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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全面梳理了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现状、研究工作热点和发展前沿。主要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1992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在群众文化研究方面的490篇基于CNKI（中国知网）的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并得出群众文化研究前沿的5个突现词。发现：我国群众文化研究文献数量经过了起步及平稳两个阶段;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主题集中于特色研究和产业化两个方面;群众文化建设创新机制研究有可能成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未来的核心主题。研究结果为我国学者探寻群众文化研究方向和趋势提供参考。
关键词：群众文化;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群众文化，是指人们在职业之余，通过自我参与、自我娱乐来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目的是满足群众自身精神生活需要，通过自娱自教来实现。群众文化包含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事业、群众文化队伍四个方面。[1]
群众文化是自古以來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是衡量文化繁荣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群体具有娱乐、交流、团结和群体认同等功能，对于文化建设而言，群众文化为主导文化建设提供了平台，为文化产业开辟了市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支撑，从而也体现了它的文化价值。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的群众文化特征和风格各异。这对于丰富我国文化宝库极为有利，是形成我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因素。[2]因此，必须加快我国群众文化研究探索。
我国群众文化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年来，关于群众文化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非常零散，不具备系统性，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还没有学者去探索。本文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样本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形象直观地考察了群众文化研究主题的演变特征。探索了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及前沿趋势，有较强的可信度，对推进中国群众文化研究工作和群众文化建设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以中国知网收录的高质量来源期刊为样本文献。数据的具体收集与处理过程为：打开CNKI（中国知网）界面—选择“高级检索”—“期刊”—设定主题为“群众文化”—年份设置为1992年至2020年—检索期刊来源类别限定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到658条文献记录，然后逐一剔除不相关文献，剩余文献记录是490条。[3]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CiteSpace5.6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其核心理论是近年来的新兴知识图谱理论，知识图谱利用可视化图谱将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前沿热点、发展过程以及演化趋势等形象地呈现出来，可以探索研究动态和发展规律。[4]CiteSpace是文献计量学工具，用于观察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并以可视化方式将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引关系及研究基金等信息加以呈现。本文按照软件的操作要求逐步设置相关参数：时间跨度设置为1992年至2020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为Pathfinder，节点类型、阈值和裁剪方法等根据具体内容进行选择。运行CiteSpace5.6，绘制共现图谱、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图谱等，并判断图谱的合理性及显著性是否满足要求，依据图谱及核心文献，分析当下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3]分析结果可以为相关学者全面而准确地掌握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状况提供科学参考。
三、群众文化研究成果的分布特征
（一）发文量时间分析
年度发文量能够全面掌握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能清晰地反映该领域在特定时期的研究情况，[3]也能够反映该领域研究的活跃程度。从群众文化研究文献发文数量分布图来看，总体呈上升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是1992年至2003年，该阶段是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关于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低及政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20年，该阶段关于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迅速上升，且在2014年文献量达最高值50篇之多，该阶段是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爆发期，同时群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期中，2014年发文量暴涨，2013年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出探索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5]该纲要的提出促进了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完善了群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且促使相关的研究机构、科研院校及学者们对群众文化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从而掀起了该领域的研究热潮。2013年3月，由冯守仁等人编著的《群众文化基础知识》，是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对群众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做了系统阐述，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群众文化领域的研究活跃程度，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及科研能力密切相关。
（二）发文作者情况分析
