎样的一首乐曲呵！我开始不断地搜寻它的相关信息，最终得知，这首曲子名为《雪山》，由我省著名藏族作曲家多杰仁宗先生创作。
自此，我开始留意起多杰仁宗以及他的音乐。
一
2018年4月的一天，我拜访了敬慕已久的多杰仁宗先生。我与先生从缘悭一面，到有了促膝长谈的机缘。
多杰仁宗先生的家位于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家属院一座老旧的家属楼。民族歌舞团家属院在繁华的西宁古城台地区仍能葆有一片幽静，我在这个有响雷滚过的暮春的午后心生几许清凉。
轻轻的叩门声后，多杰仁宗先生应声开门。先生出生于1945年7月，今年已年逾古稀，却脚步轻盈，精神矍铄，华发星目，长期的艺术滋养使得先生看起来十分儒雅。
话题自然是从那部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交响音诗《雪山》开始。这部作品是多杰仁宗先生1999年创作的，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凝聚了他颇多的心血智慧。
创作《雪山》已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多杰仁宗先生仍记忆犹新。“接到任务后，我只身前往民和七里寺，在那里寻找创作灵感。拘囿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灵感之神找不到回家的路。只有亲近大自然，聆听田野的风声、呼吸纯净的气息，我的心才能沉淀，才能进入状态。”
从确定作品主题、选择曲体结构等，直至创作结束，《雪山》的创作过程历时近三个月。多杰仁宗先生为《雪山》确定了交响音乐的体裁形式，他采用单乐章的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戏剧性质的标题性管弦乐作品，用奏鸣曲的曲体结构，为我们铺展了一幅雄浑壮阔、色彩变幻的高原画卷。在整体构思中其和声、旋律以及乐队的交响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运用创作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上体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表现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文化底蕴。《雪山》这部作品热情、奔放、细腻、粗犷，以丰富多彩的音响展现出一幅雪域高原的风情画和抒情诗，在青海剧场演出后获得了极大成功。多杰仁宗先生用音乐完成了一次向故乡、向高原的致礼！
苏联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俄罗斯民族乐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格里爱尔曾说：音乐的内容是表现在音响中的生活的印象、思想和感情。因此作曲家应当有开阔的思想，深刻地理解生活，他应当是他那一时代的先进的人。如果内心生活贫乏，如果作曲家脱离生活，如果他的生活印象是贫乏的、肤浅的和偶然的，那他的音乐也一定是空洞的和无内容的。而他的一切技术就成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了。
四十年来，多杰仁宗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我从多杰仁宗先生的话语中捕捉到了“色彩”一词。而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先生不断提及这个极富视觉性的词汇。我想，正是由于先生遵从内心，不用时尚的技法，亦无华丽的句子，将自己从大自然中寻觅到的丰富的色彩变换、将自己对生活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转化为流畅的音乐语言，持之以恒地通过使用细腻的色彩性配器给听众以张驰有度的听觉感受，才造就了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二
故乡是每一个人宿命般的情结，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地都留有童年和故土烙印。对于多情的多杰仁宗先生来说，故乡不仅仅只是情感所系，更是为他种下音乐种子的肥沃热土。
多杰仁宗先生的故乡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一个名为“朵雪”的部落。多杰仁宗先生说：“朵雪（地图标为多富山）是解放前的一个部落名，下辖六七个自然村庄，我出生在多富或朵雪部落其先村，后来迁至沙索么（意为新土地）村。‘朵雪’一词藏语意为‘散落的遗址’，之后挖防空洞时还挖出了古时的田地和被埋没的树木等。看来朵雪这个地方的命名是有渊源的。新中国成立后，归入了雄先公社，亦即今雄先藏族乡。”
多杰仁宗有五个兄弟姐妹，听母亲说，还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了。多杰仁宗记得，父亲对孩子们相当严厉，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朴实的父母、贫寒的家境，多杰仁宗与村庄里其他男孩一样，挡羊、务农，仰望着大山以外的世界。
幸运的是，多杰仁宗的外公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宗教职业者，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外公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抄写经书籍，忙个不停，这对他的影响很大。外公向多杰仁宗教授了藏文、诵读经文，并告诉他一些人生哲理。也就是从那时起，多杰仁宗朦朦胧胧地觉得，除了种地放羊，人的生活中应当还有一种称为“文化”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要求农村学龄儿童必须上学。8岁的多杰仁宗和小伙伴们可以进入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了。但大部分孩子只是象征性地读一两年书，便离开学校随着父母参加农业劳动。在外公的支持下，多杰仁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完成学业的学生之一。
多杰仁宗在汉族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这门学科：“音乐老师给我们教唱了民歌《我爱我的台湾》时，在黑板上写下了歌曲简谱。当我看到根据由7个阿拉伯数字排列组合而成的乐谱，居然能唱出不同的旋律來，心中十分惊奇，萌发了想要驾驭这种语言的强烈欲望。”多年后，在系统接受音乐学理论知识之后，多杰仁宗才发现原来音乐世界那么浩瀚博大，远非小学课堂上那简单的数字排列组合，但这足以为少年多杰仁宗打开一扇通往音乐世界的门扉。 “咪来咪唆咪来哆来哆啦……”六十多年后，当潜藏多年的旋律从多杰仁宗先生的心底流淌出来时，我相信，他的心一定已经飞回了家乡化隆那座大山……
化隆地区自古至明末时期曾有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蒙古等民族聚居。藏族是土著居民，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多杰仁宗出生并成长在这里，深受藏文化的滋养。他记得每年秋收时节，眼看开镰在即，山里却经常有冰雹、暴雨袭来，使乡亲们们一年来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为了能祈求上天庇佑，颗粒归仓，村里的妇女们就会背上经书，沿着田间地头绕圈行走，口中边念念有词地唱诵着六字真言。走遍村庄田野后，她们便聚集在村中央，由一位僧人领读经文，大家齐声共唱。这些旋律各异的嘛呢调，不仅萦绕在村庄上空，更是深深依附在多杰仁宗的灵魂深处，完成了多杰仁宗对于音乐的最初启蒙。
在雄先地区，历来有藏族男青年吹奏鹰骨笛的历史和传统，他们会在群众集会、野外放牧或田间劳动休息时吹奏自娱，一来可以消解野外的孤独无聊，二来也是成年的象征。多杰仁宗看到村里成年的小伙子们每人腰间别鹰骨笛，就十分羡慕。少年的多杰仁宗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支鹰骨笛呵。
三
未待成年后在自己的腰间也别上一支鹰骨笛，向心爱的姑娘吹奏一曲“拉伊”来倾诉衷肠，多杰仁宗便离开了故土，走向了更辽阔的世界。1958年，多杰仁宗小学毕业，他被保送到西宁的青海民族师范学校。
