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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5年至1433年，即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中国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派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船队，三百艘舰船，前后30年，七下西洋，万里迢迢，开辟五十余条航线，造访三十余个国家，建立海洋贸易网并开展古代中国式外交——朝贡贸易。
与许多年后才到达这儿的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的出航并不是出于一般的军事目的和商业意图，也没有致力于去创建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权，那些满载国家威仪的船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所携带的是精美的礼品和感化的力量。二十几个国家，包括足利义满统治下的日本和岛国吕宋，被纳入朝贡贸易体系，而琉球王国由此开始与中国400年的朝贡关系，他们将从大明王朝那里获得封号及同中国贸易的权力。两万多名英勇的将士为和平使命护航，而大批外国使臣将随船到达这个伟大的国家。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和苏禄国都葛叭答剌等三王率妻子酋目加入朝贡队伍。满刺加在永乐皇帝的庇护下脱离暹罗自立。亚洲水域最强大的海盗陈祖义集团被消灭，太平洋和印度洋繁忙的航道，展示前所未有的海上秩序。
十五世纪，大明王朝迎来它的盛世光芒，在它的东部和南部海洋，只有一些夷邦的小型商船在那里游弋，欧洲人到达这儿，还要等几十年功夫。当郑和船队遮天蔽日的帆影徐徐扫过寂寞的海面，除了风暴和疾病，其他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时间过了五个世纪，那支执行国家意志的船队，早已消失在浩渺的烟波里，因为封建王朝的国家政策突然转向而失落的海洋记忆，到哪里去了？谁继承了郑和的事业？历史的天空，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
1935年，一个叫向达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整理中文史料时，发现标号为145号的手抄本针路簿，其封面上旧题有“顺风相送”四个字，即以此为名将其抄录回国。《顺风相送》的副页上有拉丁文题记一行，说此书是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于1639年所赠，1639年即明崇祯十二年。据推测，此书可能编著于十五世紀，由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带到欧洲并辗转到牛津。一同被抄回的还有《指南正法》一书。有趣的是，这两本的序如出一辙，内容也大同小异，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二是山形水势记录；三是各处往返的针路记录。
《顺风相送》的序言首段提到“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太仓，正是郑和船队的发泊地。中间又说“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平稳”“宝舟”自然指郑和宝船。而结尾“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一句，则直指永乐年间航海系国家行为。显然，这就是郑和时代失落的航海资料。
顺着那些古老的针路，让我们把目光拉回风云变幻的十五世纪，郑和与另一位正使太监、来自福建漳州府龙岩县的王景弘率领的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河集结，途经福建长乐太平港， 一路航行到达印度的孟加拉湾、伊朗的阿曼湾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亚丁，然后渡亚丁湾到达非洲东部，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即南纬四度左右止。沿途500多个地名被逐次记录，其中，中国200余个，外国300余个。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远航，“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和赤尾屿）、七洲（即今天的西沙群岛）、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即今天南海诸岛）都在船队的巡航范围。
当帆影渐渺，一个学者关注的话题油然而生：谁记录了这些伟大的航行？《指南正法》提到“漳郡波吴氏”。有学者认为，“波”与闽南话“朴”同音。吴朴，十六世纪的中国第一本刻印水路簿《渡海方程》的作者。《渡海方程》现已失传，但根据同时代一个叫董谷的在自已的作品《碧里杂存》里对这本书的针路描述，《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和《渡海方程》内容一脉相承，包括整个针路从发泊地到终点站均如出一辙。
于是，轮廓渐次清晰，《顺风相送》航海资料，最初来自于郑和时代，而它的源起，应该是更早的宋元，因为庞大的船队出行，不可能没有引航，针路之前必有针路。以后，被漳郡吴氏，很可能就是吴朴，稽考校正，偏著成册，很可能它的原始刻本就是刊于明嘉靖十六年的《渡海方程 》。
让我们关注吴朴的时代。吴朴，漳州诏安人，嘉靖年大明安南远征军毛伯温部队的一个参谋人员，生于明弘治十二年（1500），死于隆庆四年（1570）。在他出生前百年，郑和开始他的壮丽远航；在他去世前三年，漳州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民间商人出洋贸易的港口。作为郑和事业的继承者，漳州海商扬帆海上并且由此迎来他们的黄金岁月。吴朴，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思想者，总结前人的成果，以图和经的形式，真实记录那段光荣岁月。
