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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小明 1990年3月出生，居山东五莲，植物爱好者。张炜工作室学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散文》《天涯》《钟山》《作品》等刊。获第五届“人民文学·紫金之星”散文奖、第十届“万松浦文学”新人奖、首届全国打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1
天气尚冷。单位院子里，几棵竹子无力地立着。没有人来，这个值班的周末，异常冷清。手机里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哥哥的，我想可能出了什么事。这么多年了，我们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上班期间他从不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往往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心里慌了一下，猜测着各种事情的可能。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报纸，专注地端着手机，这个瞬间，手机成了某种重要的载体，它是希望也是噩梦，我知道它将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
单位的仓库里，存了一些过时的报纸，今天和同事准备收拾出来。每一张报纸都曾崭新过，就像人曾有过的青春。现在，它们安静地躺在角落里，默默忍受着阴暗与潮湿的腐蚀，默默地告别曾经辉煌的一切，是时候告别了。
同事说今天闲着就把它们清理出来吧。从仓库到外面的车里，有三十米左右的距离，我们一人抱着一摞报纸，沉重而急促的步伐，不间断地晃荡在楼道的上空。报纸好像对这最后的时刻过于留恋，毕竟，蹲在角落里挣扎比离开这无依无靠的人间好一些。
当放下手中的那堆报纸时，我听到了它们侥幸的叹息声，电话声打断了这一切。哥哥说“我们回去一趟吧”，听到这几个字我的心便紧了几分，平日里哥哥问我是否回去，首先要问一问我有时间没有，这次直接切入正题，显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我担心父亲母亲，父亲近几年动了几次大手术，脾脏切除，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时常担心他突然害了什么病，让人猝不及防。而母亲，常年患有糖尿病，每日都要吃很多药丸，脆弱得很，也有可能出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三叔走了。”
我的心突然松了一点点，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事，后来想想这种想法真是罪该万死。
见到哥哥时，他一脸哀容，不知道该怎么接着开口。车上，我们沉默了很久，看着车窗外匆匆而过的树木和面孔，一片木然。树上没有任何叶子，远处的山，干干净净，不曾留下葳蕤过的痕迹。
“怎么这么快？”
“是，没想到这么快。”
“家里人都通知到了？”
“不知道，我们应该是最先见到他的。”
上次见三叔，是在当地人民医院美其名曰“康复楼”的病房里，他们说进了那个楼，大都是希望不大的病人。病房里有三个人，婶儿站在地上剥香蕉，我进去时，三叔躺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婶儿，好像是在等香蕉，又好像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妻子。
婶儿笑了笑说，他还不知道，以为只是小毛病，过几天就好了，刚刚还吩咐我要把院子里的菠菜浇透，来年有得吃……
我不知道怎么装下去，示意婶儿说话小声点，别让他听到。
婶儿说，没事，他耳朵不行了。
我努力走到他面前，半笑着说道，怎么回事你，怎么还住院了。
我声音很大，其他病床的人都把脸转向我，我有些紧张，怕装不下去。他用手指了指耳朵，说，耳朵不好使了，听不太清……你怎么来了，快坐下。然后吩咐婶儿给我个香蕉。
我没接。他又问了我一些琐事，我一一回答，那些话似乎只是短暂的经过我的耳朵，很快就忘记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便走到婶儿面前，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着一丝笑意，我知道她是装的，可是我只能跟着笑笑，什么也做不了。
整个病房，极度压抑，陪床的人都知道结果，而床上的人皆心有生机。每张椅子上都曾经留下悲伤的身影，每个身影都在疾病中弱不禁风。我看到那些床皆是白色的、无邪的、恐怖的，它们就像一张还没涂抹的纸，富有多种可能，每个人看床，应该都是不同的颜色。没有希望的，看到的是黑色;心存侥幸的，是红色;能有恢复可能的，是绿色。那些床，躺过无数陌生的面孔，经历过无数次死亡与重生，在它们眼里，人都是过客，脆弱。
这一次，轮到三叔了。不知道他眼中的床与天花板是什么样子，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吧，毕竟他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没想到的是，这一面，竟匆匆成永诀。
一路，我与哥哥没有其他言语，在一场死亡面前，我们什么也不便多说。车子飞快，穿越无数重心事，阳光吝啬地照进车里，微弱，生怕让享受不到它的人留下什么话柄。
2
那个刚刚修缮不久的院子，再次静了下来，院子中央满满的冻蔫的菜。有些已经熟透，有些还在成熟的过程中，但是它们没人打理，也等不到春天了。
所有门都开着，我没有听到那种过于悲情的号啕大哭，也没有看到被人挤满的院子，周围的一切被这个冬天包裹着，发不出声。十几秒后，我们进去了。父亲、三婶、小叔，还有已经离开的三叔，挤满了那间屋子。
他们看到我，没有说一个字，这个时候，语言是极其乏力的。婶儿看到哥哥时，眼泪没有止住，大声哭了起来。她呜咽着说，昨晚上还好好的，还给他喝了点豆汁，今早上突然就走了。
“安山通知了吗？”哥哥严肃又小声地问道。
“通知了，最快明天上午赶回来，买了最快的飞机票。”
