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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麻烦您看看,我家彩椒的叶片长白毛是怎么回事?”一大早,北京延庆广积屯村的村民张金林拿着彩椒染病叶片到“植物诊所”向“植物医师”焦海霞问诊。仔细询问后,焦海霞开出了“处方”:增加棚内温度,摘除下边病叶后销毁,叶片要喷植物药剂……
8月14日广积屯村植物诊所成立以来,焦海霞每周定期为菜农免费提供半天“坐诊”服务,开出的“处方”不仅详细记录病虫害发生情况、症状描述,同时给出涵盖农业管理、生态调控、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综合防治方法,以避免农户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习惯。
考虑到“北京是典型的都市型农业,广西是典型的山区型农业”,今年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分别与北京市植保站、广西兴安县农业局植保站成为合作伙伴,首批在中国建立了9个试点“植物诊所”。据北京市植物保护站高级农艺师肖长坤介绍,“植物诊所”类似医院模式中的医药分离,“植物医生”可借助专业设备为染病植株进行“诊断”,从而引导农民更富智慧地培植农作物。
“植物诊所”:只开药方不卖药
5月19日,国内首家“植物诊所”在广西兴安县开诊,此前CABI的工作人员在周边村落张贴了多张“植物诊所”开诊的宣传海报,听说当天有CABI英国中心的“洋博士”坐诊,一位家离诊所30公里的种植大户也带着染病作物样本前去求诊。
CABI的前期调研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有类似“庄稼医院”、“植物医院”的项目,但多数已经停办。肖长坤认为,目前农技推广从乡镇至农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突出,以西红柿常见的脐腐病为例,初发病时,果实蒂部会出现圆形不规则的水浸状绿色斑块,这其实是一种生理性缺钙病症,防治关键是要促进西红柿对钙的活化和利用,“但实际上,80%的农民会首先询问村镇农药商店的老板,在诊断不清楚的前提下,盲目购买、喷洒大量农药,既不能解决农作物病况,还浪费钱,且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
“植物诊所”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农户盲目使用农药的习惯。在这里,受过专业培训的“植物医生”借助专业的植物病虫害诊断设备,通过诊断病样或到田间现场察看,给出针对性防治方案,避免防治的盲目性。“比如番茄的叶霉病,有时是因为不同季节的温度湿度造成,本来不需要用药,但农民一着急也会胡乱用药,随着温度、湿度的改变,番茄自然康复,但是农民却误以为是打农药的效果。”
据设点在北京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的“植物诊所”的“植物医生”谷培云介绍,“植物医生”只开“药方”并不卖药,只是根据诊断结果给出合适的用药建议。谷培云说:“正确识别病虫害这一步很关键,识别后得判断来源,开‘处方’时,我会优先考虑采用低毒的农药。”
与农户交流之后,谷培云将填写一张打印出来的“处方记录笺”,具体内容包括植株的发育阶段、受害部位、首次发病时间、作物受害比例、症状、田间分布等。处方上需要填写的项目较多,个别地方的植株病况还要到田间地头补充诊断才能完成。
针对不同农业基地或农户在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生产技术方面的不同需求,“植物医生”还将开具绿色、有机农业生产可以应用的防治处方,以确保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植物医生”开出“大处方”
目前,北京、广西两地共培训了27名“植物医生”,其中北京17人。肖长坤说,北京首期6家“植物诊所”试点分布在延庆、密云和顺义3个区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销售市场或农药销售店等农民集中地点,为周边的30多个行政村提供病虫害诊断服务的“植物医生”普遍是有多年植保经验的基层农技人员,其中有区县植保站工作人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还有来自农民田间学校的辅导员。
46岁的“植物医生”谷培云就是一名区县植保站工作人员,今年5月和7月,谷培云和韩永茂等17名“植物医生”接受了两次为期3天的专业培训。培训过程中,CABI的工作人员一直向他们强调非化学治疗,即遇到病例时,“植物医生”不能首先想到农药,而要更多地考虑生物防治、耕种措施和物理防治。即便不得已使用化学农药,也要尽量选择低毒的和专一性强的。项目把一些诊所设在农药店旁,希望农民在诊所获得正确指导后,再购买合适的农药。谷培云说:“开‘处方’时我需要适当顾及周边服务,选择农户在村镇的种子供销站或农药商店方便买得到的、性价比相对高的农药。”
和传统的农技人员不同,“植物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病虫害问题,还涉及整个植物健康问题,以及品种、栽培管理以及微量元素缺乏引起的多类问题。“诊断”中,谷培云还会根据诊断结果为农户针对性地开具防治“大处方”,除了农药,还包括科学的种植方法以及相应的农业管理、生态调控、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以改变农民单一依赖化学农药的意识和习惯。
通常,“植物医生”每周定期为农民免费提供“坐诊”服务半天,由于平时区县植保站的工作较多,一个月里谷培云会到“植物诊所”转几次,平时更多得靠地方的农业合作社成员为农户诊断植物病害。她不在诊所时,农户们也会打电话向她求助。谷培云解释说,“植物诊所”相当于“社区医院”,可以看“小病”,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综合实验室相当于“综合性大医院”,可以解决疑难杂症。也有农户向谷培云抱怨说就诊不够及时,靠电话交流又难以确诊。还有农民建议,植物诊所应该在4—11月期间尤其是农作物病虫害高发季节增加开诊次数。
