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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浦江西岸的中山东一路12号大楼，是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建筑群中的一幢。解放后，曾被用作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大楼，而如今则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所在地。这幢大楼外形宏伟、庄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为这座城市勾勒了一道优雅的风景线。然而，这并不足以概括这幢大楼的全部。当我们将它还原于历史的背景之下，抑或放诸上海近代建筑发展的轨迹之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且让我们慢慢地追溯它的过去。
这幢体量庞大的建筑原是英商汇丰银行出资兴建，由公和洋行设计，德罗洋行承建，于1921年5月奠基，1923年6月23日落成。大楼占地8021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3415平方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银行，也是仅次于苏格兰银行的世界第二大银行建筑。
大楼落成当日的《申报》报道了典礼的盛况： “远东最堂皇壮丽之大建筑，遂于万众欢呼声中开幕。是日来宾之众，虽以该行礼堂之宏大，犹拥挤异常，徒见万头攒动。台上演说辞，除演说台邻近方丈外，几不能闻只字……”
据此文记载，出席汇丰银行落成典礼的除上海各级军政要员、商会及银行公会代表之外，更有英国驻京公使、各国驻沪领事及各洋行大班等来宾，共计三千余人。不论是从出席典礼的人数，还是从宾客的身份来看，汇丰银行大楼的落成对当时的上海而言，无疑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而在其背后，不但体现了汇丰银行的实力，还让我们看到了汇丰于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那么，汇丰银行究竟是家怎样的银行，它又为何如此受人关注呢?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花点笔墨来对汇丰银行的成立背景、经营活动及其在上海的发展作一番梳理。
十九世纪中叶，在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着西方势力竞相争夺在华利益。1864年，一些英国人在印度孟买开办了“中国皇家银行”，力图控制远东市场。这一举动引起了香港当地商团的反感。为了与之抗衡，由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律师波拉德以及宝顺洋行等带头，于1864年8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了“香港上海银行公司”(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即后来华人所称的“汇丰银行”，初始资金为五百万港元。当时，除怡和洋行外，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知名的商行都签下了他们的名字，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
汇丰银行于1865年3月正式在香港开业，成为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同年4月，汇丰在上海开设分行，最初，租借了中央饭店的房间(即汇中饭店前身)办公。1873年11月，华记洋行将其在外滩所租地基划出部分转让于汇丰。翌年，汇丰银行委托英国建筑师凯德纳(William Kidner)设计，在该地建起汇丰银行行屋。建筑为英国文艺复兴式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底层中部突出为一个半圆形的门厅，门厅上部是二层的大阳台，由底层巴洛克式石柱支撑，阳台上装有铸铁栏杆。
1874年7月15日的《申报》称在建的汇丰银行“房高三层，每层俱高大之至。其内房屋亦皆高敞宽阔，迥异寻常。房外砖柱阳台皆雕饰壮丽，几至陆离满目。此诚为浦滩上所创见也。向来丽如银行之房，夙称甲于上海，此后得汇丰大厦落成，则丽如之房，不得专美于前矣。”文中提到的丽如银行是外国在华的第一家银行，比汇丰成立早了整整20年。从《申报》对两座银行建筑的比较可以看出，汇丰后来居上，其业务的扩张在银行行屋的建造上便已初露端倪。