随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那张床，还有床上的人，没有人再说话。整个屋子黑乎乎的，一点微弱的阳光透过小小的木窗，进来，然后无力地照耀着床的一角，很小的一角。没有一米阳光能够照到三叔身上，也不会再有人间的任何事物光顾到三叔，这个冬天，注定是灰色的。当所有人反应过来时，一切已经远了。
三叔全身被一塊青黑色的布盖着，只能通过起伏和凹凸看到身体的轮廓，这是一副已经离世的躯体，也是一个遭受了半世风雨消磨的肉身，苦日子甜日子都过完了，以后无论什么样的日子，都没了。
哥哥没有表情，独自面对着三叔，很久没有说话，他的背影很深。我知道那是无数的难过和悲伤，很久，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又很久，才转过身来。我没有勇气看他的脸，我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无人可以替代，那是最后的告别，也是最无言的难过。婶儿拖着身子走出里屋，往堂屋的陶盆里添纸。在鲁东南一带，人离世到入殓期间，是要不停地烧纸，让远去的人一路有钱花，也让存留的人有件可以慰藉的事情做。 “先把寿衣给三儿穿上吧，越晚了越不好穿。”父亲说道。这几年，他先后送走了奶奶，送走了姥爷，送走了堂姐，送走了姥姥，送走了爷爷，送走了大伯，送走了许多再也回不来的人。他知道怎样相对体面地给亡者入殓，也知道怎样面对那些巨大的悲伤。但是面对三叔，这个与他关系格外亲密的人，他仍旧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我也知道，那些眼泪不会流出来。作为家里的老大，他知道这几天有很多事情要撑起来。父亲说，大家都不哭，婶儿心里刚平静一点，不要再带动她的眼泪了。
小叔没有忍住，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又一个哥哥，没了。
我看到父亲和小叔很艰难地把一件崭新的、青蓝色的寿衣往三叔身上穿，人走后，身体会变硬，所有关节都是死的，穿衣服极其艰难。父亲把三叔扶了起来，半跪在床上，小叔拿着新衣服认真地往三叔身上“套”。我不忍心看下去了，我把头扭向正在添纸的婶儿。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安慰她，我只能蹲下来，跟她一样，不断地往那个盆里添纸。有些悲伤，你永远无法做到感同身受。火苗忽强忽弱地生长着，有时候看起来很有生命力，能够长很高，看起来根本不会熄灭，就像生病前的三叔，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谁也想不到会得这样不好的病。有时候火苗又很弱，一阵很细小的风，就能把它吹得摇摆不定，倒下去便很难再站起来，这恰好又是患病后的三叔，艰难地维持着生命，这段时间并不长久。我多么希望那些火苗能够持续地燃烧，哪怕它是微弱的，不起眼的，病怏怏的。
一口崭新的棺赶做出来了，它被置于墙的一角，紧紧地挨着三叔那间屋子。它静谧无言，却又承载着巨大的喧哗，进来的所有人会先看到它，然后才是三叔，再后面便是巨大的哭声。
人多了起来，有血亲的都来了，很多人多年不见了，这个世上的久别重逢，要么是大喜，要么便是大悲。此时，寒暄也是冷漠的，不能带有丝毫的笑意，毕竟这不是一个让人喜悦的日子和场合。
我的村子很小，三十二户人家，每一户都很熟悉，无论谁家发生了大事，几乎都会去凑一凑场，这样特殊的日子，自然有最多的人前来。我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带着悲伤而来，也有几个，是来随便哀悼的。三叔做过支书，风风火火那几年并没有给村子留下太大业绩，出走这几年，村子里的路和桥早都把他忘记了。这一生，谁没走过几座不错的桥呢？其实他就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焦裕禄孔繁森。
“是好木头的吧？”
“是，是。”
“他三叔生前爱面子，走了也要体面些。”
“是，是。”
送棺的人走后，屋子里的人便多了，他们赶着来见三叔最后一面，而此时的三叔已经穿好了新衣裳，面部以上露着，其他部分仍然盖着一块青黑色的布。我看到他的嘴巴是微张开的，面色青白，走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痛苦。三叔躺在那张床上，动也不动了，好像走得很干脆，对这个世界没有过多眷恋。他头顶的天花板比较狭窄，但是天花板头顶的天空，那么巨大。天花板以下，墙壁上贴满了旧报纸，它们日期不一，就像人的生命，有长有短。那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使得这间本就狭小的屋子，格外令人窒息。我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里，许多旧新闻便纷纷涌入，绝大多数消息过时了，没人记得。我知道三叔也是这样，一段时间后，会被大多数人忘记。
很快，他的脸被一块布遮住了，其余部分裹在被子里，只能模糊看到一个人的形状，静静地待在那里，什么也没继续发生。那个位置，属于过很多人，曾留下无数的记忆与话语，也曾有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进来，有窗外的鸟鸣和冬天的雪光一一映射，如今，此时此刻，它只属于三叔。可是，床那么小，怎么装得下三叔的一生。我看到之前凌乱的挣扎着的床单，全部舒展开了，有一部分，自然地垂下床，仿佛是通往地下，也仿佛是在给三叔指引路径。
3
女人们在忙着扯麻布，这同样是一件可以释放悲伤的事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麻布的撕扯声，成了另一间屋子的 “主旋律”。这个过程需要两个人一起才能完成，一人捏紧麻布的一端，另一人把麻布拉直，剪刀剪开一条小缝，然后顺着缝隙，把剪刀送到另一端。剪刀轻快地划开整条麻布，白色的粉尘在空气中弥散，好像在做最后的告别，又好像是在重新创造新的世界。
不用区分哪块布是谁的，悲伤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顶，尽管它可能不均匀，但是谁也少不了。很长时间里，鲁东南一带，有人亡故，麻布除了在丧事上用，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那是一个物资相对缺少的年代，这些麻布往往会被女人们拆分，有的成为桌布，有的被缝成袋子，有的做成包袱，总之，它不会被扔掉。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白色充斥了很久，所以有很多年，我不认为白色是悲伤的颜色。而此时此刻，白色成了这间屋子、这个院子、这个头顶上的天空里，最无情的颜色。某个瞬间，我甚至可以确定，斜照进屋子的阳光，也是白色的，它们静止不动，似乎在竭力凝固这一屋子的悲伤。
