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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几个戏曲爱好者的自我消遣,到成立三十多人的剧团,河北省玉田县林南仓镇的“民族文化戏曲艺术团”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
这个团的成员有农民、工人、个体户、退休老干部,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仅仅凭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将一出出传统剧目奉献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打狗劝夫》、《花为媒》、《回环记》、《凤还巢》、《十八相送》……二十年间,这家业余戏曲团几乎每晚开演。
周启丽的舞台梦
每天晚上6点半,吃过晚饭,把小外孙女交给女儿照顾后,周启丽就叫上邻居纪凤艳骑摩托车向东南方向的二村驶去,这是周启丽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一路上不时有村民和她打招呼,“启丽呀,今儿晚上唱哪段啊?”“启丽,昨儿的老生唱的也不错啊。”周启丽的舞台没有璀璨的闪光灯,只是一个铁皮、钢架搭建起来的简易舞台,却是周围十里八村晚上最热闹的地方。
周启丽说自个儿天生就和舞台有缘,从看台下眼巴巴的小姑娘到艺术团现在的“台柱子”,她一生的关键时刻总是和戏曲牵连着。
“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看一场演出要买5分钱的票。每当锣鼓铿铿锵锵敲起来的时候,周围村民便踩着锣鼓点儿赶到镇中心,看着别人在戏楼门口掏钱买票,然后挺着腰板儿跨进戏院,老羡慕了。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花5分钱进去看场戏啊。”
那时候周启丽家里七八张嘴,都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活,捉襟见肘的生活不可能给周启丽5分钱让她去“奢侈”一回。
想看戏,只能在演员白天排练的时候溜进去饱饱眼福。
舞台上的演员那俏生生的模样,一提步、一扭腰都给小启丽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学演员们甩水袖的动作,衣服、抹布都在她手中挥舞过。为这,周启丽没少挨打。
时间拨转到周启丽18岁这年。
这一年,镇上重组的戏班招收学员,一向乖巧听话的周启丽干了件离经叛道的事儿——瞒着家人偷偷地到戏班报了名。
父母的愤怒、呵斥都在意料之中,原想挨顿打、饿两顿就没事的她没想到父母的态度如此决绝。
“要去当戏子,就不是我们周家的女儿。”
但是周启丽这次是铁了心的要圆自个儿的“舞台梦”,她义无反顾地离开家进了戏班。
“我知道父母也是为了自己好,那会儿戏子的名声可不好听,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呢。”
但是进戏班并不意味着学唱戏,走台步、压腿,一番训练后她也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丫鬟。
不排戏演出的时候,戏班子安排周启丽她们到工场上班,“开注塑机,做塑料盖,一个月能挣30块钱。在当时算多的了,那会儿一个好劳力一天才8个工分。”
每月的这30块钱,接济了家里的生活,也让父母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戏班呆了一年多,一段完整的唱腔还没学到位,父母就张罗着找人家把她嫁了出去。
结婚、生子,此后的几十年,家庭主妇周启丽想唱戏的梦想,就这么被压在心底最深处。
每当遇到困难或不如意的时候,她都会哼唱一段《报花名》,几十年来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习惯。
儿时的戏曲启蒙
痴迷唱戏的不止周启丽一人。
从小跟着戏班子凑热闹的张贵义,“天性儿就好这口,会说话就会唱戏了。”老张这么调侃自个儿。
记者见到“团长”张贵义的时候,他正在自家茶叶店后的休息间喝茶听戏,戏曲频道正在播放京剧《钓金龟》,他一边品着茶一边随着电视里的唱腔打着节拍。
张贵义家的休息间如同一个后台,几把扬琴、胡琴挂在房间最醒目处,演出的剧照张贴在房间四壁,书架旁一沓厚厚的手抄剧谱是老张十几年辛苦的见证。
看着自个儿整理抄写的剧谱,老张的话儿多了起来。“三四十年代的林南仓,那可是远近闻名的戏曲之乡,镇上的人无论老小都能唱一两嗓子。那时候镇上有两家评剧班和一家京剧班,大老远从唐山赶着马车跑我们这儿听戏的都大有人在。”