另一方面，从建筑师来看，凯德纳是19世纪60年代上海唯一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也是目前所知的上海最早的正统建筑师。他于1864年来到上海，1866年参与了圣三一堂的建设，作为上海本地建筑师对英国本土建筑师司各特所作的方案进行修改并负责实施。因圣三一堂的成功，凯德纳在上海名声鹊起，也标志着欧洲正统建筑师和欧洲本土建筑风格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应该说，由这样一位建筑师来设计汇丰银行的行屋，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这座建筑以不同寻常的意义，抑或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汇丰银行日渐重要的地位。
19世纪90年代，汇丰银行为了扩大使用面积，将行屋底层半圆形门厅改建成了突出拉平的门面。同时，又在虹口开设支行。然而，由于银行业务的迅速扩展，其用房紧缺的局面仍未彻底改观。
20世纪初，汇丰银行通过对中国政府的巨额贷款而获得了在华经收关税(1911年后)、盐税(1913年后)和铁路存款等各种特权。同时，它还通过操纵汇兑市场、大量发行纸币，进而逐步控制了旧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此时，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营业额已远远超出了香港总行，成为汇丰银行对华业务的枢纽，其地位也大大提升。原来的行屋早已不相适应，银行方面准备拆除旧屋重建新楼，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好暂时搁置。
20世纪20年代前后，外滩原来一批二、三层的洋行大楼都已纷纷翻建成高楼，汇丰银行的行屋相形见绌。于是翻盖新楼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19年10月，汇丰银行委托公和洋行来设计其上海分行的新楼，次年，汇丰将其行屋南边10号(美丰洋行)和ll号(别发洋行)的地皮高价买下，又将12号的银行旧楼拆除，正式启动了新建汇丰银行大楼的工程。
设计汇丰银行新楼的公和洋行，其前身为1868年英国建筑师William Salway在香港创办的建筑事务所。1890年后，ClementPatmer和Arthur Turner成为其主持人，行名改为“Palmer＆Turner Architects and Surveyors”。1912年，建筑师威尔逊(George Leopold Wilson)受事务所委派，和另一位建筑师洛根(M.H.Logan)一道来到上海开设分部。几年后，他们成为事务所的主持人，遂将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并为事务所取中文名为“公和洋行”。汇丰银行新楼正是公和洋行在威尔逊主持下设计完成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为公和洋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这幢曾被盛赞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为华贵的建筑”，以钢筋混凝土框架和钢架构筑，汲取了古希腊、罗马建筑艺术中的精华，呈现新古典主义希腊式的建筑风格。大楼外立面呈典型的横竖三段式划分：竖向，由底层粗犷的宽缝巨石墙面，经中段细缝石块墙面过渡至建筑上部光滑的无缝墙面；横向，通过底层的罗马式石拱券廊。贯穿二至四层的科林斯式柱廊以及顶部中央的鼓座与穹顶来突出整幢建筑的中轴线。建筑中部的三层处理得大气而简洁，第二层至第五层中，窗的高度逐层递减，其外观装饰亦趋简化，使这幢气势恢弘的大楼又兼具了韵律之美。
由于建筑师几乎完全舍弃了雕刻与雕像装饰，仅靠比例与线条，在简约中体现了建筑的尊贵，并用新古典主义的语汇来加强希腊古典主义，所以，汇丰银行大楼也常作为“新希腊样式”(Neo-Grec)的典范而被提起，它符合将银行建筑建造成希腊样 式的传统。Christopher L.Yip在其《汇丰银行建筑史上的四座重要的大楼》一文中指出： “银行建筑崇尚希腊风格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早期，并一直被保留下来，因为人们相信希腊样式的银行建筑将能更好地体现在该建筑中进行的业务可靠而郑重。”
可以看到，银行建筑选择希腊样式的传统，是出于对客户心理的考量。建筑师和银行为使其经营的业务显得更值得信赖、为能争取到更多的客户，普遍选择了这种规整对称、比例严谨的建筑风格。因此，公和洋行在设计汇丰银行新楼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力。