纸人、纸马、纸车、纸花、纸钱，各种各样纸做的事物挤了进来，它们的颜色不一，大小不一，每双注视它们的目光，也不一样。这一天，注定被各种纸包围着，有一部分在燃烧，从火盆里熊熊不止，那些火苗，在一点点地吞噬着这个冬日里的温度。没人说破，纸做的东西，都是假的，从来都是。
我的堂兄安山，我三叔唯一的儿子，远在乌鲁木齐，最快最早的飞机，也不能在当天赶回。于是，这一夜，我们要守灵。没有一个合适的话题，也没有什么理由正當的事情可以做，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夜晚，我们围坐在屋里，久久地，什么也没说。夜是难熬的，同时你必须保持一副严肃的表情，不能过分难过，因为会把这份难过传染给婶儿，也不能不难过，因为这不是令人开心的日子，要对亡者保持足够的尊重。
火盆里要不断地添纸，不能让西去的路上少了钱花。在这个很小的山村，每逢有出远门的，家里都会多给点零花钱，“穷家富路”，母亲从小就告诉我这句话。只是三叔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们能够表达的就是，不断地烧纸，尽量多的，别让他在那个世界饿着冻着累着，但愿在那个世界，他能够战胜病痛，获得重生。 时间走得很慢，无论我们怎么熬，怎么忽略，怎么去一秒秒地数，天就是不亮，好像要等很久、很久。父辈们开始简单地讨论一下家常，说一说地里的收成，说一说今年村子里少了谁，但是不管怎么绕开话题，都会回到三叔身上来。
中学的时候，我寄居在三叔家，他租住的房子本来就很小。用有限的空间，他开了一家没有招牌的小餐馆，主要针对工地的打工者和对面学校里的学生。他做饭很好吃，也干净，来的人不少，他总是把“咸中有味淡中鲜”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他的做菜之道，也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乐呵呵的，看不到任何委屈。有一段时间他新上了一道菜，羊杂汤，每天有这个菜的时候，他就给我盛上满满的一大碗，我不好意思吃，总是拒接。他就端着那碗汤送到我的屋里，那段路不近，有十几米远，他总是很平地端着满满的一碗汤送到我那儿，一点也不会洒。那汤很热，我用手都接不住，我知道他肯定烫坏了。他笑着说，皮厚，不疼。
不知道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有没有疼过。
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那几年，他几乎代替了父亲的角色，关心我的学习，照顾我的生活，给我零花钱，送我吃的，看着我从高中考进大学。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等将来长大了，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孝敬三叔。现在我长大了，可是三叔，你怎么就等不了了。
大家抬着他，很小心地挪下床，尽量保持原来的姿势，不敢有丝毫看似不敬的动作和表情，这个动作几乎有一半人是跪着完成的。然后是出屋子，进棺。那个比屋子更加狭窄的地方，安放了三叔最后的长夜。婶儿异常平静，她既没有帮忙也没有小声哭泣，她就在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似乎是最后的告别。
天很快就黑了，众人散去，留下的是至亲。又几个小时后，女人们也散去，在鲁东南一带，女人是不能守灵的。人越来越少，基本的寒暄都挤不出来了，这样一个悲伤的夜晚，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父亲小叔和几个男人选择抽烟，尽量多地抽烟，一根又一根，忽明忽暗的烟头，让我想到后半夜不断咀嚼的牛，委屈和心酸只在无人的时候不断反刍。屋子里烟雾缭绕，它们的流动毫无规律，就好像腹中的难过，滚来滚去，毫无章法，疏导是无效的。
他们最终选择用扑克熬过这长夜，他们找了四副很旧的扑克，六人围坐，没有开场白，几分钟便把扑克分到了各自手里。这是一场没有笑声的“玩乐”，那些扑克，那些纸，一张张地挥舞在夜里，搅动着墨一样的世界。
昏暗的灯影下，一群矮小的影子，无力地簇拥在一起，它们跟那些纸一样，用旧了，用累了。
我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什么，但我能看见黑夜的忧伤。
4
安山回来了，我遥远的堂哥。乌鲁木齐到山东，越过无数悲欢离合，然后轮到自己。我无法知道在那架小小的飞机上，这漫长的几千公里，他当时的内心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痛苦。有无数的崇山峻岭，也有无数的冰雪寒风，匆匆而过，飞机很快，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越过所有的、不想面对的又无法接受的悲剧。男人的眼泪，很少让人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同样没有看到。我甚至不敢面对他毫无表情的脸，我知道他的难过更大于我，这种克制的悲伤，是无法比拟和描述的。
我没有看到他和婶儿四目相对的时刻，又有谁能够想到，这种久别重逢，竟然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人。婶儿哭了，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肆无忌惮地哭，那种三个人相依为命变成了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哭。
一下子，很多人的角色开始变化，堂哥回来后，他变成了整个事件的主角，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安慰难过的母亲，安排丧事的顺序，安置毫无温度的父亲。也许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如此大的葬礼，第一次送走一个至亲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最基本的寒暄，也不敢跟他说，显得虚伪。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比我年长的群体当中，我变得微不足道，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做起，我只能把目光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从一个物件转到另一个物件，从地面到天空，从生到死，我看到那些微弱的尘埃，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变得克制，他们飞得很慢，几乎均匀地落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活着的，死了的。