老张记得小时候一到年节,戏班子就各自张罗开来,拿出看家本事吸引十里八村的乡亲走进自家戏院。各种演出道具被擦得锃亮,舞台上鲜亮的服装也比平时多一些。
这时候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他们总能死磨硬缠地从大人手中要个三分五分的进戏院看场演出。
除了年节,平常日子里听村里的老人说戏,也是小孩子们翘首以盼的事。
“不管谁家老人要摆开架势说戏了,你就看吧,院子里、窝瓜架下早早就能坐满一群半大小子,殷勤地端茶递水、取个毛巾、递把扇子,就为了说戏的时候能坐跟前听得明白,《包龙图打坐开封堂上》是我们最喜欢的戏曲故事了,这也算是我最早的戏曲启蒙吧,谁好谁坏都在那戏文里呢。有时候听得入迷,旁边会有大人逗我,将来也给你娶个戏里那媳妇儿吧,羞得我们满脸通红,周围人看着便哄堂大笑。”
儿时美好的记忆随着破四旧运动戛然而止,一夜之间戏楼被砸,那些小孩们看着眼馋的大刀、盔甲,连同剧谱、武旗、乐器都被付之一炬。
业余剧团唱大戏
剧团解散了,当时的张贵义也跟家人离开林南仓,开始走南闯北讨生活,再回到林南仓时,小张已经变成耳鬓苍白的老张,儿女为他开了个茶叶店。
生活安顿下来,心底的那把戏瘾就蠢蠢欲动了。和几个好唱的老伙计一合计,干脆自己组团自己唱,也算自娱自乐吧。拾掇了几件简单的乐器,1991年夏天,张贵义、张荣华、刘树国和附近的几个戏曲爱好者,晚上在林南仓商品一条街拉开阵势开唱了。他们这一唱可把附近村民们的瘾儿都给勾引出来了,消夏的村民纷纷赶来观看,一传十,十传百,观众最多时有100多人,胆大的也会上去吼几嗓子。
在这个自发组织的“剧团”里,每个团员都是兼职的,白天他们各忙各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演出。因为资金紧张,大部分乐器都是大家伙凑钱买的,“服饰太贵,大部分是我们买一半,然后再自己做一半。”
从1991年到2000年,剧团的团员从四五个发展到20多个人,每天晚上他们都在林南仓商品一条街刘树国开的商店门前开唱,直到2000年,大伙儿你两百我三百凑了一些钱,出资租了原8村大队的房子,剧团才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当时我们觉得队伍终于有家了,所以几乎一年365天不间断地唱,成员也从那时候逐渐增加,现在快有40个人了。”
周启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剧团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他们唱,自己心里痒痒可就是张不开嘴,张口就忘词,怎么走台步、怎么摆手就更别提了,都忘了。”
不甘心的她找女儿教她上网,跟着网上的老师学,还把一些段子下载到MP4里,有时间就拿出来看、拿出来学。
“我家姑娘说,老妈老了老了还赶时髦了呢。她哪儿知道啊,几十年了我就没忘了那舞台。”
从一句唱词、一个手势、一抬腿、一迈步学起的周启丽,现在是剧团名副其实的台柱子了。
每天晚饭后赶去唱两场已经成了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在她的影响下,一开始只是和她做伴儿的邻居纪凤艳也跟着为剧团张罗开了,剧团有什么事儿,她总会第一个赶到。“我要是说剧团是我们的家,你一定觉得矫情,可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给团里联络演出跑资金是她现在的主要工作。
“戏服、乐器、场地哪个不花钱,光靠团员自己掏钱哪儿能够,现在逢年过节、婚寿嫁娶有请我们去唱的,我就负责联系这个,千儿八百的也能贴补剧团的支出。”
“现在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张贵义团长坦言“镇上的年轻人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就老人孩子。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好这些,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些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那些祖辈传下来的老戏和绝活才能流传下去。”
夜幕低垂,咚咚锵的锣鼓在这个村庄上方又敲起来。
跟着奶奶来听戏的六岁俏妞,目不转睛盯着台上的周启丽,小嘴巴跟着依依呀呀的学唱,小手也不闲着,兰花指上下翻转着。
俏妞的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平时家里就爷爷奶奶和俏妞。跟着奶奶来得多了,她也能有模有样地唱几句。
