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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妮·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直击美国蓄奴制废除前后一百年间黑人心灵深处痛得不可言说的历史创伤；鼓励黑人勇敢透视创伤性记忆，再现黑人历史，从而走出历史的阴霾；重新赋予黑人话语权，激励黑人大声叙说，因为黑人只有学会倾诉才能消解创伤，重构非裔历史并让这段被疏离的历史跨过黑人被钳制的灵魂来到广场中央，从而重构起非裔历史身份，获得非洲黑人和美国公民完整的身份。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三部曲 非裔美国人 历史重构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个创作出《宠儿》《爵士乐》《天堂》这样的反传统三部曲的非裔女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传统的黑人小说大都集中刻画奴隶制下黑人的苦难和反抗，忽视了奴隶制对前黑奴精神上的钳制和他们为走出历史魅影所做的种种努力，而莫里森的三部曲创作于奴隶制终结一百多年后，作家感同身受地为黑人寻求摆脱历史阴影的出路：黑人要获得非裔美国人完整的身份，就要正视历史创伤，重构非裔历史身份，更要勇敢发声，建构美国合法公民身份。
三部曲凸显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莫里森敏锐地意识到奴隶制在美国主流历史记录上的缺席，她震惊地说：“我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但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了解历史。”①为了帮助黑人找寻历史归属感，莫里森在三部曲中重构了被歪曲的黑人经历，深入挖掘他们的生存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从而为他们确立非裔美国人的完整身份提供有效途径。事实上，莫里森三部曲为作家自己、非裔美国人和整个美国重构了过去的历史。②
一、疏离：黑人历史的创伤
黑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黑奴血泪史。三部曲中的黑人在奴隶制下都遭受了非人的种族迫害。当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依然无法摆脱种族歧视。与身体创伤相比，黑人的精神创伤无以复加，悬空人的身份痛得他们无法正视过去，努力地想要隔离过去。三部曲将黑人的创伤经历置于充斥着种族暴乱和黑人移民浪潮的后奴隶制时代，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集中再现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真实的苦难。
《宠儿》讲述了19世纪70年代后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活经历。小说以史实为原型，虚构了南方种植园“甜蜜之家”里黑奴塞丝的故事，并以杀婴事件为中心讲述了一系列黑人的故事。小说中的黑人都无法逃避被摧残的命运：“甜蜜之家”的奴隶集体逃离失败后，被奴隶主活活烧死；塞丝独自出逃后被迫残忍杀婴，从而避免孩子再次沦为奴隶，然而，黑人群体却集体疏离了她，以至于18年后遭到女儿鬼魂的纠缠痛苦不堪；贝比·莎格斯因奴隶主迫害失去所有孩子，她认定“她什么都不剩了”③。到了1874年，奴隶制已被正式废除了11年，黑人们的状况并没有改善，“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④。可见，黑人无论作为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创伤。
作为《宠儿》的续篇，《爵士乐》关注了20世纪20年代黑人从南方庄园迁移到北方城市的历史浪潮。种族歧视也随着黑人的迁徙蔓延到了北方城市，“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⑤，筑成了坚固的种族壁垒，种族暴动到处可见。小说以历史素材为基础虚构而成，讲述了1926年黑人聚居区发生的一个情杀故事：黑人乔枪杀了情人多卡丝，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乔试图割断旧南方历史的结果。作为北方城市里的黑人代表，乔、维奥莉特和多卡丝身心都饱受了创伤的折磨：乔被疯母亲抛弃，内心充满虚无感；维奥莉特因幼年时母亲自杀变得精神分裂；多卡丝因父母在种族骚乱中惨死备受打击。失去了与祖辈的联系使黑人们对自我身份产生了迷失感。黑人们的经历表明，奴隶制及其后遗症对于黑奴和黑人后代都是永远无法言说的伤痛和耻辱。