我把目光，放到更加开阔的院子里，那个院子，是在三叔回来的当天开始打理的。婶儿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也种上了樱桃树、杏树，还有许多小花，本来不算小的院子，很快便被它们填满了，那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有一种植物我是不认识的，看起来像某种蔬菜，但是它的叶子颜色比较深，透着一副神秘的样子。那时候的三叔身体还比较好，天气好的時候会扶着墙在院子里站一会儿，他看到的蔬菜，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他看到的天空，或许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包括婶儿，他们都曾经对这片小小的菜园，给予各种各样的希望，幻想着那两棵果树结果时的样子。三叔甚至曾经因为村头那块地要种什么庄稼和婶儿吵了一架，我知道婶儿是不反驳的，这一生，她极其忍让。
直到后来，三叔的病越来越重，婶儿开始给他尝试各种各样的药方，院里那种神秘的植物便派上了用场，她采摘它的果实，熬成汤给三叔服下，他们说那是一种很有效的止疼药。我也终于见到了它开花时的样子，那么妖娆，那么旺盛，好像什么都不能把它打倒。婶儿采摘的时候，它流出了眼泪，绝大部分都沾到了她的手上，几乎没有滴到地上。大地并不是无限包容的，比如无法包容一个年仅五十多岁的癌症患者。
终于在这阳光微弱的一天里，那个院子里所有的、曾经欣欣向荣的蔬菜，被众人一一践踏，本来平整的松软的菜园，一下子布满了各种各样悲伤的脚印。那两棵小小的果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被人折断，有一根断枝还微弱地与主干连在一起，它们也曾想过在春天绽放，只是不能了，再也不能。
5
最后的仪式，随之开始。堂哥捧着他的牌位，走在最前面。那段路，一半是水泥，一半是泥土，就像三叔短暂的一生，鲜亮过，也灰暗过。后面跟了一群人，从上到下都是白色，分不清谁是谁，这样一群伤心人，哪张面孔属于谁已不重要。他们低着头，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村外的路。纸马、纸车、纸冰箱、纸电视、纸钱……各种各样的纸走了出来，它们很轻，每次出场却又显得十分严肃，它们的消失，将与亡灵一样，隆重而短暂。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灰尘在空气中弥漫，有些大块的纸灰扑到人们脸上，谁也不敢掸去，每个动作都要克制，约定俗成的。有人领哭，往往是女人，嗓门大一点的。
其实不需要领哭的，“送汤”的队伍，每个人都很悲伤。只是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哭声，会被人笑话。领哭的人，必须放声地哭，带动着大家的悲伤。这种哭，是略带夸张的，毕竟不是每个人哭的时候都会号啕，似乎也需要这样一个氛围，才能保证对亡者最大的尊重。
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山东·济南采风记》中提到了“送汤”的过程：“丧礼颇近古。初弥留之际，即著内外裳衣。始死，孝子披发至院心，呼其亲而号，曰‘上西南’，谓之指路。三声后，擘踊大痛……哭踊毕，用瓦罐盛米汁赴土神庙，呼其亲而遍洒之，谓之送汤。三日后止。”
许多年后，这传统在鲁东南的小山村里仍在延续。先是送汤，后是磕头，平辈和晚辈们都要磕，分三次，在牌位前磕三个，敬酒;后退一步，再磕三个，敬酒;再后退一步，磕三个，敬酒。两边的家属，不停地陪磕。
年长的把米汤倒在地上，把酒和供菜倒在地上，把三叔的一生也倒在了地上，很快它们就消失了，我知道它们再也不会回来。
堂哥站在事先准备好的桌子上，竖起扁担，面向西方。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脸，此时此刻，那张脸已经布满泪痕。有个年长的爷爷，口中喊着指路的唱词，他说一句，堂哥重复一句。
“你放心走啊。”
“大，你放心走啊。”
“你捡大路走啊。”
“大，你捡大路走啊。”
“你向西走呀，别回头啊。”
“大，你向西走呀，别回头啊。”
…………
扁担笔直地站在堂哥手里，它用力向桌子敲了三下，急而短促，此后，此生便再也不发声。
纸马、纸车、纸人、纸花、纸冰箱……都一一烧掉了。有些酒要浇到火上，还有一些花生和馒头，火熄灭的时候，人们从灰烬中挑出一些，吃掉。尤其小孩，乡下的说法，吃了这个对眼睛好。
回到院子，开始做最后的告别。我举着幡走在前面，堂哥捧着牌位，那牌位插在一块齐整的萝卜上，三叔的名字干干净净地在上面，没有任何生机。女人们边走边哭，这一路，是不能断哭的。我不敢回头，生怕看见那一大片的悲伤。
我隐隐感受到，身后巨大的白，在缓缓地移动，它们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尽头。男人们在做重要的事情，四个关系最亲近的抬棺，包括父亲，把三叔最后的重量放在了肩上。他們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小心过，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步都是在永别。
三叔，这以后的路，要你自己走了。三叔，你再也看不到我们了。
哥哥头顶着一个陶盆，爬上岭后，狠狠地摔了。必须摔碎，这一生，就此打住，路到此为止。摔盆的时候，大家都停了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剩下的，就是入土了。每个人都添几下土，每个动作都要虔诚，这是我们能为亡者做的最后的事情。
我知道三叔走远了，在陶盆摔碎那一刻，就已经走了。婶儿在坟前埋了一棵葱，说将来的后代聪明。随后她又埋了一个收音机，我问这是否有什么说法，她说，没有，只是生前你叔喜欢听。
四十多分钟后，我们围着一堆厚厚的黄土正反转了三圈，磕起长头，说了声走好。
