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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阳阳理论将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阴阳二元，二元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对立统一。这种对于二元与二元之间联系的探索逐渐积淀和内化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就是对语言在形式上的对称平衡布局和在内容上的偶双设置。昆明汉语方言中的对称平衡型修辞，如叠字、对偶、回环和顶真，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中国阴阳二元文化的架构，其中的对偶修辞更是折射出了中国汉民族关于二元对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消长、循环更替哲学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阴阳二元;汉语修辞;平衡对称;昆明方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17BWW013）阶段性成果。
一、阴阳二元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手段匮乏的古代，人们用肉眼观测天象时最先注意到的就是日月。《易传·系辞上》有云：“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人又进而发现了太阳东升西落的日运行循环规律：“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这便激发了古人对自然天体与自然现象循环变化的想象与探索，形成了生死相对、由生而死、再由死而生的生死循环观念，以及日月阴阳相对、阳盛而衰、阴极而阳的阴阳变化图式。《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1]
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后期，史官文化中逐渐产生了较为系统的阴阳思想，人们以它来解释气候、地震、疾病、灾害等自然现象[2]。例如《国语·周语》中就记载了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解释地震的起因[3]。到了《易传》，阴阳理论开始成熟并达到巅峰。《文言传》云：“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又云：“阴疑于阳必战。”这里的“阴”“阳”正是指“阴阳二气”，“战”指两种气体的相互斗争。至《系辞下传》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又云：“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话语中所谓的阴阳，就不是指阴气和阳气了，而是指阴性和阳性两种相对立的特性。再至《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韩康伯注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阴阳者言其气，柔刚者言其形，变化始于气象而后成形，万物资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阴阳，地曰柔刚也。”[4]这里的阴阳既包括阴阳二气的变化，又指正反两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阴阳二气转化的规律，谓之道。于是，在《易传》中，阴阳理论最终上升为哲学概念。
中国的阳阳理论将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阴阳二元，二元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对立统一。这一理论回答了中国古人关于世界从何处来、世界如何构成、以何种方式运行等问题，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5]。
二、汉语中的二元对称
“阴阳二元”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二元的，凡事有阴必有阳，人分男女、物分大小、位有南北、向有东西，这样才能达到宇宙万物的“和合”。这种二元思想对汉民族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汉民族对平衡与对称的推崇。建筑、雕刻作品中有大量左右对称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构成，使观者看到前一部分就能预想到后一部分的样子，因而所耗费的精力较少，更容易引起视觉的快感。这样的对称在美学上称为“一般的平衡”，更注重形式上的对称。
然而，在艺术作品中更常见的却是隐含的对称和平衡。这不再是形式上肉眼可见的、简单的两部分对称，而是隐含于作品内容中各个组成要素间通过合理搭配所实现的平衡。例如，书法就是通过上下左右各部的合理布局来达到平衡;在绘画里则一般是通过各种焦点和非焦点要素的合理配置来达到注意力的平衡。这就是隐含的平衡。而各种焦点和非焦点要素，只要其中一个有所变化，势必牵连其它要素发生变化，相互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进而重新配置，达到新的平衡。这便是潜伏于平衡中的隐含的突变因子。