父亲激烈地反对多杰仁宗到省城上学。多杰仁宗说，“解放前马步芳曾派人到我的家乡挑了一批青壮年男丁，给每人发了钱和新衣服，拉走后便杳无音信。父亲害怕我被骗走。二者，我作为家中长男，父亲希望我能留在家里帮忙。”当同学们跟随老师到县上办理上学手续时，多杰仁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出乎意料的是，老师从县上回来后专程来给多杰仁宗的父亲做工作，在外公和老師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多杰仁宗去上学。
青海民族师范学校是一所双语教育的学校，有些班以藏文为主，有些班则以汉文为主，后来又建立了一个蒙文为主的双语班。多杰仁宗见证了解放初期青海省的民族教育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2015年，多杰仁宗先生曾以《我所知道的青海民族师范学校》为题撰文回忆在西宁贾小庄地区度过的难忘的求学时光。
在青海民族师范学校，多杰仁宗第一次见到了立式钢琴，他很想去触摸一下那流畅的线条、富有质感的琴键，却未能如愿。“当时有很多同学都跟我一样是初次见识立式钢琴，很新奇，因为音乐老师脾气有些暴躁，大家都很害怕他，不敢去触摸。相反，或许是因为兴趣相投，老师甚至几乎从来没有冲我发过脾气，我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怕。只是出于对音乐的敬畏，我才没有去莽撞地触摸钢琴。”
多杰仁宗在西宁上学一年后，父亲英年早逝。作为长男，多杰仁宗理应回到家里，帮助母亲抚养年纪尚小的弟妹。但一向深明大义的母亲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庭重担，她坚持让多杰仁宗继续学业，这也才使得多杰仁宗能够有机会走上追求艺术的道路。
1960年夏天，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在青海西宁地区招生。经推荐，多杰仁宗考入了该校的音乐专业。说来也巧，多杰仁宗先生参加工作进入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后，与那位音乐老师的爱人成为同事，在闲聊中才得知，当初原来是音乐老师向学校推荐了他。直到现在，多杰仁宗仍心存感激，他说若无这位音乐老师，自己就不可能与音乐结缘。
多杰仁宗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三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学习，七年宝贵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遨游在音乐的海洋。他深知，自己并没有多少艺术天赋，唯有勤能补拙，才能让自己在众多优秀的同学当中脱颖而出。
在这里，他学习了许多音乐专业课程，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学好必修的文化课外，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等课程，多杰仁宗一堂不落，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很多国内外的优秀作品，通过欣赏唱片、作品分析，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音乐的理解认知更加深入。有一次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有关北方草原的俄罗斯作品，他第一次在音乐之窗里“看”见一幅自然之景，这奇妙的感觉令他终身难忘。
四
1968年多杰仁宗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担任演奏员。虽然在校期间，他学习了音乐专业的许多课程，但由于各种运动的影响，实际并没有完成全部课程。在做演奏员的十年生涯里，多杰仁宗对学校中未学到的理论课程进行了全面的自主学习。在7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音乐创作的尝试，为他后来主攻作曲专业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团里先后派多杰仁宗去中央民族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青海班等进修理论作曲专业。
这时多杰仁宗对于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理解能力等都有所精进，进修期间，他更清楚自己为什么学习、应该学习什么，他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在两年时间里，系统地完成了音乐理论作曲专业的全部课程，在班里的成绩十分突出。在学校期间，他就参与了团里的音乐创作。
1981年，多杰仁宗与人合写了双人舞蹈《雁情》音乐，完成了他向一名作曲家的转型。通过与舞蹈编导交流沟通，多杰仁宗以不同的音乐来刻画、烘托两只鸟的交颈缠绵、依偎厮守、翩翩起舞等，其中融汇了青海多民族音乐元素，整部作品抒情、优美。《雁情》是多杰仁宗最早的获奖作品，也是通过这部作品更加坚定了他用音乐来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的想法，“每每有一种想表达、想倾诉的欲望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将它们转化为音乐语言。”
学成之后，多杰仁宗很快写出了《草原晚霞美》《美酒献给共产党》等创作歌曲和管弦组曲《安多藏族民歌四首》，开始了他编织美丽音乐梦想的历程。这期间他的作品日臻成熟，男高音独唱歌曲《可爱的布谷鸟》、女高音独唱歌曲《撒拉的沉思》、舞蹈《足迹》《雅纳》等一批作品先后获得了青海省政府奖和国家级、省级各类文艺作品比赛奖。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多杰仁宗迎来了创作高峰期。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同时写了大量舞蹈、舞剧音乐和电视音乐，男高音歌曲《草原风情》获“歌唱青海”歌曲作品奖，无伴奏合唱组歌《雪山恋——仓央加措情歌四首》与交响诗《雪山》代表了他在声乐创作与器乐创作方面驾驭作曲技巧的能力和娴熟的表现手法。《雪山恋——仓央加措情歌四首》与《雪山》先后参加了西北音乐周“天山音乐会”与第六届中国艺术节等大型艺术演出活动演出，备受好评，《雪山恋——仓央嘉措情歌四首》获青海省建国四十五周年文艺创作优秀作品（政府）奖，电视专题片《青海湖之波》获得青海省“五个一工程”与国家“五个一工程”94年度入选奖等。他参与创作的大型系列歌舞《七彩江河源》、儿童剧《大山园与红领巾》、电视片《青海湖之波》及《活佛转世》等作品先后获国家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鉴于多杰仁宗在艺术领域内作出的贡献，1993年1月国务院授予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长久以来，多杰仁宗站在青海高地，对青海的神山圣湖、大川大河以及世代繁衍生息于此的各族人民加以发自心灵的赞颂，并将高原文化之魂吸附于音乐母体之中，恰切地将“雪山”“青海湖”“高原”“家乡”“草原”等极富青海高原特色的意象作为精神符号、文化象征，向全世界介绍了大美青海、雪域高原。多杰仁宗终生扎根青海高原，深受高原文明的滋养，赤子情怀成为他的灵魂底色。因此，当多杰仁宗站在高原之巅，放眼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他怎能不以满腔炽热来面对、来仰望、来赞美！这与李斯特认为的“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空气，它是生命中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不谋而合。
多杰仁宗先生历任青海省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青海省文联第四、第五届委员与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第三、第四届副主席，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除了在音乐研究领域孜孜不倦，他还长期担任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理论作曲兼职教授与音乐学特聘教授，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学子，参与了多项国家级音乐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7年，《多杰仁宗管弦乐作品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凝集多杰仁宗先生毕生创作心血的作品集中，青海省音协主席苍海平先生高度评价道：“多杰仁宗是一位朴实、沉稳，不追求虚华的严谨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反映和突出高原风土人情。大多是以江河、雪山、湖泊、草原为背景，并能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刻画和描写，进一步抒发对青藏高原炽热之爱恋。”