那时候，夕阳没沉，尚立头顶，时而闪着光。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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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尚冷。单位院子里，几棵竹子无力地立着。没有人来，这个值班的周末，异常冷清。手机里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哥哥的，我想可能出了什么事。这么多年了，我们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上班期间他从不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往往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心里慌了一下，猜测着各种事情的可能。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报纸，专注地端着手机，这个瞬间，手机成了某种重要的载体，它是希望也是噩梦，我知道它将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
单位的仓库里，存了一些过时的报纸，今天和同事准备收拾出来。每一张报纸都曾崭新过，就像人曾有过的青春。现在，它们安静地躺在角落里，默默忍受着阴暗与潮湿的腐蚀，默默地告别曾经辉煌的一切，是时候告别了。
同事说今天闲着就把它们清理出来吧。从仓库到外面的车里，有三十米左右的距离，我们一人抱着一摞报纸，沉重而急促的步伐，不间断地晃荡在楼道的上空。报纸好像对这最后的时刻过于留恋，毕竟，蹲在角落里挣扎比离开这无依无靠的人间好一些。
当放下手中的那堆报纸时，我听到了它们侥幸的叹息声，电话声打断了这一切。哥哥说“我们回去一趟吧”，听到这几个字我的心便紧了几分，平日里哥哥问我是否回去，首先要问一问我有时间没有，这次直接切入正题，显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我担心父亲母亲，父亲近几年动了几次大手术，脾脏切除，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时常担心他突然害了什么病，让人猝不及防。而母亲，常年患有糖尿病，每日都要吃很多药丸，脆弱得很，也有可能出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三叔走了。”
我的心突然松了一点点，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事，后来想想这种想法真是罪该万死。
见到哥哥时，他一脸哀容，不知道该怎么接着开口。车上，我们沉默了很久，看着车窗外匆匆而过的树木和面孔，一片木然。树上没有任何叶子，远处的山，干干净净，不曾留下葳蕤过的痕迹。
“怎么这么快？”
“是，没想到这么快。”
“家里人都通知到了？”
“不知道，我们应该是最先见到他的。”
上次见三叔，是在当地人民医院美其名曰“康复楼”的病房里，他们说进了那个楼，大都是希望不大的病人。病房里有三个人，婶儿站在地上剥香蕉，我进去时，三叔躺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婶儿，好像是在等香蕉，又好像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妻子。
婶儿笑了笑说，他还不知道，以为只是小毛病，过几天就好了，刚刚还吩咐我要把院子里的菠菜浇透，来年有得吃……
我不知道怎么装下去，示意婶儿说话小声点，别让他听到。
婶儿说，没事，他耳朵不行了。
我努力走到他面前，半笑着说道，怎么回事你，怎么还住院了。
我声音很大，其他病床的人都把脸转向我，我有些紧张，怕装不下去。他用手指了指耳朵，说，耳朵不好使了，听不太清……你怎么来了，快坐下。然后吩咐婶儿给我个香蕉。
我没接。他又问了我一些琐事，我一一回答，那些话似乎只是短暂的经过我的耳朵，很快就忘记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便走到婶儿面前，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着一丝笑意，我知道她是装的，可是我只能跟着笑笑，什么也做不了。
整个病房，极度压抑，陪床的人都知道结果，而床上的人皆心有生机。每张椅子上都曾经留下悲伤的身影，每个身影都在疾病中弱不禁风。我看到那些床皆是白色的、无邪的、恐怖的，它们就像一张还没涂抹的纸，富有多种可能，每个人看床，应该都是不同的颜色。没有希望的，看到的是黑色;心存侥幸的，是红色;能有恢复可能的，是绿色。那些床，躺过无数陌生的面孔，经历过无数次死亡与重生，在它们眼里，人都是过客，脆弱。
这一次，轮到三叔了。不知道他眼中的床与天花板是什么样子，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吧，毕竟他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没想到的是，这一面，竟匆匆成永诀。
一路，我与哥哥没有其他言语，在一场死亡面前，我们什么也不便多说。车子飞快，穿越无数重心事，阳光吝啬地照进车里，微弱，生怕让享受不到它的人留下什么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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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刚刚修缮不久的院子，再次静了下来，院子中央满满的冻蔫的菜。有些已经熟透，有些还在成熟的过程中，但是它们没人打理，也等不到春天了。
所有门都开着，我没有听到那种过于悲情的号啕大哭，也没有看到被人挤满的院子，周围的一切被这个冬天包裹着，发不出声。十几秒后，我们进去了。父亲、三婶、小叔，还有已经离开的三叔，挤满了那间屋子。
他们看到我，没有说一个字，这个时候，语言是极其乏力的。婶儿看到哥哥时，眼泪没有止住，大声哭了起来。她呜咽着说，昨晚上还好好的，还给他喝了点豆汁，今早上突然就走了。
“安山通知了吗？”哥哥严肃又小声地问道。
“通知了，最快明天上午赶回来，买了最快的飞机票。”