当然，这座经典的建筑并非完全出自建筑师的智慧和主张。在大楼设计、奠基和落成的各个环节中不时流露出的汇丰银行本身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时任汇丰银行大班的史蒂芬(A.G.Stephen)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出自其本人的两种不同的姿态：当公和洋行提出将整幢大楼的成本再提高100万元以作完善时，史蒂芬表现出了一贯的雄心勃勃：“只要能雄踞外滩，不惜代价!”；而在汇丰新楼的奠基典礼上，他的发言却又显得尤为谦逊平和：“我们英国人将永远记住，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尽管两者从表面上看略显矛盾，但它们最终还是统一到了大楼建造的整个过程之中。
除了汇丰银行新楼本身的宏伟气势之外，史蒂芬的雄心还让我们想起在大楼正门入口处。由亨利-普勒(Henry Poole)设计的一对威武的铜狮，它们分踞两侧，一只以静卧昭示“平安”，以当时汇丰上海分行经理施迪的名字命名；另一只则咆哮着象征“守护”，以史蒂芬本人的名字命名。铸造这两只铜狮正是出自他的倡议，祈望它们能为汇丰银行的发展“保驾护航”。铜狮作为大楼不多的外部装饰，为整幢建筑增添了肃穆威严之气，显得不可一世。
若从正门拾阶而上，步入大楼，可以在门厅之中看到装饰在此的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包括16幅分别代表公正、诚实、智慧、坚韧、谨慎等优秀品质的拟人像；8幅描绘设有汇丰银行分支机构的世界重要城市的镶嵌画；以及由星座、太阳神、月亮神和谷物女神为主题的镶嵌画，进一步强调了银行的雄心和对财富的渴望。不过，在这些作品之间还可以看到出自《论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古训，分别用中英文镶嵌。这一点似乎正与史蒂芬“以客自居”的姿态相合拍。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设计者的建筑师，还是作为委托人的汇丰银行，当他们处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许彦飞在《汇丰银行及其买办漫记》中对汇丰新楼的奠基仪式有这样的描述： “这些外国佬也十分迷信，请中国阴阳先生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于五月五日举行奠基典礼。最滑稽的是，在大门正中顶上放了一块蓝底金字牌子，活像中国人的神主牌位，请当时上海闻人朱葆三、傅筱庵等毕恭毕敬地捧上去，同时军乐大奏，表示庆祝，仪式十分隆重。” 这段文字可以视作对上述论点的佐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没有直接地反映在汇丰银行的建筑本身，但它却被作为一种符号和仪式而融入了这座西方银行的建筑过程之中。
这幢体量庞大的建筑原是英商汇丰银行出资兴建，由公和洋行设计，德罗洋行承建，于1921年5月奠基，1923年6月23日落成。大楼占地8021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3415平方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银行，也是仅次于苏格兰银行的世界第二大银行建筑。
大楼落成当日的《申报》报道了典礼的盛况： “远东最堂皇壮丽之大建筑，遂于万众欢呼声中开幕。是日来宾之众，虽以该行礼堂之宏大，犹拥挤异常，徒见万头攒动。台上演说辞，除演说台邻近方丈外，几不能闻只字……”
据此文记载，出席汇丰银行落成典礼的除上海各级军政要员、商会及银行公会代表之外，更有英国驻京公使、各国驻沪领事及各洋行大班等来宾，共计三千余人。不论是从出席典礼的人数，还是从宾客的身份来看，汇丰银行大楼的落成对当时的上海而言，无疑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而在其背后，不但体现了汇丰银行的实力，还让我们看到了汇丰于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那么，汇丰银行究竟是家怎样的银行，它又为何如此受人关注呢?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花点笔墨来对汇丰银行的成立背景、经营活动及其在上海的发展作一番梳理。
