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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挖掘了孔子教育评价思想，分析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为手段的诊断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以及“君子力行”为目标的终结性评价理念。结合孔子教育思想和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对应用型高校教师提出了尊重个体差异、引导多元发展，注重评价艺术、激活内生动力，侧重实践向、促进知行合一的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教育评 孔子 应用型高校 学以致用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被后人尊奉为“至圣”，其精粹的哲学伦理、深邃的教育思想和豁达的人生格局，历经两千余年仍广为流传，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格，也深刻影响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意识[1]。
教育评价需要理论支撑。当前，各种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及相应的评价体系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般目不暇接，纷乱局面让教师不知所措。高校教师，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教师，如何结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新时代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开展积极有效的教育评价，引导大学生德育兼修、学以致用，是当前应用型高等教育尤为紧迫的关键问题。
伟大复兴需要文化自信。孔子教育评价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其蕴含的教育智慧和思想精髓历久弥新，对当代高等教育和教师依旧启迪心智[2]。本文通过梳理通行本《论语》经典语句，解读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还原其育人智慧，并移植到应用型高校教师教育评价中，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一.孔子教育评价的核心思想
1.诊断性评价：因材施教的前提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办学理念，追随者众多，来源广泛。以“七十二贤”为代表的“三千门生”不分贵贱、不分地域，有子政、子牛等世家子弟，也有以子舆为代表的没落贵族，更多的是像子路、子贡、仲弓一样的平民及商人。既有来自鲁国当地的子渊、子迟、子我，还有临近陈国的子张、晋国的子夏等，甚至南方吴国的子游也拜在门下。形形色色的弟子在品德、资质及秉性方面自然千差万别。
孔子尊重个体差异，开展品行和性格的诊断性评价，对弟子的天资禀赋及学习态度进行精准诊断。《论语·先进》评价了“四科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门十哲”也不例外[3]。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字子渊）深得孔子喜爱，“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却不会维持生计而穷困潦倒，更无政治能力;能言善辩的宰我（即宰予，字子我）妄议“三年丧期”缩为“一年之丧”（《论语·阳货》），更因上课“昼寝”违礼，遭孔子严斥为“朽木”、“粪土”（《论语·公冶长》）;冉有（又称冉求，字子有）擅长政事，尤善理财，但生性谦退而勇气不足。此外，孔子还对子皋、子舆、子张和子路等弟子的天生气质和个性缺点进行逐一诊断，或愚笨迟钝、或偏激鲁莽，各有所偏（《论语·先进》）。
孔子前期开展的诊断性评价“量体裁衣”，为后续的有区别的“因材施教”提供了依据。优柔寡断的冉求、尚勇果敢的仲由（即子路）先后咨询相同的“闻斯行诸”问题，孔子根据各自性格特点“因人而异”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其缘由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鼓励生性软弱的子有要大胆勇敢行之，而压一压“由也喭”的子路风头，劝导行事要考虑父兄，不应勇猛过头。无独有偶，子渊（即颜回）、子牛和子迟等人均请教什么是“仁”，孔子给出的回复也截然不同，皆因诊断能力迥异[2]。三人中属颜回天资最聪，学绩优异的子贡也赞其“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孔子适时点拨颜回“克己复礼为仁”;对“多言而躁”的子牛而言，答案就“有的放矢”换成了“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告诫不要轻易出口，言语要慎之又慎;而子迟禀赋不高，孔子直接讲最直白的道理，“仁”就是“爱人”。弟子们原本皆为有缺点的普通人，正是孔子重视前期诊断并“因材施教”，众弟子沐浴春风般在不同领域内扬长避短，各有成就。
2.形成性评价：启发诱导的手段
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经典论述，认为弟子间的差异更多受社会和环境影响而改变，因而强调后天教育“导人为上”。在教育过程中，孔子不断采取即时评价来检验弟子学习进展，或肯定、或鼓励、或启发，引导弟子动态调整学习观念和学习内容，提高教育效果，开启了形成性评价的先河，这远比西方提出形成性评价概念早了二千五百余年[4]。
