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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小企业、家族企业的经营创新正在崛起，政府可以适当提供鼓励机制。如果富裕的途径是通过权力或黑金交易所获得的，政府则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将其禁止。”
近日，国际知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财富规模较上一年增长28%，达到5.4万亿美元，中国已有67万个百万美元资产家庭，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富裕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仅为0.2%，就这一点而言，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4.1%），香港（8.8%），瑞士（8.4%）。
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经理蔡辉告诉《北京科技报》，这一次的调查数据是参考了一些金融机构的数据，并对一些金融客户进行调查后得出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财富报告，这是一个对全球各国财富状况的统计；另外一点，我们自己的机构对于财富的定义与其他机构不太一样，只计算这些家庭的可流动金融资产，比如现金、股票、基金等。
“百万美元资产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我们对富裕家庭的定义，取这样一个数值是基于全球财富报告的习惯做法。国外大部分的私人银行门槛都是100万美金，而且该资产数额以上人群的需求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广泛一些。”蔡辉解释说，“我们称拥有100万美元及以上资产的人为高净值人士，而拥有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与高净值人士对待财富的观点并不一样。蔡辉说：“在100万美元这个线上线下的人士，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中产的客户还是以产品为主，关注的是某个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回报或者某一种交易业务，比如贷款等；而高净值人士更看重多种理财产品的组合回报，相比之下也更关注理财。”
财富市场简单说就是金钱流通、赚钱盈利的市场。而在欧洲国家，财富市场发展已经长达一两百年，因此欧洲国家的富人已经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而中国财富市场相对年轻，富人以第一代企业家为主，从需求和投资品位上都存在着差异。欧洲的第三代第四代富人更加相信财富管理机构，往往会将自己的资产交给这些机构去打理，他们对资产的态度也注重保值而不是增值。中国第一代的富人更加相信自己的眼光，自己去判断投资的方向，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也会比较高。
中国是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最大的财富市场，然而根据许多其他标准来衡量，中国还称不上富国。比如，中国财富仅占全球财富的5%左右，而美国为31.5%，日本为13.4%。此外，百万美元资产家庭也仅占中国所有家庭的极小部分，特别是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
蔡辉表示，目前中国的百万美元家庭数量在逐渐增加，其中，专业人士、专业投资者以及独立型富人三大群体数量的增加最为突出。专业人士包括企业高管，专业的金融人士。在亚洲，比如香港，大部分的富人也都是企业主。这在欧洲国家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他们的富人中独立富人更多一些。所谓独立富人，就是他们的财产是继承的，比如父辈的遗产。“但中国是在财富市场发展初期，企业主的比例肯定是大头。”蔡辉说。
这种结构在中国5~10年的时间是不会有重大的转变的，就香港、新加坡的发展来看，他们的财富市场发展了10~20年，企业主还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根据波士顿连续几年对中国做出的财富报告显示，他们认为，中国的财富市场发展迅速，而且财富来源多元化的趋势很明显。“就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身边的富人已经越来越多。”蔡辉说。
“跟踪富裕家庭的变化显然是有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决定着其社会稳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刘瑞告诉《北京科技报》，发达国家曾有调查指出，当国家的整体家庭收入呈橄榄形时，中产阶级占绝大部分，社会更趋于稳定。因为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寻求变革等剧烈变化，在阻挠社会发展的同时，他们却起到了“安定”作用。而中国目前的形状是金字塔形，由富到穷呈现一个递增的梯度，社会稳定性其实并不理想。
此外，国际上也利用意大利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稳定性，当系数倾向“0”时，社会处于绝对平均的状态；当系数倾向于“1”时，整个社会又绝对不平等。因此，社会相对稳定的系数在“0.4”。一旦超过该系数，政府部门就要形成警惕，避免两级分化的“马太效应”，也就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欧洲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
“富人比例的增多，使国家之间可以更好地拿捏各自的消费购买力，去实现更加丰硕的经济利益。”刘瑞解释说，俄罗斯等国家就曾对各国拥有百万美元的受众群体进行过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调查。他们通过研究富人对车、手表以及服装等奢侈品牌的需求，来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利益投资。
刘瑞说：“打个比方，日本人都会将最好的生产品用于国内民众的消费，质量较次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最差的产品卖到中国。当他们看到中国的富裕人群在迅速增加时，他们也会进行投资转移，将部分出口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中国，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富裕家庭的调查也会使社会不平等问题浮出水面。”刘瑞告诉记者，政府在看到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时，也会调控与低收入人群的对应比例。目前，国际上设定低收入人群的贫困线是每人一天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一个家庭全年的生活费在360美元，较贫困家庭的全年生活费在720美元。政府可以通过高低收入的对比，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收入差距的调控。”
在刘瑞看来，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使每个国家的家庭财富做到绝对平均。天资、技能等差别也会给人们形成收入差别。在计算中国家庭财富数据的同时，应该提交更具体的分析。比如，富裕家庭成员是否利用公共资源致富，或者是否在不合理制度下获取财富。将不合理与合理因素所发挥作用的比例都纳入到分析中，才能使报告成为一部有看头的指南，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平衡提供有效的参考。