十九世纪中叶，在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着西方势力竞相争夺在华利益。1864年，一些英国人在印度孟买开办了“中国皇家银行”，力图控制远东市场。这一举动引起了香港当地商团的反感。为了与之抗衡，由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律师波拉德以及宝顺洋行等带头，于1864年8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了“香港上海银行公司”(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即后来华人所称的“汇丰银行”，初始资金为五百万港元。当时，除怡和洋行外，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知名的商行都签下了他们的名字，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
汇丰银行于1865年3月正式在香港开业，成为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同年4月，汇丰在上海开设分行，最初，租借了中央饭店的房间(即汇中饭店前身)办公。1873年11月，华记洋行将其在外滩所租地基划出部分转让于汇丰。翌年，汇丰银行委托英国建筑师凯德纳(William Kidner)设计，在该地建起汇丰银行行屋。建筑为英国文艺复兴式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底层中部突出为一个半圆形的门厅，门厅上部是二层的大阳台，由底层巴洛克式石柱支撑，阳台上装有铸铁栏杆。
1874年7月15日的《申报》称在建的汇丰银行“房高三层，每层俱高大之至。其内房屋亦皆高敞宽阔，迥异寻常。房外砖柱阳台皆雕饰壮丽，几至陆离满目。此诚为浦滩上所创见也。向来丽如银行之房，夙称甲于上海，此后得汇丰大厦落成，则丽如之房，不得专美于前矣。”文中提到的丽如银行是外国在华的第一家银行，比汇丰成立早了整整20年。从《申报》对两座银行建筑的比较可以看出，汇丰后来居上，其业务的扩张在银行行屋的建造上便已初露端倪。
另一方面，从建筑师来看，凯德纳是19世纪60年代上海唯一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也是目前所知的上海最早的正统建筑师。他于1864年来到上海，1866年参与了圣三一堂的建设，作为上海本地建筑师对英国本土建筑师司各特所作的方案进行修改并负责实施。因圣三一堂的成功，凯德纳在上海名声鹊起，也标志着欧洲正统建筑师和欧洲本土建筑风格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应该说，由这样一位建筑师来设计汇丰银行的行屋，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这座建筑以不同寻常的意义，抑或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汇丰银行日渐重要的地位。
19世纪90年代，汇丰银行为了扩大使用面积，将行屋底层半圆形门厅改建成了突出拉平的门面。同时，又在虹口开设支行。然而，由于银行业务的迅速扩展，其用房紧缺的局面仍未彻底改观。
20世纪初，汇丰银行通过对中国政府的巨额贷款而获得了在华经收关税(1911年后)、盐税(1913年后)和铁路存款等各种特权。同时，它还通过操纵汇兑市场、大量发行纸币，进而逐步控制了旧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此时，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营业额已远远超出了香港总行，成为汇丰银行对华业务的枢纽，其地位也大大提升。原来的行屋早已不相适应，银行方面准备拆除旧屋重建新楼，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好暂时搁置。
20世纪20年代前后，外滩原来一批二、三层的洋行大楼都已纷纷翻建成高楼，汇丰银行的行屋相形见绌。于是翻盖新楼事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19年10月，汇丰银行委托公和洋行来设计其上海分行的新楼，次年，汇丰将其行屋南边10号(美丰洋行)和ll号(别发洋行)的地皮高价买下，又将12号的银行旧楼拆除，正式启动了新建汇丰银行大楼的工程。
设计汇丰银行新楼的公和洋行，其前身为1868年英国建筑师William Salway在香港创办的建筑事务所。1890年后，ClementPatmer和Arthur Turner成为其主持人，行名改为“Palmer＆Turner Architects and Surveyors”。1912年，建筑师威尔逊(George Leopold Wilson)受事务所委派，和另一位建筑师洛根(M.H.Logan)一道来到上海开设分部。几年后，他们成为事务所的主持人，遂将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并为事务所取中文名为“公和洋行”。汇丰银行新楼正是公和洋行在威尔逊主持下设计完成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为公和洋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这幢曾被盛赞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为华贵的建筑”，以钢筋混凝土框架和钢架构筑，汲取了古希腊、罗马建筑艺术中的精华，呈现新古典主义希腊式的建筑风格。大楼外立面呈典型的横竖三段式划分：竖向，由底层粗犷的宽缝巨石墙面，经中段细缝石块墙面过渡至建筑上部光滑的无缝墙面；横向，通过底层的罗马式石拱券廊。贯穿二至四层的科林斯式柱廊以及顶部中央的鼓座与穹顶来突出整幢建筑的中轴线。建筑中部的三层处理得大气而简洁，第二层至第五层中，窗的高度逐层递减，其外观装饰亦趋简化，使这幢气势恢弘的大楼又兼具了韵律之美。