孔子的形成性评价是围绕“仁”的思想展开，以培养“士”为目标，表现为提倡仁爱、践行周礼，培养弟子认识和遵守“礼”的理性自觉[6]。最具代表的便是，孔子与被后世誉为“南方夫子”子游的對话。彼时门生子游在治下的武城实施庠序教化，民众礼乐盛行。孔子为了检验子游所学知识的理解，用疑问的形式加强语气“割鸡焉用牛刀？”子游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见到弟子完全理解并认真执行其“仁”的核心思想，孔子当众表扬了子游，对将内在追求和外在表现相统一的做法表示肯定。相反的是，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礼崩乐坏”行为，批判性评价注重因势利导，微言晓以大义。得意门生子贡善辞令，办事通达，颇具经商头脑，提出要节省“告朔”仪式上“饩羊”祭品。孔子直接批评了子贡，原因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告诫子贡万不可因小失大，废了礼制，批评字字犀利、言简义丰。与子贡关心经济账不同，孔子更关心的是政治账，外在的礼制仪式和内在的精神内涵一个都不能少。
孔子在形成性评价中常用启发诱导为手段，鼓励弟子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和深刻领会，进而调动弟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是其核心思想，只有弟子费尽心思仍未悟透的情形下，才帮助启发思路、诱导思考;只有弟子理解但表述不清楚的前提下，才帮助总结提炼、组织语言[1]。“孔门四科”之一的子夏讨教《诗经》中庄姜的美貌与装饰问题，本意在于礼仪形式之华美，当孔子回答“绘事后素”，意在于礼仪之实，即内容之美。子夏领悟力极高，受启发后体会到“礼后乎”，因论诗而知学。与子夏的理明辞达不同，樊迟的领悟能力稍弱，最初不清楚学习目标，发生了著名的“樊迟请学稼”故事，孔子直接给出了否定答案[5-6]。术业有专攻，“文行忠信”才是其教育内容。樊迟受到形成性评价启发，及时调整学习内容，方有后续“敢问崇德、修慝、辨惑。”《论语·颜渊》）获孔子肯定后，进而才有三次问“仁”、两次问“知”的深入。可以看出，孔子对樊迟的形成性评价是典型的启发诱导，在引导明确学习目标后，再将学习知识聚焦在孔子传授的“仁”和“知”等领域。 3.终结性评价：君子力行的目标
春秋末期尚未建立科举选任制，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未受政府管理、行业考核和家长监督[4]，其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无明确标准约束，甚至连基本的私学场地都非固定。但从其教育轨迹来看，孔子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其“诲人不倦”纯粹是为了培养“定国安邦”的知识分子，纯粹是为了完善“生命境界、个体体量、人生格局”的需要。从现代教育视角来看，孔子教育目的明确，直指人才培养质量[1]。
孔子重视教学过程，更重视教学目标。在孔子心中，培养弟子的合格标准至少应为“志于道”的“士”，比“士”更高的是“崇德明礼”的“君子”。《论语》中提及“士”15次，“君子”则多达107次，但皆未给准确定义。在孔子看来，“君子”要求高于“士”，具有一系列的约束指标，“君子”要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志向上“君子上达”（《论语·宪问》）;学问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才干上“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礼数上“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处世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进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做人要“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交友要“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心胸要“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等。可以看出，“君子”文质兼备、通达众物，在道德修为、内在修养、外在形象、立身处世、理想追求等方面均具有高尚人格。简言之，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孔子对君子寄予厚望，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及治国安邦的重要寄托，故不以“君子”轻许人。众弟子中仅公孙侨（字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论语·公冶长》）、宓不齐（字子贱）和南宫适（字子容）二人皆因品德好被孔子称为“君子哉若人！”（《论语·公冶长》和《论语·宪问》），就连自己最喜爱的弟子颜回也仅获“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的评价，尚未达到“君子”的高度。