五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聪慧的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独特的民族文化。藏族人民的生活与歌舞息息相关，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从资料来看，国外（包括歐美各国与日本）音乐学术界对于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研究活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有西方音乐学者发表与藏传佛教音乐有关的介绍文字，60年代开始出现专题论述藏传佛教音乐的论文，其关注的范围比较全面、有深度。然而放眼国内，虽然从5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藏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关注的焦点长期集中于民间音乐，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噶尔”，直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
上世纪80年代，多杰仁宗到北京出差，在与我国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田联韬先生见面交谈中，田联韬先生向多杰仁宗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现状，并说：“希望你在搞创作的同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青海藏传佛教音乐，目前这在国内尚属空白，你是藏族、懂藏文，又在青海生活工作，这样的优势一定要抓住。”
多杰仁宗先生以湟中县塔尔寺为中心，开始了对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采风、整理资料等工作。近三十年来，先生的足迹遍布青海河湟谷地和藏区大大小小的寺院，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便着手展开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先后撰写了《安多藏族民歌“勒”音乐初探》《“花儿”音乐创作与研究方面的思考》及《青海河湟沿岸藏传佛教寺院音乐调查》《关于藏传佛教寺诵经乐谱的研究》等多篇音乐理论文章。
宗教音乐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学者必须关注的课题。而宗教由于其久远的历史传统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繁复的宗教仪轨及多种宗教禁忌，使得学者在进行宗教文化的考察、研究工作时，面临的学术难度与工作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民俗文化的考察、研究。藏传佛教由于存着多种教派，而众多寺院又分布于幅员辽阔的青藏高原各地，因此，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等实地考察工作更为艰辛；加之相较于西洋音乐与宗教音乐的同步发展。在我国，由于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融合程度较差，对藏传佛教音乐的分类、内容、与仪式的关系的挖掘、整理乃至从音乐学、曲式学等方面加以分析的大量工作，只能凭一己之力展开；甚而由于当时专业翻译、出版力量薄弱，国外相关佛教音乐的资料、论著无法译介到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料。“我记得当时只有田联韬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毛继增曾发表过一些关于藏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文章，但也只涉及了宗教乐器。”多杰仁宗先生的研究工作繁重、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多杰仁宗发现，在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的经文书籍里，既有用于吟诵佛经的图形符号乐谱，也有用于宗教乐器演奏的图形符号或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这些乐谱形成、发展和传承至今，是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趋于成熟的标志。 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乐谱，由于受教派、寺院隶属关系的影响，其图文形态、符号内容都各有特征。所用乐谱的种类、式样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复杂。但总体上来讲，寺院使用的各种乐谱无论是用途还是功能，大体一致。多杰仁宗认为，寺院乐谱含三种功能：作为图形符号乐谱，用于记录诵经音调与声调变化的过程；作为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用于标记部分宗教乐器的音高、节奏及音色变化；以图形符号为主，加上文字和数字注释进行综合记录，用来记录诵经音调与宗教乐器同步吟诵和演奏的乐谱。寺院宗教仪式里主要用的是第三种，明显带有总谱的意义。各寺院的乐谱虽然形状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就藏传佛教音乐特有的音响与风格，并没有变化。
在青海化隆山区的一座宁玛密宗经院里，多杰仁宗先生发现了一本其汉文大意为“八本尊举行迎请与伽持仪式”的手抄经文，据说此为宁玛派的重要经典书籍。从纸张颜色及破旧程度来看，可以肯定书籍的年代相当久远。其中一些经文的字头上方标记有各种图形符号，多杰仁宗抄录了一段书籍中标有符号的经文。通过分析，文字上方所标记的图形符号，是由四个不同的块状图形反复交替使用，并有规律地形成完整逻辑思维的诵经乐谱。经对四种图文符号与诵经音调的对照，发现在诵经中形成了长短不等的音型和乐句。根据这一诵经音调图形的内容排列等来看，它以简朴的符号作为手段，对诵经音乐的复杂音调与声调变化进行了带有逻辑性的排列和记录，多杰仁宗认为该乐谱可能是诸多符号乐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于此，他联想起萨迦班智达贡坚赞《乐论》一书关于音调的四种表现形式的论述，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四种音调的表现形式与四种符号进行比较，但文中对四种音调的表现形式所做的旋律特征、发声方法等方面的描述，在四种符号音调里隐约可以找到相同的特征。多杰仁宗先生注意到，由于以上四种图形符号的诵经音调音响资料不是寺院法会实况录音，而是在调查中请僧人录的音，音调的准确程度较难估计。因此他认为将诵经音乐符号谱与藏族古籍中的音乐理论进行对比性研究，是揭开藏传佛教宗教乐谱之谜的重要途径。
“虽然谱面上多以同音反复和级进运动为主的音调进行，但由于音调的声音位置，发声的方法与技巧等不断发生变化，使吟诵的曲调形成极强的音乐性和旋律感。”这使多杰仁宗先生认识到，藏传佛教诵经音调图形符号谱所记录的音乐，虽然也包括了旋律音调的高低变化，但它决不止仅仅表示了这么一点信息，更重要的功能是表示诵经音乐中发声原理和技巧方面的丰富变化。
多杰仁宗先生说，标记于寺院宗教书籍里的乐谱，除了图形符号外，还大量存在用文字标记或注解的乐谱。这些文字性的乐谱，主要记录寺院乐器的各种组合、合奏与交替演奏的音乐谱，这些大部分乐谱具有总谱的意义。寺院里的宗教乐谱，无论是图形符号及文字式乐谱，还是文字标记与注解性的乐谱，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寺院宗教音乐进行的规律与形态。它们对经文吟诵的声调、曲调变化，各种宗教乐器的演奏过程都有所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地区各教派寺院宗教乐谱中，除了有图形符号乐谱外，还有大量文字形式的乐谱。田野调查时发现，在宗教乐器演奏类乐谱中，文字性的乐谱占相当大的比例，它是用于寺院乐器演奏乐谱的主要记录形式。文字符号乐谱的种类与形式极其多样，既有用文字书写来记录宗教乐器的演奏法与指法的，也有用文字或数字注解方式标出带有器乐程式化组合或段落的。由于藏传佛教寺院音乐中，文字形式乐谱的量比较大，加上其形式多变、内容多样，因此，对它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比较困难。