由于建筑师几乎完全舍弃了雕刻与雕像装饰，仅靠比例与线条，在简约中体现了建筑的尊贵，并用新古典主义的语汇来加强希腊古典主义，所以，汇丰银行大楼也常作为“新希腊样式”(Neo-Grec)的典范而被提起，它符合将银行建筑建造成希腊样 式的传统。Christopher L.Yip在其《汇丰银行建筑史上的四座重要的大楼》一文中指出： “银行建筑崇尚希腊风格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早期，并一直被保留下来，因为人们相信希腊样式的银行建筑将能更好地体现在该建筑中进行的业务可靠而郑重。”
可以看到，银行建筑选择希腊样式的传统，是出于对客户心理的考量。建筑师和银行为使其经营的业务显得更值得信赖、为能争取到更多的客户，普遍选择了这种规整对称、比例严谨的建筑风格。因此，公和洋行在设计汇丰银行新楼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力。
当然，这座经典的建筑并非完全出自建筑师的智慧和主张。在大楼设计、奠基和落成的各个环节中不时流露出的汇丰银行本身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时任汇丰银行大班的史蒂芬(A.G.Stephen)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相关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出自其本人的两种不同的姿态：当公和洋行提出将整幢大楼的成本再提高100万元以作完善时，史蒂芬表现出了一贯的雄心勃勃：“只要能雄踞外滩，不惜代价!”；而在汇丰新楼的奠基典礼上，他的发言却又显得尤为谦逊平和：“我们英国人将永远记住，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尽管两者从表面上看略显矛盾，但它们最终还是统一到了大楼建造的整个过程之中。
除了汇丰银行新楼本身的宏伟气势之外，史蒂芬的雄心还让我们想起在大楼正门入口处。由亨利-普勒(Henry Poole)设计的一对威武的铜狮，它们分踞两侧，一只以静卧昭示“平安”，以当时汇丰上海分行经理施迪的名字命名；另一只则咆哮着象征“守护”，以史蒂芬本人的名字命名。铸造这两只铜狮正是出自他的倡议，祈望它们能为汇丰银行的发展“保驾护航”。铜狮作为大楼不多的外部装饰，为整幢建筑增添了肃穆威严之气，显得不可一世。
若从正门拾阶而上，步入大楼，可以在门厅之中看到装饰在此的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包括16幅分别代表公正、诚实、智慧、坚韧、谨慎等优秀品质的拟人像；8幅描绘设有汇丰银行分支机构的世界重要城市的镶嵌画；以及由星座、太阳神、月亮神和谷物女神为主题的镶嵌画，进一步强调了银行的雄心和对财富的渴望。不过，在这些作品之间还可以看到出自《论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古训，分别用中英文镶嵌。这一点似乎正与史蒂芬“以客自居”的姿态相合拍。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设计者的建筑师，还是作为委托人的汇丰银行，当他们处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许彦飞在《汇丰银行及其买办漫记》中对汇丰新楼的奠基仪式有这样的描述： “这些外国佬也十分迷信，请中国阴阳先生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于五月五日举行奠基典礼。最滑稽的是，在大门正中顶上放了一块蓝底金字牌子，活像中国人的神主牌位，请当时上海闻人朱葆三、傅筱庵等毕恭毕敬地捧上去，同时军乐大奏，表示庆祝，仪式十分隆重。” 这段文字可以视作对上述论点的佐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没有直接地反映在汇丰银行的建筑本身，但它却被作为一种符号和仪式而融入了这座西方银行的建筑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