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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韩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中，家庭电影一直是韩国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以独特的人文情怀契合了韩国悠久的传统儒家文化和普通大众的娱乐需要。当前风格多元的韩国家庭电影，已经成为韩国电影产业格局中颇具市场竞争力的电影类型。在以“家”为中心的故事框架中，韩国家庭电影在银幕上典型地呈现出“回归传统”和“迎合现代”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家庭电影；文化取向
1传统文化与韩国家庭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親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诚如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中所说的那样：“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1]透过韩国的家庭电影和电视剧，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住，但和谐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和家庭主要行为规范的同时，1960年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如潮水一样涌入韩国，改变着韩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是伴随着韩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变革而出现的。在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518亿美元，1995年达到了4526亿美元。据此人均国民产值 1990 年达到了 5883美元，1995 年达到 10037美元。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奥运会，1996年底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1999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7%。[2]1961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7亿美元，2006年8771.9亿美元，在45年中韩国经济总量增大了404倍，创造了“东亚奇迹”。[3]政治经济体制的变改，尤其是经济体制的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对于家庭的影响就在于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家庭为本位的东方家庭观念开始受到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家庭观念的冲击。表现在家庭电的创作中，一方面是对传统家庭中亲情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性权利的探寻。前一方面的代表作是《父亲》（1998年第35届大钟奖最佳影片）、《一屋两婆孙》（2002年第39届大钟奖最佳影片）、《马拉松》（2005年第42届大钟奖最佳影片）、《冰棍》（2006年）、《向日葵》（2006）、《路》（2006）、《我的儿子》（2006）等。后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偷情家族》（2003）、《拜见妻子的情人》（2006）、《外遇的好日子》（2006）等。
2回归传统：母爱的光辉和父爱的反哺
在近年的韩国家庭电影中，最有影响的是《一屋两婆孙》、《马拉松》和《冰棍》，前两部影片获得过当年的大钟奖最佳影片奖，后一部也在票房上取得过不俗的成绩，甚至有媒体认为正是《冰棍》的上演，标志着韩国家庭电影市场的形成。我们注意到这几部家庭电影的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通过青少年的成长历程来展示亲情在缓和家庭矛盾，在个体成长中重要作用。正当后好莱坞时期的家庭电影在竭力通过技术和暴力强调父亲的责任，宣扬父亲的能力的时候，韩国的家庭电影却在母亲在家庭中个重要地位和个体成长中重要作用。《马拉松》讲述的是一位刚毅的母亲和自幼患自闭症的孩子的亲情故事，《冰棍》讲述的是一位单身母亲和孩子的亲情故事，《一屋两婆孙》讲述的是农村的外婆和城里来的外孙的故事。这几个故事中父亲都是缺席的。《马拉松》里的父亲面对自闭症的儿子在无奈中选择了逃避，整部影片中他虽然多次出场，却没有一句台词。《冰棍》里的父亲直到故事结束才出场，他对于家庭的作用只在于完成孩子寻找父亲的心愿。《一屋两婆孙》里尚宇出现时父母已经离异，是母亲为了方便找工作才把他带到乡下的外婆家。当父亲的缺席意味着家庭的破裂，带给孩子的无疑是心灵的巨大创伤。影片弥合这种破裂的方法就是突出母亲的地位和作用。
