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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神灵众多，成千累万，族繁不及备载。行走山村，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闻所未闻的地方小神。有段时间，我迷上了民间传说，记下了几则石伯公的故事。这个石伯公实在是我听说过的最有趣的精灵，似乎未经文人记录整理。其流传范围，大约仅限于闽西北泰宁县及其邻近地区。
石伯公是一种山精，躲在山岩里，喜欢学舌，总是呆在有回声的地方。一句话有了回声，长辈说那是石伯公在学人说话。我老家长兴村附近山岩极多，空谷传响，是石伯公的理想乐园。我们从小被教导，在山里不要呼唤同伴的名字，怕石伯公学了去，然后叫我们。一答应，魂魄就会被他摄走，像催眠了一样受他支配。所以，这山喊那山，都是“呜——”、“喂——”，不叫名字的。在山里碰上生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答应。
石伯公喜欢藏人、藏东西。进山打柴、打猎、找蘑菇的人没回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被石伯公藏起来了。于是全村上下举着松明、敲锣打鼓进山，要石伯公放人。有时人会被藏走三五天。被找到的人往往满嘴松针，或蚯蚓，醒来后却说，他只记得石伯公喂他粉干吃。
有个故事说，一位村民与石伯公做伙（朋友），石伯公经常到他家去煎泥鳅。石伯公总是夜深人静时悄悄去，自己带了泥鳅，升火下油，烹煮，并不麻烦人，走的时候还会留下一小碗给东家。但他从不洗锅，油腻腻的，让这家人的媳妇很生气。有次丈夫出门去了，临睡前，媳妇把锅端走，只在灶台上糊了一张黑纸。深夜石伯公提着泥鳅又来了，一起火，纸就呼啦啦烧了起来。石伯公吓了一跳，以为把人家的锅烧掉了，赶紧溜走，从此再也不来他们家煎泥鳅。泰宁童谣说：“石伯公，煎泥鳅，烧掉了灶神公。”
和石伯公相关的童谣有许多。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常唱：“石伯公，铜铁勺，日日敲背脊。”问她什么意思，她也不懂。母亲是将乐余坊人，可知那里也有石伯公的传说。
石伯公不止藏人，还会藏鸡、鸭、柴刀、钥匙等等东西；他也不仅仅活动于山里，有时会来到村里。母亲说，就我们长兴萧家屋边的菜地也来过石伯公。她说：辉生叔叔的母亲红玉，从前喂了一窝小鸡，有段时间每天都要失踪一只。她断定这准是石伯公干的事情，拿起一把耙镰（泰宁人称耙子为耙镰），使劲在石头上跺，一边不断地骂：“铜耙镰，铁耙镰，藏走的鸡仔还归来。”（按：这句话不可译，唯有用泰宁话说，才有韵味）她这样骂了一阵，一转身，看见失踪的小鸡一只不少，全在那里。
我听了觉得好笑。石伯公挺有人情味。像我们一样，恐怕他最受不了女人的破口大骂。
在民间传说里，石伯公并不坏，只是喜欢与人恶作剧。他没有神像，没有祠庙，也没人烧香祭拜，尚未完全人格化。我猜他是山精木客的一种变体，类似山魈。《唐韵》说：“山魈，独足鬼，出汀州。”宋代的洪迈写过一本笔记小说《夷坚志》，讲述了许多福建山精木怪的故事，他统统称之为“五通神”，说他们性淫荡，能变化为美男子勾引妇人。
闽西是福建开发最迟的地方，也是山鬼在福建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五通庙众多。据清乾隆年间的长汀人杨澜记载，他那个时代还是人鬼杂处，“鬼魅混迹，与人肩摩往来，恬不知避”。长汀的五通街，是古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前年春天，我去宁化湖村采访，顺便转了转下埠村的五通庙。庙前有口池塘，生满青绿的水草和浮萍；围绕着庙旁的空坪，还有一座古老的木戏台，一个站着牛头马面的小东岳庙。想来，乡间热闹的迎神赛会和演戏酬神，都在这里举行。
