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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1991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2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从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至4月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传达邓小平最新指示精神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一些人长达一年的大批判。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先是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并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因此，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改革开放交锋之年。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选择这个时候，以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视察南方，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情方面，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变化？
周瑞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我国西藏、新疆、台湾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同时，也遇到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被动的局面。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一些地方吏治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还有舆论的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可是现在有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结果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的蔓延。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没有一件事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因此，在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也可以达成五点共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记者：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继续推进改革面临着哪些方面的思想阻力？如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汲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今天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其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其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邓小平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其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其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来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责任编辑：袁志平
周瑞金：20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从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成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至4月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传达邓小平最新指示精神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一些人长达一年的大批判。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先是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并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因此，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改革开放交锋之年。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选择这个时候，以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视察南方，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情方面，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变化？
周瑞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我国西藏、新疆、台湾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同时，也遇到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被动的局面。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一些地方吏治腐败，败坏了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还有舆论的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可是现在有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结果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的蔓延。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没有一件事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因此，在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时候，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也可以达成五点共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记者：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继续推进改革面临着哪些方面的思想阻力？如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汲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今天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其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其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邓小平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其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其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来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