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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有四季，40岁前沈志华的人生，多数时候严酷如冬天。
作为享有盛名的历史学者，沈志华从不讳言个人的历史。他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曾被命运之手扼住咽喉。而幸运的是，他赶上时代浪潮上的小舟，使得40岁后的人生，有了另外一个面貌。
摄影/郭嘉亮
一波未平
沈志华40岁前的经历，相当具有传奇色彩：两次入狱、下海后人称“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而褪去这层“传奇”的外壳，人们往往要感慨命运加诸沈志华身上的种种波折。但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沈志华最终还是回到了心愿的起点—这是他40岁后的事情了。
沈志华的父母都是“老革命”。“我父亲1937年就到延安了，我母亲是西安人，西安事变时，参加了救亡运动，事变过后也到了延安。”沈志华的父母到北京后都在公安部工作，后来母亲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父亲到了劳改局—这个家庭背景，日后既给他带来了“成分”的隐忧，也赋予了他一定的“好运”。
沈志华1968年参军，做的是海军航空兵地勤。当兵的第二年，沈志华19岁，已经是师里的机械师，任务重，责任大，因为飞机失事首先要负责的就是机械师。那会儿部队领导对他十分信任。
1971年，沈志华忽然在上级宣布复员军人名单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简直是晴天霹雳”。回到北京，沈志华进了石景山发电厂，每天郁郁寡欢。经过父亲的一番开导，沈志华打起精神，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复习完初中的数理化再自学高中的课程。赶上1973年招考，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第一名，连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里找过他。然而，这一年东三省那边忽然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导致气氛大变，录取名单整个反了过来，沈志华成了最后一名，工厂开大会还批评他走“白专道路”，“学英语是崇洋媚外”！
沈志华回忆，“最后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15分的起重工去清华！”“我气坏了，一把火把数理化书和做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想整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这之前，他对政治毫无兴趣。
1976年沈志华代表工厂参加广交会，忽然接到电报“立即回京”，他刚一到北京就被抓了起来。当时社会上有着各种小道消息、传言满天飞，沈志华也跟着说过，结果只有他被扣上了罪名。1977年高考由于政审不合格，也没能报上名。不过，这之后在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局长的私人档案柜里，找到了“沈志华卷宗”，才得以平反。
沈志华每天坚持在8小时工作、1小时政治学习之外，再学习4个小时。“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一波又起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头版大幅报道他自学成才的故事。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社科院虽然考进去了，但只能算资料员，没有学历是不能搞研究的。沈志华干脆报考了研究生，考的时候要求有文章，沈志华把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梳理出来，写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考察了马克思到列宁的“社会主义”。70年代末思想解放，批判“两个凡是”，这篇文章被好几家杂志转载。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多篇论文。这期间他十分关注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一些文章。
1982年，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毕业论文答辩还有16天，“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原来，沈志华和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有过几次接触。这名美国人被认定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后来查清此人并非特务，限令48小时离境。而沈志华最后还是因“泄露国家重大机密”，被判刑两年。
沈志华在狱所里并不觉得“度日如年”，反倒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因为在监狱里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19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又有钱又有病”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编者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他感慨，多亏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一条生路。刚出狱那会儿，他还推过一车梨到大栅栏卖，结果半天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南下深圳，他还做了一阵子进出口贸易。回到北京，又给华夏出版社审稿子。到了1988年底，眼睛不好了，他来到广州，开始了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沈志华做的是遵纪守法的生意。凭借态度和人脉，他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30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生意。”沈志华一边做生意，一边还翻译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这时候他已经赚了不少，“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 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儿里出不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上了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回沈志华可彻底有了底气了。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接着，命运的春风吹了过来—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中苏关系缘何破裂？苏联为什么解体？历史的真相在向人招手。
1994年，深圳召开了一次题为“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以苏联东欧历史学会的名义召集，经费由沈志华筹集。会上沈志华提出：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当时苏联的档案都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很重要，我们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猜想！70多年的历史，苏联共产党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事情，就妄下结论，不都是想象出来的吗！苏联从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必须搜集档案，在新的史料的基础上探究历史的真相。”
