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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明（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49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名录体系，157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市级名录体系，近300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区级名录体系。还有一大批传承人被命名，一大批传承基地的设立等等，都充分显示了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重要收获。去年非遗中心邀请专家组对全市188个项目责任单位作了深入调研，调查显示：在当前上海被列入国家级与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中，处于良好或者较为良好状态的项目大概为44.4％左右，处于一般或者具有一定濒危可能的项目大约为39.5％左右，处于生存状况较差，濒危现象较为严重的项目大约为16.1％左右。在上海各个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药类的项目相对而言生存状况较好，杂技竞技类次之，民间文学类的项目处于最为濒危的状态。
影响上海非遗项目生存的原因有：1、生存基础改变；2、传承机制弱化；3、市场经济冲击；4、客观条件限制；5、保护机制不完善；6、经费投入不足；7、缺乏政策扶持；8、缺乏法律保障；9、缺乏社会参与。而要改善上海非遗生存状况，需要制定如下对策：
综合当前上海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实情及其诸多问题与不足，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一是开展非遗项目生存状况的科学评估，确立“资料保存”“传承保护”“生产性拓展”三种保护路径，建议设置一套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二是优化非遗项目传承链结构，积极扶持师徒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模式。三是健全非遗保护的工作机制，稳定非遗保护人员队伍。四是创新非遗保护的管理机制，建立“共管”、“托管”等新型管理模式。五是制定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项目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鼓励。六是加大对于非遗项目的投入力度，保证各级非遗项目的经费需求。七是加快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符合上海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
当前，上海应当在我国非遗法出台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和符合上海实情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包括非遗保护的对象与内容；非遗保护人员的责任与工作范围；非遗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与使用、非遗产品的市场管理与产业运作；非遗保护的奖惩条例等等。只有有了一整套较为细化的地方法规细则，才能使上海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发展得到更为有利的保障，为上海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与改善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护民间信仰，值得研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是城市传统的重要资源。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民间信仰面临消失的境地，因此，保护民间信仰资源是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将是民间信仰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遗产，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乡村离散，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挑战，面临失传消逝的危机。因此，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应以传承保护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在过去，民间信仰一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是处于管制与批判的对象。民间信仰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不能正常发育。文革期间，民间信仰更是受到严加控制，几乎处于窒息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民间信仰逐渐复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理法规，社会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异常复杂，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意见。近年来，管理层与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渐趋统一。从国家管理制度的层面，开始肯定民间信仰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2007 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把一些民间信仰特色很鲜明的传统节日增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具有明显的肯定传统信仰的正面功能的意义。如清明节，是一个祭奠亡者、具有鲜明祖先崇拜意义的节日，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祖先信仰的合法性。同样，端午节内容虽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对于诗人屈原的祭奠纪念的日子，信仰则是该节日的最基本的内涵，屈原祭奠是最典型的民间信仰行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制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2004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在中国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在这518项中，从不同的角度列入民间信仰的内容，便是对于民间信仰的正面肯定。其中最突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十项“民俗”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大量的各民族充满民间信仰色彩的传统节日列入，更具突破性的是列入了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成吉思汗祭典，祭孔大典等十项传统祭祀以及厂甸庙会内容，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观念的一大突破，也是国家管理民间信仰的制度上一大突破。
现在，我们大谈保护城市里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已经不再有法理上的障碍了。但是，现在大陆的城市管理者要把民间信仰当作城市遗产来看待，观念上还没有跟上去。而在一些国际化的大都市，情况却不同。如香港的黄大仙祠，即啬色园，绝对是香港的城市文化传统的代表建筑，同时也是重要的城市精神资源。澳门的妈阁庙，则是城市开放的象征，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空间，当然是澳门之宝。在香港和澳门，黄大仙和妈祖信仰是具有标杆意义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港澳，不仅这样知名的信仰得到重视，就是一般民间信仰，如土地神信仰，也得到极大的尊重。在澳门，几乎每一家商铺门边，都有一座小小的“门前土地财神”塑像和画像，每天都有香火供奉。而在居民区，多数人户门前有两尊神灵，上为天官赐福，下为门前土地财神。土地财神在香港同样得到重视，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很多的“社公”坛，香火缭绕。香港澳门的民间信仰，使其城市成就其文化之大，真正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视野首先是自我传统的个性张扬，才会是真正的开放，才是多元并存，否则就是无序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台湾商人和民众来到上海，有说五十万，有说三十万，按照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是妈祖信众的概率，上海有十万以上的台湾同胞妈祖信众是没有问题的。这十万妈祖信众在上海没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他们举行祭拜活动。他们会偶然到松江去祭拜，但是路途很远，十分不便，而城市中竟然没有一处专门的妈祖信仰场所。这对于台商和台湾民众来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的台湾民众在上海只好把妈祖请到家里供奉着，而这样需要扩大租房空间，增加了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对于一个开放的上海来说，传统的民间信仰空间不足，实在是一大缺憾。城市化的不当行为破坏了乡村的民间信仰遗产的传承，同时不当的发展形式也破坏了自身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这不仅是道义上违背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在利益上也损害了城市形象本身。