多杰仁宗先生在寺院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字类乐谱的形式、内容的分析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寺院经文中的文字类符号乐谱，是用某些特定的文字作为符号，对各种乐器演奏的方法、指法进行解释、说明的乐谱。这种乐谱大量地存在于各寺的经文中。相传，青海格鲁派著名寺院塔尔寺曾经有本这种乐谱，是专门用于记录唢呐演奏的。据曾见到过这本书的湟中县文化局干部罗焕兴先生讲，这本经文，是一种用文字作为符号，表示乐器演奏时的音高与节奏变化的乐谱。多杰仁宗曾专程前往塔尔寺证实这乐谱存在的真实性，一僧人确认这一乐谱的确存在过，但已丢失多年。
多杰仁宗先生还发现在经文与图形谱的间隙中，记有大量文字注解性的符号乐谱，同样对寺院音乐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杰仁宗先生说，寺院经文中种类繁多的注解文字，有些代表宗教乐器程式化的节奏、音型及演奏法；有的则表示宗教乐器演奏的具体位置、敲击的次数及音色音量的变化等。寺院宗教仪式中，僧人在领经师的带领之下按照经书注解文的提示，可以逐段逐句地完成诵经音调的吟唱与宗教乐器的演奏。它们的组合使徐缓、低沉的诵经音调与粗犷、豪放的宗教乐器声产生有机的搭配，形成和谐、完美的音乐，使人体味到藏传佛教音乐的震撼力，领略到雪域高原神秘的宗教文化。
通過多年来对这些乐谱的研究，多杰仁宗先生发现在藏区佛教在“后宏期”之后，所形成的众多教派和不同的寺院隶属关系，对寺院宗教仪式、仪轨的完善和宗教音乐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寺院里出现了种类繁多、式样各异的宗教乐谱。
宗教音乐始终贯穿于藏传佛教各种宗教仪式仪轨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其中蕴含的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以及各种宗教乐器的演奏等，极少注意到这些宗教音乐也存在节奏变化，从未对其进行细分、命名，他们认为仪式认轨是一个整体。因此，如何将乐、舞从中剥离出来，成为困扰多杰仁宗先生的一个难题。“这里所说的宗教音乐，不同于我们传统认知意义上的音乐，它是通过僧人诵经音调与各类宗教乐器的演奏，形成不规则的对位形态，搭配和揉杂而成的一种综合性的音响。” 有一次，多杰仁宗先生在化隆地区一座宁玛派寺院里采访，在与一位年纪较长的僧人交谈有关唱经调时，这位僧人边唱边介绍了三种不同的诵经音调。“他从一开始稍有节奏的念诵，到之后加入音调，抑扬顿挫地念诵，乃至加入华丽高昂的音调，这样递进式的唱诵，我至今记忆犹新。”通过大量走访调查，藏传佛教音乐看似杂乱无章，令多杰仁宗不知如何科学归纳分类，这时，他仿佛醍醐灌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他数次去向这位僧人请教，并最终提出“各寺院法会的诵经音乐，由于经文的多样性，形成了念诵、吟诵、唱诵等三种音乐形态的诵经音调”的论断。
多杰仁宗说，诵经音乐的传承过程，除了依靠传统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方式外，还要通过大量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的乐谱，来完善诵经音乐的传承体系。因此，形成了带有浓郁青藏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寺院乐谱文化。它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杰仁宗眼里，藏傳佛教寺院古乐谱，吸收了古代各民族的音乐记谱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乐谱体系。这些乐谱无论是图形式或文字式符号，还是文字记录与注解式符号，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宗教音乐的规律。
2009年，作为“国家西部课题”项目的《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研究专著，是我省以多杰仁宗先生为代表的音乐研究界多年来对青海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这部涉及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人文背景、宗教乐舞、寺院诵经音乐、宗教音乐乐器、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乐谱“央移”、各教派寺院的法会仪式仪转及仪式音乐等内容的著作，在中国音乐界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著名民俗学者赵宗福先生评价说“是一项拓荒性的研究成果”。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出版发行，田联韬先生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作为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专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这部专著，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深入，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具有学术深度的科研成果。它的问世，既是中国民族音乐界的一件大事，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会在国际音乐学界引人瞩目，产生较大的影响。
六
三十年磨一剑。在《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一书付梓后，多杰仁宗并没有长松一口气，他对藏传佛教音乐乃至藏族音乐的痴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像是一座富矿，我对其的探究之心欲罢不能，割舍不下。之前做的工作结集成书，已然成为过去。然而，诚如田联韬先生所说，虽然《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中是一部集中研究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的著作，而青海省的藏区仅为藏族人民分布的五个省区的一部分，但由于藏传佛教音乐的高度统一性，此书内容体现出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充分说明它远非仅仅是对某一民族的某一地区的宗教文化研究的局部性研究成果。”
短暂地休息后，多杰仁宗依旧奔走在雪域高原，下草原、进寺院，致力于高原藏传佛教音乐的挖掘、研究工作。他不顾身体状况欠佳，多次受邀参加在台湾地区、韩国等地举行的“中韩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多篇。他说，希望通过一己绵薄之力，将青藏高原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音乐文化介绍给全世界。
一场暮春的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了高原古城，在多杰仁宗先生的寓所里，我们一起倾听了先生献给高原、献给自然、献给生命的一曲曲颂歌。扶摇的山峰、舒卷的白云、流泻的瀑布、跃动的生灵、勤劳的人民，一幅大自然的杰作缓缓呈现在我的面前，藉由流动的音符，令我对青藏高原这片美丽的沃土产生无限的遐想，对这片高大陆上的世代繁衍生息的各族人民生发由衷的敬意，也看到一位雪山赤子在苍茫高原踏歌而行……这一切，皆源于多杰仁宗先生博大的胸怀与高贵的民族情感，以及他终生从事艺术创作所蕴积的艺术良知。
作者简介：郭晓芸，七零后，媒体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竖琴、三角铁、低音提琴、定音鼓、长笛、双簧管……依次在我的耳畔奏响，嘈嘈切切中，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碧绿草原、洁白羊群、高天流云、淙淙溪水、悠扬牧笛等美丽图景，或舒展、或跳跃、或激情的旋律，令我于千里之外的河湟谷地，仿佛遥望到神秘的江源，雪山在阳光的朗照下分外妖娆，金色的雪山峰顶，散发出神性的光芒……
