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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利用“边界写作”策略,用“龙骨”等意象渲染东方文化气场,在记忆和现实交错中展现了三代女性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血脉关联。作品在探讨母女冲突与融合、散居与寻根这些问题的同时,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华裔美国人勾勒出超越种族边界的第三空间。
关键词:龙骨;记忆;第三空间;边界写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6-0194-3
1. 引言
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华美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将女性书写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命运融会在中美两种不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成为当代华美文学中一道景观。在她们的推动下,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华美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和关注。如果说华美文学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保持了鲜明的特性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的话,那么许多的争议也正是因此而起。从赵健秀与汤亭亭间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争”的笔战以来,华美文学中的性别、种族关系就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她们作品中对女性的书写突出了华裔女性的悲惨命运,强化了华裔男性柔弱无能、猥琐的刻板印象,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神话的改写是将民族文化“商业化、伪民俗化”的歪曲,是“以异国情调迎合白人口味而进行的自我东方主义的表演”(陆薇,2007:107)。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华美女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她们能够以独特的双重文化视角,书写在“他者”与“自我”互为纠结下的不同人物形象的两难境地。她们的作品凸显了东西文化冲突、对话和协商的过程,这正切合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提出的“边界写作”策略。本文以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为研究个案,分析“边界写作”策略在文本中的体现,指出作者在探讨冲突与融合、散居与寻根这些与当代华裔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同时,利用“龙骨”意象渲染一方文化气场,在现实和记忆的交错下勾勒出超越种族边界的“第三空间”。
2. 龙骨的文化边界
“边界写作”的概念最早由拉什迪提出。在他看来,边界写作所“称颂”的是“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等令人惊异的混合和变形”(1991: 394)。在《文化的定位》中,霍米·巴巴将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母题归纳为“杂糅的边缘文化”和“不确定的流散身份”(1994: 225)。巴巴还提出了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空间”概念——“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ibid.: 28)。巴巴指出,第三空间使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因此“第三空间”即是由“杂糅”(hybridity)策略开辟出来的一块协商的空间。他认为各种文化彼此混杂,并在跨越文化边界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通过这种杂糅的文化差异的协商,松动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地位,打破了殖民话语中的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中心/边缘的严格界线,进而挑战西方文化霸权话语。在身份建构的问题上,巴巴提出,在不同文明交接的边缘处有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in-between)的、杂糅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协商中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说“边界写作”是建构“第三空间”的重要策略,那么华裔美国人身处“居间世界”的窘境则是当代华美作家深度挖掘的创作源泉。他们利用双重文化代码,在中西、古今间保持对话式的关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言说冲突与融合、审视身份认同。
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延续了母女关系这一母题,其中的母女冲突与融合令读者感同身受,人物命运波折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以龙骨为代表的极富东方神秘的种种文化符号则像一个个“被施过魔法的精灵,来回穿梭于字里行间”,其“神秘色彩与日常生活的细琐同步行进,小说的可读性就与市场卖点一荣俱荣”(士曾,2006:11)。但是作者对东方文化符号的使用不仅仅在于铺设神秘的气场,而在于追寻独特艺术构思与独立艺术品质的创作策略。其中龙骨作为核心的文化符号,贯穿了所有主要人物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内在涵义也经历着层层的变迁,是左右小说人物命运的一条无形的主线。宝姨祖上是远近闻名的接骨世家,所用的疗伤秘方正是“龙骨”;宝姨出嫁当天被棺材铺张老板扮作的劫匪袭击,父亲丈夫双双毙命,宝姨的命运悲剧也由此开始,而张老板的主要目标便是她的嫁妆——一罐龙骨;那些所谓的“龙骨”其实是宝姨祖上先人的骨头,接骨师托梦给宝姨:“我们偷了他的骨头,他咒我们,所以我们全家差不多都送了命”(谭恩美,2006:147)。但后来随着考古队的发掘,“龙骨”的历史沉淀意义开始若隐若现:“龙骨”原来就是“北京人”,棺材铺张老板也因劫来的“龙骨”“对科学,历史乃至全中国做出巨大贡献”(ibid.:152)成为远近的大名人。