因此，在城市生活中给那些民间信仰以真正空间，是一个没有被正视的问题。很少城市会把民间信仰列为自己的城市遗产。很少城市对于自己的民间信仰资源心中有数，甚至没有把民间信仰当一回事。这是民间信仰面临的最大困境。应该将他们原有的空间有选择地归还给民间信仰本身，民间信仰空间的管理，可以选择熟悉并传承信仰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来管理，而不是神职人员来托管。这样就可以将民间信仰和体系宗教的信仰区别开来。把民间信仰划归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将是一条解决城市民间信仰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方阳（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当前的问题是，非遗保护工作还只是起步阶段，大量具体细致和专业化程度很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措施，亟需进一步落实和展开。从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看，都已到了人老艺衰、甚至人亡艺绝以至于后继无人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大多数年青人还不愿意学习和继承。据我们了解，所有问题都出自整个社会并未从民族的文化安全高度，来认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令人堪忧。
2007年，由于韩国学者频频发表“中国文化韩国创造”的言论，尤其是韩国申请端午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国人对“文化安全”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不少国人对韩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愤不平，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对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是否真正珍惜了？保护了？作为一名非遗保护工作者，我曾提出过“在保护中发展”的观点，却很难被某些领导认可。现在，我个人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呼吁在当前阶段，在非遗工作上应尽量多谈保护，少谈产业开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大部分的非遗保护项目都焕发出新的生机时，我举双手赞成产业化保护，并认为这是最理想的保护和传承方式。但目前确实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以我所服务的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例，从2006年起，经过大量艰巨的调研和学术总结工作，先后申报了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果全部被列入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5项被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由于申报的精力和经费十分有限，特别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人员严重缺乏和流失，该所内还有许多项目没有申报。一个基层单位集中了如此精湛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整个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但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业性改制为企业性单位以后，虽然尽了很大的艰苦努力，从“吃皇粮”转变为实现“自负盈亏”，但为了求生存适应市场，已无力担当起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工艺美术的社会责任。有一些专业已经被迫撤消或自然撤消。仍然保留下来的专业也是困难重重，要么难以再有传世之作出现，要么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十年前，日本大坂市的竹艺研究所代表团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访问，当来访者听到接待者颇感自豪地谈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在转为企业性质后，已做到在国家中止“皇粮”后，实现了自负盈亏的转制目标时，不无惊讶地说到，他们的竹艺研究所是因为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个日本文化友好代表团在访问了当时的事业性的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后，认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这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做法很好，回国以后即向日本大坂市政府报告，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为范本组建了一系列的日本传统民俗文化研究机构，其中就包括有竹艺研究所。日本代表团还说，即使在像日本这样的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扶持、社会的关注和公共财力投入，传统文化艺术如单靠市场化和产业化来保持其生存、传承及发展，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第一代的十几位老艺人，曾经在良好的环境中创作出了一大批精湛的工艺美术珍品和精品，其水平之高，至今无人能超越。在该所改制后的经济最困难时期，社会上不断地有人提出要购买这些珍品和精品，但所里的两任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决不卖出，为国家保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今天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藏品和展品的基础。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机制、措施和环境来予以强有力的保护，才能得到健康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它是难以适应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著名作家和民俗学家冯骥才曾强调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按照国家《非遗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其保护原则只能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先抢救和传承，这是文化方面，带有社会效益和公益性，后将遗产技艺中能够适应现代产业开发的部分，合理利用起来，此乃产业方面，带有经济效益性。但首先还是应该从文化层面来进行保护，即便是暂时不能实现产业开发，也必须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予以保护传承。在日本，一件历史上农民在雨天田间劳作时所穿戴的蓑衣（源自中国），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产业开发的经济价值，但被认为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在博物馆内予以收藏和展示，而且由当地政府认定一位蓑衣制作技艺传承人（享受公务员的平均以上薪金待遇）。当该传承人退休时，他还必须是已经为国家培养了一位接班的新传承人，所有为此发生的费用均由政府买单。一件蓑衣尚且如此，相比之下，我们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对其怎样重视和推崇，都不为过。目前，已有一些省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大大走在上海的前面，如北京市和山西省，已将传统工艺美术中的文化科研及展馆等机构提升为集中保护基地，每年投入数倍于上海的专项资金，还有不少省市正在考虑这样做。江苏省的扬州市和苏州市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无论从场馆规模还是从藏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数十倍，这都是由于当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包括政策和资金的扶持。相比之下，上海在这方面则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纵上所述，我们建议：上海作为一个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应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虽然会牵涉到公共财政的支出，但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建设的质量。另外，在当前保护非遗事业中严重缺乏专业领导和专业理论研究人才的情况下，应不拘一格充分利用现有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专业新人，并更紧密地与有关专家学者合作，力争上海市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学术上有新成果，在实践上有新突破。
朱孝岳（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
文化的发展必须是承传的，否则是无本之水、无根之木；文化的发展又一定是变异的，单是承传而不创新，只会越传越少，以至消亡。这是两个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方面。就非遗的保护来说，重点应在承传这一方面，也要顾及到创新。因此是一个分层次的渐进的系统工作。个人认为，至少包含3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文化性保护层次。非遗保护法规定文化遗产内容，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对我所熟悉的传统工艺美术来说，国务院保护条例规定：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有国内外享有声誉有手工艺品种和技艺。这个保护，完全是文化意义的保护，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比如上海顾绣，已列上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单。对它的保护就有许多事情要做。如今，明代韩希孟的原作还在，上海博物馆存有《韩希孟绣花卉鱼虫》，我们得至少先将它临一遍，它所具有的那种文人风度和闺阁气息，这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是很少见的，我们能不能通过临摹真正领会到其中悠静高远的境界，这是文化性保护或曰传承的精华之所在，也是顾绣的文脉得以延续的关键。又如我们学院地处上海嘉定，徐行的黄草编织工艺现已列入非遗名单，那里的黄草编织过去家家都会做，现在几乎绝迹。学院便请了一位老妈妈，请她编出她能编的所有花色，每月支付酬劳1000元。她10天编一双拖鞋，一个月能编3双，算成本，每双鞋要三百多元，不大会有人买，但三年过去了，她编出100种花式，我们配合老师将草编工艺拍成录像，整理出嘉定黄草编资料，买下她全部的编织模子。结果学校开出了黄草编选修课，不少学生还有老师向她学，还搞出创新品种。我觉得这便是保护。
