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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1日，澳門特區政府公報刊登行政長官批示，將2013年9月15日定為澳門特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日；在此前稍早的時間，特區政府公報亦刊登行政長官批示，委任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成員。
3月15日，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就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發出一號指引，明確選舉活動過程中的選舉活動期限、禁止直接或間接透過商業廣告作為宣傳工具，以及需要提交清晰選舉帳目、收入及捐獻來源。
至此，經過前期大量的準備，作為2013年澳門政治生活頭等大事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戰幔徐徐拉開。山雨欲來風滿樓，儘管距離9月份的正式選舉還有半年之久，但撲面而來的，已明顯地有了選戰的氣氛。近期，陸續已有不少現任議員表明將角逐連任，而不少社會團體或新生政治力量，亦躍躍欲試，意圖逐鹿。近年來，本澳民眾參政議政意識有所提升，兼之去年政制發展後，今屆立會席位增加，勢必成為今屆參與團隊及計劃擠身政壇人士的目標，加上上屆有團隊成功以分拆方式獲得更多議席，新舊人士交鋒，本屆立會選舉普遍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屆。
官方的文件宣稱“2013年第五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邁進了一個新里程”，我們理解本澳社會各界對本屆立會選舉的期待，但究竟如何邁進新里程，則有多種解讀。我們認為，如果站在“2013年頭等大事”以及“政制發展後第一次立會選舉”的高度看本屆選舉，單憑增加的若干直選、間選名額，就推言“邁進新里程”，多少有些單薄了，因為數量上的改變並不足以影響基本盤的格局，遠達不到由量變到質變的程度，因此，“2+2”究竟花落誰家，固然是看點和熱點，但其衍生的意義更重要。坦率地講，本屆立會選舉在本澳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其面臨的諸多問題來決定，這些問題既具體又宏觀，如能真正解決了，或者改善了這些問題，彼時再言“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邁進了一個新里程”，方可名副其實。
一、政制發展的成果
是否得到落實？
第五屆立會選舉是政制發展後的第一次選舉。自2011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澳門基本法兩附件修改問題作出解釋，確定澳門政制發展必須經歷五個步驟以後，關於政制發展的議題儼然成為了2012年本澳輿論的熱門詞匯。恰恰因為要涉及2013年立法會、2014年特首兩場重要政治選舉的具體改進問題，以及未來澳門政制可能的發展方向，在去年關於政制發展的爭論就持續不斷，其中核心的爭論就在於議席的增配問題。
最終，澳門立法會2012年8月29日表決通過了修改《立法會選舉法》。法案規定，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直、間選各增加2個議席，委任議席不變。據此，澳門第五屆立法會將由33名議員組成，其中由直接選舉產生14名，由間接選舉產生12名，由行政長官委任7名，轟轟烈烈的政制發展方案塵埃落定。就結果或者目標而言，從理論上講，2012政制發展的意義，主要在於象徵層面，因為無論是幾加幾，按照頂層設計的構想，都是以不改變現有政治生態為前提的，這既符合北京的期望，也符合澳門的實際。
但“2+2”的方案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姿態上的“微調”，因為這樣的方案固然不能對現有政治生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可是“鯰魚效應”將不容小覷，能否攪動澳門這潭春水，繼而產生社會正能量，無疑將決定今後更進一步的民主建設的路徑方向。這一點，將會在第五屆立會選舉中得到初步顯現。
社會學認為，政治議題的終極目的就是解決社會衝突。毋庸諱言，在本澳快速的社會發展中，政治領域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傳統社團政治催生的精英政治、階級固化，以及由此給社會成員造成的挫敗感，已接近社會容忍的閥值。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經濟上的飆升推動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後，澳門社團政治，尤其是傳統社團飽遭輿論詬病，遭遇的挑戰也由此伸發，要求社團政治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我們認為，本輪政制發展的最大動力，也是最大的目的，正是回應本澳民眾對民主的訴求，在不影響政治生態的前提下，帶有探索性質的梯次推進，在有限度維護既得利益的同時，孕育新生動力的雙軌推進，利用增量改革的辦法，來避免社會生態和政治結構的撕裂和對抗。
