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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爱情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怀着极大的兴趣不断地探索它的秘密，以图揭开它的真实面目；然而，爱情问题又往往因人而异，见仁见智，十分复杂。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争论不休。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婚娶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男女双方常常像牲口一样，被人机械地捆绑在一块，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公开探讨爱情问题。
直到20世纪初叶，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就任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期间，他聘请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33岁的张竞生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1年，张竞生博士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从事哲学和美学范畴中的性心理学和爱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这座中国最高学府里，张竞生目睹着许多怪现象：男女同校却不能同窗共坐，稍为亲呢，即可授人笑柄；许多女生，居然竟是达官贵人的暗妾；买卖、包办婚姻，时常成为青年男女学生的精神桎梏；堂堂的教授、博士，居然也演起徇情、私奔的活话剧……张竞生真想大声疾呼，爱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感情，这在西方本属于ABC的小常识，但在自己这个文明古国竟变成了高深莫测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顽固堡垒，不攻破它，则无从解放人性，解放民族，解放中国!于是，张竞生一方面动手编写了《美的爱情》、《美的生活》、《美的人生观》等讲义，讲授给学生听；另一方面伺机向社会宣传自己的爱情观。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1923年2月，张竞生留法时的朋友、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谭熙鸿的结发妻子去世了，当时谭熙鸿年仅33岁。他在妻子死后的两个月后，便与妻妹，时值22岁青春妙龄的陈淑君相恋，进而同居。陈淑君在这以前已与广东的沈厚培有过口头婚约，沈厚培得知谭陈同居的事后，便怒冲冲地赶到北京，在报上撰文痛斥谭熙鸿无行无德，怒骂陈淑君无仁无义。北京的舆论界不责备沈厚培的无理取闹，反而斥责陈淑君负义变心，声讨谭熙鸿利用教授地位夺人之爱。
对此，张竞生在北京大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独树一帜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刊出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爱情大辩论”，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影响波及全国。
辩论
张竞生在文章中首先为谭陈二人的爱情进行辩护。他写道：“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士。陈女士年已二十余，已有自由择人的权力，无论她所改选的或好或歹，他人无权指责。”
接着，张竞生在文章中说道：“现实的青年男女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能去实行的更少。所以我先从爱情的理论方面说一说，然后再取陈女士一事实作为证助的材料。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
他说：在封建思想猖獗的社会，在不人道的家庭，在违背爱情定则的人群里，当然一见陈淑君女士弃沈就谭的事，就会变得大惊小怪了。他们以旧式眼光审视，陈女士应生为沈家人，死为沈家鬼，再不能另有选择了。现在我们应当明白，婚姻应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即使结为夫妇，也可离婚。夫妇相守如能永久，当然是件好事；若不能长厮，乃为爱情条件的变化，断不能说它一定不好了。明白此理，我们对于陈女士不仅要大大原谅他，并且还要赞许她。
张竞生的言论，在传统婚姻观念还没有根本动摇的20年代提出来，无疑是春天的一声惊雷。《晨报副刊》在数月内连续刊登了37篇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爱情大辩论”。
有人认为，爱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情感，容不得渗入其他的条件。
有人说：爱情是有条件的，应仅限于爱情未确定时。如果婚后还有这种念头，无异于“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有人主张，爱情固然可变迁，但更具有永续性。容易变迁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夫妻双方在婚前应严格择人，而订婚或结婚后，则需要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如果因第三者的财产、地位等胜于已爱之人而发生感情转移，那只能证明所爱的只是附属于迁变之人的物资，并非其人。这种“估价式的卖身主义”，是诱发爱情破裂的洪水猛兽，人们应同心协力排斥。
对于“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难以成立。因为夫妻之间在社会、家庭、子女及经济等方面有种种密切联系，且相互受生理驱动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为朋友的一种。
有趣的是，几十篇争鸣文章，大多不支持张竞生的观点。不久，《晨报副刊》因此想终止这场辩论，但遭到鲁迅的反对。鲁迅认为，这场大讨论，惊动了“赵老太爷”们，“惊醒了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这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所在”。
插曲
1923年5月25日，《晨报副刊》整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维心”的争鸣文章。“维心”是谁?她就是年仅25岁、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许广平。当时许广平与鲁迅还不相识。
许广平在文章中写道：“爱情是最真挚、不屈于一切的。彼此如果没有深厚的爱情，忘我忘他，舍生舍死，心中目中，只有一人，那时尚容得着比较吗?尚有可以变迁的吗?”她着眼于爱情的纯洁性，认为爱情之中蕴含了能够改变现实环境的巨大力量。
鲁迅对这场大讨论虽未正面发表见解，但始终关注着，逐篇阅读了所有争鸣文章，以至于三年后，还同许广平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那是1926年9月30日，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写信给在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许广平，说听他课的学生中，有5名女学生，他对她们目不“斜视”，而且将来也永远如此。
10月14日，许广平给鲁迅复信，说他这封信孩子气十足，并援引了张竞生的观点同鲁迅开玩笑：“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例不是‘斜视’，我想，许是冷不防的一瞪罢了!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表过这样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为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
10月20日，鲁迅又致函许广平说：“斜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两年后，许广平毅然与鲁迅结合，实践了自己的爱情观。
这，也许可算是“爱情大辩论”的一段小插曲吧!
