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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耐心地守候在一个个路口向着你走来的方向张望，似乎就为了引领你选择一条合适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三位师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们，我的人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劝我复读的张老师
张老师名叫张云祥，是我村小学唯一的正式教师，他理所当然是我村小学的校长。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为张校长，一方面也许是学校还不太行政化，校长和老师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是张老师一直担任数学课，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更重要的，全村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张老师关注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在村人的心目中，“张老师”这个称呼就尤为神圣。直到现在，当我在电脑前写下这个称呼时，我还不由自主正襟危坐了一下。
我对张老师的尊重，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而是因为他的“那双眼睛”。
准确地说，我有两次读小学五年级的经历。1983年，我第一次五年级毕业，当时，县城有全县的重点初中，乡镇有乡镇的重点初中。小学五年级的毕业生，要经过一次次考试和选拔——先是全县的重点初中选拔，再是乡镇初中选拔，没有被这两所学校录取，再参加学区的选拔。小学时，年幼的我贪玩不知学，既没有考进县重点，也没有考进乡重点，好在在学区初中考试时，自己没有落第。但，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啊！一个班十几个学生，上课时老师大部分时间讲笑话。在这所学校里，我坚持了两年，初二升初三时，我实在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同村小伙伴相继辍学，于是，我也跟随大家一起回家了。
听说我辍学回家了，张云祥老师来到了我的面前。也许，他用他多年做教师的眼睛为我看好了一个未来，而我偏偏逆着他想象的方向行走，所以，他甚是惋惜。那个下午，他亲自到我家，劝我重新回小学复读，等第二年再考县重点初中。那天，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不再记得，我只记得他走后，父亲坐在门槛上抽了很多支烟……后来，他干脆就把抉择权交给了我。
说真的，我真不想读书了，那么多同伴不都在家里生活得很快乐吗？但想想，张老师唯独到我家来劝我，那肯定说明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床上打了多少个滚儿。我甚至还在纸团上写上不同的结果，企图通过抓阄儿给自己抓一个合适的未来。考虑一番，我还是决定复读。
现在再回想起那个晚上，我还觉得甚是后怕。假如没有张老师的苦心规劝，我将永远地告别学校，岁月绝对已经把我打磨成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斤斤计较、语言粗俗的女人。感谢张老师的规劝，是张老师让我有了改写命运的机会。就这样，1985年，在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基础下，我顶着压力又踏进小学五年级的门槛。还好，第二年，我不负张老师所望，成功地考入县重点初中。
善意欺骗的管老师
管老师名叫管素阁，是我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
1989年，初中毕业前夕，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报考高中还是报考师范。那时候，成绩优秀的孩子大多选择师范或者中专，因为有分配制度，即使是个中专文凭，也意味着跳出了农门，端上了“铁饭碗”。
尽管现实是这样，但在县城读书、又正值热血沸腾的年龄，胸怀“远大抱负”的我们谈及的都是清华和北大，自己懵懂的憧憬里已经有了清华、北大的影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理所当然地要在志愿表上填报高中，但父母不同意，他们说他们年龄已经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他们要求我报考师范。我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哭、我闹，坚持考高中。父亲拗我不过，只好到学校找班主任商量。
听了父亲的看法，班主任管素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承诺说：“素静啊，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校长汇报过。校长的意思是你先报考师范，如果考不上，校长答应你可以在我们学校上高中（当时我读的学校既有初中又有高中），这样可以吗？”听管老师这样打包票，我郑重地点点头。就这样，在没有一丁点儿思想负担的情况下，我走进了中招考场。
就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那年，我考取了学校中考第一名。当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时，我开始犹豫了。这时，我又站在管老师的面前，她告诉我，师范生也有报考高校的权利，也可以圆自己的求学梦。听了管老师的话，我内心虽有不甘，但仍然很高兴地选择了师范。
现在想起，我非常感谢管老师，也许，她根本没有向校长汇报，她只是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师范，所以，她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是她善意的谎言改变了我原本执拗的想法。是啊，父亲多年来患有心脏病，我读师范时，他撒手人寰。如果当年没有报考师范，脆弱的我能否经得住父亲离世的打击？没有了父亲，家庭贫困的我是否会辍学？谢谢管老师帮我做了一个选择，让我有机会走到了外面的世界。
逼我成长的王校长