语言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最能体现汉民族的“阴阳二元”思想及对对称平衡的追求。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有云：“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6]在古人看来，奇数和偶数恰好象征和应征了二元对立的自然现象，诸如天与地、日与月、男与女、白与黑等。毫无疑问，二元对偶在中国文化语言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无论在宇宙论的对子还是律诗的对仗与韵文的平仄”，我们“都发现了以阴阳为基础的二元对偶”[7]。
三、昆明方言：
中国传统文化与滇文化结合的体现
昆明方言及以其作为主要分支的云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或称上江官话）语系。通常情况下，由于文化、交通等条件的便利，省城方言更接近官话，实际上是一种“准方言岛”。从历史语言学角度来看，昆明方言是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杂合了中华大地众多内地方言而形成，其中主要包括华北方言（主要是元、明、清时期）、四川方言（近代以后）以及江南各省份方言[8]。可以说，昆明方言的形成历史就是一部西南边陲地区逐渐与内地相接触、区域文化向内地文化逐渐靠拢并最终被融合的历史。
滇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公元前286年，庄蹻开滇，将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化带入滇池盆地，开启了古滇王国的文明时代。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接触更加深广，内地文化开始融入云南当地人的生活和语言。云南境内立于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及立于晋代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云南“二爨”）使用汉字书写，流畅精熟，书法造诣不低于当时的同类碑刻。汉语对于当时的云南本土居民来说是一种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只有精英阶层和社会权贵才有资格和机会接触并习得汉语。汉语首先通过从内地带回的儒家、道家、佛家等经典著作在云南优势人群中的传播得以通行，而后才作为一种时风，进入普通百姓的语言和生活。但由于“底层干扰”以及合作与妥协，会产生“不完全习得”，这样就形成了南方方言。
到了元朝，云南设立行省，统属于中央。公元13世纪，赛典赤任云南省平章政事，大批中亚细亚回民族和中国内地汉族进入云南。滇文化不仅进一步与内地文化融合，同时还接触了新的文化元素：伊斯兰文化。明代拓边，实行军籍制和军屯制。军队世袭军籍，婚配后依然以家庭为单位屯居在军队;军人在驻地种地、生活、繁衍，形成了固定居所，打仗的时候再拿起武器，不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另外还有大量民屯和商屯的移民和寄客（因经商来云南者）。这些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北方地区，如：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南京、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西、河南等。内地汉族入滇人数达三百万之多，使明代云南人口迅速增长，汉族人口比例第一次超出云南世居居民。至此，昆明方言正式成型，汉语成为昆明地区的通用语言。 战国时期和明朝是昆明方言形成的关键时期。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入滇是滇文化内地化的第一步，同时也启动了滇池盆地区域语言的“内地化”进程。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入滇不仅开创了古滇之地的文明，也为古滇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使江淮方言成为昆明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石。
内地汉族文化和语言对滇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汉族移民来实现的。明初入滇的移民是“形成云南汉语方言（包括昆明方言）的决定因素”[9]183。入滇的汉族移民大多是明代洪武后期从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迁来，江淮方言成了昆明方言的基础。当时的江南移民在滇盖屋建房，形成片区和街道，以其家乡的富春江命名，就是位于今天昆明五华区的大富春街和小富春街。另外，洪武后期相当数量的山西、陕西和河北移民，以及近代以后人口众多的四川移民，都对昆明方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滇池盆地区域的语言以人口占多数的江淮地區汉族移民的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地区移民以及云南本地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在明朝初期形成了昆明方言。语言属于文化范畴，是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文化的发展有助于语言的发展，文化的某些变化也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因此，昆明方言的形成历史实际就是一部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史以及内地文化与云南文化的交融史。
四、昆明方言中的平衡对称型修辞文本与二元文化