“只要有人听我们就唱,只要有人唱就会有人听……”老张看着奶声奶气的俏妞如是说。
这个团的成员有农民、工人、个体户、退休老干部,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仅仅凭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将一出出传统剧目奉献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打狗劝夫》、《花为媒》、《回环记》、《凤还巢》、《十八相送》……二十年间,这家业余戏曲团几乎每晚开演。
周启丽的舞台梦
每天晚上6点半,吃过晚饭,把小外孙女交给女儿照顾后,周启丽就叫上邻居纪凤艳骑摩托车向东南方向的二村驶去,这是周启丽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一路上不时有村民和她打招呼,“启丽呀,今儿晚上唱哪段啊?”“启丽,昨儿的老生唱的也不错啊。”周启丽的舞台没有璀璨的闪光灯,只是一个铁皮、钢架搭建起来的简易舞台,却是周围十里八村晚上最热闹的地方。
周启丽说自个儿天生就和舞台有缘,从看台下眼巴巴的小姑娘到艺术团现在的“台柱子”,她一生的关键时刻总是和戏曲牵连着。
“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看一场演出要买5分钱的票。每当锣鼓铿铿锵锵敲起来的时候,周围村民便踩着锣鼓点儿赶到镇中心,看着别人在戏楼门口掏钱买票,然后挺着腰板儿跨进戏院,老羡慕了。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花5分钱进去看场戏啊。”
那时候周启丽家里七八张嘴,都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活,捉襟见肘的生活不可能给周启丽5分钱让她去“奢侈”一回。
想看戏,只能在演员白天排练的时候溜进去饱饱眼福。
舞台上的演员那俏生生的模样,一提步、一扭腰都给小启丽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学演员们甩水袖的动作,衣服、抹布都在她手中挥舞过。为这,周启丽没少挨打。
时间拨转到周启丽18岁这年。
这一年,镇上重组的戏班招收学员,一向乖巧听话的周启丽干了件离经叛道的事儿——瞒着家人偷偷地到戏班报了名。
父母的愤怒、呵斥都在意料之中,原想挨顿打、饿两顿就没事的她没想到父母的态度如此决绝。
“要去当戏子,就不是我们周家的女儿。”
但是周启丽这次是铁了心的要圆自个儿的“舞台梦”,她义无反顾地离开家进了戏班。
“我知道父母也是为了自己好,那会儿戏子的名声可不好听,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呢。”
但是进戏班并不意味着学唱戏,走台步、压腿,一番训练后她也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丫鬟。
不排戏演出的时候,戏班子安排周启丽她们到工场上班,“开注塑机,做塑料盖,一个月能挣30块钱。在当时算多的了,那会儿一个好劳力一天才8个工分。”
每月的这30块钱,接济了家里的生活,也让父母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戏班呆了一年多,一段完整的唱腔还没学到位,父母就张罗着找人家把她嫁了出去。
结婚、生子,此后的几十年,家庭主妇周启丽想唱戏的梦想,就这么被压在心底最深处。
每当遇到困难或不如意的时候,她都会哼唱一段《报花名》,几十年来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习惯。
儿时的戏曲启蒙
痴迷唱戏的不止周启丽一人。
从小跟着戏班子凑热闹的张贵义,“天性儿就好这口,会说话就会唱戏了。”老张这么调侃自个儿。
记者见到“团长”张贵义的时候,他正在自家茶叶店后的休息间喝茶听戏,戏曲频道正在播放京剧《钓金龟》,他一边品着茶一边随着电视里的唱腔打着节拍。
张贵义家的休息间如同一个后台,几把扬琴、胡琴挂在房间最醒目处,演出的剧照张贴在房间四壁,书架旁一沓厚厚的手抄剧谱是老张十几年辛苦的见证。
看着自个儿整理抄写的剧谱,老张的话儿多了起来。“三四十年代的林南仓,那可是远近闻名的戏曲之乡,镇上的人无论老小都能唱一两嗓子。那时候镇上有两家评剧班和一家京剧班,大老远从唐山赶着马车跑我们这儿听戏的都大有人在。”
老张记得小时候一到年节,戏班子就各自张罗开来,拿出看家本事吸引十里八村的乡亲走进自家戏院。各种演出道具被擦得锃亮,舞台上鲜亮的服装也比平时多一些。