第二层次是生产性保护层次。作为非遗门类组成部分之一的工艺美术，本身是一个经济产业。它有着明显经济目的。《非遗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就是所谓“生产性保护”。既然是生产，就不像文化性保护那样要求严格。但是，要注意的是《非遗法》中用了那么多的限制词：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显然，生产性保护，也是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新产品开发。非遗文化之所以得以传承，就是它有一种既定的规范和程式。将非遗项目转化为生产，不得不考虑产品与它的原生态的联系。这里，在生产方式、题材选择、产品样式、材料利用等方面的改变，都应有一个“度”来制约，如果为了迎合市场，不顾原生态的特点，随意割断文脉，不免会出现不论不类的东西来。比如海派玉雕，已列入非遗扩展项目中。玉石这种珍贵的材料，本身便被称为“天地之精化生而为”，其中带有神性、灵性的想象成分，从来就只表现美好祥瑞的题材，并加以精细的琢磨。如果用西方抽象雕塑的某些形式来改造它，或不加细琢而暴露它未雕琢石质的粗野感，奇则奇矣，但会感到别扭，也违背了一般消费者的心理定势。刺绣本来就有着“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的特色，如果将它去绣好莱坞性感十足的电影明星，不免对非遗文化有所不敬。因此，在生产性保护层次中，也应该尊重非遗文化的特色，不应简单地将它归入大生产行列，而以产品的文化内含取胜。
第三层次是社会性保护层次。非遗文化中大多数本来就存活于民间。在它活跃的时代，都是很普及的东西。只是因为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才变成一种遗产而留存。因此，非遗的保护工作不应是一小部分文化人的工作，应该使它重新在民间活动起来。当然，今天的民间活动，可能不再是实用的层面，而转化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层面。比如上海的绒绣、绒线编结、土布染织、药斑布染、海派剪纸等，都已列入市级非遗名单。这些项目，都可能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组织的推广，成为普通民众业余从事的文化活动。它有很重要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它能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培养热爱国家、热爱本民族的感情，抵制并摈弃低俗、无聊的生活方式。这在人民逐渐富裕起来，越来越需要精神方面充实的情况下，显得越为紧迫。另一方面，它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群众基础。广大老百姓熟悉它、热爱它，加入到非遗保护的大军中去，我们的工作便能扎根于社会。一次我路过韩国首尔机场，在候机时刻，有一个摊位免费教外国旅客做韩式头发箍、画韩式扇子、拓印韩国传统瓦当纹样。做成的作品为你包装好带回去。人家做传统文化的拓展宣传工作多细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我们的文化底蕴至少不比韩国浅，在这方面是否可以大步前进。
拟用一个比喻来解说文化性层次、生产性层次和社会性层次的关系：文化性层次是根，生产性层次是茎叶，社会性层次是土壤。有了根，扎在土壤中，才会长出茂盛的枝叶。
张文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上海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了大量形式完好、类型多样的历史街区，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活动遗存，形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彰显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深厚底蕴，也构建了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具有突出的文化资源价值和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上海中心城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融合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鲜明风格，体现了近代上海在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轨迹。依照历史遗存的风貌特征将12个历史风貌区划分为五大类，分别是：1、传统地域文化型（老城厢）；2、海派生活社区型（衡山路-复兴路、新华路、愚园路和山阴路）；3、特殊历史功能型（龙华、提篮桥、虹桥）；4、公共活动空间型（上海外滩、南京西路、人民广场）；5、城市建设遗存型（江湾）。 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类型，历史街区以其独特的社会环境、一定规模的历史遗存以及居民特色的生活方式为主要吸引物，吸引旅游者进行休憩、观光、体验及学习等旅游活动。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沉淀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并构成了上海都市特有的旅游文化景观，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首先是物质文化景观。物质文化是历史街区文化的物化形态，历史街区的街道景观及其格局、建筑形制、建筑材料、色彩基调等，都有机地延续和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历史痕迹，形成历史街区的形态特征和地域特色。历史街区的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建筑环境等，最容易被旅游者所感知，旅游者通过观光历史遗存景观的怀旧旅游，重拾传统的意义，从中能够缅怀历史，追溯历史，朝圣历史。旅游者的“凝视”与建筑之间建立了历史的联系，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上海的近现代建筑构成了上海物质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被视为海派“符号的系统”。如外滩的诸多金融大厦，呈西方古典主义传统样式，以石材为主构筑，讲究横三段与竖三段的对称构图及各部分之间的严格比例，高台基、敞门廊、古典柱式等造型，尽显西方建筑文化的豪富与气派，象征“资本的力量”，这与中国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的“建筑文化”是不同的。近十年兴起的外滩对岸的浦东小陆家嘴现代建筑群，构成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标志性新景观，其中的代表性建筑金茂大厦的现代构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宝塔造型，它的高度、钢架结构、玻璃幕墙都体现了现代科技的水准，而它的外在形象又是以中国的塔为模仿对象，正是这种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相互对峙、相互参照、相互提携，体现了上海海派建筑的风格。上海的里弄住宅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相融的新产物，早期的里弄住宅其形式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中国民居，然而它的总体连排式布局却来源于欧洲。如果说建筑是一个城市凝固的语言，那么石库门则是正宗的上海方言，但却有点“洋泾浜”，即上海话中夹杂着一些外国话。譬如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使“镇区”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因而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并未盲目抄搬外来建筑形式，而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住宅的结果。早期里弄的石库门的门框、黑门板、铜门环都不无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而门上的三角型或圆弧型的门楣装饰则多为十足的西式图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筑类型本身既非任何一种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也不是对任何一种西方建筑的模仿，它是一种融合了中西建筑特征而产生的一种上海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新建筑。
其次是生活文化景观。生活文化是指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中所贡献的，有价值的，促进文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创造性活动。生活主体的不同，其文化就反映了不同的生活特征，尤其是宗教观念、等级制度、风俗习惯、祭祀活动、语言、服饰、餐饮等都会体现在地域行为文化符号中，比如上海人的市井生活、饮食风俗和弄堂文化都是行为文化符号的表现。弄堂作为上海的“土特产”，记载了上海的历史和风俗，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一篇反映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弄堂乘凉景观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上海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到了夏天，到处摆着椅凳，人们团团地聚坐着，尤其是晚上，到处可以看出人浪来。女人们的黑香云纱裤子，排列起来，如果您不小心，她们的突出的臀部的双曲线就会碰到您的身上……在习习的晚风里，产生了浪漫史和悲喜剧的连环图画。”这种情景，在旧时上海都市中随处可见。现今，虽然许多上海居民的家庭住房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夏日里到弄堂中乘凉的人数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多，但是仍有不少上海人喜欢到弄堂中去乘凉消夏，因为那里有着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寻找到的人生乐趣。领略上海的弄堂风情，如同翻阅这座大都市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探究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