分析样本文献中相关作者的发文量，可以得到该领域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研究学者。从490篇有效样本文献中将发文量≥3的学者进行筛选统计（见表1），只有6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徐贲（徐贲，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曾在苏州大学外文系任教，其代表文献有《当今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等），发表有关群众文化文章6篇。第二位是李健（4篇）。第三位是张伟（4篇）。从表中的开始年份可以看出：徐贲对群众文化研究的时间最早，开始于1995年;接下来是张伟，开始于2010年;沙垚、韩升和梁君健是近年来才涉足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从发文量来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通过CiteSpace分析后显示，所有学者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因为只有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说明我国在近30年间还没有专注于群众文化研究的具有核心地位的学者，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形成影响力和聚合力，学者之间的交流也不密切。 对样本文献的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共现分析，再利用CiteSpace中的聚类功能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2）。图谱中的节点代表作者，节点处的圆圈大小代表该作者在该领域产出的文献数量。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两端作者之间的合作，线段的颜色代表合作的年份，粗细代表合作的程度。结果显示，共有节点282个，连线86条，且网络密度值非常小，说明大部分作者之间合作不紧密。其中，张静同孙瑜，曹洪滔同曾薇，万帮荣同吴自英等作者之间存在有限的合作关系。整个网络中，只形成了一个以“郑红卫—尹海鹏—郭俊杰—陈越—闻登一”组成的具有一定联系的研究团队，且这个团队并没有代表性人物，成员发文量均为1，研究团队并不具备影响力和聚合力。从图2可以看出，该学术界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绝大多数学者之间没有连接，说明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非常有限，大量学者是独立的。[5]因此，相关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机构分析
群众文化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图谱，了解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分布情况。[3]在分析时，反复调谐后设置阈值TopN=50，TopN%=10，Thresholding C（3，3，20），CC（4，2，20），CCV（1，1，20）。将490篇文献样本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见表2），结果表明，1992年以来发文量≥3的机构共有7个，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美国圣玛丽大学。其中，美国圣玛丽大学是国外机构，主要是学者徐贲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公共文化的文章，由此可见，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机构成果产出还非常少，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说明该领域没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四、中国群众文化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分析
（一）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为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6分析，经过反复调谐后设置阈值TopN=50，TopN%=10，Thresholding C（2，2，20），CC（4，3，20），CCV（2，2，20）。对已经选定的群众文化样本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绘制出1992年至2020年我国群众文化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4）。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形成了一个主次明显的共现图谱。图谱中显示的网络节点共有42个，节点代表关键词，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圆圈越大，则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其热度也越高。图谱中的连线共有22条，线的粗细表示共现程度。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可以通过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值来判断。通过观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统计出现频次≥5的关键词（见表3），共计有7个，分别是：大众文化113次、群众55次 、群众文化29次、群众文化活动24次 、文化机构17次、文化建设7次和文化馆5次。这7个主要关键词中“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活动”“群众”和“文化机构”4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均大于0.1，其中，“群众文化活动”的中介中心性最高，为0.18，说明该词在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导向性。“群众文化活动”在样本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2000年，时值我国经济文化开始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兴起，人们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渐丰富、形式逐渐多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群众文化活动空前繁荣。紧接着，2001年出现了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潮。
（二）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研究热点分析
借助CiteSpace5.6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3]通过CiteSpace中提供的LLR算法将这些关键词聚类成若干主题，且每一个聚类图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聚类关键词标签。得到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见图5），共有3个聚类标签，每个小聚类视图下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构成的。聚类结果的好坏通过S值和Q值评价，当Q值大于0.3时聚类效果良好;当S值大于0.4，接近1时，说明同个聚类个体之间的同质性越高。对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后，绘制出来的图谱S=0.449>0.4，Q=0.782>0.3，说明本知识聚类结构既合理且显著。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网络知识图谱能够探索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能反映该热点的集中程度。[3]聚类后发现第一个聚类和第二个聚类的标签相同，均为“群众”，说明这两个聚类具有同质性，所以可以合并研究。将高中心性关键词与代表性文献的内容进行结合分析（见表4），即可得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整理后总结为两个方面的研究热点。一是，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研究，在两个聚类中“群众文化活动”中介中心性最高，因为，“群众文化活动”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二是，群众文化建设产业化研究，“文化建设”在两个聚类中多次出现，说明文化建设对群众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群众文化建设成为各地政府急需解决的课题，文化产业显然成为主要途径。