《天堂》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后从北方大都市向西迁徙到鲁比镇的黑人群体生活。奴隶自由初期，鲁比人的祖先们随着历史洪流向西迁徙，期盼在美国社会中建立家园，却屡遭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双重排斥，粉碎了他们脱离奴隶制后刚找回的自我感，所以历史创伤“不仅会致使受害者丧失自信心，也会使他们对本应为他们创造秩序和安全感的社会文化结构丧失信心”⑥。最后，他们建立了黑人镇，并牢记耻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自我隔离注定了小镇的衰落。痛心的黑人继续西进，途中黑人鲁比病倒被送往医院时，“没有正规医生愿意照看他们”⑦，鲁比惨死在医院走廊里。由于新仇旧恨，黑人们决定定居在鲁比镇，推崇黑人种族主义，而这却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注定了鲁比镇的瓦解和黑人种族的分崩离析。
二、记忆：黑人历史的再现
莫里森的三部曲直面黑人的历史创伤，她一度认为：对于痛彻心扉的过去，“小说人物不愿意回忆，我不愿意回忆，黑人不愿意回忆，白人不愿意回忆”⑧。身心双重创伤导致了黑人的集体失忆，而记忆的丧失则让黑人无法确认自我身份。没有对历史的记忆就无法定位黑人的现在，就没有黑人的明天。有意识地重现记忆有利于解放痛苦的内心，黑人只有意识到记忆的潜在疗救功能，主动或被动回忆那段残酷的经历，正视伤痛，认同历史，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因为“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⑨。
《宠儿》展现了黑奴自由后勇敢回忆过去并成功走出痛苦创伤的过程，意味着过去可以影响现在，历史可以疗救心灵。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曾试图努力忘却过去，但越是想逃避就越受到记忆的折磨：塞丝拒绝过去，但大脑总是自发性地想起“甜蜜之家”的奴隶们被随意买卖和残杀的经历，不堪回首的弑婴事件令塞丝窒息，而历史魅影宠儿的归来又迫使她主动去回忆，宠儿的纠缠迫使塞丝承认过去真实存在并努力补偿宠儿，从而确立了母亲的主体性；保罗·D拒绝回忆奴隶们猪瘟、铁嚼子等耻辱的往事，并将它们封入胸前的一个金属烟草罐中，然而这种逃避却让他更痛苦。当他被宠儿诱惑时，他又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原始的创伤，从而坦然面对过去的伤痛，找回了自我。代表历史复活的宠儿完成使命后也被黑人群体驱逐出黑人社区，这意味着黑人对苦难历史的认同和对自由的渴求，因为黑人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明天，而不仅仅是沉溺于过去。 《爵士乐》中的主人公在遭遇情杀后反思和追忆了往昔的精神创伤，从而治愈了自我分裂症，在爱和融合中消解了仇恨，确立了自我主体身份。乔、维奥莉特和多卡丝都经受了丧母之痛，这种痛长久反复地以闪回的方式困扰现在，注定了他们身份的破碎。面对创伤，乔无数次回忆起寻母未果的痛苦经历，被遗弃的锥心之痛让他人格分裂，既渴望母爱，又意图像猎人一样猎杀母亲。被多卡丝抛弃让他再次回忆起母亲对他的遗弃，从而举枪猎杀了多卡丝。当得知多卡丝至死仍爱他时，他决定在爱中与妻子融合，走向新生。维奥莉特精神也是分裂的，当她企图用小刀划多卡丝的脸时，她立马回忆起那些自己流产掉的死婴，母爱促使她开始爱怜多卡丝。实质上，多卡丝是遗弃孩子的黑人母亲的替身，也是黑人母亲流产的孩子的替身，承载着黑人们沉重的过去，她的死亡也意味着黑人终将走出伤痛记忆的阴霾，走向明天。
《乐园》中，黑人们在回忆中反省并警醒：牢记历史是为了走向真正的天堂，而不是重塑复仇的黑人种族主义，小镇最后成功瓦解并从排外走向了与美国社会的大融合。在阿涅特的婚礼上，教父手中的十字架让斯图亚特回忆起“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的十字架”⑩，这是黑人被施刑时的一种标志，让黑人牢记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承载着先人历史的烤炉被鲁比人奉为神坛并置于小镇中央，因为黑人们害怕丧失记忆后迷失在白人文化里；鲁比黑人每年圣诞节时都通过表演的方式来“重新记忆”先辈们当年被排斥的耻辱，以期为黑人迷失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历程反复被强化，彰显了其在黑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和负面影响，导致鲁比人长期歧视浅肤色黑人。欣慰的是，小说最后以迪肯·摩根为首的黑人们开始醒悟并反省他们的偏执，传达了随着历史的潮流走出鲁比小镇，与美国现实社会融合的强烈愿望。
三、叙述：黑人历史的重构
身心重创和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历史的边缘化迫使黑人集体丧失了“声音、活力、知识、知觉、真相、感知能力以及语言能力”{11}，而创伤的修复离不开他们勇敢地讲述曾经的痛苦经历，因为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治愈了整体的让渡关系），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来。{12}叙述是黑人们治愈创伤的一个必要手段，黑人只有学会倾诉才能消解创伤，重构非裔历史并让这段被疏离的历史跨过黑人被钳制的灵魂来到广场中央。