孔子提倡“君子”要力行，要学以致用。培养出的“君子”、“士”，除了理论学习不停止外，更应躬行实践，用所知所学来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所知所学。孔子在评价自己时，自谦理论知识尚可，但“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在身体力行这方面还不够好，离“君子”还有一定差距。孔子强调表里相应，当子贡请教如何评价“君子”表现时，强调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即说的再好也不如做得好。孔子注重行动重于语言，认为“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论语·宪问》），而更应该“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更注重学以致用，提出要在学好理论的基础上“授之以政”，开展力行锻炼，活学活用;若效果不佳，则让其“使于四方”，接受社会检验;若还无改观，孔子一针见血评价为“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因为，孔子认为所学知识不应停留在头脑中，饱读诗书的“君子”要将渊博所学运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才能最终扭转彼时混乱局面，才能带领国家走向安定富强，才能构建“仁”的社会[1]。孔子的教育目的也由人才培养延伸至社会层面。
二.对应用型高校教师教育评价的启示
孔子教育评价思想历久弥新，提出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的做法启人心智，对应用型高校教师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1.尊重个体差异，引导多元发展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应用型高校在校生摒除生源地、家庭背景、性格及禀赋等显著各异外，本科生招生方式也不同，以传统高考为主、兼有部分高职升本、单招单考和少量的院校交换生。应用型高校教师要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理念，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不论优顽，要让每个学生都感受到现代高等教育的“阳光雨露”。同时，尊重个体差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开课前应仔细做好诊断性评价，启动“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助教、课程导师”协同机制，“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觀过知仁、听言观行”，多角度研究学生，摸清学生“闪光点”，挖掘“潜在因子”，进而因材施教，精准施策，引导学生理性考公、升学、留学、创业、就业，促进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多元发展、个性发展、和谐发展。
2.注重评价艺术，激活内生动力
爱是教育的原动力。“君子义以为质”，高校教师教育评价要“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注重评价艺术，让教育评价充满爱。教育评价是个动态过程，要把握评价时机，适时点拨。“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对应用型高校学生而言，学习困惑、成长烦恼、职业选择、人生定位等问题无处不在、无人不系，教师要在关键节点及时评价，顺境时鼓励前行，逆境时顺势利导，绝境中指点迷津，全过程启发学生的选择力和应变力。教育评价是个认知过程，要把握评价尺度，适度点评。应用型高校教师要“以生为本”，做到“不语怪，力，乱，神”，以细节支撑言而有据，“色思温”、“事思敬”多向大学生开放心灵，多采用鼓励、导向、宽容和理解的语气，以学者风范感染学生、用长者心态对待学生，不断培养学生的行动力和塑造力。教育评价是个创造过程，要把握评价方向，适当引导。做到不偏不倚，许其优点以点明方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指出缺点以挫其骄气，激发学生内生动力。
3.侧重实践导向，促进知行合一
学习的归宿是行动力的提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求知与实践结合，会提高大学生行动力[2]。学以致用是应用型高校的灵魂，除了宏观层面的专业设置、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均围绕地方经济及附属产业链展开，以及人才定位明确为工程技术人才以外，中观层面的课程需强调技术理论、实践环节要突出项目载体，以“做中学，学中做”促进知行统一。微观层面的学生个体是关键一环，“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应突出实践导向，以工程能力为核心，激发学生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善于尝试、用于尝试，鼓励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工程中心、早进实习企业”，促进大学生在工程实践中求索真知，在学以致用中奉献社会。
参考文献
[1]曲铁华.中国教育名著导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2]任民，李迎春.半部《论语》做良师——《论语》给教师的启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
[3]孙开泰，李超英.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看其教育思想[J].贵州文史丛刊，1988，（4）：62-66.