随后，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那张床，还有床上的人，没有人再说话。整个屋子黑乎乎的，一点微弱的阳光透过小小的木窗，进来，然后无力地照耀着床的一角，很小的一角。没有一米阳光能够照到三叔身上，也不会再有人间的任何事物光顾到三叔，这个冬天，注定是灰色的。当所有人反应过来时，一切已经远了。
三叔全身被一塊青黑色的布盖着，只能通过起伏和凹凸看到身体的轮廓，这是一副已经离世的躯体，也是一个遭受了半世风雨消磨的肉身，苦日子甜日子都过完了，以后无论什么样的日子，都没了。
哥哥没有表情，独自面对着三叔，很久没有说话，他的背影很深。我知道那是无数的难过和悲伤，很久，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又很久，才转过身来。我没有勇气看他的脸，我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无人可以替代，那是最后的告别，也是最无言的难过。婶儿拖着身子走出里屋，往堂屋的陶盆里添纸。在鲁东南一带，人离世到入殓期间，是要不停地烧纸，让远去的人一路有钱花，也让存留的人有件可以慰藉的事情做。 “先把寿衣给三儿穿上吧，越晚了越不好穿。”父亲说道。这几年，他先后送走了奶奶，送走了姥爷，送走了堂姐，送走了姥姥，送走了爷爷，送走了大伯，送走了许多再也回不来的人。他知道怎样相对体面地给亡者入殓，也知道怎样面对那些巨大的悲伤。但是面对三叔，这个与他关系格外亲密的人，他仍旧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我也知道，那些眼泪不会流出来。作为家里的老大，他知道这几天有很多事情要撑起来。父亲说，大家都不哭，婶儿心里刚平静一点，不要再带动她的眼泪了。
小叔没有忍住，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又一个哥哥，没了。
我看到父亲和小叔很艰难地把一件崭新的、青蓝色的寿衣往三叔身上穿，人走后，身体会变硬，所有关节都是死的，穿衣服极其艰难。父亲把三叔扶了起来，半跪在床上，小叔拿着新衣服认真地往三叔身上“套”。我不忍心看下去了，我把头扭向正在添纸的婶儿。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安慰她，我只能蹲下来，跟她一样，不断地往那个盆里添纸。有些悲伤，你永远无法做到感同身受。火苗忽强忽弱地生长着，有时候看起来很有生命力，能够长很高，看起来根本不会熄灭，就像生病前的三叔，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谁也想不到会得这样不好的病。有时候火苗又很弱，一阵很细小的风，就能把它吹得摇摆不定，倒下去便很难再站起来，这恰好又是患病后的三叔，艰难地维持着生命，这段时间并不长久。我多么希望那些火苗能够持续地燃烧，哪怕它是微弱的，不起眼的，病怏怏的。
一口崭新的棺赶做出来了，它被置于墙的一角，紧紧地挨着三叔那间屋子。它静谧无言，却又承载着巨大的喧哗，进来的所有人会先看到它，然后才是三叔，再后面便是巨大的哭声。
人多了起来，有血亲的都来了，很多人多年不见了，这个世上的久别重逢，要么是大喜，要么便是大悲。此时，寒暄也是冷漠的，不能带有丝毫的笑意，毕竟这不是一个让人喜悦的日子和场合。
我的村子很小，三十二户人家，每一户都很熟悉，无论谁家发生了大事，几乎都会去凑一凑场，这样特殊的日子，自然有最多的人前来。我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带着悲伤而来，也有几个，是来随便哀悼的。三叔做过支书，风风火火那几年并没有给村子留下太大业绩，出走这几年，村子里的路和桥早都把他忘记了。这一生，谁没走过几座不错的桥呢？其实他就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焦裕禄孔繁森。
“是好木头的吧？”
“是，是。”
“他三叔生前爱面子，走了也要体面些。”
“是，是。”
送棺的人走后，屋子里的人便多了，他们赶着来见三叔最后一面，而此时的三叔已经穿好了新衣裳，面部以上露着，其他部分仍然盖着一块青黑色的布。我看到他的嘴巴是微张开的，面色青白，走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痛苦。三叔躺在那张床上，动也不动了，好像走得很干脆，对这个世界没有过多眷恋。他头顶的天花板比较狭窄，但是天花板头顶的天空，那么巨大。天花板以下，墙壁上贴满了旧报纸，它们日期不一，就像人的生命，有长有短。那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使得这间本就狭小的屋子，格外令人窒息。我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里，许多旧新闻便纷纷涌入，绝大多数消息过时了，没人记得。我知道三叔也是这样，一段时间后，会被大多数人忘记。
很快，他的脸被一块布遮住了，其余部分裹在被子里，只能模糊看到一个人的形状，静静地待在那里，什么也没继续发生。那个位置，属于过很多人，曾留下无数的记忆与话语，也曾有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进来，有窗外的鸟鸣和冬天的雪光一一映射，如今，此时此刻，它只属于三叔。可是，床那么小，怎么装得下三叔的一生。我看到之前凌乱的挣扎着的床单，全部舒展开了，有一部分，自然地垂下床，仿佛是通往地下，也仿佛是在给三叔指引路径。
3
女人们在忙着扯麻布，这同样是一件可以释放悲伤的事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麻布的撕扯声，成了另一间屋子的 “主旋律”。这个过程需要两个人一起才能完成，一人捏紧麻布的一端，另一人把麻布拉直，剪刀剪开一条小缝，然后顺着缝隙，把剪刀送到另一端。剪刀轻快地划开整条麻布，白色的粉尘在空气中弥散，好像在做最后的告别，又好像是在重新创造新的世界。
不用区分哪块布是谁的，悲伤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顶，尽管它可能不均匀，但是谁也少不了。很长时间里，鲁东南一带，有人亡故，麻布除了在丧事上用，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那是一个物资相对缺少的年代，这些麻布往往会被女人们拆分，有的成为桌布，有的被缝成袋子，有的做成包袱，总之，它不会被扔掉。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白色充斥了很久，所以有很多年，我不认为白色是悲伤的颜色。而此时此刻，白色成了这间屋子、这个院子、这个头顶上的天空里，最无情的颜色。某个瞬间，我甚至可以确定，斜照进屋子的阳光，也是白色的，它们静止不动，似乎在竭力凝固这一屋子的悲伤。