順著這樣的思路，就不難發現，政制發展的主要設想，也是第五屆立會選舉需要得到驗證的理想結果，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在不改變現有政治生態前提下的增量改革”，這場改革的特徵，第一是維持穩定，第二是尋求變化。其中“求變”，就是希望逐步引進新生力量，確保機體的活力和發展，把更廣泛的民意納入到政治系統中來。澳門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但淳樸的民風卻使得大多數民眾甘做“沉默的螺旋”，輕易不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因此四年一度的立會選舉，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平臺，為社會提供了反映民意的最好機會。在這場民意大考中，那些真正願意為民請願、為民發聲的參選者是否能當選，從而為本澳政治系統帶來廣泛的民生力量，提高立法機關的民眾認受性，並使本澳的民主建設進程有所裨益，將決定第五屆立會選舉是否會成為一座分水嶺。
二、廢票的問題
是否得到遏止？
澳門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創紀錄的廢票率，以及“廢票復活又作廢”的吊詭現象。2009年第四屆立會選舉，根據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指引，決定只能以選管會提供的印章填劃選票，僅當以該印章以及在相應候選名單的空格內填劃的選票才算有效，以任何其他方式填劃的選票均為廢票。根據此款廢票標準，在檢票過程中，發現了高達六千五百三十九張廢票，但是，在其後的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廢票覆核過程中，及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主席米萬英提出與《投票須知》所述的選票填劃方式不同的“廢票翻生”認定標準後，一下子就“逃生”出了五千四百多張（最後，經終院重新審議，大部分“復活”的廢票宣告無效，“復活票”由五千四百多張大幅減少至四十一張），由於各組候選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廢票翻生”，因此這些翻生票對整個選舉格局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除了得票數的排序，更險些對選舉結果產生顛覆影響。儘管天佑澳門，一場風波有驚無險地被化解，避免了政治失序的風險，但驚心一幕，令人心有餘悸。 反思第四屆立會選舉廢票率大幅提高的問題，我們認為，除了中老年選民不適應新式選票及新式填劃選票方式，更重要的警示，則是選舉事務機構事前的宣傳不到位有關。當然，如此高的廢票率，也有觀察意見就認為“不排除有某些選民因是被動員而來，而心生不滿不甘，故以‘不蓋在空白方格方式’，以示‘抗議’。”倘若果真如此，民眾要用這樣一種近似無奈的消極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抗爭，顯然就衍生出另一個更沉重的命題，即民眾淡漠的政治參與熱情。
長期以來，澳門市民被形容為“政治冷感”，這與歷史原因形成的政治氛圍有關，葡治時期，華人參與政治事務空間狹小，市民參與社會政治的熱情並不高。回歸後，澳門人“當家作主”、“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促使普通民眾政治參與熱情有所提升，但受制於社團政治、精英政治的現狀困擾，民眾的主人翁地位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最表像的特徵，就是澳門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文化的氾濫。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屬民對政治體系是完全被動的，只與政治體系的輸出相關，卻並不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因此，澳門選民預期自己通過選舉並不能在社會的資源流動和分配中得到更多利益，誰當選都與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無關時，必然導致其對政治市場的冷淡，對政治參與的冷漠。
正是這樣的陰霾影響，歷史一幕是否會重演，第五屆立法會如何遏止廢票大面積產生，將考驗著全社會的智慧。
三、賄選現象是否能杜絕？
賄選，一直是選票政治中最難以啟齒、又最繞不開的話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澳門的立法會直選就一直受到黑金政治、賄選買票等問題的困擾，尤其以1996年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會選舉為甚，竟然有人公然在街上買票；1999回歸之後，立法會選舉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與之如影相隨的賄選現象，也變得更常態化和隱蔽化，幾乎每屆立會直選都會爆出賄選醜聞，比如2005年的選舉賄選風氣甚濃，至2009年選舉雖然有所收斂，但地下化的交易更使問題撲朔迷離。
黑金政治無疑是本澳民主建設的大敵，因此特府不斷完善選舉法，從而希望遏制賄選的問題。鑒於第三屆立會直選的亂象，在2005年立法會選舉後，廉政公署就提交了《有關完善立法會選舉制的分析研究》報告，當中指出澳門的立法會選舉主要出現14種賄選買票和其他有選舉的不規則行為，並提出多項完善制度的措施，藉以打擊賄選現象。