这在《马拉松》表现得尤其明显。楚元自幼患自闭症，19年来母亲把全部心血都投入的儿子身上，试图让他能够生活自理，能够融入社会。母亲用她伟大的母爱引导这个带有严重残疾的小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在常人看来简单异常的自立和自理。当她了解到长跑能刺激自闭症患者产生主动性后，就用食物、衣服等来诱惑，并用打针来吓唬楚元，刺激他每天把长跑作为功课，不间断地奔跑。一次冲突后，母亲意识到十几年自己一直在犯一个错误：内心深处不想承认楚元与别人不同。醒悟后，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竭力阻止楚元参加将要举行的春川马拉松比赛。是楚元的坚持和教练的保证，母亲才勉强同意楚元比赛。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教练的引导，楚元对于长跑已经是真正的喜欢，而不是像母亲自责的那样，是因为她的逼迫楚元不得已才跑步的。赛场上，楚元在没有人领跑的情况下，自己掌握速度，自己鼓励自己，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跑完了四十多公里的马拉松比赛。激动的母亲跑过去亲吻自己的儿子，小儿子也和他们拥抱在一起，而楚元却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楚元面对记者的照相机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意味着他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一个自闭症患者向融入社会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对伟大母爱的最高奖赏。 如果说《马拉松》用外在的戏剧行动确立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么《一屋两婆孙》将母爱延伸，通过外婆和外孙两个月相处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展示母爱怎样像涓涓细流滋润一代孩子的心灵，建立健康的人格。尚宇是一个生活在动画、游戏、汉堡包中一代孩子，加上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母亲难免溺爱，形成他自私、自我性格。片中孙子从城市被送到山村后，因为环境的落后、母亲的离弃而抱怨，不断地提出游戏机电池、肯德基等要求；无私的老人毫无怨言，默默地卖银钗买鸡、卖土产品买蛋糕派，倾其所有尽可能地满足孙子的要求。渐渐地，孙子深深爱上了又聋又哑的婆婆，开始懂事地帮忙做事，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影片婆孙之间由陌生变为亲密、由隔阂走向融洽、由疏离走向和谐的情感变化过程，在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和实景的“纪实”拍摄下，风格平淡且略显沉闷，但是却充满了感染力。
如果说前面论述的韩国家庭电影，是在传统正面的伦理价值逻辑下编排故事，颂扬传统母爱的话，那么对于父爱的银幕书写却表现出解构传统和意义再造的兴趣。
在韩国近些年多部家庭影片中，往往将传统父亲的慈祥与权威打破，而设计成或性格有缺点、或行为有污点、或责任感缺失、或权威性遭质疑的父亲形象。多数影片的父亲不仅不慈爱、不能干、不担责任，而且父亲的身份还往往是作奸犯科的囚犯、虚度生命的流民等社会边缘人，比如影片《我的父亲》、《我的儿子》和《最后的礼物》的犯人父亲，还有影片《耀眼的日子》中自私自我的混蛋父亲等；而子辈的形象却往往积极正面，不仅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常常拥有心地善良、宽容接纳的美德，是他们的宽容与谅解才真正化解了父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达到回归亲情和伦理重构的缝合结局，在亲情反哺的另类表达中巧妙彰显儒家伦理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影片《我的父亲》中从小被美国家庭领养的男孩长大以后回到韩国，千辛万苦地寻找自己的父亲。好不容易找到父亲，却发现他是一个死刑犯，儿子尽管震惊却还是满怀渴望地接受了父亲。而片中的父亲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高尚的操守、也没有父亲的权威，相对于传统而言他缺失了太多应有的品质。影片通过消解传统的表象方式，实质上却达到了彰显内在深厚的父爱伦理文化的效果。
3迎合现代：出轨的婚姻
在韩国电影银幕上，对于传统伦理的颠覆，对于现代性的迎合上主要表现在现代家庭关系中婚姻与性、人伦常理两个方面。性权利角逐和婚姻出轨是其在家庭电影中的具体体现。
韩国经济发达、物质富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较普遍，所以韩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就更为显著，同时情感的异化程度也随之较高；另外由于社会开放度比较高，整个社会对于婚姻观念以及性的理解更为开放。从符合社会程序和道德规范的角度来划分，“性”基本上是单向的，它的存在基本界定了婚姻、非婚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相对来说，韩国电影中对于“在位”婚姻的银幕创作兴趣相对较弱，聚焦常规婚姻磨合和家庭情感沟通的电影与电视剧相比相对比较少。