（三）前沿趋势及演化规律
突现词指某时段内频次变化率较高的词，体现了不同时期受到高度关注的研究主题，适用于发掘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5]运行CiteSpace5.6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6个突现词。“大众文化”关键词的突发强度为8.7866，持续时间为2005年至2007年，该次突发强度最高，说明“大众文化”一词在该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众多学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较多探讨。从图6可以看出，近年来突现的关键词有“群众文化”和“文化建设”，虽然它们的突发强度不高，持续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新研究前沿的出现，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才会成为下一时期的核心研究主题。[5]综合判断，群众文化建设创新机制研究有可能成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未来的核心主题。
CiteSpace将时间因素加入了知识图谱绘制出时区图，又叫主题路径图，通过时间区视图可以理清群众文化研究的演化规律，图中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关键词，该关键词是在分析数据集中首次出现的年份，圆圈的大小表示该主题从一开始到现在出现的频次。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文化机构”“文化工作站”和“群众”最早出现，并一直被关注。2000年，出现“群众文化活动”。从2001年起，“大众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出，群众文化研究主题的演变受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也是重要因素，如近年来的文化自信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热门主题。
五、结束语
本文将中国知网中以群众文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作为样本文献，利用CiteSpace的图谱分析功能，对经过筛选获得的近30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992年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尤其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相应在群众文化方面产出的成果也持续不断增长，2014年，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次小高潮，2015年之后，对群众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发文量最多的是徐贲、李健和张伟三位学者。整个领域没有具有影响力和聚合力的学者，整体研究水平比较低，也没有成规模的研究团队，学者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作者都是独立的研究。我国121个相关群众文化的研究机构，发文量都不多，均未超过3篇，且各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少，合作研究不聚集，非常零散。
从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来看，我国近30年来群众文化研究热点主要聚集在两个方面：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研究;群众文化建设產业化研究。这两个热点研究是我国群众文化的初步理论体系。突现词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群众文化建设创新机制研究有可能成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未来的核心主题。
注释：
[1]吴松青.浅谈如何进行群众文化工作[J].大众文艺（理论），2009，16。
[2]胡守勇.关于群众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10，06。
[3]孙刚成，吴锐.基于中国知网文献分析的教育扶贫研究热点与前沿[J].当代教育论坛，2020，03。
[4]何爱晶，王碧玲.课堂展示在英语经典文学阅读教学中的行动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04。
[5]李民梁，张玉强.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热点与前沿主题——来自中国知网（CNKI）（2004年-2018年）的学术期刊证据[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化馆）
关键词：群众文化;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群众文化，是指人们在职业之余，通过自我参与、自我娱乐来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目的是满足群众自身精神生活需要，通过自娱自教来实现。群众文化包含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事业、群众文化队伍四个方面。[1]
群众文化是自古以來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是衡量文化繁荣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群体具有娱乐、交流、团结和群体认同等功能，对于文化建设而言，群众文化为主导文化建设提供了平台，为文化产业开辟了市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支撑，从而也体现了它的文化价值。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各异，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的群众文化特征和风格各异。这对于丰富我国文化宝库极为有利，是形成我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因素。[2]因此，必须加快我国群众文化研究探索。
我国群众文化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年来，关于群众文化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非常零散，不具备系统性，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还没有学者去探索。本文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样本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法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形象直观地考察了群众文化研究主题的演变特征。探索了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及前沿趋势，有较强的可信度，对推进中国群众文化研究工作和群众文化建设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以中国知网收录的高质量来源期刊为样本文献。数据的具体收集与处理过程为：打开CNKI（中国知网）界面—选择“高级检索”—“期刊”—设定主题为“群众文化”—年份设置为1992年至2020年—检索期刊来源类别限定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到658条文献记录，然后逐一剔除不相关文献，剩余文献记录是490条。[3]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CiteSpace5.6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其核心理论是近年来的新兴知识图谱理论，知识图谱利用可视化图谱将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前沿热点、发展过程以及演化趋势等形象地呈现出来，可以探索研究动态和发展规律。[4]CiteSpace是文献计量学工具，用于观察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并以可视化方式将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引关系及研究基金等信息加以呈现。本文按照软件的操作要求逐步设置相关参数：时间跨度设置为1992年至2020年，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为Pathfinder，节点类型、阈值和裁剪方法等根据具体内容进行选择。运行CiteSpace5.6，绘制共现图谱、聚类图谱和时区视图图谱等，并判断图谱的合理性及显著性是否满足要求，依据图谱及核心文献，分析当下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3]分析结果可以为相关学者全面而准确地掌握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状况提供科学参考。