纸人、纸马、纸车、纸花、纸钱，各种各样纸做的事物挤了进来，它们的颜色不一，大小不一，每双注视它们的目光，也不一样。这一天，注定被各种纸包围着，有一部分在燃烧，从火盆里熊熊不止，那些火苗，在一点点地吞噬着这个冬日里的温度。没人说破，纸做的东西，都是假的，从来都是。
我的堂兄安山，我三叔唯一的儿子，远在乌鲁木齐，最快最早的飞机，也不能在当天赶回。于是，这一夜，我们要守灵。没有一个合适的话题，也没有什么理由正當的事情可以做，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夜晚，我们围坐在屋里，久久地，什么也没说。夜是难熬的，同时你必须保持一副严肃的表情，不能过分难过，因为会把这份难过传染给婶儿，也不能不难过，因为这不是令人开心的日子，要对亡者保持足够的尊重。
火盆里要不断地添纸，不能让西去的路上少了钱花。在这个很小的山村，每逢有出远门的，家里都会多给点零花钱，“穷家富路”，母亲从小就告诉我这句话。只是三叔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们能够表达的就是，不断地烧纸，尽量多的，别让他在那个世界饿着冻着累着，但愿在那个世界，他能够战胜病痛，获得重生。 时间走得很慢，无论我们怎么熬，怎么忽略，怎么去一秒秒地数，天就是不亮，好像要等很久、很久。父辈们开始简单地讨论一下家常，说一说地里的收成，说一说今年村子里少了谁，但是不管怎么绕开话题，都会回到三叔身上来。
中学的时候，我寄居在三叔家，他租住的房子本来就很小。用有限的空间，他开了一家没有招牌的小餐馆，主要针对工地的打工者和对面学校里的学生。他做饭很好吃，也干净，来的人不少，他总是把“咸中有味淡中鲜”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他的做菜之道，也是他的人生哲学。这一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乐呵呵的，看不到任何委屈。有一段时间他新上了一道菜，羊杂汤，每天有这个菜的时候，他就给我盛上满满的一大碗，我不好意思吃，总是拒接。他就端着那碗汤送到我的屋里，那段路不近，有十几米远，他总是很平地端着满满的一碗汤送到我那儿，一点也不会洒。那汤很热，我用手都接不住，我知道他肯定烫坏了。他笑着说，皮厚，不疼。
不知道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有没有疼过。
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那几年，他几乎代替了父亲的角色，关心我的学习，照顾我的生活，给我零花钱，送我吃的，看着我从高中考进大学。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等将来长大了，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孝敬三叔。现在我长大了，可是三叔，你怎么就等不了了。
大家抬着他，很小心地挪下床，尽量保持原来的姿势，不敢有丝毫看似不敬的动作和表情，这个动作几乎有一半人是跪着完成的。然后是出屋子，进棺。那个比屋子更加狭窄的地方，安放了三叔最后的长夜。婶儿异常平静，她既没有帮忙也没有小声哭泣，她就在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似乎是最后的告别。
天很快就黑了，众人散去，留下的是至亲。又几个小时后，女人们也散去，在鲁东南一带，女人是不能守灵的。人越来越少，基本的寒暄都挤不出来了，这样一个悲伤的夜晚，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父亲小叔和几个男人选择抽烟，尽量多地抽烟，一根又一根，忽明忽暗的烟头，让我想到后半夜不断咀嚼的牛，委屈和心酸只在无人的时候不断反刍。屋子里烟雾缭绕，它们的流动毫无规律，就好像腹中的难过，滚来滚去，毫无章法，疏导是无效的。
他们最终选择用扑克熬过这长夜，他们找了四副很旧的扑克，六人围坐，没有开场白，几分钟便把扑克分到了各自手里。这是一场没有笑声的“玩乐”，那些扑克，那些纸，一张张地挥舞在夜里，搅动着墨一样的世界。
昏暗的灯影下，一群矮小的影子，无力地簇拥在一起，它们跟那些纸一样，用旧了，用累了。
我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什么，但我能看见黑夜的忧伤。
4
安山回来了，我遥远的堂哥。乌鲁木齐到山东，越过无数悲欢离合，然后轮到自己。我无法知道在那架小小的飞机上，这漫长的几千公里，他当时的内心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痛苦。有无数的崇山峻岭，也有无数的冰雪寒风，匆匆而过，飞机很快，好像一下子就可以越过所有的、不想面对的又无法接受的悲剧。男人的眼泪，很少让人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同样没有看到。我甚至不敢面对他毫无表情的脸，我知道他的难过更大于我，这种克制的悲伤，是无法比拟和描述的。
我没有看到他和婶儿四目相对的时刻，又有谁能够想到，这种久别重逢，竟然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人。婶儿哭了，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肆无忌惮地哭，那种三个人相依为命变成了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哭。
一下子，很多人的角色开始变化，堂哥回来后，他变成了整个事件的主角，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安慰难过的母亲，安排丧事的顺序，安置毫无温度的父亲。也许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如此大的葬礼，第一次送走一个至亲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最基本的寒暄，也不敢跟他说，显得虚伪。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比我年长的群体当中，我变得微不足道，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做起，我只能把目光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从一个物件转到另一个物件，从地面到天空，从生到死，我看到那些微弱的尘埃，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变得克制，他们飞得很慢，几乎均匀地落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活着的，死了的。