五通庙为传统的斗砖门墙，木构门楼，隐约可见各个年代的政治标语。庙里搁着几块石碑，其中一方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镌刻的《五王庙碑记》。神龛里，五位官服官帽的金身塑像坐成一排，胸前位置绣着飞龙，这就是五通神了，一点没有邪气，倒仿佛五位道貌岸然的文职官员。他们前面，还坐着一僧一将，不知是什么神灵。两侧柱联曰：“五帝无私恒佑乡里人民奉祀幸福，通灵有感常应远近众姓来谒祯祥。”横批：“万民沾恩。”可见，民间又将五通神称为五王、五帝。
宋代的五通神，因为是从山精演化而来，出身低贱，形象怪异，历代都被官府视为淫祀，受到严厉打压，被迫隐姓埋名。明清时期，五通庙大量减少，但多了许多五王庙、五帝庙。究其实，后者是五通庙的新马甲。
五帝是福州民间最显赫的神灵，又称五圣、五显大帝、五福大帝等，祭祀规格非常高。乾隆《福州府志》说：“神俗称大帝，像设凡五，其貌狰狞可畏。殿宇焕俨，过其前者，屏息不敢谛视。”1642年春，福州发生瘟疫，迎神活动持续了半年，可见其盛况。不幸的是，清代几任福州太守禁毁淫祠十分坚决，五帝庙折损大半。三年前我去福州，只找到了福涧街的一座五圣庙——已改名为麻王庙。麻王指五帝的总政麻王爷。
在福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一个神灵往往有不同的名字，让人晕头转向。尤其像五通神这样的邪派神灵，被历代官府通缉了一千年，经常改名换姓，脱胎换骨，追踪他们的来龙去脉非常困难。五通神的形象，最初是五个丑怪动物，后来是面目狰狞的五帝，到最后，我在宁化看到了五个威仪的官员。时世迁移，他们也经历了从妖怪、邪神到正神的演化。
五通神并非福建独有，而是广泛流行于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鲁迅曾写过小时候看五猖庙（即五通庙），他说神像是五个男人，后面坐着五位太太。冯梦龙《情史·五郎君》亦称，杭州人最信五通神，“或配以五妇”。总之，五通神以好色著称，是鬼神世界里的采花大盗。人们多烧香火，是因为惹不起，拜托他们少出来祸害人间。
作为邪派精灵，五通神自然还干些其他坏事，例如盗取财物、散播疾病等等。古代闽人认为，生病是疫鬼作祟，瘟疫就是瘟鬼捣乱。瘟鬼也是不好惹的，既然赶不走，惟有讨好它，礼敬它到别处去。瘟鬼多难听啊，不如客气一点，尊称瘟神。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抱怨说：“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请注意，五帝本身就是散播瘟疫的瘟鬼，是恶神，病家惟有烧香磕头，恳请他停止作祟。一旦病人痊愈，则请巫师作法，“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可见，明末福州地区已经出现了烧纸船送瘟神的习俗。
到了清代，五帝的形象再次蜕变，从瘟鬼变成瘟鬼的管理者，摇身变成正神。可是，为什么他面目狰狞呢？也有很好的解释。晚清施鸿保《闽杂记补遗》记载一个故事说：相传五帝原来是福州的五个秀才，夜见诸鬼在井中投毒，共商守护此井。无奈来担水的人不相信，以为他们造谣。五人乃汲水共饮，以身试毒，“果皆面青肤黑而死，合城感之，塑像以祀”。显然，给五帝伪造这样一个好出身，为的是逃避官府打击。
五帝既然是瘟部厉鬼的主管，于是每逢瘟疫流行，福州五帝庙的司事就要延请五帝召集部将，巡行辖境，四处搜捕瘟鬼。再造大纸船，拘禁瘟鬼于纸船中，投入闽江，点火焚烧。人们依然要向五帝烧香，不过现在不是请他这个瘟鬼离开，而是请他认真抓拿瘟鬼，押解出境。
晚清，五帝信仰随着福州移民来到台湾。连横《台湾通史》说：“五福大帝庙在镇署之右，为福州人所建，武营中尤崇祀之，似为五通矣。”他很精明，一眼就看穿了五帝的底细。据《台湾庙神传》统计，1979年前向台湾当局登记的五帝信仰庙宇共13座，称五瘟宫、五福坛、五龙殿、清德堂、白龙庵等等，什么名字都有。我们又要弄糊涂了。
我知道的神灵里，没有什么比五通神更善于金蝉脱壳、变化多端的。猜想过去，五通神的前身，大约是石伯公那样爱与人恶作剧的山精，连形象也是虚幻的，没有香火。渐渐地，他变成了邪恶的山鬼，有了动物化的怪异形体，人们因畏惧而建祠祭拜。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加强，他不得不藏起动物尾巴，转变为行善的人格神。