“出轨”婚姻的直接表现往往是多向重叠的“性”关系产生。韩国电影在创作中深谙这些道理，并巧妙地结构在题材迥异的家庭影片中，如《偷情家族》、《外遇的好日子》、《快乐到死》、《外出》、《情事》、《绿色椅子》、《密爱》、《罗曼史》、《现在还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吗？》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聚焦“出轨”的家庭伦理片中，绝大多数影片都聚焦于家庭女性的婚姻背叛和性爱出位。多数影片的主人公是已婚且贤惠、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她们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氛围和情感触发之后，情欲的闸门会超越道德枷锁而一泻千里，主动沉浸于激情的肉体快乐中。这样的性别角色的刻意編排，而且是大胆情爱场面的直接展现，是对女性要求平等解放的社会现象的银幕表达呢，还是男权意识主导的电影工业生产机制下带来的性别歧视呢，抑或是对于美丽女人作为票房保障的电影消费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即便是探讨古代伦理的影片《丑闻》，片中上流社会淫乱游戏的幕后主导也是女性。这样的现象，在韩国电影中非常普遍，是否其中真蕴藏着美丽女性的权力角逐？“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4]可以说这背后，潜藏着韩国社会在有关女性、男女关系甚至家庭观念等方面，真实存在的性别意识、社会形态、娱乐消费或政治文化等深刻意涵。与情欲伴随的肉体快乐，往往标志着情感的完结和生命的行尸走肉，往往会导致悲伤结局或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总体上这一类影片在银幕上的叙事布局是悲剧性走向的，基本上遵循着“开片：女性遭遇家庭婚姻的困境——之后女人遇到心仪的男人，发生了婚外性爱关系——然后情欲出轨越频繁，婚姻危机也越危险——最后家庭破碎、悲剧人生或婚外情感结束”这样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死亡是最为让人困惑、最为开放的结局。它以最为神秘的戏剧化方式表明，结尾作为整个故事清晰度的基础和根据，总是逃遁后退，消失不见”。[5]
电影叙事，必须合理地交代人物行为的动机。如果说前面几部韩国伦理片多是人物自觉地从情感到身体对婚姻的背叛、多因为个人欲望而背弃社会道德的话，那么《外出》、《不忠》等影片的叙事编排就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保有了同类影片惯常的感官刺激的情欲情节，而且巧妙地赋予人物以相对合理化或人道化的行为动机，从而使得影片在表达现代社会情感价值的主题同时，更具有复杂人性和社会文化的多向内涵。影片《外出》中，一男一女因各自配偶发生同一件交通意外而相识，之后他们发现了同被爱人背叛的事实，随后在同病相怜中两人慢慢互生情愫，而后在爱情煎熬和报复欲望中两人也发生了性爱关系。尽管这样的故事编排是有违于传统婚姻道德的，但是影片巧妙地将两个越轨的男女首先设定为婚姻的受害者，然后借由痛苦相惜、灾难共度的人性情感来衍生爱情关系，这就大大加强了两人产生情感的可理解性和正当性，也大大削弱了对于其婚外性爱关系的批判性。影片最后以“哀而不伤”的方式结束了两人之间这段真诚却无奈的爱情，男人陪伴着痊愈的妻子，女人带着丈夫去世的悲伤独自离开，从而使得这段情欲的“背叛”回归到了伦理道德的轨道中。相对来说，金润修导演的影片《不忠》中的女性对于家庭的肉体背叛，更具有正当和合理的依据。片中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跌入了经济困窘的谷底，丈夫和妻子都面临着情感考验与经济难题，最终妻子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以换来保住家的巨额钱款和给予孩子生活的幸福。可以说，片中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舍己为家，她的不忠出于生活所迫，而且她的感情和灵魂始终都属于这个温馨的家，因此她的越轨也不存在道德沦丧的成分，因此这个家庭能够在经历风雨再见彩虹，这个幸福的家庭继续和和美美。可以说，韩国电影能够以如此开放的态度来创作这一类可被观众接受和理解的“背叛型”的伦理片，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颠覆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敏.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J].孔子研究，1991（3）.
[2] 卞智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业分析（上）[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4）.
[3] 朱灏.韩国经济的复苏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07（5）.
