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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6-7833(2011)12-000-01
摘 要 近年来由于民工荒的出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但另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本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两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了“刘易斯拐点“理论，以期解释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准确把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民工荒 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关于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对于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学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中国劳动力市场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涉及到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就业战略和政策，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重大现实问题。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人口多，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将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并且，其工资线是一水平的直线；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到了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将出现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和劳动力短缺阶段。其理论内涵包括：1、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2、现代工业及服务业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减小，城乡之间差距缩小，进城打工逐渐失去吸引力，使得城市必须提高工资薪酬来吸引劳动力。
2006 年就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看法。 2009 年以来全国性的用工紧张现象，引发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关注，对“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问题也再度引发激烈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么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不会如此严峻？如果没有来，为什么产生用工荒？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
在互联网搜索中输入“民工荒”，能看到2000多个关于民工荒的网页。网站、报刊、电视台等媒介分别从不同侧面报道民工荒的事实。据报道：2010年春节后闽南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60％—75％；珠三角一线工难招；东莞外企告急等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许多关于民工荒的新闻。类似报道连篇累牍，总结这些报道的核心，就是用工形势严峻，面临着全国性民工荒。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现在的劳动力短缺状态以及未来可能加剧的趋势，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用工荒”将是“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些都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地区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这符合上述理论第一阶段的特征。2006年开始，少数沿海企业产生了招工难的问题，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很多企业发现剩余劳动力短缺，产生了招工难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用工荒的问题，倒逼不少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这都符合上述理论第二阶段的特征。具体来看，当前的缺工具有以下特点：
1．缺工地區范围大、数量大
与前几年发生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民工荒不同，此轮“民工荒”范围明显扩大，不少中西部城市也出现用工紧缺现象。以郑州市为例，从2010年下半年，刚刚落户郑州的富士康科技工业园即出现招工难问题，虽举行多场招聘会，也难以解决，无奈之下，政府部门只好动用各种职能进行协调解决。
2．持续时间长
以往的“民工荒”突出表现在每年春节之后，往往随着季节自行解决。而此轮“民工荒”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复苏，从2009年下半年出现，至今未见消退，甚至有加重趋势。
2005年以前的二十余年，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到城市，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保持基本稳定，因为劳动力的大量冗余，即使少数工人会觉得工资过低而辞职，但并不影响整个社会的总体过剩，因为这个重要的前提，所以用工者不必涨工资就能招聘到足够的工人，也就造成了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水涨船高。2005年以后，逐渐进入了用工短缺的时代，在地域上表现为从沿海到内地，在程度上表现为从轻微到较为严重，在特征上表现为从少数到普遍。综上所述，细观中国近年经济发展中的用工问题的脉络，基本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两个阶段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
二、“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当前民工荒的现状并不表明“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具体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还要继续向城镇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按照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没有剩余的人口和劳动力时，才能成立。从统计看，中国2009 年城市化水平46.59%，处于低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还要继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一个低城市化水平的国家，还存在巨额规模的农村人口，说其“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直观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 时，说“刘易斯拐点”来临，还比较接近现实。
2． 按照劳均耕地和技术进步来看，中国的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2009 年总计就业的劳动力77995 万人，其中城镇31120 万人，农村46875 万人，农村就业人员中从事乡镇企业的15588 万人。从大数估计，全国近78000 万劳动力中，城镇固定劳动力大约为28000 万人，农民工20000 万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的30000 万人。即使农村向城镇转移了2 亿劳动力，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
3．制度改革将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实际是一部分中年和妇女劳动力不能够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农民进城，户籍、公共服务、居住、社保等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而改革是一个趋势，农村留守的劳动力终究要向城市转移的。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作为新生的劳动力，也要向城市流动。
4．“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而实际上中国农村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发生民工荒和近期农民工工资上涨压力，不是农村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城镇的水平，而是因为城镇中的一些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
5．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表明“刘易斯拐点”来临。工资决定和形成，不仅要看供求，而且要看基本的生活费用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并不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而是有其内在的其他原因。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并取消了农业税，农村收入不断增加，若要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务工，城市中的用人单位需要给予更高的工资。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很小，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相反，即便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民工工资由于上述原因上涨，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因此，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并结合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候，因此，“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并未到来。
三、”刘易斯拐点”理论与我国国情
从欧美日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观察，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是，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约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时，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刘易斯拐点”就是对这种发展经验的总结。
可是，当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加入这个转移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近30年，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两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各种社会综合指标，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以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 其原因主要是当今的“中国制造”位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薪酬相当低廉。
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亿人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未来15～20年，這些城市人落户为城市居民，再从农村带出妻子及子女，就有4亿～5亿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能上升到65％。这样看来，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理论的标准，即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当前劳动力供给不足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全球产业转移链条上出现了是否停止向中国转移和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以前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可能正逐渐变成不利条件。“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造成了一种“别人消费、我们生产”的不平衡局面，“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是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却无法换来足够的利润和资源，让本国实现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是描述先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所以以“刘易斯拐点”解释中国实际情况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于，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极其迟缓，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的“用工荒”源于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于中国制造处于全球经济产业链末端、利润微薄，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是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遇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这些具体条件的不同，使得“刘易斯拐点”理论需要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对现实才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4):55-60.
[2]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2005(6).