文明就是理性化。最后，诡异妖邪的五通神消失了，香火缭绕的神台上，多了五位正襟危坐的正神。世界变得越来越无趣。
石伯公是一种山精，躲在山岩里，喜欢学舌，总是呆在有回声的地方。一句话有了回声，长辈说那是石伯公在学人说话。我老家长兴村附近山岩极多，空谷传响，是石伯公的理想乐园。我们从小被教导，在山里不要呼唤同伴的名字，怕石伯公学了去，然后叫我们。一答应，魂魄就会被他摄走，像催眠了一样受他支配。所以，这山喊那山，都是“呜——”、“喂——”，不叫名字的。在山里碰上生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答应。
石伯公喜欢藏人、藏东西。进山打柴、打猎、找蘑菇的人没回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被石伯公藏起来了。于是全村上下举着松明、敲锣打鼓进山，要石伯公放人。有时人会被藏走三五天。被找到的人往往满嘴松针，或蚯蚓，醒来后却说，他只记得石伯公喂他粉干吃。
有个故事说，一位村民与石伯公做伙（朋友），石伯公经常到他家去煎泥鳅。石伯公总是夜深人静时悄悄去，自己带了泥鳅，升火下油，烹煮，并不麻烦人，走的时候还会留下一小碗给东家。但他从不洗锅，油腻腻的，让这家人的媳妇很生气。有次丈夫出门去了，临睡前，媳妇把锅端走，只在灶台上糊了一张黑纸。深夜石伯公提着泥鳅又来了，一起火，纸就呼啦啦烧了起来。石伯公吓了一跳，以为把人家的锅烧掉了，赶紧溜走，从此再也不来他们家煎泥鳅。泰宁童谣说：“石伯公，煎泥鳅，烧掉了灶神公。”
和石伯公相关的童谣有许多。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常唱：“石伯公，铜铁勺，日日敲背脊。”问她什么意思，她也不懂。母亲是将乐余坊人，可知那里也有石伯公的传说。
石伯公不止藏人，还会藏鸡、鸭、柴刀、钥匙等等东西；他也不仅仅活动于山里，有时会来到村里。母亲说，就我们长兴萧家屋边的菜地也来过石伯公。她说：辉生叔叔的母亲红玉，从前喂了一窝小鸡，有段时间每天都要失踪一只。她断定这准是石伯公干的事情，拿起一把耙镰（泰宁人称耙子为耙镰），使劲在石头上跺，一边不断地骂：“铜耙镰，铁耙镰，藏走的鸡仔还归来。”（按：这句话不可译，唯有用泰宁话说，才有韵味）她这样骂了一阵，一转身，看见失踪的小鸡一只不少，全在那里。
我听了觉得好笑。石伯公挺有人情味。像我们一样，恐怕他最受不了女人的破口大骂。
在民间传说里，石伯公并不坏，只是喜欢与人恶作剧。他没有神像，没有祠庙，也没人烧香祭拜，尚未完全人格化。我猜他是山精木客的一种变体，类似山魈。《唐韵》说：“山魈，独足鬼，出汀州。”宋代的洪迈写过一本笔记小说《夷坚志》，讲述了许多福建山精木怪的故事，他统统称之为“五通神”，说他们性淫荡，能变化为美男子勾引妇人。
闽西是福建开发最迟的地方，也是山鬼在福建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五通庙众多。据清乾隆年间的长汀人杨澜记载，他那个时代还是人鬼杂处，“鬼魅混迹，与人肩摩往来，恬不知避”。长汀的五通街，是古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
前年春天，我去宁化湖村采访，顺便转了转下埠村的五通庙。庙前有口池塘，生满青绿的水草和浮萍；围绕着庙旁的空坪，还有一座古老的木戏台，一个站着牛头马面的小东岳庙。想来，乡间热闹的迎神赛会和演戏酬神，都在这里举行。
五通庙为传统的斗砖门墙，木构门楼，隐约可见各个年代的政治标语。庙里搁着几块石碑，其中一方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镌刻的《五王庙碑记》。神龛里，五位官服官帽的金身塑像坐成一排，胸前位置绣着飞龙，这就是五通神了，一点没有邪气，倒仿佛五位道貌岸然的文职官员。他们前面，还坐着一僧一将，不知是什么神灵。两侧柱联曰：“五帝无私恒佑乡里人民奉祀幸福，通灵有感常应远近众姓来谒祯祥。”横批：“万民沾恩。”可见，民间又将五通神称为五王、五帝。