还有就是都市文化氛围。历史街区独特的人文环境，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形成了特定的场所精神，并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和行为活动表现出来，比如宗教祭祀活动、住宅院落的布局形式等。历史街区的精神文化能够帮助旅游者理解历史街区居民在精神需求驱动下形成的理想信念、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等。从旅游者感知的角度来看，旅游者在对街区的建筑、居民生活情境等资源和环境进行体验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整体感知形象：旅游者从历史街区历史悠久的建筑以及古朴的装饰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从洋溢着现代气息的特色饮食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时尚文化氛围；从琳琅满目的创意商品和艺术品中体验到的是一种创意文化氛围……实际上，整体氛围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更偏向于旅游者的心理感知，是对旅游对象物整体形象的一种心理感受。都市的文化氛围是作为上海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无形磁场，氤氲成为一种气韵和律动，是一个城市的景观之魂，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城市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看一个城市即如看一个人的风度、气质，可以由浅入深地去认识其形态和精神。上海都市文化氛围可领会的至少有这样几点：开放、时尚、雅致。开放是上海这座城市与时俱来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能像上海这样以如此开放、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外来的新事物，不断吸收各家之长、吸引各方菁英，积极向世界一流看齐，敢与时代先进争锋。上海是开放多元的、兼容并蓄的，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融会贯通，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海纳百川。从华洋杂处到古今交汇到雅俗共赏，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组合关系。上海的时尚属性从一开埠就与城市相伴相随，不可分离。上海的时尚别具格调，洋溢着大都市的勃勃生机；上海的时尚是与新潮联系在一起的，经常领风气之先，与时俱进。上海的雅致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动是静，是人是物，都有生动的细节可品味。雅致是上海的情调。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不但有上层达贵的雅致，也有着普通市民的雅致，还有市容、居室、装置、衣饰、商品，无处不见其典雅细致，雅致已渗透在上海人特有的品性中不可抹去，雅致是上海的大众文化。上述这些都市文化氛围，在旅游者的眼里和心里就是上海特有的都市文化意象和风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历史街区的核心旅游资源是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构成历史街区旅游吸引力的要素之一。历史街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遵循旅游需求，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再现传统文化。在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时，应注意保护好历史街区的真实，只有保存好历史街区的真实性，才具有吸引力和价值让旅游者去体验。真实性是历史街区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历史街区真实性保护如果不全面，旅游的发展将不会获得永久的可持续发展，只能获得暂时的经济效益。在保护的前提下，要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历史街区的特点是物质存在形式，包括建筑特色、街区模式、传统的生活和文化习惯，这些构成了城市最丰富的个性和特色内容组成。因此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形成无形的文化资本和吸引力，成为来自不同地方旅游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特殊符号。在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和保持地方特色旅游产品，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突出历史街区特有的文化和特征，力图体现当地传统文化特色。
仲富兰（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上海民俗文化的内在结构，表现为一种被绝大多数上海人（包括海外沪人）所认同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外在形态，它包括一切隐含着上海城市传统文化精华、反映时代和实践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和载体。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说上海民俗，可以溯源于上海这方土地土著先民的文化创造，但在上海开埠以后的社会环境之中，独具一格，别有特色。因为开埠前的上海，与江浙毗邻地区的民俗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上海开埠之后，其特色就鲜明地凸现出来。她是上海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反映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风情和风俗习惯。
上海开埠后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所以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因此其文化内涵表现在：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形成万商云集之格局。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更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的利益，就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这样的组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由几代上海人共同促成的民风民俗，也充分体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海迈向未来的宝贵资源，是上海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觉得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护，保护上海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组织明确提出把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和创意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思路。事实上，如何珍视并保护和利用好上海文化资源，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光荣职责。为了抓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我们应当在城市文化资源保护、智慧财产的形成与应用上有所作为。基于上海当前的实际和发展需求，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太多的想象值得期待。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大拆大建的开发，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忽视对上海文化资源的保护，会带来城市文化空间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的可怕后果。再如开发建设中的“同质化”倾向，一个模板四处复制，许多古镇已经没有上海特色，“假古董”横行……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孕育了绚丽多彩、种类繁多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它们到底具有哪些门类，有什么核心概念，代表性的符号与元素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和记录。眼下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上海传统文化资源的结构性保护，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社会组织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组织人员对上海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展开讨论和研究，廓清、明晰相关概念，完善和阐释上海文化资源的分类体系和知识内容；编写比较完整、翔实、可靠、权威的目录和材料；构建以上海文化资源和创意产业为专题的文化集成性项目。要将这项工作作为文化工程来实施。