三、群众文化研究成果的分布特征
（一）发文量时间分析
年度发文量能够全面掌握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能清晰地反映该领域在特定时期的研究情况，[3]也能够反映该领域研究的活跃程度。从群众文化研究文献发文数量分布图来看，总体呈上升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见图1），第一阶段是1992年至2003年，该阶段是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关于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低及政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20年，该阶段关于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迅速上升，且在2014年文献量达最高值50篇之多，该阶段是我国群众文化研究的爆发期，同时群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期中，2014年发文量暴涨，2013年文化部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出探索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5]该纲要的提出促进了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完善了群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且促使相关的研究机构、科研院校及学者们对群众文化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从而掀起了该领域的研究热潮。2013年3月，由冯守仁等人编著的《群众文化基础知识》，是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对群众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做了系统阐述，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群众文化领域的研究活跃程度，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及科研能力密切相关。
（二）发文作者情况分析
分析样本文献中相关作者的发文量，可以得到该领域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研究学者。从490篇有效样本文献中将发文量≥3的学者进行筛选统计（见表1），只有6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徐贲（徐贲，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曾在苏州大学外文系任教，其代表文献有《当今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等），发表有关群众文化文章6篇。第二位是李健（4篇）。第三位是张伟（4篇）。从表中的开始年份可以看出：徐贲对群众文化研究的时间最早，开始于1995年;接下来是张伟，开始于2010年;沙垚、韩升和梁君健是近年来才涉足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从发文量来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通过CiteSpace分析后显示，所有学者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因为只有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说明我国在近30年间还没有专注于群众文化研究的具有核心地位的学者，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形成影响力和聚合力，学者之间的交流也不密切。 对样本文献的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共现分析，再利用CiteSpace中的聚类功能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了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见图2）。图谱中的节点代表作者，节点处的圆圈大小代表该作者在该领域产出的文献数量。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两端作者之间的合作，线段的颜色代表合作的年份，粗细代表合作的程度。结果显示，共有节点282个，连线86条，且网络密度值非常小，说明大部分作者之间合作不紧密。其中，张静同孙瑜，曹洪滔同曾薇，万帮荣同吴自英等作者之间存在有限的合作关系。整个网络中，只形成了一个以“郑红卫—尹海鹏—郭俊杰—陈越—闻登一”组成的具有一定联系的研究团队，且这个团队并没有代表性人物，成员发文量均为1，研究团队并不具备影响力和聚合力。从图2可以看出，该学术界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网络，绝大多数学者之间没有连接，说明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非常有限，大量学者是独立的。[5]因此，相关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机构分析
群众文化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图谱，了解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分布情况。[3]在分析时，反复调谐后设置阈值TopN=50，TopN%=10，Thresholding C（3，3，20），CC（4，2，20），CCV（1，1，20）。将490篇文献样本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见表2），结果表明，1992年以来发文量≥3的机构共有7个，分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美国圣玛丽大学。其中，美国圣玛丽大学是国外机构，主要是学者徐贲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公共文化的文章，由此可见，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机构成果产出还非常少，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机构的中介中心性均为0，说明该领域没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四、中国群众文化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分析
（一）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主题分析