20世纪40年代初，国立西南联大罗常培教授对云南语言进行了调查，认为昆明方言“音素纯净，调类简明，词语雅达，语法平正。虽与中原相去万里，而语言固无扞格也”，证明昆明方言与北方官话确有不少共同之处[9]12。各地文化和语言，尤其是内地汉民族主流文化和语言的不断汇入，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又兼容并包的昆明方言。而昆明方言，尤其是昆明方言中的修辞手法，也不断闪现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思想的光芒。
以昆明文化为首的云南各地次文化与中国内地主流文化的高度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双向融合，而是西南边陲滇文化向中国内地传统主流文化不断靠拢的单向融合。昆明方言中的叠字、对偶、回环和顶真修辞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华夏汉民族在阴阳二元思想的深远影响下对平衡与对称的追求及对偶双的热爱。
（一）叠字
汉民族向来爱对称、讲平衡，一个字当然是不对称的，于是就有了对双音节词的偏好，双音节词在汉语中逐渐占了优势。若实在不能实现从单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替换，也可以借助各种结构助词来完成，如“的”或“之”。
而在昆明方言中，这种形式上的对称与平衡更多是通过叠字来实现的。单音节汉字叠加来使用，由一变二，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关”字叠用生发出一种和谐的美感。因此，叠字就是将形、音、义完全相同的两个字连用在一起。之所以强调“形、音、义完全相同”，是因为有的字形态写法是一样的，但词的词性和意义有所改变，这就引起词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这样的两个字，尽管字形相同，但音和义有所区别，不能算作叠字修辞。
叠字可以说是昆明方言中最突出和常用的修辞方式之一了。桂明超的“昆明话数据”（Kunming Hua Data）中，收集了“xx式”重叠结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共110个，“ABB式”重叠结构形容词、名词、动词共149个[8]。昆明方言对叠字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昆明方言中常见的叠字，名词如本本、杯杯、盒盒、铲铲、棍棍、柜柜、箱箱、坎坎等，其语义类似于普通话名词的儿化或“单音节名词+子”，相当于本儿/本子、杯子、盒子、铲子、棍儿/棍子、柜子、箱子、坎儿。昆明方言中的单音节名词还可以儿化后再重叠使用：叶儿叶儿（树叶、莱叶）、罐儿罐儿（罐子）、碟儿碟儿（碟子））、尖儿尖儿（尖端）。动词的叠用，如：你呢新车借我骑骑;我来尝尝肉咯了;这个题太难了，我试试瞧瞧;你先克（克：昆明方言，意为“去”;下同），我吃吃就来;我上上街还要克买菜;莫慌，吹吹牛再睡。形容词的叠用，如：碎碎呢（呢：昆明方言，意为“的”;下同）、烫烫呢、团团呢（圆圆的）、抻抻透透呢、实实在在呢、安安逸逸呢、笔挺挺呢（挺直的）、水汪汪呢（指眼睛）、火燎燎呢（火烧火燎的）、小滴滴呢。助词的叠用，如：这本书好看了不得得（这本书有趣得不得了）;她那个头发难瞧了不得得（她的头发难看得不得了）。其它叠字还有：一下下、一小小下、这久久、底底下。
昆明方言中单音节词叠用后常引起第二个单音节词发音的变化，比如：单音节词原本读作阳平或去声，叠用后第二个音节变读阴平。此外，叠用后语义不发生变化，但可以表示强调和程度的增加[11]。这久久表示的时间比“这久”长，底底下表示“最底下”。红通通、红亘亘、红扯扯表示非常红。“X了不得得”表示强调和夸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张映庚称之为“高度强化”的格式[12]。也有表示程度降低的：一下下，一小小下，表示时量缩短;洞洞、瓶瓶、巷巷、摊摊，重叠表示“小”：小洞、小瓶子、小巷、小摊儿。“你呢新车借我骑骑”，“骑骑”表示“骑一骑”，有尝试之意，程度比“骑”浅。
叠字修辞在视觉上整齐匀称，在听觉上和谐顺畅。正如吴礼权所做描述那样，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通过字的叠用引起修辞受者的不随意注意，从而加强接受印象，唤起视听觉美感和愉悦的心境[13]。值得指出的是，昆明方言中一部分单音节名词叠用后，语义范畴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由一个概念范畴转而指向另一个不相关的概念范畴，如：“脚”叠用为“脚脚”后表示“沉淀物”，“口”叠用后指“进出某地必须通过或经过的地方”（这个水果摊就在街口口上），“眼”叠用为“眼眼”后指“小窟窿，小洞”，“米”叠用为“米米”后指“仁儿”（核桃米米）[11]。这种现象就不再属于“叠字”修辞的探讨范围了。
（二）对偶
汉民族对平衡和对称的追求体现在语言上便是对“偶”和“双”强烈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好，追求音节齐整、结构匀称，追求形式和内容上的对称美。这在昆明方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昆明方言中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熟语就采用了对偶修辞。 例1.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
例2.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例3.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
例4.好看的不一定好吃，难听的不一定无用。
例5.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块青砖难砌墙。
例6.好花要有绿叶扶，好汉须得众人帮。
例7.狡不过狐狸，猾不过泥鳅。
例8.打是亲，骂是爱。
例9.平时肯帮忙，急时有人帮。
例10.烂麻搓成绳，也能拉千斤。
例11.亲兄弟，明算账。