它是上海文化走向繁荣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城市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历史上，上海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文化大师和文化名人，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曾经有过令人激赏的辉煌，不能让这些文化资源仅仅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上海应该深化自身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努力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49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名录体系，157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市级名录体系，近300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区级名录体系。还有一大批传承人被命名，一大批传承基地的设立等等，都充分显示了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重要收获。去年非遗中心邀请专家组对全市188个项目责任单位作了深入调研，调查显示：在当前上海被列入国家级与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中，处于良好或者较为良好状态的项目大概为44.4％左右，处于一般或者具有一定濒危可能的项目大约为39.5％左右，处于生存状况较差，濒危现象较为严重的项目大约为16.1％左右。在上海各个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药类的项目相对而言生存状况较好，杂技竞技类次之，民间文学类的项目处于最为濒危的状态。
影响上海非遗项目生存的原因有：1、生存基础改变；2、传承机制弱化；3、市场经济冲击；4、客观条件限制；5、保护机制不完善；6、经费投入不足；7、缺乏政策扶持；8、缺乏法律保障；9、缺乏社会参与。而要改善上海非遗生存状况，需要制定如下对策：
综合当前上海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实情及其诸多问题与不足，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一是开展非遗项目生存状况的科学评估，确立“资料保存”“传承保护”“生产性拓展”三种保护路径，建议设置一套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二是优化非遗项目传承链结构，积极扶持师徒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模式。三是健全非遗保护的工作机制，稳定非遗保护人员队伍。四是创新非遗保护的管理机制，建立“共管”、“托管”等新型管理模式。五是制定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项目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鼓励。六是加大对于非遗项目的投入力度，保证各级非遗项目的经费需求。七是加快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符合上海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
当前，上海应当在我国非遗法出台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和符合上海实情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包括非遗保护的对象与内容；非遗保护人员的责任与工作范围；非遗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与使用、非遗产品的市场管理与产业运作；非遗保护的奖惩条例等等。只有有了一整套较为细化的地方法规细则，才能使上海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发展得到更为有利的保障，为上海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与改善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护民间信仰，值得研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是城市传统的重要资源。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民间信仰面临消失的境地，因此，保护民间信仰资源是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将是民间信仰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遗产，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乡村离散，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挑战，面临失传消逝的危机。因此，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应以传承保护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在过去，民间信仰一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是处于管制与批判的对象。民间信仰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不能正常发育。文革期间，民间信仰更是受到严加控制，几乎处于窒息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民间信仰逐渐复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理法规，社会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异常复杂，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意见。近年来，管理层与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渐趋统一。从国家管理制度的层面，开始肯定民间信仰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2007 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把一些民间信仰特色很鲜明的传统节日增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具有明显的肯定传统信仰的正面功能的意义。如清明节，是一个祭奠亡者、具有鲜明祖先崇拜意义的节日，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祖先信仰的合法性。同样，端午节内容虽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对于诗人屈原的祭奠纪念的日子，信仰则是该节日的最基本的内涵，屈原祭奠是最典型的民间信仰行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制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2004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在中国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在这518项中，从不同的角度列入民间信仰的内容，便是对于民间信仰的正面肯定。其中最突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十项“民俗”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大量的各民族充满民间信仰色彩的传统节日列入，更具突破性的是列入了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成吉思汗祭典，祭孔大典等十项传统祭祀以及厂甸庙会内容，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观念的一大突破，也是国家管理民间信仰的制度上一大突破。
现在，我们大谈保护城市里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已经不再有法理上的障碍了。但是，现在大陆的城市管理者要把民间信仰当作城市遗产来看待，观念上还没有跟上去。而在一些国际化的大都市，情况却不同。如香港的黄大仙祠，即啬色园，绝对是香港的城市文化传统的代表建筑，同时也是重要的城市精神资源。澳门的妈阁庙，则是城市开放的象征，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空间，当然是澳门之宝。在香港和澳门，黄大仙和妈祖信仰是具有标杆意义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港澳，不仅这样知名的信仰得到重视，就是一般民间信仰，如土地神信仰，也得到极大的尊重。在澳门，几乎每一家商铺门边，都有一座小小的“门前土地财神”塑像和画像，每天都有香火供奉。而在居民区，多数人户门前有两尊神灵，上为天官赐福，下为门前土地财神。土地财神在香港同样得到重视，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很多的“社公”坛，香火缭绕。香港澳门的民间信仰，使其城市成就其文化之大，真正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视野首先是自我传统的个性张扬，才会是真正的开放，才是多元并存，否则就是无序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台湾商人和民众来到上海，有说五十万，有说三十万，按照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是妈祖信众的概率，上海有十万以上的台湾同胞妈祖信众是没有问题的。这十万妈祖信众在上海没有足够的空间提供给他们举行祭拜活动。他们会偶然到松江去祭拜，但是路途很远，十分不便，而城市中竟然没有一处专门的妈祖信仰场所。这对于台商和台湾民众来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的台湾民众在上海只好把妈祖请到家里供奉着，而这样需要扩大租房空间，增加了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对于一个开放的上海来说，传统的民间信仰空间不足，实在是一大缺憾。城市化的不当行为破坏了乡村的民间信仰遗产的传承，同时不当的发展形式也破坏了自身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这不仅是道义上违背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在利益上也损害了城市形象本身。