我的胸臆间鼓荡起一股豪情，久久不能平静，竟至无语凝咽。
这是怎样的一首乐曲呵！我开始不断地搜寻它的相关信息，最终得知，这首曲子名为《雪山》，由我省著名藏族作曲家多杰仁宗先生创作。
自此，我开始留意起多杰仁宗以及他的音乐。
一
2018年4月的一天，我拜访了敬慕已久的多杰仁宗先生。我与先生从缘悭一面，到有了促膝长谈的机缘。
多杰仁宗先生的家位于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家属院一座老旧的家属楼。民族歌舞团家属院在繁华的西宁古城台地区仍能葆有一片幽静，我在这个有响雷滚过的暮春的午后心生几许清凉。
轻轻的叩门声后，多杰仁宗先生应声开门。先生出生于1945年7月，今年已年逾古稀，却脚步轻盈，精神矍铄，华发星目，长期的艺术滋养使得先生看起来十分儒雅。
话题自然是从那部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交响音诗《雪山》开始。这部作品是多杰仁宗先生1999年创作的，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凝聚了他颇多的心血智慧。
创作《雪山》已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多杰仁宗先生仍记忆犹新。“接到任务后，我只身前往民和七里寺，在那里寻找创作灵感。拘囿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灵感之神找不到回家的路。只有亲近大自然，聆听田野的风声、呼吸纯净的气息，我的心才能沉淀，才能进入状态。”
从确定作品主题、选择曲体结构等，直至创作结束，《雪山》的创作过程历时近三个月。多杰仁宗先生为《雪山》确定了交响音乐的体裁形式，他采用单乐章的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戏剧性质的标题性管弦乐作品，用奏鸣曲的曲体结构，为我们铺展了一幅雄浑壮阔、色彩变幻的高原画卷。在整体构思中其和声、旋律以及乐队的交响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运用创作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上体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表现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文化底蕴。《雪山》这部作品热情、奔放、细腻、粗犷，以丰富多彩的音响展现出一幅雪域高原的风情画和抒情诗，在青海剧场演出后获得了极大成功。多杰仁宗先生用音乐完成了一次向故乡、向高原的致礼！
苏联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俄罗斯民族乐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格里爱尔曾说：音乐的内容是表现在音响中的生活的印象、思想和感情。因此作曲家应当有开阔的思想，深刻地理解生活，他应当是他那一时代的先进的人。如果内心生活贫乏，如果作曲家脱离生活，如果他的生活印象是贫乏的、肤浅的和偶然的，那他的音乐也一定是空洞的和无内容的。而他的一切技术就成为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了。
四十年来，多杰仁宗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我从多杰仁宗先生的话语中捕捉到了“色彩”一词。而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先生不断提及这个极富视觉性的词汇。我想，正是由于先生遵从内心，不用时尚的技法，亦无华丽的句子，将自己从大自然中寻觅到的丰富的色彩变换、将自己对生活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转化为流畅的音乐语言，持之以恒地通过使用细腻的色彩性配器给听众以张驰有度的听觉感受，才造就了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二
故乡是每一个人宿命般的情结，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地都留有童年和故土烙印。对于多情的多杰仁宗先生来说，故乡不仅仅只是情感所系，更是为他种下音乐种子的肥沃热土。
多杰仁宗先生的故乡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一个名为“朵雪”的部落。多杰仁宗先生说：“朵雪（地图标为多富山）是解放前的一个部落名，下辖六七个自然村庄，我出生在多富或朵雪部落其先村，后来迁至沙索么（意为新土地）村。‘朵雪’一词藏语意为‘散落的遗址’，之后挖防空洞时还挖出了古时的田地和被埋没的树木等。看来朵雪这个地方的命名是有渊源的。新中国成立后，归入了雄先公社，亦即今雄先藏族乡。”
多杰仁宗有五个兄弟姐妹，听母亲说，还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了。多杰仁宗记得，父亲对孩子们相当严厉，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朴实的父母、贫寒的家境，多杰仁宗与村庄里其他男孩一样，挡羊、务农，仰望着大山以外的世界。
幸运的是，多杰仁宗的外公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宗教职业者，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外公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抄写经书籍，忙个不停，这对他的影响很大。外公向多杰仁宗教授了藏文、诵读经文，并告诉他一些人生哲理。也就是从那时起，多杰仁宗朦朦胧胧地觉得，除了种地放羊，人的生活中应当还有一种称为“文化”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要求农村学龄儿童必须上学。8岁的多杰仁宗和小伙伴们可以进入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了。但大部分孩子只是象征性地读一两年书，便离开学校随着父母参加农业劳动。在外公的支持下，多杰仁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完成学业的学生之一。
多杰仁宗在汉族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这门学科：“音乐老师给我们教唱了民歌《我爱我的台湾》时，在黑板上写下了歌曲简谱。当我看到根据由7个阿拉伯数字排列组合而成的乐谱，居然能唱出不同的旋律來，心中十分惊奇，萌发了想要驾驭这种语言的强烈欲望。”多年后，在系统接受音乐学理论知识之后，多杰仁宗才发现原来音乐世界那么浩瀚博大，远非小学课堂上那简单的数字排列组合，但这足以为少年多杰仁宗打开一扇通往音乐世界的门扉。 “咪来咪唆咪来哆来哆啦……”六十多年后，当潜藏多年的旋律从多杰仁宗先生的心底流淌出来时，我相信，他的心一定已经飞回了家乡化隆那座大山……
化隆地区自古至明末时期曾有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蒙古等民族聚居。藏族是土著居民，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休养生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多杰仁宗出生并成长在这里，深受藏文化的滋养。他记得每年秋收时节，眼看开镰在即，山里却经常有冰雹、暴雨袭来，使乡亲们们一年来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为了能祈求上天庇佑，颗粒归仓，村里的妇女们就会背上经书，沿着田间地头绕圈行走，口中边念念有词地唱诵着六字真言。走遍村庄田野后，她们便聚集在村中央，由一位僧人领读经文，大家齐声共唱。这些旋律各异的嘛呢调，不仅萦绕在村庄上空，更是深深依附在多杰仁宗的灵魂深处，完成了多杰仁宗对于音乐的最初启蒙。
在雄先地区，历来有藏族男青年吹奏鹰骨笛的历史和传统，他们会在群众集会、野外放牧或田间劳动休息时吹奏自娱，一来可以消解野外的孤独无聊，二来也是成年的象征。多杰仁宗看到村里成年的小伙子们每人腰间别鹰骨笛，就十分羡慕。少年的多杰仁宗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支鹰骨笛呵。
三