[4]萧鸣政.试论孔子的形成性教育评价思想[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4）： 21-24.
[5]王芳.孔子的评价性教学——以《论语》中的宰我、樊须和颜回为例[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38（3）：76-78.
[6]寇占民，刘金玲，孙健欣，等.试论孔子的教育评价思想[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61-163.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编号：176140025）;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jg20180363）;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编号：2017SB036）。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关键词：教育评 孔子 应用型高校 学以致用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被后人尊奉为“至圣”，其精粹的哲学伦理、深邃的教育思想和豁达的人生格局，历经两千余年仍广为流传，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格，也深刻影响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意识[1]。
教育评价需要理论支撑。当前，各种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及相应的评价体系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般目不暇接，纷乱局面让教师不知所措。高校教师，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教师，如何结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新时代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开展积极有效的教育评价，引导大学生德育兼修、学以致用，是当前应用型高等教育尤为紧迫的关键问题。
伟大复兴需要文化自信。孔子教育评价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其蕴含的教育智慧和思想精髓历久弥新，对当代高等教育和教师依旧启迪心智[2]。本文通过梳理通行本《论语》经典语句，解读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还原其育人智慧，并移植到应用型高校教师教育评价中，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一.孔子教育评价的核心思想
1.诊断性评价：因材施教的前提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办学理念，追随者众多，来源广泛。以“七十二贤”为代表的“三千门生”不分贵贱、不分地域，有子政、子牛等世家子弟，也有以子舆为代表的没落贵族，更多的是像子路、子贡、仲弓一样的平民及商人。既有来自鲁国当地的子渊、子迟、子我，还有临近陈国的子张、晋国的子夏等，甚至南方吴国的子游也拜在门下。形形色色的弟子在品德、资质及秉性方面自然千差万别。
孔子尊重个体差异，开展品行和性格的诊断性评价，对弟子的天资禀赋及学习态度进行精准诊断。《论语·先进》评价了“四科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门十哲”也不例外[3]。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字子渊）深得孔子喜爱，“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却不会维持生计而穷困潦倒，更无政治能力;能言善辩的宰我（即宰予，字子我）妄议“三年丧期”缩为“一年之丧”（《论语·阳货》），更因上课“昼寝”违礼，遭孔子严斥为“朽木”、“粪土”（《论语·公冶长》）;冉有（又称冉求，字子有）擅长政事，尤善理财，但生性谦退而勇气不足。此外，孔子还对子皋、子舆、子张和子路等弟子的天生气质和个性缺点进行逐一诊断，或愚笨迟钝、或偏激鲁莽，各有所偏（《论语·先进》）。
孔子前期开展的诊断性评价“量体裁衣”，为后续的有区别的“因材施教”提供了依据。优柔寡断的冉求、尚勇果敢的仲由（即子路）先后咨询相同的“闻斯行诸”问题，孔子根据各自性格特点“因人而异”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其缘由为“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鼓励生性软弱的子有要大胆勇敢行之，而压一压“由也喭”的子路风头，劝导行事要考虑父兄，不应勇猛过头。无独有偶，子渊（即颜回）、子牛和子迟等人均请教什么是“仁”，孔子给出的回复也截然不同，皆因诊断能力迥异[2]。三人中属颜回天资最聪，学绩优异的子贡也赞其“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孔子适时点拨颜回“克己复礼为仁”;对“多言而躁”的子牛而言，答案就“有的放矢”换成了“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告诫不要轻易出口，言语要慎之又慎;而子迟禀赋不高，孔子直接讲最直白的道理，“仁”就是“爱人”。弟子们原本皆为有缺点的普通人，正是孔子重视前期诊断并“因材施教”，众弟子沐浴春风般在不同领域内扬长避短，各有成就。
2.形成性评价：启发诱导的手段
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经典论述，认为弟子间的差异更多受社会和环境影响而改变，因而强调后天教育“导人为上”。在教育过程中，孔子不断采取即时评价来检验弟子学习进展，或肯定、或鼓励、或启发，引导弟子动态调整学习观念和学习内容，提高教育效果，开启了形成性评价的先河，这远比西方提出形成性评价概念早了二千五百余年[4]。