宋代的五通神，因为是从山精演化而来，出身低贱，形象怪异，历代都被官府视为淫祀，受到严厉打压，被迫隐姓埋名。明清时期，五通庙大量减少，但多了许多五王庙、五帝庙。究其实，后者是五通庙的新马甲。
五帝是福州民间最显赫的神灵，又称五圣、五显大帝、五福大帝等，祭祀规格非常高。乾隆《福州府志》说：“神俗称大帝，像设凡五，其貌狰狞可畏。殿宇焕俨，过其前者，屏息不敢谛视。”1642年春，福州发生瘟疫，迎神活动持续了半年，可见其盛况。不幸的是，清代几任福州太守禁毁淫祠十分坚决，五帝庙折损大半。三年前我去福州，只找到了福涧街的一座五圣庙——已改名为麻王庙。麻王指五帝的总政麻王爷。
在福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一个神灵往往有不同的名字，让人晕头转向。尤其像五通神这样的邪派神灵，被历代官府通缉了一千年，经常改名换姓，脱胎换骨，追踪他们的来龙去脉非常困难。五通神的形象，最初是五个丑怪动物，后来是面目狰狞的五帝，到最后，我在宁化看到了五个威仪的官员。时世迁移，他们也经历了从妖怪、邪神到正神的演化。
五通神并非福建独有，而是广泛流行于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鲁迅曾写过小时候看五猖庙（即五通庙），他说神像是五个男人，后面坐着五位太太。冯梦龙《情史·五郎君》亦称，杭州人最信五通神，“或配以五妇”。总之，五通神以好色著称，是鬼神世界里的采花大盗。人们多烧香火，是因为惹不起，拜托他们少出来祸害人间。
作为邪派精灵，五通神自然还干些其他坏事，例如盗取财物、散播疾病等等。古代闽人认为，生病是疫鬼作祟，瘟疫就是瘟鬼捣乱。瘟鬼也是不好惹的，既然赶不走，惟有讨好它，礼敬它到别处去。瘟鬼多难听啊，不如客气一点，尊称瘟神。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抱怨说：“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请注意，五帝本身就是散播瘟疫的瘟鬼，是恶神，病家惟有烧香磕头，恳请他停止作祟。一旦病人痊愈，则请巫师作法，“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可见，明末福州地区已经出现了烧纸船送瘟神的习俗。
到了清代，五帝的形象再次蜕变，从瘟鬼变成瘟鬼的管理者，摇身变成正神。可是，为什么他面目狰狞呢？也有很好的解释。晚清施鸿保《闽杂记补遗》记载一个故事说：相传五帝原来是福州的五个秀才，夜见诸鬼在井中投毒，共商守护此井。无奈来担水的人不相信，以为他们造谣。五人乃汲水共饮，以身试毒，“果皆面青肤黑而死，合城感之，塑像以祀”。显然，给五帝伪造这样一个好出身，为的是逃避官府打击。
五帝既然是瘟部厉鬼的主管，于是每逢瘟疫流行，福州五帝庙的司事就要延请五帝召集部将，巡行辖境，四处搜捕瘟鬼。再造大纸船，拘禁瘟鬼于纸船中，投入闽江，点火焚烧。人们依然要向五帝烧香，不过现在不是请他这个瘟鬼离开，而是请他认真抓拿瘟鬼，押解出境。
晚清，五帝信仰随着福州移民来到台湾。连横《台湾通史》说：“五福大帝庙在镇署之右，为福州人所建，武营中尤崇祀之，似为五通矣。”他很精明，一眼就看穿了五帝的底细。据《台湾庙神传》统计，1979年前向台湾当局登记的五帝信仰庙宇共13座，称五瘟宫、五福坛、五龙殿、清德堂、白龙庵等等，什么名字都有。我们又要弄糊涂了。
我知道的神灵里，没有什么比五通神更善于金蝉脱壳、变化多端的。猜想过去，五通神的前身，大约是石伯公那样爱与人恶作剧的山精，连形象也是虚幻的，没有香火。渐渐地，他变成了邪恶的山鬼，有了动物化的怪异形体，人们因畏惧而建祠祭拜。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加强，他不得不藏起动物尾巴，转变为行善的人格神。
文明就是理性化。最后，诡异妖邪的五通神消失了，香火缭绕的神台上，多了五位正襟危坐的正神。世界变得越来越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