从接骨世家的入药秘方、诅咒的载体、考古队在龙骨山的发掘对象,再到茹灵在香港变卖的甲骨,龙骨这一具有东方历史文化蕴味的符号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丰富而善变的内涵。甚至可以说,作者一方面有意识引导读者将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把龙骨神比作神秘的诅咒,仿佛阴魂不散的幽灵般缠绕着宝姨悲惨的一生,甚至和茹灵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成为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作品中此类神秘文化意象,邹建军教授作出了这样的解读:“西方读者读到这些具有东方神秘文化的意象,也许会觉得神奇,也许会觉得有趣,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正由于它们是真实的,才有震动人心的思想力量与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神秘意象与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也会感到很真实、很亲切,从而认同谭恩美小说的独到与深厚。”(2006:106)
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临界状态以外,更强调它对于构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即对任何一种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构建”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的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于不断的对话、谈判和协商中。在《接骨师之女》中,作者对龙骨等东方文化意象的书写不仅在于制造与中国本土文化积淀的牵连,以便其能承载中国历史文化的众多元素,而且还是激起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好奇心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凸显了作者的文化矛盾情结,为作品渲染出独特的艺术模糊性;同时也有理由认为作者对龙骨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疆界,试图在二者之外寻求一方“对话”的第三空间。
3. 记忆中的身份
母女关系写作一直是华美女作家的传统,更是谭恩美的拿手好戏。国内众多的研究者也习惯将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女儿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双方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此,谭恩美本人有过如是强调:“我不认为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文化和移民经历的。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我的作品关注的是家庭和母女关系。曾经有美国的母亲对我讲,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感觉和我小说中的女儿们如出一辙;而这些美国母亲都不是移民”(转引自Huntley, 1998: 38)。谭恩美的这番话也不无道理,但若将文化层面的东西去掉,她的作品恐怕很难激起如此多海内外读者的共鸣。作为移居美国的华人,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可能是中美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华裔子女在美国文化中生存,如何认识自己的华夏血统,了解自己的家世缘由,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疑问。
与《喜福会》和《灶神之妻》中直接描绘母女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不同,《接骨师之女》是通过记忆和现实两条线索,从女儿的视角揭示了露丝、茹灵和宝姨三代女性人物的血脉关联。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子露丝对患老年痴呆的母亲照顾有加;回忆起儿时与母亲的种种不快,露丝满心愧疚。在重新翻出母亲几年前交给她的手稿之后,露丝决定找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以“听妈妈讲述自己的故事,陪她回顾生命中经历的种种曲折,传译母亲的心声,尽量了解母亲的思绪”(谭恩美,2006:127)。于是茹灵的身世以及去往美国前经历的种种磨难如谜底般在露丝和读者面前揭开。原来茹灵是宝姨和未婚夫刘沪森婚前偷吃禁果的结晶。宝姨在婚礼当天遭受丧父亡夫的双重打击,自杀未遂又毁了原本漂亮的容颜,失去了话语能力;后虽被刘家收留,却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力,只能以保姆的身份出现。母女日日相处却不能相认相知,此等痛苦对宝姨来说是生不如死。十五年之后,倔强的女儿茹灵不听宝姨的劝阻,执意要嫁到张家。宝姨无力抗拒女儿嫁到仇家,在绝望中自杀身亡。此时茹灵才找出宝姨先前留给她的文字,知道了一切真相,但为时已晚,这也就成了茹灵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
在现实和记忆的交错中,在时空轮转的变换中,三位女性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越来越清晰的两条情感之路——露丝对母亲茹灵和外祖母的认同;茹灵对母亲宝姨和自己早年在华生活的追忆。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重要标志。靠着记忆,人类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在时间之流里活着,它是连接“自我”的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然而小说中的茹灵却连自己生母的姓氏都记不起来,后来又因为老年痴呆症(dementia)面临彻底失却记忆的危险。在中国姓氏代表派阀和血统,姓氏是一个人存在的符号标志,还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小说中茹灵的生母姓甚名谁, 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叫她“宝姨”,或干脆叫她的绰号“焦炭”、“油炸嘴”。刘家的老太太对外人称她是尼姑庵失火后逃出来的一个远房亲戚,生下来的茹灵则被谎称是刘家老大的女儿。茹灵打懂事的时候起,就只知道那面如焦炭、只能用手势交流的丑女人是“宝姨”,是雇来的佣人,在大家的眼里她是混饭吃的。“宝姨”真实身份的丧失使其无法行使做母亲的权力。茹灵对姓氏的寻觅其实就是对根的寻求。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寻根问祖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怀旧的情感,也是后人对先祖的认同。对茹灵来说,对姓氏和记忆的追寻实际上就代表了自我身份的诉求,找回自我就必须重拾历史的记忆,追寻失去的记忆。