“所谓参考，是发挥其‘镜子效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解释说，比如，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富裕家庭是以企业家为主。在中国，中小企业、家族企业的经营创新正在崛起，政府可以适当提供鼓励机制。如果富裕的途径是通过权力或黑金交易所获得的，政府则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将其禁止，引导人们从事正确的致富行为，来合理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近日，国际知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财富规模较上一年增长28%，达到5.4万亿美元，中国已有67万个百万美元资产家庭，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富裕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仅为0.2%，就这一点而言，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4.1%），香港（8.8%），瑞士（8.4%）。
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董事经理蔡辉告诉《北京科技报》，这一次的调查数据是参考了一些金融机构的数据，并对一些金融客户进行调查后得出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财富报告，这是一个对全球各国财富状况的统计；另外一点，我们自己的机构对于财富的定义与其他机构不太一样，只计算这些家庭的可流动金融资产，比如现金、股票、基金等。
“百万美元资产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我们对富裕家庭的定义，取这样一个数值是基于全球财富报告的习惯做法。国外大部分的私人银行门槛都是100万美金，而且该资产数额以上人群的需求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广泛一些。”蔡辉解释说，“我们称拥有100万美元及以上资产的人为高净值人士，而拥有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与高净值人士对待财富的观点并不一样。蔡辉说：“在100万美元这个线上线下的人士，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中产的客户还是以产品为主，关注的是某个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回报或者某一种交易业务，比如贷款等；而高净值人士更看重多种理财产品的组合回报，相比之下也更关注理财。”
财富市场简单说就是金钱流通、赚钱盈利的市场。而在欧洲国家，财富市场发展已经长达一两百年，因此欧洲国家的富人已经是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而中国财富市场相对年轻，富人以第一代企业家为主，从需求和投资品位上都存在着差异。欧洲的第三代第四代富人更加相信财富管理机构，往往会将自己的资产交给这些机构去打理，他们对资产的态度也注重保值而不是增值。中国第一代的富人更加相信自己的眼光，自己去判断投资的方向，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也会比较高。
中国是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最大的财富市场，然而根据许多其他标准来衡量，中国还称不上富国。比如，中国财富仅占全球财富的5%左右，而美国为31.5%，日本为13.4%。此外，百万美元资产家庭也仅占中国所有家庭的极小部分，特别是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
蔡辉表示，目前中国的百万美元家庭数量在逐渐增加，其中，专业人士、专业投资者以及独立型富人三大群体数量的增加最为突出。专业人士包括企业高管，专业的金融人士。在亚洲，比如香港，大部分的富人也都是企业主。这在欧洲国家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他们的富人中独立富人更多一些。所谓独立富人，就是他们的财产是继承的，比如父辈的遗产。“但中国是在财富市场发展初期，企业主的比例肯定是大头。”蔡辉说。
这种结构在中国5~10年的时间是不会有重大的转变的，就香港、新加坡的发展来看，他们的财富市场发展了10~20年，企业主还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根据波士顿连续几年对中国做出的财富报告显示，他们认为，中国的财富市场发展迅速，而且财富来源多元化的趋势很明显。“就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我身边的富人已经越来越多。”蔡辉说。
“跟踪富裕家庭的变化显然是有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决定着其社会稳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刘瑞告诉《北京科技报》，发达国家曾有调查指出，当国家的整体家庭收入呈橄榄形时，中产阶级占绝大部分，社会更趋于稳定。因为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群体不寻求变革等剧烈变化，在阻挠社会发展的同时，他们却起到了“安定”作用。而中国目前的形状是金字塔形，由富到穷呈现一个递增的梯度，社会稳定性其实并不理想。
此外，国际上也利用意大利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稳定性，当系数倾向“0”时，社会处于绝对平均的状态；当系数倾向于“1”时，整个社会又绝对不平等。因此，社会相对稳定的系数在“0.4”。一旦超过该系数，政府部门就要形成警惕，避免两级分化的“马太效应”，也就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欧洲国家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
“富人比例的增多，使国家之间可以更好地拿捏各自的消费购买力，去实现更加丰硕的经济利益。”刘瑞解释说，俄罗斯等国家就曾对各国拥有百万美元的受众群体进行过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调查。他们通过研究富人对车、手表以及服装等奢侈品牌的需求，来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利益投资。
刘瑞说：“打个比方，日本人都会将最好的生产品用于国内民众的消费，质量较次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最差的产品卖到中国。当他们看到中国的富裕人群在迅速增加时，他们也会进行投资转移，将部分出口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中国，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富裕家庭的调查也会使社会不平等问题浮出水面。”刘瑞告诉记者，政府在看到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时，也会调控与低收入人群的对应比例。目前，国际上设定低收入人群的贫困线是每人一天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一个家庭全年的生活费在360美元，较贫困家庭的全年生活费在720美元。政府可以通过高低收入的对比，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收入差距的调控。”
在刘瑞看来，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使每个国家的家庭财富做到绝对平均。天资、技能等差别也会给人们形成收入差别。在计算中国家庭财富数据的同时，应该提交更具体的分析。比如，富裕家庭成员是否利用公共资源致富，或者是否在不合理制度下获取财富。将不合理与合理因素所发挥作用的比例都纳入到分析中，才能使报告成为一部有看头的指南，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平衡提供有效的参考。
“所谓参考，是发挥其‘镜子效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解释说，比如，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富裕家庭是以企业家为主。在中国，中小企业、家族企业的经营创新正在崛起，政府可以适当提供鼓励机制。如果富裕的途径是通过权力或黑金交易所获得的，政府则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将其禁止，引导人们从事正确的致富行为，来合理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