对此,CABI的工作人员万敏解释说CABI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设立的“植物诊所”也遵循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开诊时间。“我们的医师都是兼职的。如果每天开诊,人力、物力的消耗会很大。我们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让本身已有的体系深入到农民中。”
有效构建病虫害网络
由于目前“植物诊所”项目尚处于试点阶段,运营体制还有待完善。考虑到移动的诊所能够深入到田间地头服务,肖长坤说:“如果人员和资金配备到位,能够实现‘流动的诊断车’,那是比较好的方式,此外,在诊断设备上或有进一步完善,比如为‘植物医生’配备平板电脑等。”
在北京的植物诊所,以谷培云为例,还是靠手写纸质的“处方记录笺”。理想状态下,诊断后,“植物医生”填写诊断结果及防治建议后,所有诊断信息会自动生成电子数据。这不仅便于管理、考核医师的工作,还可以分享当地病虫害情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便利。
据CABI的工作人员万敏透露,CABI已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开展了“植物智慧”项目,该项目包括“植物诊所”以及为植物医师及农民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的“知识库”等内容,以期构建一个全球病虫害防治系统。
在全球其他较为完善的“植物智慧”项目中,CABI已经积累了100年的知识库中,使用者可以根据植物病情在数据库平台上进行自我诊断。比如谷穗腐烂,“植物医生”可以在谷穗分类中查找腐烂症状,与图例进行对比;初步确定病虫害原因后可以点击防治方法,来自世界范围的相关防治方法就会呈现在使用者面前。这些数据一方面来自CABI之前的知识积累,另一些则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等相关国际研究机构。
肖长坤介绍,目前除了试点植物诊所,北京市植保站还将与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合作搭建“北京市农作物病害智能诊断与决策平台”,通过智能查询、远程在线咨询和专家会诊等模式为京郊植物诊所的植物医生提供技术支撑,切实解决植物病虫害诊断和防治难题。
相关背景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发了一个全球植物诊所协作网:目前已在全球14个国家开办了147个植物诊所,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机制。植物诊所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CABI培训的植物医生可以帮助农民诊断植物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
8月14日广积屯村植物诊所成立以来,焦海霞每周定期为菜农免费提供半天“坐诊”服务,开出的“处方”不仅详细记录病虫害发生情况、症状描述,同时给出涵盖农业管理、生态调控、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综合防治方法,以避免农户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习惯。
考虑到“北京是典型的都市型农业,广西是典型的山区型农业”,今年在农业部的支持下,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分别与北京市植保站、广西兴安县农业局植保站成为合作伙伴,首批在中国建立了9个试点“植物诊所”。据北京市植物保护站高级农艺师肖长坤介绍,“植物诊所”类似医院模式中的医药分离,“植物医生”可借助专业设备为染病植株进行“诊断”,从而引导农民更富智慧地培植农作物。
“植物诊所”:只开药方不卖药
5月19日,国内首家“植物诊所”在广西兴安县开诊,此前CABI的工作人员在周边村落张贴了多张“植物诊所”开诊的宣传海报,听说当天有CABI英国中心的“洋博士”坐诊,一位家离诊所30公里的种植大户也带着染病作物样本前去求诊。
CABI的前期调研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有类似“庄稼医院”、“植物医院”的项目,但多数已经停办。肖长坤认为,目前农技推广从乡镇至农户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突出,以西红柿常见的脐腐病为例,初发病时,果实蒂部会出现圆形不规则的水浸状绿色斑块,这其实是一种生理性缺钙病症,防治关键是要促进西红柿对钙的活化和利用,“但实际上,80%的农民会首先询问村镇农药商店的老板,在诊断不清楚的前提下,盲目购买、喷洒大量农药,既不能解决农作物病况,还浪费钱,且容易造成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
“植物诊所”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农户盲目使用农药的习惯。在这里,受过专业培训的“植物医生”借助专业的植物病虫害诊断设备,通过诊断病样或到田间现场察看,给出针对性防治方案,避免防治的盲目性。“比如番茄的叶霉病,有时是因为不同季节的温度湿度造成,本来不需要用药,但农民一着急也会胡乱用药,随着温度、湿度的改变,番茄自然康复,但是农民却误以为是打农药的效果。”
据设点在北京延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的“植物诊所”的“植物医生”谷培云介绍,“植物医生”只开“药方”并不卖药,只是根据诊断结果给出合适的用药建议。谷培云说:“正确识别病虫害这一步很关键,识别后得判断来源,开‘处方’时,我会优先考虑采用低毒的农药。”