例1是一个非常工整的反对，把在家和出门在外的境况两相对照，形象地描绘了昆明人“家乡宝”的形象。例2、例3、例4也都是反对的例子，用两个语言单位的相互对立和映衬，生动浅显地说明了人生哲理。例5、例6、例7和例8是正对的例子，前后两个对偶单位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例9、例10和例11是串对（也叫流水对）的例子，两个对偶单位间存在某种逻辑语义关系，比如转折、承接、因果、条件等，两个语言单位必须相互依存，通过语言内部语境的构建，才能把这种逻辑语义关系在对比、映衬和添补中完整表達出来。
古代诗词文人讲究“工对”，即对偶工整，要求相对的两个语言单位不仅字数相同、句法结构相同，还要词性相同、平仄相对、辞面相异（即不使用相同的字词）。昆明方言中的对偶修辞以宽对居多，要求不似工对那么严格，两个语言单位字数相等，句法结构相似即可。平仄和辞面不做太多要求，甚至用字、用词和读音重用的现象很多，灵活性更高，内容也更加生活化，意思浅显易懂。
（三）回环
回环修辞利用汉字“尽单音”的特点，通过对汉字字、词的特殊配置，利用字序或词序的顺读和倒读，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环环相扣的表达效果。昆明方言中也有许多回环修辞，例如：
例12. 大树营，营树大，大整三军，军威大树护国门。
“大树营”是昆明的一处地名，“营树大”，指军营里树木苍天。“营”是历史上朝廷驻军的地方，后沿用下来成为地名。“大树营，营树大”这个回环修辞顺念、倒念都能表达顺畅、语义通达，是典型的严式回环。
另有昆明方言中的严式回环一例：
例13. 绿水河，河水绿，绿映双塔，塔影绿水存真像;青溪岭，岭溪青，青留九台，台临青溪浴佛头。
“绿水河”是云南红河左岸支流，“双塔”指昆明大德寺双塔，“青溪岭”位于楚雄市大过口乡九台山，岭上有大方广寺，人称“小鸡足山”，在云南佛教界享有盛名，所以有下文的“佛头”一指。“绿水河”“双塔”“青溪岭”和“九台”都是云南地名，“绿水河，河水绿”“青溪岭，岭溪青”也正是利用了昆明汉字地名的特点建构的严式回环修辞，顺念为地名，倒念为主谓句。
除了严式回环，昆明熟语中也有许多宽式回环的例子：
例14.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
例15.响水不涨，涨水不响。
“宽式回环”不要求逐字逐词顺读倒读都能语义通达，只要求前一句末尾的辞面与后一句开头的辞面相应合，而后一句的末尾又与前一句的开头相呼应，形成一个互为起始的环即可。在例14、15中，后一句并不是前一句的逐字倒叙，但前后两句的开头和结尾的辞面是一致的：“便宜”与“好货”（例14）、“响”与“涨”（昆明方言，指水烧开沸腾）（例15），相互映衬，互相呼应，产生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试听觉美感。
回环是文人利用汉字所做的一种文字游戏，体现了文人才子们“炫才”的心理。从表达和接受效果上来看，回环确实是一种美学欣赏价值较高的修辞营构手法。它利用汉字特点，造成了文字形式上的对称平衡，不仅以其新异独特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和注意，还使修辞受者产生一种愉悦的审美情趣。不仅如此，内容上两种事物或情景间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还能引人深思、教人知识。如例14劝诫人们不要贪图便宜，例15讲述了生活中的经验和哲理。
（四）顶真
就是上一句末尾的字词和下一句开头的字词相同，也有称顶针或蝉联的。顶真下句末尾辞面与上句开头辞面不一致，以此不同于上一节中讲述的回环修辞。以上述的例13来说明。
“绿水河，河水绿”、“青溪岭，岭溪青”，上句开头、末尾与下句开头、末尾相互呼应，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辞面环，是回环修辞。而“绿水河，河水绿，绿映双塔，塔影绿水存真像”整句话中，从“河”、到“绿”、再到“塔”，每句末尾辞面作为下句开头辞面，这便是顶真。“青溪岭，岭溪青，青留九台，台临青溪浴佛头”中也是如此：“岭”“青”“台”成了上下两句所顶之处，也被称为“蝉联单位”。
昆明市区灵光街是昆明最后一条老街，据说街上原有一座灵光寺，寺内正殿石碑上刻有诗句：
瑞气灵光，雾锁青门;
吹箫引凤，凤凰展翅;
月照四门，四门穿梭。
诗中的“凤”和“四门”即是顶真修辞的所顶之处。顶真修辞文本以蝉联单位为中心，其前后达到形式上的平衡与对称，因而结构紧密，语气贯通，“上下珠连、循环往复”，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多见于文人篇章中，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五、结语
人类对世界和自然的认识是从对万事万物的“范畴化”开始的。从人类历史与人类思维的逻辑来看，这种“范畴化”一开始就是在对“是”与“不是”“物”与“非物”的辨别中进行的。这种对于二元与二元之间联系的探索逐渐积淀和内化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就是对语言在形式上的对称平衡布局和在内容上的偶双设置。
昆明方言以其语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的特色区别于其它汉语方言，但同时也因为其内部所蕴含的汉民族精神和意志与各地汉语方言一起凝聚于普通话周围。昆明汉语方言中的叠字、对偶、回环和顶真修辞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中国阴阳二元文化的架构，其中的对偶修辞更是折射出了中国汉民族关于二元对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消长、循环更替的哲学文化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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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75.