回北京后，沈志华邀请国内研究苏联的十多位专家，专门论证这件事。中国社科院的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重量级学者纷纷到场。中国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忍之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历史就像拼图
沈志华一行4人到了莫斯科，才发现苏联档案的管理已经收紧，而且收费十分高昂。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1页1美元，苏共中央档案馆1页2.8美元，沈志华口袋里的钱不够了。而且当时俄罗斯物价很高，“刚到时，我们在俄罗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餐厅请人吃了顿饭，5个人每人一个菜一瓶酒，两个凉菜，花了460美金！”最让他们头痛的是官僚体制，档案馆上午11点才上班，中午又休息，下午3点钟就下班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
沈志华想出了办法：不看档案，光看目录。两个人看目录，把需要的目录抄下来；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公关”，到处找朋友“拉关系”，主要是“请他们喝酒”！俄罗斯人爱酒如命，他俩就随身带着茅台、二锅头，推杯换盏几次，沈志华拿出目录，说明难处，请俄罗斯“好朋友”帮忙去复印具体的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每人再发几百美元的劳务费，俄罗斯好朋友当然一口应允。这样一来节省了不少时间，更节约了一大笔费用。
当时搜集这批苏联历史档案，大约花去了140万人民币。这批档案的获取，也使得沈志华的学术地位和国内的冷战史研究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世界各地搜集历史档案至今，沈志华认为不同国家的档案管理、分享，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档案观念同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我们对待档案，仍然是保管大于利用；而发达国家的想法是：档案看得越多，档案的价值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很多時候不仅不交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现在沈志华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周边，他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找到一个研究中国政治外交的支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什么东方同盟关系特别脆弱？西方的结构就非常稳定。最近一段时间，我忽然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不够了解。由此我就想到中国周边问题。学术领域，国家政治的角度，都需要这个领域的研究。”2015年起，他又接了国家的特别委托项目，“你看这个”，他递过手机，文档里密密麻麻写着项目里搜集到的档案名称。
“别人看到的是枯燥的档案，但我能看到里面的关联、细节。”沈志华喜欢将档案比作小孩玩的拼图游戏：“本来是只大象，给你切割成80块，噼里啪啦打散了一扔，而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抽丝剥茧，将那打散的碎片还原成历史。”
沈志华强调，历史档案的研究方法，往往是经过梳理、筛选、比对，把重要的事情罗列起来，寻找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这是历史的逻辑和趋势，大概，人生的也是？
作为享有盛名的历史学者，沈志华从不讳言个人的历史。他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曾被命运之手扼住咽喉。而幸运的是，他赶上时代浪潮上的小舟，使得40岁后的人生，有了另外一个面貌。
一波未平
沈志华40岁前的经历，相当具有传奇色彩：两次入狱、下海后人称“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而褪去这层“传奇”的外壳，人们往往要感慨命运加诸沈志华身上的种种波折。但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沈志华最终还是回到了心愿的起点—这是他40岁后的事情了。
沈志华的父母都是“老革命”。“我父亲1937年就到延安了，我母亲是西安人，西安事变时，参加了救亡运动，事变过后也到了延安。”沈志华的父母到北京后都在公安部工作，后来母亲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父亲到了劳改局—这个家庭背景，日后既给他带来了“成分”的隐忧，也赋予了他一定的“好运”。
沈志华1968年参军，做的是海军航空兵地勤。当兵的第二年，沈志华19岁，已经是师里的机械师，任务重，责任大，因为飞机失事首先要负责的就是机械师。那会儿部队领导对他十分信任。
1971年，沈志华忽然在上级宣布复员军人名单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简直是晴天霹雳”。回到北京，沈志华进了石景山发电厂，每天郁郁寡欢。经过父亲的一番开导，沈志华打起精神，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复习完初中的数理化再自学高中的课程。赶上1973年招考，沈志华报考清华大学，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第一名，连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里找过他。然而，这一年东三省那边忽然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导致气氛大变，录取名单整个反了过来，沈志华成了最后一名，工厂开大会还批评他走“白专道路”，“学英语是崇洋媚外”！
沈志华回忆，“最后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15分的起重工去清华！”“我气坏了，一把火把数理化书和做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想整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这之前，他对政治毫无兴趣。
1976年沈志华代表工厂参加广交会，忽然接到电报“立即回京”，他刚一到北京就被抓了起来。当时社会上有着各种小道消息、传言满天飞，沈志华也跟着说过，结果只有他被扣上了罪名。1977年高考由于政审不合格，也没能报上名。不过，这之后在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局长的私人档案柜里，找到了“沈志华卷宗”，才得以平反。
沈志华每天坚持在8小时工作、1小时政治学习之外，再学习4个小时。“我的工作是修理磨煤机，非常累，非常脏。煤粉是88微米一个颗粒，88微米什么概念？比白面还要细，所以每天你不管穿几层衣裳，它都能渗到皮肤里去。每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吐黑痰。都到这份上了……”
一波又起
1978年，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公开招考，沈志华同时考上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日报》头版大幅报道他自学成才的故事。父亲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做点儿学问吧。”
社科院虽然考进去了，但只能算资料员，没有学历是不能搞研究的。沈志华干脆报考了研究生，考的时候要求有文章，沈志华把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梳理出来，写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论及其他》，考察了马克思到列宁的“社会主义”。70年代末思想解放，批判“两个凡是”，这篇文章被好几家杂志转载。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多篇论文。这期间他十分关注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一些文章。