孔子的形成性评价是围绕“仁”的思想展开，以培养“士”为目标，表现为提倡仁爱、践行周礼，培养弟子认识和遵守“礼”的理性自觉[6]。最具代表的便是，孔子与被后世誉为“南方夫子”子游的對话。彼时门生子游在治下的武城实施庠序教化，民众礼乐盛行。孔子为了检验子游所学知识的理解，用疑问的形式加强语气“割鸡焉用牛刀？”子游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见到弟子完全理解并认真执行其“仁”的核心思想，孔子当众表扬了子游，对将内在追求和外在表现相统一的做法表示肯定。相反的是，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礼崩乐坏”行为，批判性评价注重因势利导，微言晓以大义。得意门生子贡善辞令，办事通达，颇具经商头脑，提出要节省“告朔”仪式上“饩羊”祭品。孔子直接批评了子贡，原因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告诫子贡万不可因小失大，废了礼制，批评字字犀利、言简义丰。与子贡关心经济账不同，孔子更关心的是政治账，外在的礼制仪式和内在的精神内涵一个都不能少。
孔子在形成性评价中常用启发诱导为手段，鼓励弟子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和深刻领会，进而调动弟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是其核心思想，只有弟子费尽心思仍未悟透的情形下，才帮助启发思路、诱导思考;只有弟子理解但表述不清楚的前提下，才帮助总结提炼、组织语言[1]。“孔门四科”之一的子夏讨教《诗经》中庄姜的美貌与装饰问题，本意在于礼仪形式之华美，当孔子回答“绘事后素”，意在于礼仪之实，即内容之美。子夏领悟力极高，受启发后体会到“礼后乎”，因论诗而知学。与子夏的理明辞达不同，樊迟的领悟能力稍弱，最初不清楚学习目标，发生了著名的“樊迟请学稼”故事，孔子直接给出了否定答案[5-6]。术业有专攻，“文行忠信”才是其教育内容。樊迟受到形成性评价启发，及时调整学习内容，方有后续“敢问崇德、修慝、辨惑。”《论语·颜渊》）获孔子肯定后，进而才有三次问“仁”、两次问“知”的深入。可以看出，孔子对樊迟的形成性评价是典型的启发诱导，在引导明确学习目标后，再将学习知识聚焦在孔子传授的“仁”和“知”等领域。 3.终结性评价：君子力行的目标
春秋末期尚未建立科举选任制，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未受政府管理、行业考核和家长监督[4]，其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无明确标准约束，甚至连基本的私学场地都非固定。但从其教育轨迹来看，孔子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其“诲人不倦”纯粹是为了培养“定国安邦”的知识分子，纯粹是为了完善“生命境界、个体体量、人生格局”的需要。从现代教育视角来看，孔子教育目的明确，直指人才培养质量[1]。
孔子重视教学过程，更重视教学目标。在孔子心中，培养弟子的合格标准至少应为“志于道”的“士”，比“士”更高的是“崇德明礼”的“君子”。《论语》中提及“士”15次，“君子”则多达107次，但皆未给准确定义。在孔子看来，“君子”要求高于“士”，具有一系列的约束指标，“君子”要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志向上“君子上达”（《论语·宪问》）;学问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才干上“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礼数上“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处世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进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做人要“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交友要“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心胸要“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等。可以看出，“君子”文质兼备、通达众物，在道德修为、内在修养、外在形象、立身处世、理想追求等方面均具有高尚人格。简言之，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孔子对君子寄予厚望，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及治国安邦的重要寄托，故不以“君子”轻许人。众弟子中仅公孙侨（字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论语·公冶长》）、宓不齐（字子贱）和南宫适（字子容）二人皆因品德好被孔子称为“君子哉若人！”（《论语·公冶长》和《论语·宪问》），就连自己最喜爱的弟子颜回也仅获“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的评价，尚未达到“君子”的高度。