有意見認為，對於賄選文化，政府一直未能有效根治，追源究始是欠缺決心和法治精神，以及建立公平廉潔社會的堅定意志。這樣的觀點，從大致的方向上是對的，但卻忽視了對個體的認識，即賄選說到底是一種交易行為，買票者（候選人）以金錢收買賣票者（選民）手裡的選票，雖然很難界定是否屬？“等價交換”，但本質上講就是一種交易。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惑，縱然是有財力的商人意欲“靠錢取得成就”，鋌而走險“搏一鋪”，那麼，如果沒人賣票，顯然這樣的交易斷難完成。但是，偏偏這樣的交易能夠完成，這就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這個潛規則的機會。
我們認為，雖然“選民無知論”和“物質引誘論”可以解釋部分選民的情況，但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按照2009年曝出的“行情”，一張選票的“價格”在500元-700元間，甚至僅是“一文任吃”，這樣的物質引誘很難講“大到足以改變選民原有意向”的程度。因此，基於我們對澳門賄選的觀察和理解，我們認為，在精英政治的生態環境下，選民認為立會的選舉，“選來選去總是那些人，選上哪個都一樣，對自己並無多大益處，與其隨便投一票，倒不如幾百蚊把自己的選票（民主權利）賣掉，這樣更實惠”。我們認為，同廢票產生的原因一樣，對選舉的冷漠正是賄選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甚至可能成為本澳民主法治建設的障礙。
問題總是帶有兩面性，在指責選民和政府的同時，現任和候選的議員們也須捫心自問，對於立會選舉的種種怪相，自己又須承擔哪些責任？選舉本是選賢舉能之事，是集中社會智慧、調動民眾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之一；但是，現在的選舉越來越講究“選術”，候選團隊不是落區服務民眾，而是把過多的精力放在了精確的算計上，比如根據改良漢狄法的弊端，有針對性地進行組別拆分配票，以盡可能地多贏一席，至於發動選戰、告急催票、負面攻擊、反制消毒以及競選團隊專業化等方面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完全把選舉蛻變為“以選票為中心”，忽視選舉本來的意涵，將選舉變成利益博弈的角鬥場，使個體利益成為各政治勢力的共同追求，甚至將選舉變為一場政治秀，選舉不再是選出合格的民意代表，而是選出“最會選舉”的人，這顯然是代議制民主的悲哀。
在代議制民主越來越走向形式化的同時，也就與它所宣揚的代言的民意產生了隔膜，一方面，在口頭上，民眾的重要性被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現實操作中，普通民眾的權力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民眾只有在選舉期間才會受重視，選票政治的短視行為導致了民眾的被剝奪感。或許正是這樣的無奈，催生了民眾對賄選的容忍和默認。
立法會選舉，作為本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雖然頑疾纏身，但絕非病入膏肓，對此，本澳社會應當有充分的信心。在即將帶來的第五屆立會選舉中，如何形成最廣泛的共識，使選舉的正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在完善本澳民主政治的同時，更加固現有的政治秩序，顯然是現在就必須考慮的問題。
3月15日，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就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發出一號指引，明確選舉活動過程中的選舉活動期限、禁止直接或間接透過商業廣告作為宣傳工具，以及需要提交清晰選舉帳目、收入及捐獻來源。
至此，經過前期大量的準備，作為2013年澳門政治生活頭等大事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戰幔徐徐拉開。山雨欲來風滿樓，儘管距離9月份的正式選舉還有半年之久，但撲面而來的，已明顯地有了選戰的氣氛。近期，陸續已有不少現任議員表明將角逐連任，而不少社會團體或新生政治力量，亦躍躍欲試，意圖逐鹿。近年來，本澳民眾參政議政意識有所提升，兼之去年政制發展後，今屆立會席位增加，勢必成為今屆參與團隊及計劃擠身政壇人士的目標，加上上屆有團隊成功以分拆方式獲得更多議席，新舊人士交鋒，本屆立會選舉普遍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屆。
官方的文件宣稱“2013年第五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邁進了一個新里程”，我們理解本澳社會各界對本屆立會選舉的期待，但究竟如何邁進新里程，則有多種解讀。我們認為，如果站在“2013年頭等大事”以及“政制發展後第一次立會選舉”的高度看本屆選舉，單憑增加的若干直選、間選名額，就推言“邁進新里程”，多少有些單薄了，因為數量上的改變並不足以影響基本盤的格局，遠達不到由量變到質變的程度，因此，“2+2”究竟花落誰家，固然是看點和熱點，但其衍生的意義更重要。坦率地講，本屆立會選舉在本澳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其面臨的諸多問題來決定，這些問題既具體又宏觀，如能真正解決了，或者改善了這些問題，彼時再言“標誌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邁進了一個新里程”，方可名副其實。
一、政制發展的成果
是否得到落實？
第五屆立會選舉是政制發展後的第一次選舉。自2011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澳門基本法兩附件修改問題作出解釋，確定澳門政制發展必須經歷五個步驟以後，關於政制發展的議題儼然成為了2012年本澳輿論的熱門詞匯。恰恰因為要涉及2013年立法會、2014年特首兩場重要政治選舉的具體改進問題，以及未來澳門政制可能的發展方向，在去年關於政制發展的爭論就持續不斷，其中核心的爭論就在於議席的增配問題。