这时候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他们总能死磨硬缠地从大人手中要个三分五分的进戏院看场演出。
除了年节,平常日子里听村里的老人说戏,也是小孩子们翘首以盼的事。
“不管谁家老人要摆开架势说戏了,你就看吧,院子里、窝瓜架下早早就能坐满一群半大小子,殷勤地端茶递水、取个毛巾、递把扇子,就为了说戏的时候能坐跟前听得明白,《包龙图打坐开封堂上》是我们最喜欢的戏曲故事了,这也算是我最早的戏曲启蒙吧,谁好谁坏都在那戏文里呢。有时候听得入迷,旁边会有大人逗我,将来也给你娶个戏里那媳妇儿吧,羞得我们满脸通红,周围人看着便哄堂大笑。”
儿时美好的记忆随着破四旧运动戛然而止,一夜之间戏楼被砸,那些小孩们看着眼馋的大刀、盔甲,连同剧谱、武旗、乐器都被付之一炬。
业余剧团唱大戏
剧团解散了,当时的张贵义也跟家人离开林南仓,开始走南闯北讨生活,再回到林南仓时,小张已经变成耳鬓苍白的老张,儿女为他开了个茶叶店。
生活安顿下来,心底的那把戏瘾就蠢蠢欲动了。和几个好唱的老伙计一合计,干脆自己组团自己唱,也算自娱自乐吧。拾掇了几件简单的乐器,1991年夏天,张贵义、张荣华、刘树国和附近的几个戏曲爱好者,晚上在林南仓商品一条街拉开阵势开唱了。他们这一唱可把附近村民们的瘾儿都给勾引出来了,消夏的村民纷纷赶来观看,一传十,十传百,观众最多时有100多人,胆大的也会上去吼几嗓子。
在这个自发组织的“剧团”里,每个团员都是兼职的,白天他们各忙各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演出。因为资金紧张,大部分乐器都是大家伙凑钱买的,“服饰太贵,大部分是我们买一半,然后再自己做一半。”
从1991年到2000年,剧团的团员从四五个发展到20多个人,每天晚上他们都在林南仓商品一条街刘树国开的商店门前开唱,直到2000年,大伙儿你两百我三百凑了一些钱,出资租了原8村大队的房子,剧团才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当时我们觉得队伍终于有家了,所以几乎一年365天不间断地唱,成员也从那时候逐渐增加,现在快有40个人了。”
周启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剧团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他们唱,自己心里痒痒可就是张不开嘴,张口就忘词,怎么走台步、怎么摆手就更别提了,都忘了。”
不甘心的她找女儿教她上网,跟着网上的老师学,还把一些段子下载到MP4里,有时间就拿出来看、拿出来学。
“我家姑娘说,老妈老了老了还赶时髦了呢。她哪儿知道啊,几十年了我就没忘了那舞台。”
从一句唱词、一个手势、一抬腿、一迈步学起的周启丽,现在是剧团名副其实的台柱子了。
每天晚饭后赶去唱两场已经成了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在她的影响下,一开始只是和她做伴儿的邻居纪凤艳也跟着为剧团张罗开了,剧团有什么事儿,她总会第一个赶到。“我要是说剧团是我们的家,你一定觉得矫情,可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给团里联络演出跑资金是她现在的主要工作。
“戏服、乐器、场地哪个不花钱,光靠团员自己掏钱哪儿能够,现在逢年过节、婚寿嫁娶有请我们去唱的,我就负责联系这个,千儿八百的也能贴补剧团的支出。”
“现在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张贵义团长坦言“镇上的年轻人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就老人孩子。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好这些,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些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那些祖辈传下来的老戏和绝活才能流传下去。”
夜幕低垂,咚咚锵的锣鼓在这个村庄上方又敲起来。
跟着奶奶来听戏的六岁俏妞,目不转睛盯着台上的周启丽,小嘴巴跟着依依呀呀的学唱,小手也不闲着,兰花指上下翻转着。
俏妞的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平时家里就爷爷奶奶和俏妞。跟着奶奶来得多了,她也能有模有样地唱几句。
“只要有人听我们就唱,只要有人唱就会有人听……”老张看着奶声奶气的俏妞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