上班了，成家了，生子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那几年，我忙碌成家庭主妇的样子。好在几年过后，我又从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尿布中走出。2003年，家里买了电脑，我的文学梦似乎又插上了翅膀。最初的日子，我由着自己的喜好，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文学方面，一边废寝忘食地阅读，一边为赋新词强说愁地书写。已不记得那一年我熬了多少的夜，写了、投了多少篇稿子，我只知道，那一年我在报刊发表了36篇关于“风花雪月”的散文、诗歌。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也许我抵达的将是另一个终点，但，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影响和改变你。
那年学期末，王金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打开一看，那是我一年来发表的散文诗歌。看到校长在收集我发表的“豆腐块”，我一阵惊喜：校长也成我的“粉丝”了？但没想到，王校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校长说：“下学期，我再见你发表一次这类文章，我就要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你一次。”啊？校长不是表扬我，而是要批评我！为什么？我这不是去舞厅跳舞，不是去棋牌室打麻将，不是去做什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事情，我仅仅是写了些散文和诗歌，我错了吗？看到我不理解的样子，王校长又进一步点明说：“‘风花雪月’的文字可以写，但不应该是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你要把特长和工作结合起来，尝试着写教育教学随笔。”
原来，他不只是在批评我，而是给我指出了一个新的行走方向。我一向很敬佩王校长，他的话引起了我的重视：成长，还有这样的路径吗？
上网查询，才知道朱永新教授早在2003年就开了特殊的“保险公司”，很多教师已经开了教育叙事专栏。于是，我也尝试写《守望初三的日子》。虽然断断续续，但好在我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电脑前静心梳理一天的工作内容，尝试着叩问、分析种种教育表象背后的本质。
截至目前，我已经写了100多万字的教育教学一线记录，写教育教学随笔已经成为我的行走方式、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20多万字的《与学生一起幸福成长》已顺利出版，100余篇文章在20多家报刊发表，我也因此而得到几家报刊和媒体的关注。除了这些显性的收获，更多的是隐性收获。在写教育教学随笔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分析，有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每当看到孩子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在他的生命中，他曾经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才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品味着满满的收获，我总在想：那一年，多亏了那顿批评。否则，我可能还在继续制造着“文字垃圾”……
在过往的四十年的生命中，这几位师者和长者耐心地守候在一个又一个路口，在关键时刻给我指出一个个正确的方向。感谢，感谢生命中这些美好而温暖的相遇，感谢生命中这些温暖而执着的成全……
（责 编 流 水）
劝我复读的张老师
张老师名叫张云祥，是我村小学唯一的正式教师，他理所当然是我村小学的校长。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为张校长，一方面也许是学校还不太行政化，校长和老师没有太大的差别；另一方面是张老师一直担任数学课，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更重要的，全村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张老师关注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在村人的心目中，“张老师”这个称呼就尤为神圣。直到现在，当我在电脑前写下这个称呼时，我还不由自主正襟危坐了一下。
我对张老师的尊重，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而是因为他的“那双眼睛”。
准确地说，我有两次读小学五年级的经历。1983年，我第一次五年级毕业，当时，县城有全县的重点初中，乡镇有乡镇的重点初中。小学五年级的毕业生，要经过一次次考试和选拔——先是全县的重点初中选拔，再是乡镇初中选拔，没有被这两所学校录取，再参加学区的选拔。小学时，年幼的我贪玩不知学，既没有考进县重点，也没有考进乡重点，好在在学区初中考试时，自己没有落第。但，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啊！一个班十几个学生，上课时老师大部分时间讲笑话。在这所学校里，我坚持了两年，初二升初三时，我实在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同村小伙伴相继辍学，于是，我也跟随大家一起回家了。
听说我辍学回家了，张云祥老师来到了我的面前。也许，他用他多年做教师的眼睛为我看好了一个未来，而我偏偏逆着他想象的方向行走，所以，他甚是惋惜。那个下午，他亲自到我家，劝我重新回小学复读，等第二年再考县重点初中。那天，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不再记得，我只记得他走后，父亲坐在门槛上抽了很多支烟……后来，他干脆就把抉择权交给了我。
说真的，我真不想读书了，那么多同伴不都在家里生活得很快乐吗？但想想，张老师唯独到我家来劝我，那肯定说明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床上打了多少个滚儿。我甚至还在纸团上写上不同的结果，企图通过抓阄儿给自己抓一个合适的未来。考虑一番，我还是决定复读。
现在再回想起那个晚上，我还觉得甚是后怕。假如没有张老师的苦心规劝，我将永远地告别学校，岁月绝对已经把我打磨成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斤斤计较、语言粗俗的女人。感谢张老师的规劝，是张老师让我有了改写命运的机会。就这样，1985年，在读完初中二年级的基础下，我顶着压力又踏进小学五年级的门槛。还好，第二年，我不负张老师所望，成功地考入县重点初中。