最終，澳門立法會2012年8月29日表決通過了修改《立法會選舉法》。法案規定，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直、間選各增加2個議席，委任議席不變。據此，澳門第五屆立法會將由33名議員組成，其中由直接選舉產生14名，由間接選舉產生12名，由行政長官委任7名，轟轟烈烈的政制發展方案塵埃落定。就結果或者目標而言，從理論上講，2012政制發展的意義，主要在於象徵層面，因為無論是幾加幾，按照頂層設計的構想，都是以不改變現有政治生態為前提的，這既符合北京的期望，也符合澳門的實際。
但“2+2”的方案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姿態上的“微調”，因為這樣的方案固然不能對現有政治生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可是“鯰魚效應”將不容小覷，能否攪動澳門這潭春水，繼而產生社會正能量，無疑將決定今後更進一步的民主建設的路徑方向。這一點，將會在第五屆立會選舉中得到初步顯現。
社會學認為，政治議題的終極目的就是解決社會衝突。毋庸諱言，在本澳快速的社會發展中，政治領域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傳統社團政治催生的精英政治、階級固化，以及由此給社會成員造成的挫敗感，已接近社會容忍的閥值。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經濟上的飆升推動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後，澳門社團政治，尤其是傳統社團飽遭輿論詬病，遭遇的挑戰也由此伸發，要求社團政治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我們認為，本輪政制發展的最大動力，也是最大的目的，正是回應本澳民眾對民主的訴求，在不影響政治生態的前提下，帶有探索性質的梯次推進，在有限度維護既得利益的同時，孕育新生動力的雙軌推進，利用增量改革的辦法，來避免社會生態和政治結構的撕裂和對抗。
順著這樣的思路，就不難發現，政制發展的主要設想，也是第五屆立會選舉需要得到驗證的理想結果，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在不改變現有政治生態前提下的增量改革”，這場改革的特徵，第一是維持穩定，第二是尋求變化。其中“求變”，就是希望逐步引進新生力量，確保機體的活力和發展，把更廣泛的民意納入到政治系統中來。澳門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但淳樸的民風卻使得大多數民眾甘做“沉默的螺旋”，輕易不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因此四年一度的立會選舉，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平臺，為社會提供了反映民意的最好機會。在這場民意大考中，那些真正願意為民請願、為民發聲的參選者是否能當選，從而為本澳政治系統帶來廣泛的民生力量，提高立法機關的民眾認受性，並使本澳的民主建設進程有所裨益，將決定第五屆立會選舉是否會成為一座分水嶺。
二、廢票的問題
是否得到遏止？
澳門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創紀錄的廢票率，以及“廢票復活又作廢”的吊詭現象。2009年第四屆立會選舉，根據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指引，決定只能以選管會提供的印章填劃選票，僅當以該印章以及在相應候選名單的空格內填劃的選票才算有效，以任何其他方式填劃的選票均為廢票。根據此款廢票標準，在檢票過程中，發現了高達六千五百三十九張廢票，但是，在其後的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廢票覆核過程中，及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主席米萬英提出與《投票須知》所述的選票填劃方式不同的“廢票翻生”認定標準後，一下子就“逃生”出了五千四百多張（最後，經終院重新審議，大部分“復活”的廢票宣告無效，“復活票”由五千四百多張大幅減少至四十一張），由於各組候選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廢票翻生”，因此這些翻生票對整個選舉格局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除了得票數的排序，更險些對選舉結果產生顛覆影響。儘管天佑澳門，一場風波有驚無險地被化解，避免了政治失序的風險，但驚心一幕，令人心有餘悸。 反思第四屆立會選舉廢票率大幅提高的問題，我們認為，除了中老年選民不適應新式選票及新式填劃選票方式，更重要的警示，則是選舉事務機構事前的宣傳不到位有關。當然，如此高的廢票率，也有觀察意見就認為“不排除有某些選民因是被動員而來，而心生不滿不甘，故以‘不蓋在空白方格方式’，以示‘抗議’。”倘若果真如此，民眾要用這樣一種近似無奈的消極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抗爭，顯然就衍生出另一個更沉重的命題，即民眾淡漠的政治參與熱情。