[4] 苏珊·S·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5] 希利斯·米勒（美）.解读故事[M].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
作者简介：郑冬晓（1969—），男，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生博士，研究方向：电影学。
关键词：家庭电影；文化取向
1传统文化与韩国家庭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親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诚如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中所说的那样：“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1]透过韩国的家庭电影和电视剧，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住，但和谐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和家庭主要行为规范的同时，1960年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如潮水一样涌入韩国，改变着韩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是伴随着韩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变革而出现的。在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518亿美元，1995年达到了4526亿美元。据此人均国民产值 1990 年达到了 5883美元，1995 年达到 10037美元。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奥运会，1996年底加入世界经合组织（OECD）。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1999年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7%。[2]1961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7亿美元，2006年8771.9亿美元，在45年中韩国经济总量增大了404倍，创造了“东亚奇迹”。[3]政治经济体制的变改，尤其是经济体制的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对于家庭的影响就在于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家庭为本位的东方家庭观念开始受到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家庭观念的冲击。表现在家庭电的创作中，一方面是对传统家庭中亲情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对新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性权利的探寻。前一方面的代表作是《父亲》（1998年第35届大钟奖最佳影片）、《一屋两婆孙》（2002年第39届大钟奖最佳影片）、《马拉松》（2005年第42届大钟奖最佳影片）、《冰棍》（2006年）、《向日葵》（2006）、《路》（2006）、《我的儿子》（2006）等。后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偷情家族》（2003）、《拜见妻子的情人》（2006）、《外遇的好日子》（2006）等。
2回归传统：母爱的光辉和父爱的反哺
在近年的韩国家庭电影中，最有影响的是《一屋两婆孙》、《马拉松》和《冰棍》，前两部影片获得过当年的大钟奖最佳影片奖，后一部也在票房上取得过不俗的成绩，甚至有媒体认为正是《冰棍》的上演，标志着韩国家庭电影市场的形成。我们注意到这几部家庭电影的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通过青少年的成长历程来展示亲情在缓和家庭矛盾，在个体成长中重要作用。正当后好莱坞时期的家庭电影在竭力通过技术和暴力强调父亲的责任，宣扬父亲的能力的时候，韩国的家庭电影却在母亲在家庭中个重要地位和个体成长中重要作用。《马拉松》讲述的是一位刚毅的母亲和自幼患自闭症的孩子的亲情故事，《冰棍》讲述的是一位单身母亲和孩子的亲情故事，《一屋两婆孙》讲述的是农村的外婆和城里来的外孙的故事。这几个故事中父亲都是缺席的。《马拉松》里的父亲面对自闭症的儿子在无奈中选择了逃避，整部影片中他虽然多次出场，却没有一句台词。《冰棍》里的父亲直到故事结束才出场，他对于家庭的作用只在于完成孩子寻找父亲的心愿。《一屋两婆孙》里尚宇出现时父母已经离异，是母亲为了方便找工作才把他带到乡下的外婆家。当父亲的缺席意味着家庭的破裂，带给孩子的无疑是心灵的巨大创伤。影片弥合这种破裂的方法就是突出母亲的地位和作用。