“记忆不是恰巧记住,而是重活(reliving)、重构(reconstructing)。”(单德兴,2000:199)值得注意的是,《接骨师之女》中母亲茹灵和外祖母的完整身份都是在记忆的重构中才逐渐清晰起来。宝姨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而且向茹灵灌输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茹灵也不再是原来那个性情古怪、严厉、专横、压抑、难以令人理解的母亲了,而是一位技艺精湛的“中文书法家”,而且奇迹般地恢复了记忆,想起了宝姨的姓氏。露丝最后也意识到“她们就在她骨子里”(谭恩美,2006:290)。现实生活中的母女两人终于原谅对方,宽恕自己。母亲茹灵的病情好转,还和唐先生谈起了恋爱。露丝多年的“失声”症也得以康复,与男友亚特的感情又回到正轨。《接骨师之女》中,母亲通过记忆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女儿则通过母亲的回忆去寻根,寻找自我。
4. 结语
“全球文化传播已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间径渭分明的边界”(史安斌,2004:8)。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华美文学享受着更广阔的空间,强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试图创作一种跨越东西方、跨越国界、跨越文化,有时甚至跨越性别的人物和形象,拓展了美国文学领域的话语空间。文化寻根和身份认同问题被认为是华美文学最富有弹性的主题和主要关切。《接骨师之女》中对龙骨等东方文化意象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疆界,凸显了当代华裔所处的杂糅的边缘文化特征;作品利用记忆中的书写解答了文化寻根和身份认同之惑。谭恩美将三代女人的命运和血脉关联放大到中美多元文化语境中,积极为当代华裔建构一个处于对话、协商中的第三空间,作品的文化现实意义也得到极力彰显。
参考文献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8, 225.
Huntley, E. 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38.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M]. London: Granta, 1991: 394.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7.
单德兴. 追寻认同:汤亭亭的个案研究[A]. 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C].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199.
史安斌.“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的构建:西达娃和拉什迪的跨文化“对话”[J]. 民族文学研究,2004(3):8.
士曾. 谭恩美笔下的灵异东方[J]. 中华读书报,2006(3):11.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M]. 张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7,147,152,290.
邹建军. 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以《接骨师之女》为个案[J]. 外国文学研究,2006(6):106.
关键词:龙骨;记忆;第三空间;边界写作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6-0194-3
1. 引言
以汤亭亭、谭恩美为代表的华美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和风格,将女性书写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命运融会在中美两种不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成为当代华美文学中一道景观。在她们的推动下,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华美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和关注。如果说华美文学以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保持了鲜明的特性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的话,那么许多的争议也正是因此而起。从赵健秀与汤亭亭间关于“文化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争”的笔战以来,华美文学中的性别、种族关系就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她们作品中对女性的书写突出了华裔女性的悲惨命运,强化了华裔男性柔弱无能、猥琐的刻板印象,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神话的改写是将民族文化“商业化、伪民俗化”的歪曲,是“以异国情调迎合白人口味而进行的自我东方主义的表演”(陆薇,2007:107)。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华美女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她们能够以独特的双重文化视角,书写在“他者”与“自我”互为纠结下的不同人物形象的两难境地。她们的作品凸显了东西文化冲突、对话和协商的过程,这正切合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提出的“边界写作”策略。本文以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为研究个案,分析“边界写作”策略在文本中的体现,指出作者在探讨冲突与融合、散居与寻根这些与当代华裔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同时,利用“龙骨”意象渲染一方文化气场,在现实和记忆的交错下勾勒出超越种族边界的“第三空间”。
2. 龙骨的文化边界