我把目光，放到更加开阔的院子里，那个院子，是在三叔回来的当天开始打理的。婶儿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也种上了樱桃树、杏树，还有许多小花，本来不算小的院子，很快便被它们填满了，那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有一种植物我是不认识的，看起来像某种蔬菜，但是它的叶子颜色比较深，透着一副神秘的样子。那时候的三叔身体还比较好，天气好的時候会扶着墙在院子里站一会儿，他看到的蔬菜，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他看到的天空，或许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包括婶儿，他们都曾经对这片小小的菜园，给予各种各样的希望，幻想着那两棵果树结果时的样子。三叔甚至曾经因为村头那块地要种什么庄稼和婶儿吵了一架，我知道婶儿是不反驳的，这一生，她极其忍让。
直到后来，三叔的病越来越重，婶儿开始给他尝试各种各样的药方，院里那种神秘的植物便派上了用场，她采摘它的果实，熬成汤给三叔服下，他们说那是一种很有效的止疼药。我也终于见到了它开花时的样子，那么妖娆，那么旺盛，好像什么都不能把它打倒。婶儿采摘的时候，它流出了眼泪，绝大部分都沾到了她的手上，几乎没有滴到地上。大地并不是无限包容的，比如无法包容一个年仅五十多岁的癌症患者。
终于在这阳光微弱的一天里，那个院子里所有的、曾经欣欣向荣的蔬菜，被众人一一践踏，本来平整的松软的菜园，一下子布满了各种各样悲伤的脚印。那两棵小小的果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被人折断，有一根断枝还微弱地与主干连在一起，它们也曾想过在春天绽放，只是不能了，再也不能。
5
最后的仪式，随之开始。堂哥捧着他的牌位，走在最前面。那段路，一半是水泥，一半是泥土，就像三叔短暂的一生，鲜亮过，也灰暗过。后面跟了一群人，从上到下都是白色，分不清谁是谁，这样一群伤心人，哪张面孔属于谁已不重要。他们低着头，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村外的路。纸马、纸车、纸冰箱、纸电视、纸钱……各种各样的纸走了出来，它们很轻，每次出场却又显得十分严肃，它们的消失，将与亡灵一样，隆重而短暂。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灰尘在空气中弥漫，有些大块的纸灰扑到人们脸上，谁也不敢掸去，每个动作都要克制，约定俗成的。有人领哭，往往是女人，嗓门大一点的。
其实不需要领哭的，“送汤”的队伍，每个人都很悲伤。只是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哭声，会被人笑话。领哭的人，必须放声地哭，带动着大家的悲伤。这种哭，是略带夸张的，毕竟不是每个人哭的时候都会号啕，似乎也需要这样一个氛围，才能保证对亡者最大的尊重。
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山东·济南采风记》中提到了“送汤”的过程：“丧礼颇近古。初弥留之际，即著内外裳衣。始死，孝子披发至院心，呼其亲而号，曰‘上西南’，谓之指路。三声后，擘踊大痛……哭踊毕，用瓦罐盛米汁赴土神庙，呼其亲而遍洒之，谓之送汤。三日后止。”
许多年后，这传统在鲁东南的小山村里仍在延续。先是送汤，后是磕头，平辈和晚辈们都要磕，分三次，在牌位前磕三个，敬酒;后退一步，再磕三个，敬酒;再后退一步，磕三个，敬酒。两边的家属，不停地陪磕。
年长的把米汤倒在地上，把酒和供菜倒在地上，把三叔的一生也倒在了地上，很快它们就消失了，我知道它们再也不会回来。
堂哥站在事先准备好的桌子上，竖起扁担，面向西方。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脸，此时此刻，那张脸已经布满泪痕。有个年长的爷爷，口中喊着指路的唱词，他说一句，堂哥重复一句。
“你放心走啊。”
“大，你放心走啊。”
“你捡大路走啊。”
“大，你捡大路走啊。”
“你向西走呀，别回头啊。”
“大，你向西走呀，别回头啊。”
…………
扁担笔直地站在堂哥手里，它用力向桌子敲了三下，急而短促，此后，此生便再也不发声。
纸马、纸车、纸人、纸花、纸冰箱……都一一烧掉了。有些酒要浇到火上，还有一些花生和馒头，火熄灭的时候，人们从灰烬中挑出一些，吃掉。尤其小孩，乡下的说法，吃了这个对眼睛好。
回到院子，开始做最后的告别。我举着幡走在前面，堂哥捧着牌位，那牌位插在一块齐整的萝卜上，三叔的名字干干净净地在上面，没有任何生机。女人们边走边哭，这一路，是不能断哭的。我不敢回头，生怕看见那一大片的悲伤。
我隐隐感受到，身后巨大的白，在缓缓地移动，它们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尽头。男人们在做重要的事情，四个关系最亲近的抬棺，包括父亲，把三叔最后的重量放在了肩上。他們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小心过，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步都是在永别。
三叔，这以后的路，要你自己走了。三叔，你再也看不到我们了。
哥哥头顶着一个陶盆，爬上岭后，狠狠地摔了。必须摔碎，这一生，就此打住，路到此为止。摔盆的时候，大家都停了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剩下的，就是入土了。每个人都添几下土，每个动作都要虔诚，这是我们能为亡者做的最后的事情。
我知道三叔走远了，在陶盆摔碎那一刻，就已经走了。婶儿在坟前埋了一棵葱，说将来的后代聪明。随后她又埋了一个收音机，我问这是否有什么说法，她说，没有，只是生前你叔喜欢听。
四十多分钟后，我们围着一堆厚厚的黄土正反转了三圈，磕起长头，说了声走好。
那时候，夕阳没沉，尚立头顶，时而闪着光。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