因此，在城市生活中给那些民间信仰以真正空间，是一个没有被正视的问题。很少城市会把民间信仰列为自己的城市遗产。很少城市对于自己的民间信仰资源心中有数，甚至没有把民间信仰当一回事。这是民间信仰面临的最大困境。应该将他们原有的空间有选择地归还给民间信仰本身，民间信仰空间的管理，可以选择熟悉并传承信仰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来管理，而不是神职人员来托管。这样就可以将民间信仰和体系宗教的信仰区别开来。把民间信仰划归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将是一条解决城市民间信仰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方阳（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当前的问题是，非遗保护工作还只是起步阶段，大量具体细致和专业化程度很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措施，亟需进一步落实和展开。从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看，都已到了人老艺衰、甚至人亡艺绝以至于后继无人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大多数年青人还不愿意学习和继承。据我们了解，所有问题都出自整个社会并未从民族的文化安全高度，来认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令人堪忧。
2007年，由于韩国学者频频发表“中国文化韩国创造”的言论，尤其是韩国申请端午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国人对“文化安全”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不少国人对韩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愤不平，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对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是否真正珍惜了？保护了？作为一名非遗保护工作者，我曾提出过“在保护中发展”的观点，却很难被某些领导认可。现在，我个人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呼吁在当前阶段，在非遗工作上应尽量多谈保护，少谈产业开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大部分的非遗保护项目都焕发出新的生机时，我举双手赞成产业化保护，并认为这是最理想的保护和传承方式。但目前确实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以我所服务的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为例，从2006年起，经过大量艰巨的调研和学术总结工作，先后申报了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果全部被列入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5项被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由于申报的精力和经费十分有限，特别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人员严重缺乏和流失，该所内还有许多项目没有申报。一个基层单位集中了如此精湛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整个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但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业性改制为企业性单位以后，虽然尽了很大的艰苦努力，从“吃皇粮”转变为实现“自负盈亏”，但为了求生存适应市场，已无力担当起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工艺美术的社会责任。有一些专业已经被迫撤消或自然撤消。仍然保留下来的专业也是困难重重，要么难以再有传世之作出现，要么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十年前，日本大坂市的竹艺研究所代表团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访问，当来访者听到接待者颇感自豪地谈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在转为企业性质后，已做到在国家中止“皇粮”后，实现了自负盈亏的转制目标时，不无惊讶地说到，他们的竹艺研究所是因为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个日本文化友好代表团在访问了当时的事业性的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后，认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这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做法很好，回国以后即向日本大坂市政府报告，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为范本组建了一系列的日本传统民俗文化研究机构，其中就包括有竹艺研究所。日本代表团还说，即使在像日本这样的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扶持、社会的关注和公共财力投入，传统文化艺术如单靠市场化和产业化来保持其生存、传承及发展，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第一代的十几位老艺人，曾经在良好的环境中创作出了一大批精湛的工艺美术珍品和精品，其水平之高，至今无人能超越。在该所改制后的经济最困难时期，社会上不断地有人提出要购买这些珍品和精品，但所里的两任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决不卖出，为国家保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今天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藏品和展品的基础。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机制、措施和环境来予以强有力的保护，才能得到健康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它是难以适应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著名作家和民俗学家冯骥才曾强调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按照国家《非遗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其保护原则只能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先抢救和传承，这是文化方面，带有社会效益和公益性，后将遗产技艺中能够适应现代产业开发的部分，合理利用起来，此乃产业方面，带有经济效益性。但首先还是应该从文化层面来进行保护，即便是暂时不能实现产业开发，也必须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予以保护传承。在日本，一件历史上农民在雨天田间劳作时所穿戴的蓑衣（源自中国），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产业开发的经济价值，但被认为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在博物馆内予以收藏和展示，而且由当地政府认定一位蓑衣制作技艺传承人（享受公务员的平均以上薪金待遇）。当该传承人退休时，他还必须是已经为国家培养了一位接班的新传承人，所有为此发生的费用均由政府买单。一件蓑衣尚且如此，相比之下，我们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对其怎样重视和推崇，都不为过。目前，已有一些省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大大走在上海的前面，如北京市和山西省，已将传统工艺美术中的文化科研及展馆等机构提升为集中保护基地，每年投入数倍于上海的专项资金，还有不少省市正在考虑这样做。江苏省的扬州市和苏州市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无论从场馆规模还是从藏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数十倍，这都是由于当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包括政策和资金的扶持。相比之下，上海在这方面则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纵上所述，我们建议：上海作为一个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应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虽然会牵涉到公共财政的支出，但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建设的质量。另外，在当前保护非遗事业中严重缺乏专业领导和专业理论研究人才的情况下，应不拘一格充分利用现有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专业新人，并更紧密地与有关专家学者合作，力争上海市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学术上有新成果，在实践上有新突破。
朱孝岳（上海工艺美术学会副会长）：
文化的发展必须是承传的，否则是无本之水、无根之木；文化的发展又一定是变异的，单是承传而不创新，只会越传越少，以至消亡。这是两个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方面。就非遗的保护来说，重点应在承传这一方面，也要顾及到创新。因此是一个分层次的渐进的系统工作。个人认为，至少包含3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文化性保护层次。非遗保护法规定文化遗产内容，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对我所熟悉的传统工艺美术来说，国务院保护条例规定：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有国内外享有声誉有手工艺品种和技艺。这个保护，完全是文化意义的保护，它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比如上海顾绣，已列上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单。对它的保护就有许多事情要做。如今，明代韩希孟的原作还在，上海博物馆存有《韩希孟绣花卉鱼虫》，我们得至少先将它临一遍，它所具有的那种文人风度和闺阁气息，这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是很少见的，我们能不能通过临摹真正领会到其中悠静高远的境界，这是文化性保护或曰传承的精华之所在，也是顾绣的文脉得以延续的关键。又如我们学院地处上海嘉定，徐行的黄草编织工艺现已列入非遗名单，那里的黄草编织过去家家都会做，现在几乎绝迹。学院便请了一位老妈妈，请她编出她能编的所有花色，每月支付酬劳1000元。她10天编一双拖鞋，一个月能编3双，算成本，每双鞋要三百多元，不大会有人买，但三年过去了，她编出100种花式，我们配合老师将草编工艺拍成录像，整理出嘉定黄草编资料，买下她全部的编织模子。结果学校开出了黄草编选修课，不少学生还有老师向她学，还搞出创新品种。我觉得这便是保护。