孔子提倡“君子”要力行，要学以致用。培养出的“君子”、“士”，除了理论学习不停止外，更应躬行实践，用所知所学来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所知所学。孔子在评价自己时，自谦理论知识尚可，但“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在身体力行这方面还不够好，离“君子”还有一定差距。孔子强调表里相应，当子贡请教如何评价“君子”表现时，强调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即说的再好也不如做得好。孔子注重行动重于语言，认为“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论语·宪问》），而更应该“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更注重学以致用，提出要在学好理论的基础上“授之以政”，开展力行锻炼，活学活用;若效果不佳，则让其“使于四方”，接受社会检验;若还无改观，孔子一针见血评价为“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因为，孔子认为所学知识不应停留在头脑中，饱读诗书的“君子”要将渊博所学运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才能最终扭转彼时混乱局面，才能带领国家走向安定富强，才能构建“仁”的社会[1]。孔子的教育目的也由人才培养延伸至社会层面。
二.对应用型高校教师教育评价的启示
孔子教育评价思想历久弥新，提出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的做法启人心智，对应用型高校教师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1.尊重个体差异，引导多元发展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应用型高校在校生摒除生源地、家庭背景、性格及禀赋等显著各异外，本科生招生方式也不同，以传统高考为主、兼有部分高职升本、单招单考和少量的院校交换生。应用型高校教师要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理念，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不论优顽，要让每个学生都感受到现代高等教育的“阳光雨露”。同时，尊重个体差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开课前应仔细做好诊断性评价，启动“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助教、课程导师”协同机制，“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觀过知仁、听言观行”，多角度研究学生，摸清学生“闪光点”，挖掘“潜在因子”，进而因材施教，精准施策，引导学生理性考公、升学、留学、创业、就业，促进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多元发展、个性发展、和谐发展。
2.注重评价艺术，激活内生动力
爱是教育的原动力。“君子义以为质”，高校教师教育评价要“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注重评价艺术，让教育评价充满爱。教育评价是个动态过程，要把握评价时机，适时点拨。“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对应用型高校学生而言，学习困惑、成长烦恼、职业选择、人生定位等问题无处不在、无人不系，教师要在关键节点及时评价，顺境时鼓励前行，逆境时顺势利导，绝境中指点迷津，全过程启发学生的选择力和应变力。教育评价是个认知过程，要把握评价尺度，适度点评。应用型高校教师要“以生为本”，做到“不语怪，力，乱，神”，以细节支撑言而有据，“色思温”、“事思敬”多向大学生开放心灵，多采用鼓励、导向、宽容和理解的语气，以学者风范感染学生、用长者心态对待学生，不断培养学生的行动力和塑造力。教育评价是个创造过程，要把握评价方向，适当引导。做到不偏不倚，许其优点以点明方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指出缺点以挫其骄气，激发学生内生动力。
3.侧重实践导向，促进知行合一
学习的归宿是行动力的提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求知与实践结合，会提高大学生行动力[2]。学以致用是应用型高校的灵魂，除了宏观层面的专业设置、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均围绕地方经济及附属产业链展开，以及人才定位明确为工程技术人才以外，中观层面的课程需强调技术理论、实践环节要突出项目载体，以“做中学，学中做”促进知行统一。微观层面的学生个体是关键一环，“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应用型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应突出实践导向，以工程能力为核心，激发学生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善于尝试、用于尝试，鼓励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工程中心、早进实习企业”，促进大学生在工程实践中求索真知，在学以致用中奉献社会。
参考文献
[1]曲铁华.中国教育名著导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2]任民，李迎春.半部《论语》做良师——《论语》给教师的启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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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编号：176140025）;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jg20180363）;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编号：2017SB036）。
（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