这在《马拉松》表现得尤其明显。楚元自幼患自闭症，19年来母亲把全部心血都投入的儿子身上，试图让他能够生活自理，能够融入社会。母亲用她伟大的母爱引导这个带有严重残疾的小生命一步一步走向在常人看来简单异常的自立和自理。当她了解到长跑能刺激自闭症患者产生主动性后，就用食物、衣服等来诱惑，并用打针来吓唬楚元，刺激他每天把长跑作为功课，不间断地奔跑。一次冲突后，母亲意识到十几年自己一直在犯一个错误：内心深处不想承认楚元与别人不同。醒悟后，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竭力阻止楚元参加将要举行的春川马拉松比赛。是楚元的坚持和教练的保证，母亲才勉强同意楚元比赛。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坚持和教练的引导，楚元对于长跑已经是真正的喜欢，而不是像母亲自责的那样，是因为她的逼迫楚元不得已才跑步的。赛场上，楚元在没有人领跑的情况下，自己掌握速度，自己鼓励自己，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跑完了四十多公里的马拉松比赛。激动的母亲跑过去亲吻自己的儿子，小儿子也和他们拥抱在一起，而楚元却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楚元面对记者的照相机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意味着他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情，一个自闭症患者向融入社会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对伟大母爱的最高奖赏。 如果说《马拉松》用外在的戏剧行动确立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么《一屋两婆孙》将母爱延伸，通过外婆和外孙两个月相处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展示母爱怎样像涓涓细流滋润一代孩子的心灵，建立健康的人格。尚宇是一个生活在动画、游戏、汉堡包中一代孩子，加上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母亲难免溺爱，形成他自私、自我性格。片中孙子从城市被送到山村后，因为环境的落后、母亲的离弃而抱怨，不断地提出游戏机电池、肯德基等要求；无私的老人毫无怨言，默默地卖银钗买鸡、卖土产品买蛋糕派，倾其所有尽可能地满足孙子的要求。渐渐地，孙子深深爱上了又聋又哑的婆婆，开始懂事地帮忙做事，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开。影片婆孙之间由陌生变为亲密、由隔阂走向融洽、由疏离走向和谐的情感变化过程，在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和实景的“纪实”拍摄下，风格平淡且略显沉闷，但是却充满了感染力。
如果说前面论述的韩国家庭电影，是在传统正面的伦理价值逻辑下编排故事，颂扬传统母爱的话，那么对于父爱的银幕书写却表现出解构传统和意义再造的兴趣。
在韩国近些年多部家庭影片中，往往将传统父亲的慈祥与权威打破，而设计成或性格有缺点、或行为有污点、或责任感缺失、或权威性遭质疑的父亲形象。多数影片的父亲不仅不慈爱、不能干、不担责任，而且父亲的身份还往往是作奸犯科的囚犯、虚度生命的流民等社会边缘人，比如影片《我的父亲》、《我的儿子》和《最后的礼物》的犯人父亲，还有影片《耀眼的日子》中自私自我的混蛋父亲等；而子辈的形象却往往积极正面，不仅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常常拥有心地善良、宽容接纳的美德，是他们的宽容与谅解才真正化解了父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达到回归亲情和伦理重构的缝合结局，在亲情反哺的另类表达中巧妙彰显儒家伦理文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影片《我的父亲》中从小被美国家庭领养的男孩长大以后回到韩国，千辛万苦地寻找自己的父亲。好不容易找到父亲，却发现他是一个死刑犯，儿子尽管震惊却还是满怀渴望地接受了父亲。而片中的父亲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高尚的操守、也没有父亲的权威，相对于传统而言他缺失了太多应有的品质。影片通过消解传统的表象方式，实质上却达到了彰显内在深厚的父爱伦理文化的效果。
3迎合现代：出轨的婚姻
在韩国电影银幕上，对于传统伦理的颠覆，对于现代性的迎合上主要表现在现代家庭关系中婚姻与性、人伦常理两个方面。性权利角逐和婚姻出轨是其在家庭电影中的具体体现。
韩国经济发达、物质富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较普遍，所以韩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就更为显著，同时情感的异化程度也随之较高；另外由于社会开放度比较高，整个社会对于婚姻观念以及性的理解更为开放。从符合社会程序和道德规范的角度来划分，“性”基本上是单向的，它的存在基本界定了婚姻、非婚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相对来说，韩国电影中对于“在位”婚姻的银幕创作兴趣相对较弱，聚焦常规婚姻磨合和家庭情感沟通的电影与电视剧相比相对比较少。