尾声
1923年6月，这场“爱情大辩论”进入尾声。6月20日、22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分上下两篇发表了《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一文。他除坚持己见外，还指出：“爱情是一回事，道德又是另一回事。”甚至更赤裸裸地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性交。性交不等于爱情。”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张竞生于是有了“性博士”、“卖春教授”、“大淫虫”的雅号。
张竞生公开答辩完之后，《晨报副刊》又刊登了三封读者来信，呼应了张竞生的观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然而，张竞生的一套理论在实践中却遭到了惨败。张妻褚松雪，是个专写性感小说的女作家。两人1924年结合，褚曾一度离家出走。1927年两人到上海办书店，收入颇丰，生活阔绰，但不久褚又与旧情人往来。张不顾自己所谓“爱情可以变迁”的理论，在报上大骂褚及其情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人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张无言以对。此后，褚在上海自立门户开了一家专售“性艺”书画的书店，不久被当局查禁。张竞生则于1929年再度赴法国，专攻卢梭著作。
今天，重读“爱情大辩论”中当事人的文字，可以感觉到当时急剧变化中的择偶观、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张竞生强调爱情的物质性，固然有反封建的积极因素，但却忽略了爱情的精神性。许多参与争鸣者，则将爱情看作心灵的产物，为爱情可舍弃一切，更有年轻人的浪漫与激情。
有一位哲人说过：考察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最佳的方式是从婚姻家庭关系入手。这场“爱情大辩论”，是我们窥视20年代中国人心态的一道门缝。尽管当时中国还是一潭死水，但死水中已有微澜，谁又能说这些微澜不会慢慢汇成大潮呢?
(责任编辑／杨剑鸣)
爱情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怀着极大的兴趣不断地探索它的秘密，以图揭开它的真实面目；然而，爱情问题又往往因人而异，见仁见智，十分复杂。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争论不休。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婚娶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男女双方常常像牲口一样，被人机械地捆绑在一块，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公开探讨爱情问题。
直到20世纪初叶，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就任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期间，他聘请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充实到教学第一线；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33岁的张竞生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1年，张竞生博士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从事哲学和美学范畴中的性心理学和爱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这座中国最高学府里，张竞生目睹着许多怪现象：男女同校却不能同窗共坐，稍为亲呢，即可授人笑柄；许多女生，居然竟是达官贵人的暗妾；买卖、包办婚姻，时常成为青年男女学生的精神桎梏；堂堂的教授、博士，居然也演起徇情、私奔的活话剧……张竞生真想大声疾呼，爱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感情，这在西方本属于ABC的小常识，但在自己这个文明古国竟变成了高深莫测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顽固堡垒，不攻破它，则无从解放人性，解放民族，解放中国!于是，张竞生一方面动手编写了《美的爱情》、《美的生活》、《美的人生观》等讲义，讲授给学生听；另一方面伺机向社会宣传自己的爱情观。不久机会终于来了。
1923年2月，张竞生留法时的朋友、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谭熙鸿的结发妻子去世了，当时谭熙鸿年仅33岁。他在妻子死后的两个月后，便与妻妹，时值22岁青春妙龄的陈淑君相恋，进而同居。陈淑君在这以前已与广东的沈厚培有过口头婚约，沈厚培得知谭陈同居的事后，便怒冲冲地赶到北京，在报上撰文痛斥谭熙鸿无行无德，怒骂陈淑君无仁无义。北京的舆论界不责备沈厚培的无理取闹，反而斥责陈淑君负义变心，声讨谭熙鸿利用教授地位夺人之爱。
对此，张竞生在北京大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独树一帜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刊出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爱情大辩论”，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影响波及全国。
辩论
张竞生在文章中首先为谭陈二人的爱情进行辩护。他写道：“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士。陈女士年已二十余，已有自由择人的权力，无论她所改选的或好或歹，他人无权指责。”
接着，张竞生在文章中说道：“现实的青年男女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能去实行的更少。所以我先从爱情的理论方面说一说，然后再取陈女士一事实作为证助的材料。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