“边界写作”的概念最早由拉什迪提出。在他看来,边界写作所“称颂”的是“异质性、非纯洁性和杂糅性,是人类文化、思想、政治、文学、电影和歌曲等等令人惊异的混合和变形”(1991: 394)。在《文化的定位》中,霍米·巴巴将边界写作所体现的两大母题归纳为“杂糅的边缘文化”和“不确定的流散身份”(1994: 225)。巴巴还提出了二元对立之外的“第三空间”概念——“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ibid.: 28)。巴巴指出,第三空间使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和集体经验得以被协商,因此“第三空间”即是由“杂糅”(hybridity)策略开辟出来的一块协商的空间。他认为各种文化彼此混杂,并在跨越文化边界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意义。通过这种杂糅的文化差异的协商,松动了文化本质主义的霸权地位,打破了殖民话语中的自我/他者、东方/西方、中心/边缘的严格界线,进而挑战西方文化霸权话语。在身份建构的问题上,巴巴提出,在不同文明交接的边缘处有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in-between)的、杂糅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协商中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说“边界写作”是建构“第三空间”的重要策略,那么华裔美国人身处“居间世界”的窘境则是当代华美作家深度挖掘的创作源泉。他们利用双重文化代码,在中西、古今间保持对话式的关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言说冲突与融合、审视身份认同。
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延续了母女关系这一母题,其中的母女冲突与融合令读者感同身受,人物命运波折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以龙骨为代表的极富东方神秘的种种文化符号则像一个个“被施过魔法的精灵,来回穿梭于字里行间”,其“神秘色彩与日常生活的细琐同步行进,小说的可读性就与市场卖点一荣俱荣”(士曾,2006:11)。但是作者对东方文化符号的使用不仅仅在于铺设神秘的气场,而在于追寻独特艺术构思与独立艺术品质的创作策略。其中龙骨作为核心的文化符号,贯穿了所有主要人物命运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内在涵义也经历着层层的变迁,是左右小说人物命运的一条无形的主线。宝姨祖上是远近闻名的接骨世家,所用的疗伤秘方正是“龙骨”;宝姨出嫁当天被棺材铺张老板扮作的劫匪袭击,父亲丈夫双双毙命,宝姨的命运悲剧也由此开始,而张老板的主要目标便是她的嫁妆——一罐龙骨;那些所谓的“龙骨”其实是宝姨祖上先人的骨头,接骨师托梦给宝姨:“我们偷了他的骨头,他咒我们,所以我们全家差不多都送了命”(谭恩美,2006:147)。但后来随着考古队的发掘,“龙骨”的历史沉淀意义开始若隐若现:“龙骨”原来就是“北京人”,棺材铺张老板也因劫来的“龙骨”“对科学,历史乃至全中国做出巨大贡献”(ibid.:152)成为远近的大名人。从接骨世家的入药秘方、诅咒的载体、考古队在龙骨山的发掘对象,再到茹灵在香港变卖的甲骨,龙骨这一具有东方历史文化蕴味的符号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丰富而善变的内涵。甚至可以说,作者一方面有意识引导读者将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把龙骨神比作神秘的诅咒,仿佛阴魂不散的幽灵般缠绕着宝姨悲惨的一生,甚至和茹灵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成为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作品中此类神秘文化意象,邹建军教授作出了这样的解读:“西方读者读到这些具有东方神秘文化的意象,也许会觉得神奇,也许会觉得有趣,但它们都是真实的;正由于它们是真实的,才有震动人心的思想力量与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神秘意象与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情节,也会感到很真实、很亲切,从而认同谭恩美小说的独到与深厚。”(2006:106)
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模糊性和临界状态以外,更强调它对于构建新型的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由不同文化“翻译”所形成的话语场,即对任何一种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重新构建”和“重新历史化”。因此在“第三空间”内,所有的文化符号及其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于不断的对话、谈判和协商中。在《接骨师之女》中,作者对龙骨等东方文化意象的书写不仅在于制造与中国本土文化积淀的牵连,以便其能承载中国历史文化的众多元素,而且还是激起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好奇心的主要手段。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凸显了作者的文化矛盾情结,为作品渲染出独特的艺术模糊性;同时也有理由认为作者对龙骨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疆界,试图在二者之外寻求一方“对话”的第三空间。
3. 记忆中的身份
母女关系写作一直是华美女作家的传统,更是谭恩美的拿手好戏。国内众多的研究者也习惯将移民母亲和美国出生女儿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双方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此,谭恩美本人有过如是强调:“我不认为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文化和移民经历的。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我的作品关注的是家庭和母女关系。曾经有美国的母亲对我讲,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感觉和我小说中的女儿们如出一辙;而这些美国母亲都不是移民”(转引自Huntley, 1998: 38)。谭恩美的这番话也不无道理,但若将文化层面的东西去掉,她的作品恐怕很难激起如此多海内外读者的共鸣。作为移居美国的华人,生活中最强烈的感悟可能是中美文化的冲突和差异。华裔子女在美国文化中生存,如何认识自己的华夏血统,了解自己的家世缘由,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疑问。