作者简介：韩芸，博士，云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阴阳二元;汉语修辞;平衡对称;昆明方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17BWW013）阶段性成果。
一、阴阳二元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手段匮乏的古代，人们用肉眼观测天象时最先注意到的就是日月。《易传·系辞上》有云：“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人又进而发现了太阳东升西落的日运行循环规律：“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这便激发了古人对自然天体与自然现象循环变化的想象与探索，形成了生死相对、由生而死、再由死而生的生死循环观念，以及日月阴阳相对、阳盛而衰、阴极而阳的阴阳变化图式。《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1]
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后期，史官文化中逐渐产生了较为系统的阴阳思想，人们以它来解释气候、地震、疾病、灾害等自然现象[2]。例如《国语·周语》中就记载了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解释地震的起因[3]。到了《易传》，阴阳理论开始成熟并达到巅峰。《文言传》云：“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又云：“阴疑于阳必战。”这里的“阴”“阳”正是指“阴阳二气”，“战”指两种气体的相互斗争。至《系辞下传》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又云：“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话语中所谓的阴阳，就不是指阴气和阳气了，而是指阴性和阳性两种相对立的特性。再至《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韩康伯注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阴阳者言其气，柔刚者言其形，变化始于气象而后成形，万物资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阴阳，地曰柔刚也。”[4]这里的阴阳既包括阴阳二气的变化，又指正反两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阴阳二气转化的规律，谓之道。于是，在《易传》中，阴阳理论最终上升为哲学概念。
中国的阳阳理论将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阴阳二元，二元之间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对立统一。这一理论回答了中国古人关于世界从何处来、世界如何构成、以何种方式运行等问题，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5]。
二、汉语中的二元对称
“阴阳二元”哲学思想认为世界是二元的，凡事有阴必有阳，人分男女、物分大小、位有南北、向有东西，这样才能达到宇宙万物的“和合”。这种二元思想对汉民族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汉民族对平衡与对称的推崇。建筑、雕刻作品中有大量左右对称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构成，使观者看到前一部分就能预想到后一部分的样子，因而所耗费的精力较少，更容易引起视觉的快感。这样的对称在美学上称为“一般的平衡”，更注重形式上的对称。
然而，在艺术作品中更常见的却是隐含的对称和平衡。这不再是形式上肉眼可见的、简单的两部分对称，而是隐含于作品内容中各个组成要素间通过合理搭配所实现的平衡。例如，书法就是通过上下左右各部的合理布局来达到平衡;在绘画里则一般是通过各种焦点和非焦点要素的合理配置来达到注意力的平衡。这就是隐含的平衡。而各种焦点和非焦点要素，只要其中一个有所变化，势必牵连其它要素发生变化，相互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进而重新配置，达到新的平衡。这便是潜伏于平衡中的隐含的突变因子。
语言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最能体现汉民族的“阴阳二元”思想及对对称平衡的追求。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有云：“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6]在古人看来，奇数和偶数恰好象征和应征了二元对立的自然现象，诸如天与地、日与月、男与女、白与黑等。毫无疑问，二元对偶在中国文化语言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无论在宇宙论的对子还是律诗的对仗与韵文的平仄”，我们“都发现了以阴阳为基础的二元对偶”[7]。
三、昆明方言：
中国传统文化与滇文化结合的体现
昆明方言及以其作为主要分支的云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或称上江官话）语系。通常情况下，由于文化、交通等条件的便利，省城方言更接近官话，实际上是一种“准方言岛”。从历史语言学角度来看，昆明方言是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杂合了中华大地众多内地方言而形成，其中主要包括华北方言（主要是元、明、清时期）、四川方言（近代以后）以及江南各省份方言[8]。可以说，昆明方言的形成历史就是一部西南边陲地区逐渐与内地相接触、区域文化向内地文化逐渐靠拢并最终被融合的历史。