与农户交流之后,谷培云将填写一张打印出来的“处方记录笺”,具体内容包括植株的发育阶段、受害部位、首次发病时间、作物受害比例、症状、田间分布等。处方上需要填写的项目较多,个别地方的植株病况还要到田间地头补充诊断才能完成。
针对不同农业基地或农户在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生产技术方面的不同需求,“植物医生”还将开具绿色、有机农业生产可以应用的防治处方,以确保蔬菜产品质量安全。
“植物医生”开出“大处方”
目前,北京、广西两地共培训了27名“植物医生”,其中北京17人。肖长坤说,北京首期6家“植物诊所”试点分布在延庆、密云和顺义3个区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销售市场或农药销售店等农民集中地点,为周边的30多个行政村提供病虫害诊断服务的“植物医生”普遍是有多年植保经验的基层农技人员,其中有区县植保站工作人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还有来自农民田间学校的辅导员。
46岁的“植物医生”谷培云就是一名区县植保站工作人员,今年5月和7月,谷培云和韩永茂等17名“植物医生”接受了两次为期3天的专业培训。培训过程中,CABI的工作人员一直向他们强调非化学治疗,即遇到病例时,“植物医生”不能首先想到农药,而要更多地考虑生物防治、耕种措施和物理防治。即便不得已使用化学农药,也要尽量选择低毒的和专一性强的。项目把一些诊所设在农药店旁,希望农民在诊所获得正确指导后,再购买合适的农药。谷培云说:“开‘处方’时我需要适当顾及周边服务,选择农户在村镇的种子供销站或农药商店方便买得到的、性价比相对高的农药。”
和传统的农技人员不同,“植物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病虫害问题,还涉及整个植物健康问题,以及品种、栽培管理以及微量元素缺乏引起的多类问题。“诊断”中,谷培云还会根据诊断结果为农户针对性地开具防治“大处方”,除了农药,还包括科学的种植方法以及相应的农业管理、生态调控、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措施,以改变农民单一依赖化学农药的意识和习惯。
通常,“植物医生”每周定期为农民免费提供“坐诊”服务半天,由于平时区县植保站的工作较多,一个月里谷培云会到“植物诊所”转几次,平时更多得靠地方的农业合作社成员为农户诊断植物病害。她不在诊所时,农户们也会打电话向她求助。谷培云解释说,“植物诊所”相当于“社区医院”,可以看“小病”,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综合实验室相当于“综合性大医院”,可以解决疑难杂症。也有农户向谷培云抱怨说就诊不够及时,靠电话交流又难以确诊。还有农民建议,植物诊所应该在4—11月期间尤其是农作物病虫害高发季节增加开诊次数。
对此,CABI的工作人员万敏解释说CABI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设立的“植物诊所”也遵循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的开诊时间。“我们的医师都是兼职的。如果每天开诊,人力、物力的消耗会很大。我们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让本身已有的体系深入到农民中。”
有效构建病虫害网络
由于目前“植物诊所”项目尚处于试点阶段,运营体制还有待完善。考虑到移动的诊所能够深入到田间地头服务,肖长坤说:“如果人员和资金配备到位,能够实现‘流动的诊断车’,那是比较好的方式,此外,在诊断设备上或有进一步完善,比如为‘植物医生’配备平板电脑等。”
在北京的植物诊所,以谷培云为例,还是靠手写纸质的“处方记录笺”。理想状态下,诊断后,“植物医生”填写诊断结果及防治建议后,所有诊断信息会自动生成电子数据。这不仅便于管理、考核医师的工作,还可以分享当地病虫害情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便利。
据CABI的工作人员万敏透露,CABI已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开展了“植物智慧”项目,该项目包括“植物诊所”以及为植物医师及农民提供百科全书式服务的“知识库”等内容,以期构建一个全球病虫害防治系统。
在全球其他较为完善的“植物智慧”项目中,CABI已经积累了100年的知识库中,使用者可以根据植物病情在数据库平台上进行自我诊断。比如谷穗腐烂,“植物医生”可以在谷穗分类中查找腐烂症状,与图例进行对比;初步确定病虫害原因后可以点击防治方法,来自世界范围的相关防治方法就会呈现在使用者面前。这些数据一方面来自CABI之前的知识积累,另一些则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等相关国际研究机构。
肖长坤介绍,目前除了试点植物诊所,北京市植保站还将与中国农科院蔬菜所合作搭建“北京市农作物病害智能诊断与决策平台”,通过智能查询、远程在线咨询和专家会诊等模式为京郊植物诊所的植物医生提供技术支撑,切实解决植物病虫害诊断和防治难题。
相关背景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CABI),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发了一个全球植物诊所协作网:目前已在全球14个国家开办了147个植物诊所,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机制。植物诊所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CABI培训的植物医生可以帮助农民诊断植物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