他说：在封建思想猖獗的社会，在不人道的家庭，在违背爱情定则的人群里，当然一见陈淑君女士弃沈就谭的事，就会变得大惊小怪了。他们以旧式眼光审视，陈女士应生为沈家人，死为沈家鬼，再不能另有选择了。现在我们应当明白，婚姻应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即使结为夫妇，也可离婚。夫妇相守如能永久，当然是件好事；若不能长厮，乃为爱情条件的变化，断不能说它一定不好了。明白此理，我们对于陈女士不仅要大大原谅他，并且还要赞许她。
张竞生的言论，在传统婚姻观念还没有根本动摇的20年代提出来，无疑是春天的一声惊雷。《晨报副刊》在数月内连续刊登了37篇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爱情大辩论”。
有人认为，爱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情感，容不得渗入其他的条件。
有人说：爱情是有条件的，应仅限于爱情未确定时。如果婚后还有这种念头，无异于“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有人主张，爱情固然可变迁，但更具有永续性。容易变迁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夫妻双方在婚前应严格择人，而订婚或结婚后，则需要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如果因第三者的财产、地位等胜于已爱之人而发生感情转移，那只能证明所爱的只是附属于迁变之人的物资，并非其人。这种“估价式的卖身主义”，是诱发爱情破裂的洪水猛兽，人们应同心协力排斥。
对于“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难以成立。因为夫妻之间在社会、家庭、子女及经济等方面有种种密切联系，且相互受生理驱动的作用，所以不能视为朋友的一种。
有趣的是，几十篇争鸣文章，大多不支持张竞生的观点。不久，《晨报副刊》因此想终止这场辩论，但遭到鲁迅的反对。鲁迅认为，这场大讨论，惊动了“赵老太爷”们，“惊醒了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这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所在”。
插曲
1923年5月25日，《晨报副刊》整版发表了一篇署名“维心”的争鸣文章。“维心”是谁?她就是年仅25岁、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的许广平。当时许广平与鲁迅还不相识。
许广平在文章中写道：“爱情是最真挚、不屈于一切的。彼此如果没有深厚的爱情，忘我忘他，舍生舍死，心中目中，只有一人，那时尚容得着比较吗?尚有可以变迁的吗?”她着眼于爱情的纯洁性，认为爱情之中蕴含了能够改变现实环境的巨大力量。
鲁迅对这场大讨论虽未正面发表见解，但始终关注着，逐篇阅读了所有争鸣文章，以至于三年后，还同许广平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那是1926年9月30日，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写信给在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许广平，说听他课的学生中，有5名女学生，他对她们目不“斜视”，而且将来也永远如此。
10月14日，许广平给鲁迅复信，说他这封信孩子气十足，并援引了张竞生的观点同鲁迅开玩笑：“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例不是‘斜视’，我想，许是冷不防的一瞪罢了!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表过这样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为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
10月20日，鲁迅又致函许广平说：“斜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两年后，许广平毅然与鲁迅结合，实践了自己的爱情观。
这，也许可算是“爱情大辩论”的一段小插曲吧!
尾声
1923年6月，这场“爱情大辩论”进入尾声。6月20日、22日，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分上下两篇发表了《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一文。他除坚持己见外，还指出：“爱情是一回事，道德又是另一回事。”甚至更赤裸裸地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性交。性交不等于爱情。”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张竞生于是有了“性博士”、“卖春教授”、“大淫虫”的雅号。
张竞生公开答辩完之后，《晨报副刊》又刊登了三封读者来信，呼应了张竞生的观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然而，张竞生的一套理论在实践中却遭到了惨败。张妻褚松雪，是个专写性感小说的女作家。两人1924年结合，褚曾一度离家出走。1927年两人到上海办书店，收入颇丰，生活阔绰，但不久褚又与旧情人往来。张不顾自己所谓“爱情可以变迁”的理论，在报上大骂褚及其情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人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张无言以对。此后，褚在上海自立门户开了一家专售“性艺”书画的书店，不久被当局查禁。张竞生则于1929年再度赴法国，专攻卢梭著作。
今天，重读“爱情大辩论”中当事人的文字，可以感觉到当时急剧变化中的择偶观、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张竞生强调爱情的物质性，固然有反封建的积极因素，但却忽略了爱情的精神性。许多参与争鸣者，则将爱情看作心灵的产物，为爱情可舍弃一切，更有年轻人的浪漫与激情。
有一位哲人说过：考察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最佳的方式是从婚姻家庭关系入手。这场“爱情大辩论”，是我们窥视20年代中国人心态的一道门缝。尽管当时中国还是一潭死水，但死水中已有微澜，谁又能说这些微澜不会慢慢汇成大潮呢?
(责任编辑／杨剑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