“出轨”婚姻的直接表现往往是多向重叠的“性”关系产生。韩国电影在创作中深谙这些道理，并巧妙地结构在题材迥异的家庭影片中，如《偷情家族》、《外遇的好日子》、《快乐到死》、《外出》、《情事》、《绿色椅子》、《密爱》、《罗曼史》、《现在还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吗？》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聚焦“出轨”的家庭伦理片中，绝大多数影片都聚焦于家庭女性的婚姻背叛和性爱出位。多数影片的主人公是已婚且贤惠、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她们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氛围和情感触发之后，情欲的闸门会超越道德枷锁而一泻千里，主动沉浸于激情的肉体快乐中。这样的性别角色的刻意編排，而且是大胆情爱场面的直接展现，是对女性要求平等解放的社会现象的银幕表达呢，还是男权意识主导的电影工业生产机制下带来的性别歧视呢，抑或是对于美丽女人作为票房保障的电影消费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即便是探讨古代伦理的影片《丑闻》，片中上流社会淫乱游戏的幕后主导也是女性。这样的现象，在韩国电影中非常普遍，是否其中真蕴藏着美丽女性的权力角逐？“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4]可以说这背后，潜藏着韩国社会在有关女性、男女关系甚至家庭观念等方面，真实存在的性别意识、社会形态、娱乐消费或政治文化等深刻意涵。与情欲伴随的肉体快乐，往往标志着情感的完结和生命的行尸走肉，往往会导致悲伤结局或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总体上这一类影片在银幕上的叙事布局是悲剧性走向的，基本上遵循着“开片：女性遭遇家庭婚姻的困境——之后女人遇到心仪的男人，发生了婚外性爱关系——然后情欲出轨越频繁，婚姻危机也越危险——最后家庭破碎、悲剧人生或婚外情感结束”这样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死亡是最为让人困惑、最为开放的结局。它以最为神秘的戏剧化方式表明，结尾作为整个故事清晰度的基础和根据，总是逃遁后退，消失不见”。[5]
电影叙事，必须合理地交代人物行为的动机。如果说前面几部韩国伦理片多是人物自觉地从情感到身体对婚姻的背叛、多因为个人欲望而背弃社会道德的话，那么《外出》、《不忠》等影片的叙事编排就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保有了同类影片惯常的感官刺激的情欲情节，而且巧妙地赋予人物以相对合理化或人道化的行为动机，从而使得影片在表达现代社会情感价值的主题同时，更具有复杂人性和社会文化的多向内涵。影片《外出》中，一男一女因各自配偶发生同一件交通意外而相识，之后他们发现了同被爱人背叛的事实，随后在同病相怜中两人慢慢互生情愫，而后在爱情煎熬和报复欲望中两人也发生了性爱关系。尽管这样的故事编排是有违于传统婚姻道德的，但是影片巧妙地将两个越轨的男女首先设定为婚姻的受害者，然后借由痛苦相惜、灾难共度的人性情感来衍生爱情关系，这就大大加强了两人产生情感的可理解性和正当性，也大大削弱了对于其婚外性爱关系的批判性。影片最后以“哀而不伤”的方式结束了两人之间这段真诚却无奈的爱情，男人陪伴着痊愈的妻子，女人带着丈夫去世的悲伤独自离开，从而使得这段情欲的“背叛”回归到了伦理道德的轨道中。相对来说，金润修导演的影片《不忠》中的女性对于家庭的肉体背叛，更具有正当和合理的依据。片中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跌入了经济困窘的谷底，丈夫和妻子都面临着情感考验与经济难题，最终妻子宁愿牺牲自己的清白，以换来保住家的巨额钱款和给予孩子生活的幸福。可以说，片中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舍己为家，她的不忠出于生活所迫，而且她的感情和灵魂始终都属于这个温馨的家，因此她的越轨也不存在道德沦丧的成分，因此这个家庭能够在经历风雨再见彩虹，这个幸福的家庭继续和和美美。可以说，韩国电影能够以如此开放的态度来创作这一类可被观众接受和理解的“背叛型”的伦理片，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颠覆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敏.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J].孔子研究，1991（3）.
[2] 卞智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业分析（上）[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4）.
[3] 朱灏.韩国经济的复苏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07（5）.
[4] 苏珊·S·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5] 希利斯·米勒（美）.解读故事[M].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
作者简介：郑冬晓（1969—），男，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生博士，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