[3]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摘 要 近年来由于民工荒的出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但另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本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两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了“刘易斯拐点“理论，以期解释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准确把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民工荒 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是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关于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对于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学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中国劳动力市场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涉及到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就业战略和政策，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重大现实问题。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人口多，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将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并且，其工资线是一水平的直线；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到了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将出现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和劳动力短缺阶段。其理论内涵包括：1、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2、现代工业及服务业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减小，城乡之间差距缩小，进城打工逐渐失去吸引力，使得城市必须提高工资薪酬来吸引劳动力。
2006 年就有学者提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看法。 2009 年以来全国性的用工紧张现象，引发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关注，对“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问题也再度引发激烈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么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不会如此严峻？如果没有来，为什么产生用工荒？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
在互联网搜索中输入“民工荒”，能看到2000多个关于民工荒的网页。网站、报刊、电视台等媒介分别从不同侧面报道民工荒的事实。据报道：2010年春节后闽南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60％—75％；珠三角一线工难招；东莞外企告急等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许多关于民工荒的新闻。类似报道连篇累牍，总结这些报道的核心，就是用工形势严峻，面临着全国性民工荒。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现在的劳动力短缺状态以及未来可能加剧的趋势，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用工荒”将是“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些都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地区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这符合上述理论第一阶段的特征。2006年开始，少数沿海企业产生了招工难的问题，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很多企业发现剩余劳动力短缺，产生了招工难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用工荒的问题，倒逼不少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这都符合上述理论第二阶段的特征。具体来看，当前的缺工具有以下特点：
1．缺工地區范围大、数量大
与前几年发生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民工荒不同，此轮“民工荒”范围明显扩大，不少中西部城市也出现用工紧缺现象。以郑州市为例，从2010年下半年，刚刚落户郑州的富士康科技工业园即出现招工难问题，虽举行多场招聘会，也难以解决，无奈之下，政府部门只好动用各种职能进行协调解决。
2．持续时间长
以往的“民工荒”突出表现在每年春节之后，往往随着季节自行解决。而此轮“民工荒”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复苏，从2009年下半年出现，至今未见消退，甚至有加重趋势。
2005年以前的二十余年，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到城市，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保持基本稳定，因为劳动力的大量冗余，即使少数工人会觉得工资过低而辞职，但并不影响整个社会的总体过剩，因为这个重要的前提，所以用工者不必涨工资就能招聘到足够的工人，也就造成了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水涨船高。2005年以后，逐渐进入了用工短缺的时代，在地域上表现为从沿海到内地，在程度上表现为从轻微到较为严重，在特征上表现为从少数到普遍。综上所述，细观中国近年经济发展中的用工问题的脉络，基本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两个阶段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阶段。
二、“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当前民工荒的现状并不表明“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具体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还要继续向城镇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按照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没有剩余的人口和劳动力时，才能成立。从统计看，中国2009 年城市化水平46.59%，处于低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还要继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一个低城市化水平的国家，还存在巨额规模的农村人口，说其“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直观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 时，说“刘易斯拐点”来临，还比较接近现实。
2． 按照劳均耕地和技术进步来看，中国的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2009 年总计就业的劳动力77995 万人，其中城镇31120 万人，农村46875 万人，农村就业人员中从事乡镇企业的15588 万人。从大数估计，全国近78000 万劳动力中，城镇固定劳动力大约为28000 万人，农民工20000 万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的30000 万人。即使农村向城镇转移了2 亿劳动力，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
3．制度改革将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实际是一部分中年和妇女劳动力不能够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农民进城，户籍、公共服务、居住、社保等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而改革是一个趋势，农村留守的劳动力终究要向城市转移的。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作为新生的劳动力，也要向城市流动。
4．“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而实际上中国农村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发生民工荒和近期农民工工资上涨压力，不是农村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城镇的水平，而是因为城镇中的一些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
5．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表明“刘易斯拐点”来临。工资决定和形成，不仅要看供求，而且要看基本的生活费用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并不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而是有其内在的其他原因。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并取消了农业税，农村收入不断增加，若要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务工，城市中的用人单位需要给予更高的工资。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很小，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相反，即便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民工工资由于上述原因上涨，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因此，从上述几个方面分析，并结合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候，因此，“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并未到来。
三、”刘易斯拐点”理论与我国国情
从欧美日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观察，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是，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约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时，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刘易斯拐点”就是对这种发展经验的总结。
可是，当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加入这个转移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近30年，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两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各种社会综合指标，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以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 其原因主要是当今的“中国制造”位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薪酬相当低廉。
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2010年为47％，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亿人是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未来15～20年，這些城市人落户为城市居民，再从农村带出妻子及子女，就有4亿～5亿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能上升到65％。这样看来，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理论的标准，即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当前劳动力供给不足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全球产业转移链条上出现了是否停止向中国转移和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以前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可能正逐渐变成不利条件。“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造成了一种“别人消费、我们生产”的不平衡局面，“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是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却无法换来足够的利润和资源，让本国实现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是描述先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所以以“刘易斯拐点”解释中国实际情况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前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于，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极其迟缓，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的“用工荒”源于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于中国制造处于全球经济产业链末端、利润微薄，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是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遇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拐点”。这些具体条件的不同，使得“刘易斯拐点”理论需要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对现实才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4):55-60.
[2]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2005(6).
[3]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估计及其含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