利用为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6分析，经过反复调谐后设置阈值TopN=50，TopN%=10，Thresholding C（2，2，20），CC（4，3，20），CCV（2，2，20）。对已经选定的群众文化样本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绘制出1992年至2020年我国群众文化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4）。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形成了一个主次明显的共现图谱。图谱中显示的网络节点共有42个，节点代表关键词，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圆圈越大，则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大，其热度也越高。图谱中的连线共有22条，线的粗细表示共现程度。群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可以通过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值来判断。通过观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统计出现频次≥5的关键词（见表3），共计有7个，分别是：大众文化113次、群众55次 、群众文化29次、群众文化活动24次 、文化机构17次、文化建设7次和文化馆5次。这7个主要关键词中“大众文化”“群众文化活动”“群众”和“文化机构”4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均大于0.1，其中，“群众文化活动”的中介中心性最高，为0.18，说明该词在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导向性。“群众文化活动”在样本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是2000年，时值我国经济文化开始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信息技术兴起，人们的群众文化活动逐渐丰富、形式逐渐多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群众文化活动空前繁荣。紧接着，2001年出现了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潮。
（二）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研究热点分析
借助CiteSpace5.6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3]通过CiteSpace中提供的LLR算法将这些关键词聚类成若干主题，且每一个聚类图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聚类关键词标签。得到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见图5），共有3个聚类标签，每个小聚类视图下由多个紧密相关的关键词构成的。聚类结果的好坏通过S值和Q值评价，当Q值大于0.3时聚类效果良好;当S值大于0.4，接近1时，说明同个聚类个体之间的同质性越高。对群众文化研究领域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后，绘制出来的图谱S=0.449>0.4，Q=0.782>0.3，说明本知识聚类结构既合理且显著。
通过分析关键词聚类网络知识图谱能够探索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能反映该热点的集中程度。[3]聚类后发现第一个聚类和第二个聚类的标签相同，均为“群众”，说明这两个聚类具有同质性，所以可以合并研究。将高中心性关键词与代表性文献的内容进行结合分析（见表4），即可得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整理后总结为两个方面的研究热点。一是，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研究，在两个聚类中“群众文化活动”中介中心性最高，因为，“群众文化活动”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二是，群众文化建设产业化研究，“文化建设”在两个聚类中多次出现，说明文化建设对群众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群众文化建设成为各地政府急需解决的课题，文化产业显然成为主要途径。
（三）前沿趋势及演化规律
突现词指某时段内频次变化率较高的词，体现了不同时期受到高度关注的研究主题，适用于发掘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5]运行CiteSpace5.6进行突现词分析，得到6个突现词。“大众文化”关键词的突发强度为8.7866，持续时间为2005年至2007年，该次突发强度最高，说明“大众文化”一词在该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众多学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较多探讨。从图6可以看出，近年来突现的关键词有“群众文化”和“文化建设”，虽然它们的突发强度不高，持续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新研究前沿的出现，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才会成为下一时期的核心研究主题。[5]综合判断，群众文化建设创新机制研究有可能成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未来的核心主题。
CiteSpace将时间因素加入了知识图谱绘制出时区图，又叫主题路径图，通过时间区视图可以理清群众文化研究的演化规律，图中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关键词，该关键词是在分析数据集中首次出现的年份，圆圈的大小表示该主题从一开始到现在出现的频次。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文化机构”“文化工作站”和“群众”最早出现，并一直被关注。2000年，出现“群众文化活动”。从2001年起，“大众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出，群众文化研究主题的演变受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也是重要因素，如近年来的文化自信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热门主题。
五、结束语
本文将中国知网中以群众文化为主题的期刊文章作为样本文献，利用CiteSpace的图谱分析功能，对经过筛选获得的近30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992年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尤其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相应在群众文化方面产出的成果也持续不断增长，2014年，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次小高潮，2015年之后，对群众文化的研究进入了平稳发展期。发文量最多的是徐贲、李健和张伟三位学者。整个领域没有具有影响力和聚合力的学者，整体研究水平比较低，也没有成规模的研究团队，学者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绝大多数作者都是独立的研究。我国121个相关群众文化的研究机构，发文量都不多，均未超过3篇，且各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少，合作研究不聚集，非常零散。
从群众文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来看，我国近30年来群众文化研究热点主要聚集在两个方面：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研究;群众文化建设產业化研究。这两个热点研究是我国群众文化的初步理论体系。突现词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群众文化建设创新机制研究有可能成为我国群众文化研究领域未来的核心主题。
注释：
[1]吴松青.浅谈如何进行群众文化工作[J].大众文艺（理论），2009，16。
[2]胡守勇.关于群众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10，06。
[3]孙刚成，吴锐.基于中国知网文献分析的教育扶贫研究热点与前沿[J].当代教育论坛，2020，03。
[4]何爱晶，王碧玲.课堂展示在英语经典文学阅读教学中的行动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04。
[5]李民梁，张玉强.中国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热点与前沿主题——来自中国知网（CNKI）（2004年-2018年）的学术期刊证据[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