長期以來，澳門市民被形容為“政治冷感”，這與歷史原因形成的政治氛圍有關，葡治時期，華人參與政治事務空間狹小，市民參與社會政治的熱情並不高。回歸後，澳門人“當家作主”、“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促使普通民眾政治參與熱情有所提升，但受制於社團政治、精英政治的現狀困擾，民眾的主人翁地位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最表像的特徵，就是澳門政治文化中“官本位”文化的氾濫。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屬民對政治體系是完全被動的，只與政治體系的輸出相關，卻並不積極地參與政治生活。因此，澳門選民預期自己通過選舉並不能在社會的資源流動和分配中得到更多利益，誰當選都與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無關時，必然導致其對政治市場的冷淡，對政治參與的冷漠。
正是這樣的陰霾影響，歷史一幕是否會重演，第五屆立法會如何遏止廢票大面積產生，將考驗著全社會的智慧。
三、賄選現象是否能杜絕？
賄選，一直是選票政治中最難以啟齒、又最繞不開的話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澳門的立法會直選就一直受到黑金政治、賄選買票等問題的困擾，尤其以1996年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會選舉為甚，竟然有人公然在街上買票；1999回歸之後，立法會選舉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與之如影相隨的賄選現象，也變得更常態化和隱蔽化，幾乎每屆立會直選都會爆出賄選醜聞，比如2005年的選舉賄選風氣甚濃，至2009年選舉雖然有所收斂，但地下化的交易更使問題撲朔迷離。
黑金政治無疑是本澳民主建設的大敵，因此特府不斷完善選舉法，從而希望遏制賄選的問題。鑒於第三屆立會直選的亂象，在2005年立法會選舉後，廉政公署就提交了《有關完善立法會選舉制的分析研究》報告，當中指出澳門的立法會選舉主要出現14種賄選買票和其他有選舉的不規則行為，並提出多項完善制度的措施，藉以打擊賄選現象。
有意見認為，對於賄選文化，政府一直未能有效根治，追源究始是欠缺決心和法治精神，以及建立公平廉潔社會的堅定意志。這樣的觀點，從大致的方向上是對的，但卻忽視了對個體的認識，即賄選說到底是一種交易行為，買票者（候選人）以金錢收買賣票者（選民）手裡的選票，雖然很難界定是否屬？“等價交換”，但本質上講就是一種交易。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惑，縱然是有財力的商人意欲“靠錢取得成就”，鋌而走險“搏一鋪”，那麼，如果沒人賣票，顯然這樣的交易斷難完成。但是，偏偏這樣的交易能夠完成，這就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這個潛規則的機會。
我們認為，雖然“選民無知論”和“物質引誘論”可以解釋部分選民的情況，但絕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按照2009年曝出的“行情”，一張選票的“價格”在500元-700元間，甚至僅是“一文任吃”，這樣的物質引誘很難講“大到足以改變選民原有意向”的程度。因此，基於我們對澳門賄選的觀察和理解，我們認為，在精英政治的生態環境下，選民認為立會的選舉，“選來選去總是那些人，選上哪個都一樣，對自己並無多大益處，與其隨便投一票，倒不如幾百蚊把自己的選票（民主權利）賣掉，這樣更實惠”。我們認為，同廢票產生的原因一樣，對選舉的冷漠正是賄選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甚至可能成為本澳民主法治建設的障礙。
問題總是帶有兩面性，在指責選民和政府的同時，現任和候選的議員們也須捫心自問，對於立會選舉的種種怪相，自己又須承擔哪些責任？選舉本是選賢舉能之事，是集中社會智慧、調動民眾積極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之一；但是，現在的選舉越來越講究“選術”，候選團隊不是落區服務民眾，而是把過多的精力放在了精確的算計上，比如根據改良漢狄法的弊端，有針對性地進行組別拆分配票，以盡可能地多贏一席，至於發動選戰、告急催票、負面攻擊、反制消毒以及競選團隊專業化等方面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完全把選舉蛻變為“以選票為中心”，忽視選舉本來的意涵，將選舉變成利益博弈的角鬥場，使個體利益成為各政治勢力的共同追求，甚至將選舉變為一場政治秀，選舉不再是選出合格的民意代表，而是選出“最會選舉”的人，這顯然是代議制民主的悲哀。
在代議制民主越來越走向形式化的同時，也就與它所宣揚的代言的民意產生了隔膜，一方面，在口頭上，民眾的重要性被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現實操作中，普通民眾的權力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民眾只有在選舉期間才會受重視，選票政治的短視行為導致了民眾的被剝奪感。或許正是這樣的無奈，催生了民眾對賄選的容忍和默認。
立法會選舉，作為本澳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雖然頑疾纏身，但絕非病入膏肓，對此，本澳社會應當有充分的信心。在即將帶來的第五屆立會選舉中，如何形成最廣泛的共識，使選舉的正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在完善本澳民主政治的同時，更加固現有的政治秩序，顯然是現在就必須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