未待成年后在自己的腰间也别上一支鹰骨笛，向心爱的姑娘吹奏一曲“拉伊”来倾诉衷肠，多杰仁宗便离开了故土，走向了更辽阔的世界。1958年，多杰仁宗小学毕业，他被保送到西宁的青海民族师范学校。
父亲激烈地反对多杰仁宗到省城上学。多杰仁宗说，“解放前马步芳曾派人到我的家乡挑了一批青壮年男丁，给每人发了钱和新衣服，拉走后便杳无音信。父亲害怕我被骗走。二者，我作为家中长男，父亲希望我能留在家里帮忙。”当同学们跟随老师到县上办理上学手续时，多杰仁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出乎意料的是，老师从县上回来后专程来给多杰仁宗的父亲做工作，在外公和老師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多杰仁宗去上学。
青海民族师范学校是一所双语教育的学校，有些班以藏文为主，有些班则以汉文为主，后来又建立了一个蒙文为主的双语班。多杰仁宗见证了解放初期青海省的民族教育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2015年，多杰仁宗先生曾以《我所知道的青海民族师范学校》为题撰文回忆在西宁贾小庄地区度过的难忘的求学时光。
在青海民族师范学校，多杰仁宗第一次见到了立式钢琴，他很想去触摸一下那流畅的线条、富有质感的琴键，却未能如愿。“当时有很多同学都跟我一样是初次见识立式钢琴，很新奇，因为音乐老师脾气有些暴躁，大家都很害怕他，不敢去触摸。相反，或许是因为兴趣相投，老师甚至几乎从来没有冲我发过脾气，我并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怕。只是出于对音乐的敬畏，我才没有去莽撞地触摸钢琴。”
多杰仁宗在西宁上学一年后，父亲英年早逝。作为长男，多杰仁宗理应回到家里，帮助母亲抚养年纪尚小的弟妹。但一向深明大义的母亲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庭重担，她坚持让多杰仁宗继续学业，这也才使得多杰仁宗能够有机会走上追求艺术的道路。
1960年夏天，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在青海西宁地区招生。经推荐，多杰仁宗考入了该校的音乐专业。说来也巧，多杰仁宗先生参加工作进入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后，与那位音乐老师的爱人成为同事，在闲聊中才得知，当初原来是音乐老师向学校推荐了他。直到现在，多杰仁宗仍心存感激，他说若无这位音乐老师，自己就不可能与音乐结缘。
多杰仁宗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三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学习，七年宝贵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遨游在音乐的海洋。他深知，自己并没有多少艺术天赋，唯有勤能补拙，才能让自己在众多优秀的同学当中脱颖而出。
在这里，他学习了许多音乐专业课程，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学好必修的文化课外，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等课程，多杰仁宗一堂不落，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很多国内外的优秀作品，通过欣赏唱片、作品分析，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音乐的理解认知更加深入。有一次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有关北方草原的俄罗斯作品，他第一次在音乐之窗里“看”见一幅自然之景，这奇妙的感觉令他终身难忘。
四
1968年多杰仁宗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担任演奏员。虽然在校期间，他学习了音乐专业的许多课程，但由于各种运动的影响，实际并没有完成全部课程。在做演奏员的十年生涯里，多杰仁宗对学校中未学到的理论课程进行了全面的自主学习。在7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音乐创作的尝试，为他后来主攻作曲专业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由于工作需要，团里先后派多杰仁宗去中央民族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青海班等进修理论作曲专业。
这时多杰仁宗对于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理解能力等都有所精进，进修期间，他更清楚自己为什么学习、应该学习什么，他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在两年时间里，系统地完成了音乐理论作曲专业的全部课程，在班里的成绩十分突出。在学校期间，他就参与了团里的音乐创作。
1981年，多杰仁宗与人合写了双人舞蹈《雁情》音乐，完成了他向一名作曲家的转型。通过与舞蹈编导交流沟通，多杰仁宗以不同的音乐来刻画、烘托两只鸟的交颈缠绵、依偎厮守、翩翩起舞等，其中融汇了青海多民族音乐元素，整部作品抒情、优美。《雁情》是多杰仁宗最早的获奖作品，也是通过这部作品更加坚定了他用音乐来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的想法，“每每有一种想表达、想倾诉的欲望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将它们转化为音乐语言。”
学成之后，多杰仁宗很快写出了《草原晚霞美》《美酒献给共产党》等创作歌曲和管弦组曲《安多藏族民歌四首》，开始了他编织美丽音乐梦想的历程。这期间他的作品日臻成熟，男高音独唱歌曲《可爱的布谷鸟》、女高音独唱歌曲《撒拉的沉思》、舞蹈《足迹》《雅纳》等一批作品先后获得了青海省政府奖和国家级、省级各类文艺作品比赛奖。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多杰仁宗迎来了创作高峰期。他创作了许多声乐作品，同时写了大量舞蹈、舞剧音乐和电视音乐，男高音歌曲《草原风情》获“歌唱青海”歌曲作品奖，无伴奏合唱组歌《雪山恋——仓央加措情歌四首》与交响诗《雪山》代表了他在声乐创作与器乐创作方面驾驭作曲技巧的能力和娴熟的表现手法。《雪山恋——仓央加措情歌四首》与《雪山》先后参加了西北音乐周“天山音乐会”与第六届中国艺术节等大型艺术演出活动演出，备受好评，《雪山恋——仓央嘉措情歌四首》获青海省建国四十五周年文艺创作优秀作品（政府）奖，电视专题片《青海湖之波》获得青海省“五个一工程”与国家“五个一工程”94年度入选奖等。他参与创作的大型系列歌舞《七彩江河源》、儿童剧《大山园与红领巾》、电视片《青海湖之波》及《活佛转世》等作品先后获国家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鉴于多杰仁宗在艺术领域内作出的贡献，1993年1月国务院授予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长久以来，多杰仁宗站在青海高地，对青海的神山圣湖、大川大河以及世代繁衍生息于此的各族人民加以发自心灵的赞颂，并将高原文化之魂吸附于音乐母体之中，恰切地将“雪山”“青海湖”“高原”“家乡”“草原”等极富青海高原特色的意象作为精神符号、文化象征，向全世界介绍了大美青海、雪域高原。多杰仁宗终生扎根青海高原，深受高原文明的滋养，赤子情怀成为他的灵魂底色。因此，当多杰仁宗站在高原之巅，放眼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他怎能不以满腔炽热来面对、来仰望、来赞美！这与李斯特认为的“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空气，它是生命中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不谋而合。
多杰仁宗先生历任青海省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青海省文联第四、第五届委员与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第三、第四届副主席，为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除了在音乐研究领域孜孜不倦，他还长期担任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理论作曲兼职教授与音乐学特聘教授，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学子，参与了多项国家级音乐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7年，《多杰仁宗管弦乐作品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凝集多杰仁宗先生毕生创作心血的作品集中，青海省音协主席苍海平先生高度评价道：“多杰仁宗是一位朴实、沉稳，不追求虚华的严谨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作品反映和突出高原风土人情。大多是以江河、雪山、湖泊、草原为背景，并能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刻画和描写，进一步抒发对青藏高原炽热之爱恋。”