善意欺骗的管老师
管老师名叫管素阁，是我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
1989年，初中毕业前夕，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报考高中还是报考师范。那时候，成绩优秀的孩子大多选择师范或者中专，因为有分配制度，即使是个中专文凭，也意味着跳出了农门，端上了“铁饭碗”。
尽管现实是这样，但在县城读书、又正值热血沸腾的年龄，胸怀“远大抱负”的我们谈及的都是清华和北大，自己懵懂的憧憬里已经有了清华、北大的影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理所当然地要在志愿表上填报高中，但父母不同意，他们说他们年龄已经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他们要求我报考师范。我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哭、我闹，坚持考高中。父亲拗我不过，只好到学校找班主任商量。
听了父亲的看法，班主任管素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承诺说：“素静啊，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向校长汇报过。校长的意思是你先报考师范，如果考不上，校长答应你可以在我们学校上高中（当时我读的学校既有初中又有高中），这样可以吗？”听管老师这样打包票，我郑重地点点头。就这样，在没有一丁点儿思想负担的情况下，我走进了中招考场。
就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那年，我考取了学校中考第一名。当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时，我开始犹豫了。这时，我又站在管老师的面前，她告诉我，师范生也有报考高校的权利，也可以圆自己的求学梦。听了管老师的话，我内心虽有不甘，但仍然很高兴地选择了师范。
现在想起，我非常感谢管老师，也许，她根本没有向校长汇报，她只是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师范，所以，她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是她善意的谎言改变了我原本执拗的想法。是啊，父亲多年来患有心脏病，我读师范时，他撒手人寰。如果当年没有报考师范，脆弱的我能否经得住父亲离世的打击？没有了父亲，家庭贫困的我是否会辍学？谢谢管老师帮我做了一个选择，让我有机会走到了外面的世界。
逼我成长的王校长
上班了，成家了，生子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那几年，我忙碌成家庭主妇的样子。好在几年过后，我又从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尿布中走出。2003年，家里买了电脑，我的文学梦似乎又插上了翅膀。最初的日子，我由着自己的喜好，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文学方面，一边废寝忘食地阅读，一边为赋新词强说愁地书写。已不记得那一年我熬了多少的夜，写了、投了多少篇稿子，我只知道，那一年我在报刊发表了36篇关于“风花雪月”的散文、诗歌。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也许我抵达的将是另一个终点，但，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影响和改变你。
那年学期末，王金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打开一看，那是我一年来发表的散文诗歌。看到校长在收集我发表的“豆腐块”，我一阵惊喜：校长也成我的“粉丝”了？但没想到，王校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校长说：“下学期，我再见你发表一次这类文章，我就要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你一次。”啊？校长不是表扬我，而是要批评我！为什么？我这不是去舞厅跳舞，不是去棋牌室打麻将，不是去做什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事情，我仅仅是写了些散文和诗歌，我错了吗？看到我不理解的样子，王校长又进一步点明说：“‘风花雪月’的文字可以写，但不应该是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你要把特长和工作结合起来，尝试着写教育教学随笔。”
原来，他不只是在批评我，而是给我指出了一个新的行走方向。我一向很敬佩王校长，他的话引起了我的重视：成长，还有这样的路径吗？
上网查询，才知道朱永新教授早在2003年就开了特殊的“保险公司”，很多教师已经开了教育叙事专栏。于是，我也尝试写《守望初三的日子》。虽然断断续续，但好在我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电脑前静心梳理一天的工作内容，尝试着叩问、分析种种教育表象背后的本质。
截至目前，我已经写了100多万字的教育教学一线记录，写教育教学随笔已经成为我的行走方式、休闲方式和生活方式，20多万字的《与学生一起幸福成长》已顺利出版，100余篇文章在20多家报刊发表，我也因此而得到几家报刊和媒体的关注。除了这些显性的收获，更多的是隐性收获。在写教育教学随笔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分析，有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每当看到孩子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在他的生命中，他曾经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才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品味着满满的收获，我总在想：那一年，多亏了那顿批评。否则，我可能还在继续制造着“文字垃圾”……
在过往的四十年的生命中，这几位师者和长者耐心地守候在一个又一个路口，在关键时刻给我指出一个个正确的方向。感谢，感谢生命中这些美好而温暖的相遇，感谢生命中这些温暖而执着的成全……
（责 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