1982年，沈志华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离毕业论文答辩还有16天，“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原来，沈志华和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有过几次接触。这名美国人被认定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后来查清此人并非特务，限令48小时离境。而沈志华最后还是因“泄露国家重大机密”，被判刑两年。
沈志华在狱所里并不觉得“度日如年”，反倒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因为在监狱里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19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又有钱又有病”
“我的一个朋友章百家（编者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说，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喝糠吃菜他愿意。他说，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他感慨，多亏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一条生路。刚出狱那会儿，他还推过一车梨到大栅栏卖，结果半天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南下深圳，他还做了一阵子进出口贸易。回到北京，又给华夏出版社审稿子。到了1988年底，眼睛不好了，他来到广州，开始了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沈志华做的是遵纪守法的生意。凭借态度和人脉，他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30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生意。”沈志华一边做生意，一边还翻译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这时候他已经赚了不少，“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 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儿里出不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上了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回沈志华可彻底有了底气了。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接着，命运的春风吹了过来—俄罗斯解密了前苏联的档案。中苏关系缘何破裂？苏联为什么解体？历史的真相在向人招手。
1994年，深圳召开了一次题为“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以苏联东欧历史学会的名义召集，经费由沈志华筹集。会上沈志华提出：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当时苏联的档案都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很重要，我们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猜想！70多年的历史，苏联共产党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事情，就妄下结论，不都是想象出来的吗！苏联从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必须搜集档案，在新的史料的基础上探究历史的真相。”
回北京后，沈志华邀请国内研究苏联的十多位专家，专门论证这件事。中国社科院的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重量级学者纷纷到场。中国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忍之说：“中国急需苏联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但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沈志华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一切费用由我出。”
历史就像拼图
沈志华一行4人到了莫斯科，才发现苏联档案的管理已经收紧，而且收费十分高昂。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1页1美元，苏共中央档案馆1页2.8美元，沈志华口袋里的钱不够了。而且当时俄罗斯物价很高，“刚到时，我们在俄罗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餐厅请人吃了顿饭，5个人每人一个菜一瓶酒，两个凉菜，花了460美金！”最让他们头痛的是官僚体制，档案馆上午11点才上班，中午又休息，下午3点钟就下班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
沈志华想出了办法：不看档案，光看目录。两个人看目录，把需要的目录抄下来；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公关”，到处找朋友“拉关系”，主要是“请他们喝酒”！俄罗斯人爱酒如命，他俩就随身带着茅台、二锅头，推杯换盏几次，沈志华拿出目录，说明难处，请俄罗斯“好朋友”帮忙去复印具体的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每人再发几百美元的劳务费，俄罗斯好朋友当然一口应允。这样一来节省了不少时间，更节约了一大笔费用。
当时搜集这批苏联历史档案，大约花去了140万人民币。这批档案的获取，也使得沈志华的学术地位和国内的冷战史研究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世界各地搜集历史档案至今，沈志华认为不同国家的档案管理、分享，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档案观念同国外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我们对待档案，仍然是保管大于利用；而发达国家的想法是：档案看得越多，档案的价值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很多時候不仅不交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现在沈志华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的周边，他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找到一个研究中国政治外交的支点：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什么东方同盟关系特别脆弱？西方的结构就非常稳定。最近一段时间，我忽然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不够了解。由此我就想到中国周边问题。学术领域，国家政治的角度，都需要这个领域的研究。”2015年起，他又接了国家的特别委托项目，“你看这个”，他递过手机，文档里密密麻麻写着项目里搜集到的档案名称。
“别人看到的是枯燥的档案，但我能看到里面的关联、细节。”沈志华喜欢将档案比作小孩玩的拼图游戏：“本来是只大象，给你切割成80块，噼里啪啦打散了一扔，而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抽丝剥茧，将那打散的碎片还原成历史。”
沈志华强调，历史档案的研究方法，往往是经过梳理、筛选、比对，把重要的事情罗列起来，寻找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差不多每一个环节都是偶然的，但它有一个必然的大趋势”。
这是历史的逻辑和趋势，大概，人生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