滇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公元前286年，庄蹻开滇，将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化带入滇池盆地，开启了古滇王国的文明时代。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接触更加深广，内地文化开始融入云南当地人的生活和语言。云南境内立于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及立于晋代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云南“二爨”）使用汉字书写，流畅精熟，书法造诣不低于当时的同类碑刻。汉语对于当时的云南本土居民来说是一种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只有精英阶层和社会权贵才有资格和机会接触并习得汉语。汉语首先通过从内地带回的儒家、道家、佛家等经典著作在云南优势人群中的传播得以通行，而后才作为一种时风，进入普通百姓的语言和生活。但由于“底层干扰”以及合作与妥协，会产生“不完全习得”，这样就形成了南方方言。
到了元朝，云南设立行省，统属于中央。公元13世纪，赛典赤任云南省平章政事，大批中亚细亚回民族和中国内地汉族进入云南。滇文化不仅进一步与内地文化融合，同时还接触了新的文化元素：伊斯兰文化。明代拓边，实行军籍制和军屯制。军队世袭军籍，婚配后依然以家庭为单位屯居在军队;军人在驻地种地、生活、繁衍，形成了固定居所，打仗的时候再拿起武器，不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另外还有大量民屯和商屯的移民和寄客（因经商来云南者）。这些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北方地区，如：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南京、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西、河南等。内地汉族入滇人数达三百万之多，使明代云南人口迅速增长，汉族人口比例第一次超出云南世居居民。至此，昆明方言正式成型，汉语成为昆明地区的通用语言。 战国时期和明朝是昆明方言形成的关键时期。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入滇是滇文化内地化的第一步，同时也启动了滇池盆地区域语言的“内地化”进程。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入滇不仅开创了古滇之地的文明，也为古滇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使江淮方言成为昆明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基石。
内地汉族文化和语言对滇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汉族移民来实现的。明初入滇的移民是“形成云南汉语方言（包括昆明方言）的决定因素”[9]183。入滇的汉族移民大多是明代洪武后期从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迁来，江淮方言成了昆明方言的基础。当时的江南移民在滇盖屋建房，形成片区和街道，以其家乡的富春江命名，就是位于今天昆明五华区的大富春街和小富春街。另外，洪武后期相当数量的山西、陕西和河北移民，以及近代以后人口众多的四川移民，都对昆明方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滇池盆地区域的语言以人口占多数的江淮地區汉族移民的方言为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地区移民以及云南本地世居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在明朝初期形成了昆明方言。语言属于文化范畴，是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工具;文化的发展有助于语言的发展，文化的某些变化也会引起语言的变化。因此，昆明方言的形成历史实际就是一部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史以及内地文化与云南文化的交融史。
四、昆明方言中的平衡对称型修辞文本与二元文化
20世纪40年代初，国立西南联大罗常培教授对云南语言进行了调查，认为昆明方言“音素纯净，调类简明，词语雅达，语法平正。虽与中原相去万里，而语言固无扞格也”，证明昆明方言与北方官话确有不少共同之处[9]12。各地文化和语言，尤其是内地汉民族主流文化和语言的不断汇入，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又兼容并包的昆明方言。而昆明方言，尤其是昆明方言中的修辞手法，也不断闪现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思想的光芒。
