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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应致力于加快和强化上述趋势，而不是采取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似乎在忍受着长期减速。美国的实际年增长率似乎稳定在2%左右，对于这一水平是低于美国经济潜力还是与其持平，仍存在很大争论。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步入增长率6%-7%的时代，中国政府去年指出这是中国的“新常态”。有人认为如果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实施全面改革，未来十年左右可维持上述增长率。还有人认为中国GDP将继续下行，并可能出现硬着陆。
他们的担心不无理由。作为中美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的增长缓慢而不确定，这给中美都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外，中美乃至全球经济正受困于总需求疲软造成的通缩压力。各国央行试图通过降低利率抵抗通缩压力，但这不经意间导致了杠杆率重新上升、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仍依赖外部市场驱动经济增长，这一环境对中国尤其不利，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货币贬值进一步压低了出口需求。然而，即使主要外部市场没有发生危机，中国这样庞大又复杂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期望获得6%-7%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现实的。
但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坚持维持了两年9%的超高增长率，这主要是依靠财政刺激、巨量流动性注入和暂停人民币升值实现的。如果政府早点暗示“新常态”，预期会有所不同：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将得到遏制，不良贷款将有所减少，公司部门杠杆过高的情况将有所遏制，大宗商品的定价错误也会得以避免。增长仍会下降，但风险要小得多。
然而在当前局面下，中国正面临严重挑战。鉴于外部需求增长疲软，并且许多商品已经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短期内中国无法依靠出口增长维持经济表现。
当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时，投资便无法再持续推动增长。在公共部门投资方面，转折点出现在未来GDP路径增量的现值大于投资本身的现值时。
好消息是日益严明的规章似乎正在挤出低回报投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基础的扩大，投资仍将保持在高水平。但为了刺激需求，中国需增加家庭消费、提供更多高价值的服务，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使之向家庭倾斜。
如果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端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将持续不足。
中国面临的另一大关键挑战是房地产部门的衰退。去年，房地产建设和价格均大幅下降。如果负债累累的开发商陷入困境，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部门可能出现不良贷款。幸运的是，中国家庭杠杆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危机期间一些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导致需求暴降的资产负债表重创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
其他方面也大有希望。工资正在增加，存款保险制度即将落地，存款利率正在自由化。互联网投资企业正在成长，服务业去年新增360万家企业，这些企业正带来新增就业，这部分要归因于新的许可制度简化。
中国领导人应致力于加快和强化上述趋势，而不是采取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公共投资已足够高，继续扩大公共投资将使总需求组成向错误的方向发展，而在公司部门杠杆率已经过高的情况下，大面积扩张信用也不安全。
如今，任何财政刺激都必须集中在改善公共服务、鼓励消费和增加家庭收入上。假以时日，国家出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扩张将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总之，中国必须利用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增加收入和福利，使家庭眼中的可安全消费收入得以提高。
中国经济进一步减速可能性不小。中国领导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减速不被视为长期趋势，否则，中国所急需的消费和投资可能遭到破坏。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似乎在忍受着长期减速。美国的实际年增长率似乎稳定在2%左右，对于这一水平是低于美国经济潜力还是与其持平，仍存在很大争论。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步入增长率6%-7%的时代，中国政府去年指出这是中国的“新常态”。有人认为如果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实施全面改革，未来十年左右可维持上述增长率。还有人认为中国GDP将继续下行，并可能出现硬着陆。
他们的担心不无理由。作为中美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的增长缓慢而不确定，这给中美都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外，中美乃至全球经济正受困于总需求疲软造成的通缩压力。各国央行试图通过降低利率抵抗通缩压力，但这不经意间导致了杠杆率重新上升、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仍依赖外部市场驱动经济增长，这一环境对中国尤其不利，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货币贬值进一步压低了出口需求。然而，即使主要外部市场没有发生危机，中国这样庞大又复杂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期望获得6%-7%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现实的。
但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坚持维持了两年9%的超高增长率，这主要是依靠财政刺激、巨量流动性注入和暂停人民币升值实现的。如果政府早点暗示“新常态”，预期会有所不同：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将得到遏制，不良贷款将有所减少，公司部门杠杆过高的情况将有所遏制，大宗商品的定价错误也会得以避免。增长仍会下降，但风险要小得多。
然而在当前局面下，中国正面临严重挑战。鉴于外部需求增长疲软，并且许多商品已经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短期内中国无法依靠出口增长维持经济表现。
当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时，投资便无法再持续推动增长。在公共部门投资方面，转折点出现在未来GDP路径增量的现值大于投资本身的现值时。
好消息是日益严明的规章似乎正在挤出低回报投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基础的扩大，投资仍将保持在高水平。但为了刺激需求，中国需增加家庭消费、提供更多高价值的服务，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使之向家庭倾斜。
如果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端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将持续不足。
中国面临的另一大关键挑战是房地产部门的衰退。去年，房地产建设和价格均大幅下降。如果负债累累的开发商陷入困境，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部门可能出现不良贷款。幸运的是，中国家庭杠杆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危机期间一些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导致需求暴降的资产负债表重创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
其他方面也大有希望。工资正在增加，存款保险制度即将落地，存款利率正在自由化。互联网投资企业正在成长，服务业去年新增360万家企业，这些企业正带来新增就业，这部分要归因于新的许可制度简化。
中国领导人应致力于加快和强化上述趋势，而不是采取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公共投资已足够高，继续扩大公共投资将使总需求组成向错误的方向发展，而在公司部门杠杆率已经过高的情况下，大面积扩张信用也不安全。
如今，任何财政刺激都必须集中在改善公共服务、鼓励消费和增加家庭收入上。假以时日，国家出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扩张将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总之，中国必须利用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增加收入和福利，使家庭眼中的可安全消费收入得以提高。
中国经济进一步减速可能性不小。中国领导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其减速不被视为长期趋势，否则，中国所急需的消费和投资可能遭到破坏。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