第二层次是生产性保护层次。作为非遗门类组成部分之一的工艺美术，本身是一个经济产业。它有着明显经济目的。《非遗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就是所谓“生产性保护”。既然是生产，就不像文化性保护那样要求严格。但是，要注意的是《非遗法》中用了那么多的限制词：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显然，生产性保护，也是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新产品开发。非遗文化之所以得以传承，就是它有一种既定的规范和程式。将非遗项目转化为生产，不得不考虑产品与它的原生态的联系。这里，在生产方式、题材选择、产品样式、材料利用等方面的改变，都应有一个“度”来制约，如果为了迎合市场，不顾原生态的特点，随意割断文脉，不免会出现不论不类的东西来。比如海派玉雕，已列入非遗扩展项目中。玉石这种珍贵的材料，本身便被称为“天地之精化生而为”，其中带有神性、灵性的想象成分，从来就只表现美好祥瑞的题材，并加以精细的琢磨。如果用西方抽象雕塑的某些形式来改造它，或不加细琢而暴露它未雕琢石质的粗野感，奇则奇矣，但会感到别扭，也违背了一般消费者的心理定势。刺绣本来就有着“平、齐、细、密、匀、顺、和、光”的特色，如果将它去绣好莱坞性感十足的电影明星，不免对非遗文化有所不敬。因此，在生产性保护层次中，也应该尊重非遗文化的特色，不应简单地将它归入大生产行列，而以产品的文化内含取胜。
第三层次是社会性保护层次。非遗文化中大多数本来就存活于民间。在它活跃的时代，都是很普及的东西。只是因为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才变成一种遗产而留存。因此，非遗的保护工作不应是一小部分文化人的工作，应该使它重新在民间活动起来。当然，今天的民间活动，可能不再是实用的层面，而转化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层面。比如上海的绒绣、绒线编结、土布染织、药斑布染、海派剪纸等，都已列入市级非遗名单。这些项目，都可能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组织的推广，成为普通民众业余从事的文化活动。它有很重要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它能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培养热爱国家、热爱本民族的感情，抵制并摈弃低俗、无聊的生活方式。这在人民逐渐富裕起来，越来越需要精神方面充实的情况下，显得越为紧迫。另一方面，它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群众基础。广大老百姓熟悉它、热爱它，加入到非遗保护的大军中去，我们的工作便能扎根于社会。一次我路过韩国首尔机场，在候机时刻，有一个摊位免费教外国旅客做韩式头发箍、画韩式扇子、拓印韩国传统瓦当纹样。做成的作品为你包装好带回去。人家做传统文化的拓展宣传工作多细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我们的文化底蕴至少不比韩国浅，在这方面是否可以大步前进。
拟用一个比喻来解说文化性层次、生产性层次和社会性层次的关系：文化性层次是根，生产性层次是茎叶，社会性层次是土壤。有了根，扎在土壤中，才会长出茂盛的枝叶。
张文建（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上海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了大量形式完好、类型多样的历史街区，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活动遗存，形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彰显了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深厚底蕴，也构建了独特的城市文化符号，具有突出的文化资源价值和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上海中心城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融合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鲜明风格，体现了近代上海在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轨迹。依照历史遗存的风貌特征将12个历史风貌区划分为五大类，分别是：1、传统地域文化型（老城厢）；2、海派生活社区型（衡山路-复兴路、新华路、愚园路和山阴路）；3、特殊历史功能型（龙华、提篮桥、虹桥）；4、公共活动空间型（上海外滩、南京西路、人民广场）；5、城市建设遗存型（江湾）。 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类型，历史街区以其独特的社会环境、一定规模的历史遗存以及居民特色的生活方式为主要吸引物，吸引旅游者进行休憩、观光、体验及学习等旅游活动。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沉淀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并构成了上海都市特有的旅游文化景观，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前来体验。
首先是物质文化景观。物质文化是历史街区文化的物化形态，历史街区的街道景观及其格局、建筑形制、建筑材料、色彩基调等，都有机地延续和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历史痕迹，形成历史街区的形态特征和地域特色。历史街区的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建筑环境等，最容易被旅游者所感知，旅游者通过观光历史遗存景观的怀旧旅游，重拾传统的意义，从中能够缅怀历史，追溯历史，朝圣历史。旅游者的“凝视”与建筑之间建立了历史的联系，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上海的近现代建筑构成了上海物质文化景观的重要部分，被视为海派“符号的系统”。如外滩的诸多金融大厦，呈西方古典主义传统样式，以石材为主构筑，讲究横三段与竖三段的对称构图及各部分之间的严格比例，高台基、敞门廊、古典柱式等造型，尽显西方建筑文化的豪富与气派，象征“资本的力量”，这与中国以土木为材、土木结构的“建筑文化”是不同的。近十年兴起的外滩对岸的浦东小陆家嘴现代建筑群，构成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标志性新景观，其中的代表性建筑金茂大厦的现代构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宝塔造型，它的高度、钢架结构、玻璃幕墙都体现了现代科技的水准，而它的外在形象又是以中国的塔为模仿对象，正是这种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相互对峙、相互参照、相互提携，体现了上海海派建筑的风格。上海的里弄住宅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相融的新产物，早期的里弄住宅其形式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中国民居，然而它的总体连排式布局却来源于欧洲。如果说建筑是一个城市凝固的语言，那么石库门则是正宗的上海方言，但却有点“洋泾浜”，即上海话中夹杂着一些外国话。譬如里弄石库门住宅是公认的上海居住文化象征，一方面引入了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使“镇区”与沪上三合院完美结合;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雅致外观，因而西味浓郁的上海石库门并未盲目抄搬外来建筑形式，而是追求实用、实效的城市住宅的结果。早期里弄的石库门的门框、黑门板、铜门环都不无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而门上的三角型或圆弧型的门楣装饰则多为十足的西式图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筑类型本身既非任何一种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也不是对任何一种西方建筑的模仿，它是一种融合了中西建筑特征而产生的一种上海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新建筑。
其次是生活文化景观。生活文化是指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中所贡献的，有价值的，促进文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创造性活动。生活主体的不同，其文化就反映了不同的生活特征，尤其是宗教观念、等级制度、风俗习惯、祭祀活动、语言、服饰、餐饮等都会体现在地域行为文化符号中，比如上海人的市井生活、饮食风俗和弄堂文化都是行为文化符号的表现。弄堂作为上海的“土特产”，记载了上海的历史和风俗，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一篇反映三十年代上海都市弄堂乘凉景观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上海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到了夏天，到处摆着椅凳，人们团团地聚坐着，尤其是晚上，到处可以看出人浪来。女人们的黑香云纱裤子，排列起来，如果您不小心，她们的突出的臀部的双曲线就会碰到您的身上……在习习的晚风里，产生了浪漫史和悲喜剧的连环图画。”这种情景，在旧时上海都市中随处可见。现今，虽然许多上海居民的家庭住房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夏日里到弄堂中乘凉的人数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多，但是仍有不少上海人喜欢到弄堂中去乘凉消夏，因为那里有着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寻找到的人生乐趣。领略上海的弄堂风情，如同翻阅这座大都市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探究海派文化的精神内涵。