五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聪慧的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风格独特的民族文化。藏族人民的生活与歌舞息息相关，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从资料来看，国外（包括歐美各国与日本）音乐学术界对于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研究活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有西方音乐学者发表与藏传佛教音乐有关的介绍文字，60年代开始出现专题论述藏传佛教音乐的论文，其关注的范围比较全面、有深度。然而放眼国内，虽然从5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藏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但关注的焦点长期集中于民间音乐，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噶尔”，直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
上世纪80年代，多杰仁宗到北京出差，在与我国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田联韬先生见面交谈中，田联韬先生向多杰仁宗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现状，并说：“希望你在搞创作的同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青海藏传佛教音乐，目前这在国内尚属空白，你是藏族、懂藏文，又在青海生活工作，这样的优势一定要抓住。”
多杰仁宗先生以湟中县塔尔寺为中心，开始了对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采风、整理资料等工作。近三十年来，先生的足迹遍布青海河湟谷地和藏区大大小小的寺院，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便着手展开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先后撰写了《安多藏族民歌“勒”音乐初探》《“花儿”音乐创作与研究方面的思考》及《青海河湟沿岸藏传佛教寺院音乐调查》《关于藏传佛教寺诵经乐谱的研究》等多篇音乐理论文章。
宗教音乐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学者必须关注的课题。而宗教由于其久远的历史传统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繁复的宗教仪轨及多种宗教禁忌，使得学者在进行宗教文化的考察、研究工作时，面临的学术难度与工作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民俗文化的考察、研究。藏传佛教由于存着多种教派，而众多寺院又分布于幅员辽阔的青藏高原各地，因此，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等实地考察工作更为艰辛；加之相较于西洋音乐与宗教音乐的同步发展。在我国，由于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融合程度较差，对藏传佛教音乐的分类、内容、与仪式的关系的挖掘、整理乃至从音乐学、曲式学等方面加以分析的大量工作，只能凭一己之力展开；甚而由于当时专业翻译、出版力量薄弱，国外相关佛教音乐的资料、论著无法译介到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料。“我记得当时只有田联韬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毛继增曾发表过一些关于藏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文章，但也只涉及了宗教乐器。”多杰仁宗先生的研究工作繁重、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多杰仁宗发现，在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的经文书籍里，既有用于吟诵佛经的图形符号乐谱，也有用于宗教乐器演奏的图形符号或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这些乐谱形成、发展和传承至今，是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趋于成熟的标志。 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乐谱，由于受教派、寺院隶属关系的影响，其图文形态、符号内容都各有特征。所用乐谱的种类、式样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复杂。但总体上来讲，寺院使用的各种乐谱无论是用途还是功能，大体一致。多杰仁宗认为，寺院乐谱含三种功能：作为图形符号乐谱，用于记录诵经音调与声调变化的过程；作为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用于标记部分宗教乐器的音高、节奏及音色变化；以图形符号为主，加上文字和数字注释进行综合记录，用来记录诵经音调与宗教乐器同步吟诵和演奏的乐谱。寺院宗教仪式里主要用的是第三种，明显带有总谱的意义。各寺院的乐谱虽然形状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就藏传佛教音乐特有的音响与风格，并没有变化。
在青海化隆山区的一座宁玛密宗经院里，多杰仁宗先生发现了一本其汉文大意为“八本尊举行迎请与伽持仪式”的手抄经文，据说此为宁玛派的重要经典书籍。从纸张颜色及破旧程度来看，可以肯定书籍的年代相当久远。其中一些经文的字头上方标记有各种图形符号，多杰仁宗抄录了一段书籍中标有符号的经文。通过分析，文字上方所标记的图形符号，是由四个不同的块状图形反复交替使用，并有规律地形成完整逻辑思维的诵经乐谱。经对四种图文符号与诵经音调的对照，发现在诵经中形成了长短不等的音型和乐句。根据这一诵经音调图形的内容排列等来看，它以简朴的符号作为手段，对诵经音乐的复杂音调与声调变化进行了带有逻辑性的排列和记录，多杰仁宗认为该乐谱可能是诸多符号乐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于此，他联想起萨迦班智达贡坚赞《乐论》一书关于音调的四种表现形式的论述，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四种音调的表现形式与四种符号进行比较，但文中对四种音调的表现形式所做的旋律特征、发声方法等方面的描述，在四种符号音调里隐约可以找到相同的特征。多杰仁宗先生注意到，由于以上四种图形符号的诵经音调音响资料不是寺院法会实况录音，而是在调查中请僧人录的音，音调的准确程度较难估计。因此他认为将诵经音乐符号谱与藏族古籍中的音乐理论进行对比性研究，是揭开藏传佛教宗教乐谱之谜的重要途径。
“虽然谱面上多以同音反复和级进运动为主的音调进行，但由于音调的声音位置，发声的方法与技巧等不断发生变化，使吟诵的曲调形成极强的音乐性和旋律感。”这使多杰仁宗先生认识到，藏传佛教诵经音调图形符号谱所记录的音乐，虽然也包括了旋律音调的高低变化，但它决不止仅仅表示了这么一点信息，更重要的功能是表示诵经音乐中发声原理和技巧方面的丰富变化。