当气势磅礴的大明舰队退出十五世纪的亚洲海平面，那些用宏伟理想编织的航线花落月港，成为民间商人英雄寻找新世界的航标。
回顾历史，无论是《渡海方程》，还是《顺风相送》或者《指南正法》，它们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我国最早发现、命名、经营、管理包括南海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相关岛屿提供法理依据。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顺风相送》）
这是漳州往琉球的针路。
“北风东涌（东引，位于闽江口外马祖列岛东北边）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今彭佳屿，位于基隆东北海域），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正南风梅花（长乐梅花镇）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即台湾），用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赤尾屿，位于钓鱼岛海域），用艮针取枯美山（琉球久米岛）……（《顺风相送》）
“梅花开船，用乙辰七更取圭笼长（台湾基隆），用辰巽三更取花瓶屿（位于基隆东北海域），单卯六更取钓鱼台（钓鱼岛）北边过，用单卯四更取黄尾屿（位于钓鱼岛北部海域，同属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北边，甲卯十更取枯美山。”（《指南正法》）
这是福州往琉球的针路。
“若过七洲（海南岛东北七洲列岛），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南沙群岛），远似舡帆……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南沙群岛），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舡身低水可防。（《指南正法》）
这是福建前往西洋的针路。
《渡海方程》在流传的过程中，几经演变，最终，记录海国里程的“经”存于《顺风相送》，标志海中山屿的“图”则见于《郑和航海图》，而原著则消失在漫漫岁月里。尽管如此，《渡海方程》所涉及到的内容，却屡屡被世人引用。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开阳的《使倭针经图说》、茅元仪的《武备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可以找到它的印记，时至今日，那些充满超前意识的海权思想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让我们借助《渡海方程》去领略大航海时代的雄心：从太仓刘家河开洋，向南直到忽鲁漠斯（霍尔木兹）而止，凡四万余里；向北至鸭绿江尽处，亦约四万里。在鲲鹏展翅俯瞰大千的豪情里，漳州海滨布衣学士吴朴发出那个时代的强音：设置海外都护、设置海外市舶司，保护商旅利益和国家利益。
这个声音来自1537年。
在太平洋的印度航线上，漳州航海人与郑和一路同行，创造古代世界与中国最伟大的国家海洋行动，并且追随那些古老的航迹上演一场穿越世纪的恢弘大剧。
那些民间商人用生命书写的航海篇章，最终成为我们对那片蓝色水域拥有最早管辖权的珍贵佐证。
与许多年后才到达这儿的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的出航并不是出于一般的军事目的和商业意图，也没有致力于去创建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权，那些满载国家威仪的船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所携带的是精美的礼品和感化的力量。二十几个国家，包括足利义满统治下的日本和岛国吕宋，被纳入朝贡贸易体系，而琉球王国由此开始与中国400年的朝贡关系，他们将从大明王朝那里获得封号及同中国贸易的权力。两万多名英勇的将士为和平使命护航，而大批外国使臣将随船到达这个伟大的国家。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和苏禄国都葛叭答剌等三王率妻子酋目加入朝贡队伍。满刺加在永乐皇帝的庇护下脱离暹罗自立。亚洲水域最强大的海盗陈祖义集团被消灭，太平洋和印度洋繁忙的航道，展示前所未有的海上秩序。
十五世纪，大明王朝迎来它的盛世光芒，在它的东部和南部海洋，只有一些夷邦的小型商船在那里游弋，欧洲人到达这儿，还要等几十年功夫。当郑和船队遮天蔽日的帆影徐徐扫过寂寞的海面，除了风暴和疾病，其他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时间过了五个世纪，那支执行国家意志的船队，早已消失在浩渺的烟波里，因为封建王朝的国家政策突然转向而失落的海洋记忆，到哪里去了？谁继承了郑和的事业？历史的天空，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
1935年，一个叫向达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整理中文史料时，发现标号为145号的手抄本针路簿，其封面上旧题有“顺风相送”四个字，即以此为名将其抄录回国。《顺风相送》的副页上有拉丁文题记一行，说此书是坎德伯里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于1639年所赠，1639年即明崇祯十二年。据推测，此书可能编著于十五世紀，由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带到欧洲并辗转到牛津。一同被抄回的还有《指南正法》一书。有趣的是，这两本的序如出一辙，内容也大同小异，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气象方面的观察方法；二是山形水势记录；三是各处往返的针路记录。