还有就是都市文化氛围。历史街区独特的人文环境，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形成了特定的场所精神，并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和行为活动表现出来，比如宗教祭祀活动、住宅院落的布局形式等。历史街区的精神文化能够帮助旅游者理解历史街区居民在精神需求驱动下形成的理想信念、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等。从旅游者感知的角度来看，旅游者在对街区的建筑、居民生活情境等资源和环境进行体验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整体感知形象：旅游者从历史街区历史悠久的建筑以及古朴的装饰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从洋溢着现代气息的特色饮食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时尚文化氛围；从琳琅满目的创意商品和艺术品中体验到的是一种创意文化氛围……实际上，整体氛围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更偏向于旅游者的心理感知，是对旅游对象物整体形象的一种心理感受。都市的文化氛围是作为上海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无形磁场，氤氲成为一种气韵和律动，是一个城市的景观之魂，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城市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看一个城市即如看一个人的风度、气质，可以由浅入深地去认识其形态和精神。上海都市文化氛围可领会的至少有这样几点：开放、时尚、雅致。开放是上海这座城市与时俱来的文化基因。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能像上海这样以如此开放、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外来的新事物，不断吸收各家之长、吸引各方菁英，积极向世界一流看齐，敢与时代先进争锋。上海是开放多元的、兼容并蓄的，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融会贯通，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海纳百川。从华洋杂处到古今交汇到雅俗共赏，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组合关系。上海的时尚属性从一开埠就与城市相伴相随，不可分离。上海的时尚别具格调，洋溢着大都市的勃勃生机；上海的时尚是与新潮联系在一起的，经常领风气之先，与时俱进。上海的雅致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动是静，是人是物，都有生动的细节可品味。雅致是上海的情调。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不但有上层达贵的雅致，也有着普通市民的雅致，还有市容、居室、装置、衣饰、商品，无处不见其典雅细致，雅致已渗透在上海人特有的品性中不可抹去，雅致是上海的大众文化。上述这些都市文化氛围，在旅游者的眼里和心里就是上海特有的都市文化意象和风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历史街区的核心旅游资源是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构成历史街区旅游吸引力的要素之一。历史街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遵循旅游需求，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再现传统文化。在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时，应注意保护好历史街区的真实，只有保存好历史街区的真实性，才具有吸引力和价值让旅游者去体验。真实性是历史街区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历史街区真实性保护如果不全面，旅游的发展将不会获得永久的可持续发展，只能获得暂时的经济效益。在保护的前提下，要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历史街区的特点是物质存在形式，包括建筑特色、街区模式、传统的生活和文化习惯，这些构成了城市最丰富的个性和特色内容组成。因此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形成无形的文化资本和吸引力，成为来自不同地方旅游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特殊符号。在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和保持地方特色旅游产品，深入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突出历史街区特有的文化和特征，力图体现当地传统文化特色。
仲富兰（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上海民俗文化的内在结构，表现为一种被绝大多数上海人（包括海外沪人）所认同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外在形态，它包括一切隐含着上海城市传统文化精华、反映时代和实践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和载体。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说上海民俗，可以溯源于上海这方土地土著先民的文化创造，但在上海开埠以后的社会环境之中，独具一格，别有特色。因为开埠前的上海，与江浙毗邻地区的民俗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上海开埠之后，其特色就鲜明地凸现出来。她是上海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反映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风情和风俗习惯。
上海开埠后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所以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因此其文化内涵表现在：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形成万商云集之格局。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更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的利益，就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这样的组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由几代上海人共同促成的民风民俗，也充分体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海迈向未来的宝贵资源，是上海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觉得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护，保护上海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组织明确提出把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和创意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思路。事实上，如何珍视并保护和利用好上海文化资源，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光荣职责。为了抓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我们应当在城市文化资源保护、智慧财产的形成与应用上有所作为。基于上海当前的实际和发展需求，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太多的想象值得期待。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大拆大建的开发，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忽视对上海文化资源的保护，会带来城市文化空间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的可怕后果。再如开发建设中的“同质化”倾向，一个模板四处复制，许多古镇已经没有上海特色，“假古董”横行……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孕育了绚丽多彩、种类繁多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它们到底具有哪些门类，有什么核心概念，代表性的符号与元素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和记录。眼下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上海传统文化资源的结构性保护，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社会组织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组织人员对上海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展开讨论和研究，廓清、明晰相关概念，完善和阐释上海文化资源的分类体系和知识内容；编写比较完整、翔实、可靠、权威的目录和材料；构建以上海文化资源和创意产业为专题的文化集成性项目。要将这项工作作为文化工程来实施。它是上海文化走向繁荣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城市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历史上，上海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文化大师和文化名人，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曾经有过令人激赏的辉煌，不能让这些文化资源仅仅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上海应该深化自身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努力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