多杰仁宗先生说，标记于寺院宗教书籍里的乐谱，除了图形符号外，还大量存在用文字标记或注解的乐谱。这些文字性的乐谱，主要记录寺院乐器的各种组合、合奏与交替演奏的音乐谱，这些大部分乐谱具有总谱的意义。寺院里的宗教乐谱，无论是图形符号及文字式乐谱，还是文字标记与注解性的乐谱，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寺院宗教音乐进行的规律与形态。它们对经文吟诵的声调、曲调变化，各种宗教乐器的演奏过程都有所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青海地区各教派寺院宗教乐谱中，除了有图形符号乐谱外，还有大量文字形式的乐谱。田野调查时发现，在宗教乐器演奏类乐谱中，文字性的乐谱占相当大的比例，它是用于寺院乐器演奏乐谱的主要记录形式。文字符号乐谱的种类与形式极其多样，既有用文字书写来记录宗教乐器的演奏法与指法的，也有用文字或数字注解方式标出带有器乐程式化组合或段落的。由于藏传佛教寺院音乐中，文字形式乐谱的量比较大，加上其形式多变、内容多样，因此，对它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比较困难。
多杰仁宗先生在寺院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字类乐谱的形式、内容的分析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寺院经文中的文字类符号乐谱，是用某些特定的文字作为符号，对各种乐器演奏的方法、指法进行解释、说明的乐谱。这种乐谱大量地存在于各寺的经文中。相传，青海格鲁派著名寺院塔尔寺曾经有本这种乐谱，是专门用于记录唢呐演奏的。据曾见到过这本书的湟中县文化局干部罗焕兴先生讲，这本经文，是一种用文字作为符号，表示乐器演奏时的音高与节奏变化的乐谱。多杰仁宗曾专程前往塔尔寺证实这乐谱存在的真实性，一僧人确认这一乐谱的确存在过，但已丢失多年。
多杰仁宗先生还发现在经文与图形谱的间隙中，记有大量文字注解性的符号乐谱，同样对寺院音乐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杰仁宗先生说，寺院经文中种类繁多的注解文字，有些代表宗教乐器程式化的节奏、音型及演奏法；有的则表示宗教乐器演奏的具体位置、敲击的次数及音色音量的变化等。寺院宗教仪式中，僧人在领经师的带领之下按照经书注解文的提示，可以逐段逐句地完成诵经音调的吟唱与宗教乐器的演奏。它们的组合使徐缓、低沉的诵经音调与粗犷、豪放的宗教乐器声产生有机的搭配，形成和谐、完美的音乐，使人体味到藏传佛教音乐的震撼力，领略到雪域高原神秘的宗教文化。
通過多年来对这些乐谱的研究，多杰仁宗先生发现在藏区佛教在“后宏期”之后，所形成的众多教派和不同的寺院隶属关系，对寺院宗教仪式、仪轨的完善和宗教音乐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寺院里出现了种类繁多、式样各异的宗教乐谱。
宗教音乐始终贯穿于藏传佛教各种宗教仪式仪轨中，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其中蕴含的藏传佛教的历史、教义以及各种宗教乐器的演奏等，极少注意到这些宗教音乐也存在节奏变化，从未对其进行细分、命名，他们认为仪式认轨是一个整体。因此，如何将乐、舞从中剥离出来，成为困扰多杰仁宗先生的一个难题。“这里所说的宗教音乐，不同于我们传统认知意义上的音乐，它是通过僧人诵经音调与各类宗教乐器的演奏，形成不规则的对位形态，搭配和揉杂而成的一种综合性的音响。” 有一次，多杰仁宗先生在化隆地区一座宁玛派寺院里采访，在与一位年纪较长的僧人交谈有关唱经调时，这位僧人边唱边介绍了三种不同的诵经音调。“他从一开始稍有节奏的念诵，到之后加入音调，抑扬顿挫地念诵，乃至加入华丽高昂的音调，这样递进式的唱诵，我至今记忆犹新。”通过大量走访调查，藏传佛教音乐看似杂乱无章，令多杰仁宗不知如何科学归纳分类，这时，他仿佛醍醐灌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他数次去向这位僧人请教，并最终提出“各寺院法会的诵经音乐，由于经文的多样性，形成了念诵、吟诵、唱诵等三种音乐形态的诵经音调”的论断。
多杰仁宗说，诵经音乐的传承过程，除了依靠传统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方式外，还要通过大量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的乐谱，来完善诵经音乐的传承体系。因此，形成了带有浓郁青藏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寺院乐谱文化。它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杰仁宗眼里，藏傳佛教寺院古乐谱，吸收了古代各民族的音乐记谱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乐谱体系。这些乐谱无论是图形式或文字式符号，还是文字记录与注解式符号，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宗教音乐的规律。
2009年，作为“国家西部课题”项目的《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研究专著，是我省以多杰仁宗先生为代表的音乐研究界多年来对青海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这部涉及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人文背景、宗教乐舞、寺院诵经音乐、宗教音乐乐器、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乐谱“央移”、各教派寺院的法会仪式仪转及仪式音乐等内容的著作，在中国音乐界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著名民俗学者赵宗福先生评价说“是一项拓荒性的研究成果”。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出版发行，田联韬先生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作为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专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这部专著，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深入，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具有学术深度的科研成果。它的问世，既是中国民族音乐界的一件大事，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会在国际音乐学界引人瞩目，产生较大的影响。
六
三十年磨一剑。在《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一书付梓后，多杰仁宗并没有长松一口气，他对藏传佛教音乐乃至藏族音乐的痴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像是一座富矿，我对其的探究之心欲罢不能，割舍不下。之前做的工作结集成书，已然成为过去。然而，诚如田联韬先生所说，虽然《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中是一部集中研究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的著作，而青海省的藏区仅为藏族人民分布的五个省区的一部分，但由于藏传佛教音乐的高度统一性，此书内容体现出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充分说明它远非仅仅是对某一民族的某一地区的宗教文化研究的局部性研究成果。”
短暂地休息后，多杰仁宗依旧奔走在雪域高原，下草原、进寺院，致力于高原藏传佛教音乐的挖掘、研究工作。他不顾身体状况欠佳，多次受邀参加在台湾地区、韩国等地举行的“中韩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多篇。他说，希望通过一己绵薄之力，将青藏高原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音乐文化介绍给全世界。
一场暮春的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了高原古城，在多杰仁宗先生的寓所里，我们一起倾听了先生献给高原、献给自然、献给生命的一曲曲颂歌。扶摇的山峰、舒卷的白云、流泻的瀑布、跃动的生灵、勤劳的人民，一幅大自然的杰作缓缓呈现在我的面前，藉由流动的音符，令我对青藏高原这片美丽的沃土产生无限的遐想，对这片高大陆上的世代繁衍生息的各族人民生发由衷的敬意，也看到一位雪山赤子在苍茫高原踏歌而行……这一切，皆源于多杰仁宗先生博大的胸怀与高贵的民族情感，以及他终生从事艺术创作所蕴积的艺术良知。
作者简介：郭晓芸，七零后，媒体人，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