与《喜福会》和《灶神之妻》中直接描绘母女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不同,《接骨师之女》是通过记忆和现实两条线索,从女儿的视角揭示了露丝、茹灵和宝姨三代女性人物的血脉关联。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子露丝对患老年痴呆的母亲照顾有加;回忆起儿时与母亲的种种不快,露丝满心愧疚。在重新翻出母亲几年前交给她的手稿之后,露丝决定找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以“听妈妈讲述自己的故事,陪她回顾生命中经历的种种曲折,传译母亲的心声,尽量了解母亲的思绪”(谭恩美,2006:127)。于是茹灵的身世以及去往美国前经历的种种磨难如谜底般在露丝和读者面前揭开。原来茹灵是宝姨和未婚夫刘沪森婚前偷吃禁果的结晶。宝姨在婚礼当天遭受丧父亡夫的双重打击,自杀未遂又毁了原本漂亮的容颜,失去了话语能力;后虽被刘家收留,却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力,只能以保姆的身份出现。母女日日相处却不能相认相知,此等痛苦对宝姨来说是生不如死。十五年之后,倔强的女儿茹灵不听宝姨的劝阻,执意要嫁到张家。宝姨无力抗拒女儿嫁到仇家,在绝望中自杀身亡。此时茹灵才找出宝姨先前留给她的文字,知道了一切真相,但为时已晚,这也就成了茹灵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
在现实和记忆的交错中,在时空轮转的变换中,三位女性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越来越清晰的两条情感之路——露丝对母亲茹灵和外祖母的认同;茹灵对母亲宝姨和自己早年在华生活的追忆。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重要标志。靠着记忆,人类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在时间之流里活着,它是连接“自我”的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然而小说中的茹灵却连自己生母的姓氏都记不起来,后来又因为老年痴呆症(dementia)面临彻底失却记忆的危险。在中国姓氏代表派阀和血统,姓氏是一个人存在的符号标志,还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小说中茹灵的生母姓甚名谁, 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叫她“宝姨”,或干脆叫她的绰号“焦炭”、“油炸嘴”。刘家的老太太对外人称她是尼姑庵失火后逃出来的一个远房亲戚,生下来的茹灵则被谎称是刘家老大的女儿。茹灵打懂事的时候起,就只知道那面如焦炭、只能用手势交流的丑女人是“宝姨”,是雇来的佣人,在大家的眼里她是混饭吃的。“宝姨”真实身份的丧失使其无法行使做母亲的权力。茹灵对姓氏的寻觅其实就是对根的寻求。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根,寻根问祖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怀旧的情感,也是后人对先祖的认同。对茹灵来说,对姓氏和记忆的追寻实际上就代表了自我身份的诉求,找回自我就必须重拾历史的记忆,追寻失去的记忆。
“记忆不是恰巧记住,而是重活(reliving)、重构(reconstructing)。”(单德兴,2000:199)值得注意的是,《接骨师之女》中母亲茹灵和外祖母的完整身份都是在记忆的重构中才逐渐清晰起来。宝姨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而且向茹灵灌输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茹灵也不再是原来那个性情古怪、严厉、专横、压抑、难以令人理解的母亲了,而是一位技艺精湛的“中文书法家”,而且奇迹般地恢复了记忆,想起了宝姨的姓氏。露丝最后也意识到“她们就在她骨子里”(谭恩美,2006:290)。现实生活中的母女两人终于原谅对方,宽恕自己。母亲茹灵的病情好转,还和唐先生谈起了恋爱。露丝多年的“失声”症也得以康复,与男友亚特的感情又回到正轨。《接骨师之女》中,母亲通过记忆将历史与现实连接,女儿则通过母亲的回忆去寻根,寻找自我。
4. 结语
“全球文化传播已经消解了传统意义上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间径渭分明的边界”(史安斌,2004:8)。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华美文学享受着更广阔的空间,强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试图创作一种跨越东西方、跨越国界、跨越文化,有时甚至跨越性别的人物和形象,拓展了美国文学领域的话语空间。文化寻根和身份认同问题被认为是华美文学最富有弹性的主题和主要关切。《接骨师之女》中对龙骨等东方文化意象的书写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疆界,凸显了当代华裔所处的杂糅的边缘文化特征;作品利用记忆中的书写解答了文化寻根和身份认同之惑。谭恩美将三代女人的命运和血脉关联放大到中美多元文化语境中,积极为当代华裔建构一个处于对话、协商中的第三空间,作品的文化现实意义也得到极力彰显。
参考文献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8, 225.
Huntley, E. D. Amy Ta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8: 38.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M]. London: Granta, 1991: 394.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7.
单德兴. 追寻认同:汤亭亭的个案研究[A]. 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C].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199.
史安斌.“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的构建:西达娃和拉什迪的跨文化“对话”[J]. 民族文学研究,2004(3):8.
士曾. 谭恩美笔下的灵异东方[J]. 中华读书报,2006(3):11.
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M]. 张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7,147,152,290.
邹建军. 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以《接骨师之女》为个案[J]. 外国文学研究,2006(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