以昆明文化为首的云南各地次文化与中国内地主流文化的高度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双向融合，而是西南边陲滇文化向中国内地传统主流文化不断靠拢的单向融合。昆明方言中的叠字、对偶、回环和顶真修辞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出华夏汉民族在阴阳二元思想的深远影响下对平衡与对称的追求及对偶双的热爱。
（一）叠字
汉民族向来爱对称、讲平衡，一个字当然是不对称的，于是就有了对双音节词的偏好，双音节词在汉语中逐渐占了优势。若实在不能实现从单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替换，也可以借助各种结构助词来完成，如“的”或“之”。
而在昆明方言中，这种形式上的对称与平衡更多是通过叠字来实现的。单音节汉字叠加来使用，由一变二，如《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关”字叠用生发出一种和谐的美感。因此，叠字就是将形、音、义完全相同的两个字连用在一起。之所以强调“形、音、义完全相同”，是因为有的字形态写法是一样的，但词的词性和意义有所改变，这就引起词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这样的两个字，尽管字形相同，但音和义有所区别，不能算作叠字修辞。
叠字可以说是昆明方言中最突出和常用的修辞方式之一了。桂明超的“昆明话数据”（Kunming Hua Data）中，收集了“xx式”重叠结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共110个，“ABB式”重叠结构形容词、名词、动词共149个[8]。昆明方言对叠字的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昆明方言中常见的叠字，名词如本本、杯杯、盒盒、铲铲、棍棍、柜柜、箱箱、坎坎等，其语义类似于普通话名词的儿化或“单音节名词+子”，相当于本儿/本子、杯子、盒子、铲子、棍儿/棍子、柜子、箱子、坎儿。昆明方言中的单音节名词还可以儿化后再重叠使用：叶儿叶儿（树叶、莱叶）、罐儿罐儿（罐子）、碟儿碟儿（碟子））、尖儿尖儿（尖端）。动词的叠用，如：你呢新车借我骑骑;我来尝尝肉咯了;这个题太难了，我试试瞧瞧;你先克（克：昆明方言，意为“去”;下同），我吃吃就来;我上上街还要克买菜;莫慌，吹吹牛再睡。形容词的叠用，如：碎碎呢（呢：昆明方言，意为“的”;下同）、烫烫呢、团团呢（圆圆的）、抻抻透透呢、实实在在呢、安安逸逸呢、笔挺挺呢（挺直的）、水汪汪呢（指眼睛）、火燎燎呢（火烧火燎的）、小滴滴呢。助词的叠用，如：这本书好看了不得得（这本书有趣得不得了）;她那个头发难瞧了不得得（她的头发难看得不得了）。其它叠字还有：一下下、一小小下、这久久、底底下。
昆明方言中单音节词叠用后常引起第二个单音节词发音的变化，比如：单音节词原本读作阳平或去声，叠用后第二个音节变读阴平。此外，叠用后语义不发生变化，但可以表示强调和程度的增加[11]。这久久表示的时间比“这久”长，底底下表示“最底下”。红通通、红亘亘、红扯扯表示非常红。“X了不得得”表示强调和夸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张映庚称之为“高度强化”的格式[12]。也有表示程度降低的：一下下，一小小下，表示时量缩短;洞洞、瓶瓶、巷巷、摊摊，重叠表示“小”：小洞、小瓶子、小巷、小摊儿。“你呢新车借我骑骑”，“骑骑”表示“骑一骑”，有尝试之意，程度比“骑”浅。
叠字修辞在视觉上整齐匀称，在听觉上和谐顺畅。正如吴礼权所做描述那样，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通过字的叠用引起修辞受者的不随意注意，从而加强接受印象，唤起视听觉美感和愉悦的心境[13]。值得指出的是，昆明方言中一部分单音节名词叠用后，语义范畴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由一个概念范畴转而指向另一个不相关的概念范畴，如：“脚”叠用为“脚脚”后表示“沉淀物”，“口”叠用后指“进出某地必须通过或经过的地方”（这个水果摊就在街口口上），“眼”叠用为“眼眼”后指“小窟窿，小洞”，“米”叠用为“米米”后指“仁儿”（核桃米米）[11]。这种现象就不再属于“叠字”修辞的探讨范围了。
（二）对偶
汉民族对平衡和对称的追求体现在语言上便是对“偶”和“双”强烈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偏好，追求音节齐整、结构匀称，追求形式和内容上的对称美。这在昆明方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昆明方言中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熟语就采用了对偶修辞。 例1.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
例2.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例3.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
例4.好看的不一定好吃，难听的不一定无用。
例5.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块青砖难砌墙。
例6.好花要有绿叶扶，好汉须得众人帮。
例7.狡不过狐狸，猾不过泥鳅。
例8.打是亲，骂是爱。
例9.平时肯帮忙，急时有人帮。
例10.烂麻搓成绳，也能拉千斤。
例11.亲兄弟，明算账。
例1是一个非常工整的反对，把在家和出门在外的境况两相对照，形象地描绘了昆明人“家乡宝”的形象。例2、例3、例4也都是反对的例子，用两个语言单位的相互对立和映衬，生动浅显地说明了人生哲理。例5、例6、例7和例8是正对的例子，前后两个对偶单位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例9、例10和例11是串对（也叫流水对）的例子，两个对偶单位间存在某种逻辑语义关系，比如转折、承接、因果、条件等，两个语言单位必须相互依存，通过语言内部语境的构建，才能把这种逻辑语义关系在对比、映衬和添补中完整表達出来。