《顺风相送》的序言首段提到“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太仓，正是郑和船队的发泊地。中间又说“以牵星为准，保得宝舟平稳”“宝舟”自然指郑和宝船。而结尾“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一句，则直指永乐年间航海系国家行为。显然，这就是郑和时代失落的航海资料。
顺着那些古老的针路，让我们把目光拉回风云变幻的十五世纪，郑和与另一位正使太监、来自福建漳州府龙岩县的王景弘率领的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河集结，途经福建长乐太平港， 一路航行到达印度的孟加拉湾、伊朗的阿曼湾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亚丁，然后渡亚丁湾到达非洲东部，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即南纬四度左右止。沿途500多个地名被逐次记录，其中，中国200余个，外国300余个。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远航，“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和赤尾屿）、七洲（即今天的西沙群岛）、万里长沙、万里石塘（即今天南海诸岛）都在船队的巡航范围。
当帆影渐渺，一个学者关注的话题油然而生：谁记录了这些伟大的航行？《指南正法》提到“漳郡波吴氏”。有学者认为，“波”与闽南话“朴”同音。吴朴，十六世纪的中国第一本刻印水路簿《渡海方程》的作者。《渡海方程》现已失传，但根据同时代一个叫董谷的在自已的作品《碧里杂存》里对这本书的针路描述，《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和《渡海方程》内容一脉相承，包括整个针路从发泊地到终点站均如出一辙。
于是，轮廓渐次清晰，《顺风相送》航海资料，最初来自于郑和时代，而它的源起，应该是更早的宋元，因为庞大的船队出行，不可能没有引航，针路之前必有针路。以后，被漳郡吴氏，很可能就是吴朴，稽考校正，偏著成册，很可能它的原始刻本就是刊于明嘉靖十六年的《渡海方程 》。
让我们关注吴朴的时代。吴朴，漳州诏安人，嘉靖年大明安南远征军毛伯温部队的一个参谋人员，生于明弘治十二年（1500），死于隆庆四年（1570）。在他出生前百年，郑和开始他的壮丽远航；在他去世前三年，漳州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民间商人出洋贸易的港口。作为郑和事业的继承者，漳州海商扬帆海上并且由此迎来他们的黄金岁月。吴朴，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思想者，总结前人的成果，以图和经的形式，真实记录那段光荣岁月。
当气势磅礴的大明舰队退出十五世纪的亚洲海平面，那些用宏伟理想编织的航线花落月港，成为民间商人英雄寻找新世界的航标。
回顾历史，无论是《渡海方程》，还是《顺风相送》或者《指南正法》，它们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我国最早发现、命名、经营、管理包括南海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相关岛屿提供法理依据。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取乌坵，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顺风相送》）
这是漳州往琉球的针路。
“北风东涌（东引，位于闽江口外马祖列岛东北边）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今彭佳屿，位于基隆东北海域），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正南风梅花（长乐梅花镇）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即台湾），用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赤尾屿，位于钓鱼岛海域），用艮针取枯美山（琉球久米岛）……（《顺风相送》）
“梅花开船，用乙辰七更取圭笼长（台湾基隆），用辰巽三更取花瓶屿（位于基隆东北海域），单卯六更取钓鱼台（钓鱼岛）北边过，用单卯四更取黄尾屿（位于钓鱼岛北部海域，同属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北边，甲卯十更取枯美山。”（《指南正法》）
这是福州往琉球的针路。
“若过七洲（海南岛东北七洲列岛），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南沙群岛），远似舡帆……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南沙群岛），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舡身低水可防。（《指南正法》）
这是福建前往西洋的针路。
《渡海方程》在流传的过程中，几经演变，最终，记录海国里程的“经”存于《顺风相送》，标志海中山屿的“图”则见于《郑和航海图》，而原著则消失在漫漫岁月里。尽管如此，《渡海方程》所涉及到的内容，却屡屡被世人引用。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开阳的《使倭针经图说》、茅元仪的《武备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可以找到它的印记，时至今日，那些充满超前意识的海权思想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让我们借助《渡海方程》去领略大航海时代的雄心：从太仓刘家河开洋，向南直到忽鲁漠斯（霍尔木兹）而止，凡四万余里；向北至鸭绿江尽处，亦约四万里。在鲲鹏展翅俯瞰大千的豪情里，漳州海滨布衣学士吴朴发出那个时代的强音：设置海外都护、设置海外市舶司，保护商旅利益和国家利益。
这个声音来自1537年。
在太平洋的印度航线上，漳州航海人与郑和一路同行，创造古代世界与中国最伟大的国家海洋行动，并且追随那些古老的航迹上演一场穿越世纪的恢弘大剧。
那些民间商人用生命书写的航海篇章，最终成为我们对那片蓝色水域拥有最早管辖权的珍贵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