古代诗词文人讲究“工对”，即对偶工整，要求相对的两个语言单位不仅字数相同、句法结构相同，还要词性相同、平仄相对、辞面相异（即不使用相同的字词）。昆明方言中的对偶修辞以宽对居多，要求不似工对那么严格，两个语言单位字数相等，句法结构相似即可。平仄和辞面不做太多要求，甚至用字、用词和读音重用的现象很多，灵活性更高，内容也更加生活化，意思浅显易懂。
（三）回环
回环修辞利用汉字“尽单音”的特点，通过对汉字字、词的特殊配置，利用字序或词序的顺读和倒读，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环环相扣的表达效果。昆明方言中也有许多回环修辞，例如：
例12. 大树营，营树大，大整三军，军威大树护国门。
“大树营”是昆明的一处地名，“营树大”，指军营里树木苍天。“营”是历史上朝廷驻军的地方，后沿用下来成为地名。“大树营，营树大”这个回环修辞顺念、倒念都能表达顺畅、语义通达，是典型的严式回环。
另有昆明方言中的严式回环一例：
例13. 绿水河，河水绿，绿映双塔，塔影绿水存真像;青溪岭，岭溪青，青留九台，台临青溪浴佛头。
“绿水河”是云南红河左岸支流，“双塔”指昆明大德寺双塔，“青溪岭”位于楚雄市大过口乡九台山，岭上有大方广寺，人称“小鸡足山”，在云南佛教界享有盛名，所以有下文的“佛头”一指。“绿水河”“双塔”“青溪岭”和“九台”都是云南地名，“绿水河，河水绿”“青溪岭，岭溪青”也正是利用了昆明汉字地名的特点建构的严式回环修辞，顺念为地名，倒念为主谓句。
除了严式回环，昆明熟语中也有许多宽式回环的例子：
例14.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
例15.响水不涨，涨水不响。
“宽式回环”不要求逐字逐词顺读倒读都能语义通达，只要求前一句末尾的辞面与后一句开头的辞面相应合，而后一句的末尾又与前一句的开头相呼应，形成一个互为起始的环即可。在例14、15中，后一句并不是前一句的逐字倒叙，但前后两句的开头和结尾的辞面是一致的：“便宜”与“好货”（例14）、“响”与“涨”（昆明方言，指水烧开沸腾）（例15），相互映衬，互相呼应，产生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试听觉美感。
回环是文人利用汉字所做的一种文字游戏，体现了文人才子们“炫才”的心理。从表达和接受效果上来看，回环确实是一种美学欣赏价值较高的修辞营构手法。它利用汉字特点，造成了文字形式上的对称平衡，不仅以其新异独特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和注意，还使修辞受者产生一种愉悦的审美情趣。不仅如此，内容上两种事物或情景间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还能引人深思、教人知识。如例14劝诫人们不要贪图便宜，例15讲述了生活中的经验和哲理。
（四）顶真
就是上一句末尾的字词和下一句开头的字词相同，也有称顶针或蝉联的。顶真下句末尾辞面与上句开头辞面不一致，以此不同于上一节中讲述的回环修辞。以上述的例13来说明。
“绿水河，河水绿”、“青溪岭，岭溪青”，上句开头、末尾与下句开头、末尾相互呼应，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辞面环，是回环修辞。而“绿水河，河水绿，绿映双塔，塔影绿水存真像”整句话中，从“河”、到“绿”、再到“塔”，每句末尾辞面作为下句开头辞面，这便是顶真。“青溪岭，岭溪青，青留九台，台临青溪浴佛头”中也是如此：“岭”“青”“台”成了上下两句所顶之处，也被称为“蝉联单位”。
昆明市区灵光街是昆明最后一条老街，据说街上原有一座灵光寺，寺内正殿石碑上刻有诗句：
瑞气灵光，雾锁青门;
吹箫引凤，凤凰展翅;
月照四门，四门穿梭。
诗中的“凤”和“四门”即是顶真修辞的所顶之处。顶真修辞文本以蝉联单位为中心，其前后达到形式上的平衡与对称，因而结构紧密，语气贯通，“上下珠连、循环往复”，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多见于文人篇章中，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五、结语
人类对世界和自然的认识是从对万事万物的“范畴化”开始的。从人类历史与人类思维的逻辑来看，这种“范畴化”一开始就是在对“是”与“不是”“物”与“非物”的辨别中进行的。这种对于二元与二元之间联系的探索逐渐积淀和内化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就是对语言在形式上的对称平衡布局和在内容上的偶双设置。
昆明方言以其语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的特色区别于其它汉语方言，但同时也因为其内部所蕴含的汉民族精神和意志与各地汉语方言一起凝聚于普通话周围。昆明汉语方言中的叠字、对偶、回环和顶真修辞不仅在形式上体现了中国阴阳二元文化的架构，其中的对偶修辞更是折射出了中国汉民族关于二元对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消长、循环更替的哲学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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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芸，博士，云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