《宠儿》中所有黑人起初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肯开口，肯讲述自己的故事。{13}结果是塞丝一家遭到黑人群体的排斥，贝比·莎格斯郁郁而终，保罗·D离开塞丝，鬼魂宠儿疯狂纠缠。黑人终于意识到回归历史话语空间的必要性：黑奴西科索被烧死前大声歌唱黑人之歌，勇敢打破白人对黑人语言的禁锢，他虽失去性命却恢复了语言能力，获得了自我主体性。当塞丝因为弑婴事件被质问时，她不再逃避，而是勇敢地出声辩护：“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14}从而宣称了作为黑人母亲的自我主体性。贝比·萨格斯布道时大声演讲：“我的子民，他们不爱你的双手。他们只将它们奴役、捆绑、砍断……你得去爱它们。”{15}她的声音穿透了白人种族歧视的壁垒，支撑、激励黑人们解放自我，获得身心的真正自由。
《爵士乐》中的黑人们来到大都市后彼此疏远，在种族歧视中逐渐变得沉默。维奥莉特不再与乔交流；多卡丝五天里参加了父母的两次葬礼，一句话也不说；爱丽丝遭到背叛后也处于失语状态。精神沦陷的黑人群体中最先觉醒的是维奥莉特，当她直面过去时大声宣称，“我杀死了那个要杀多卡丝的我”{16}，从而在爵士乐中与丈夫乔和解。乔在多卡丝脸上看到了母亲的踪迹时，他勇敢地向她诉说自己的记忆并声明：“我没有坠入爱河。我从里面站了起来。”{17}多卡丝也在创伤共鸣中从沉默不语到愿意向乔倾诉幼时遭遇。爱丽丝与维奥莉特的交谈促使她们在共同回忆中放声大笑。在相互讲述和见证中，黑人们有效交流和对话，叙述者和倾诉者感同身受，释怀了过去，消解了创伤，集体获得了重生。
《乐园》中，鲁比黑人男性承受着祖辈们创伤的同时，还要应对衰落小镇内部的暴力叛逆等问题，双重压力使得他们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情。他们将这一切迁怒于小镇附近的纯女性修道院并袭击了她们，此事件成了小镇从故步自封走向融合的分水岭。最先改变的是迪肯，他向牧师米斯纳倾诉祖辈的故事，讲述、忏悔自己在女修道院的罪行，并说出了自己对小镇封闭政策的怀疑。他的倾诉让他重塑了自我，也促使整个小镇黑人开始思考摆脱心理创伤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牧师米斯纳在听了迪肯的叙说后也大声指出，“隔离伤害了几代人，它没有前途”{18}，他的话进一步凸显了小镇的弱点，唤醒了黑人们抛弃黑人种族主义并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小说最后，修道院女性的集体复活让小镇人看到了融合的希望。
莫里森的三部曲颠覆了白人主流历史对黑人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挑战了黑人群体的失忆症，鼓励黑人们直面痛得无法言说的创伤，还原了奴隶制下黑人的真实经历和心灵创伤，把久违的话语权还给了黑人，让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叙说了自己的历史，寻回了历史归属感，既重构起非裔历史身份，更建构起美国合法公民身份，从而获得了非裔美国人完整的身份。莫里森三部曲也给了非裔美国人打破美国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获得真正的主权和自由的希望。
① Clemons，Walter.“A Gravestone of Memories.” Newsweek 28 Sep.1987.
② Davidson，Rob.Racial Stock and 8-rocks：Communal Historiograph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001（Fall）：355-373.
③④{14}{15} 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第214页，第196页，第105页。
⑤ 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⑥ Vickroy，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2002.
⑦⑩{18} 托妮·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第171页，第210页。
⑧ Taylor 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1994：257.
⑨{13}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第132页。
{11} Felman， Shoshana， M.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 LaCapram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16}{17} 托妮·莫里森：《爵士乐》，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第209页，第135页。
作 者：朱晓丽，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三部曲 非裔美国人 历史重构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个创作出《宠儿》《爵士乐》《天堂》这样的反传统三部曲的非裔女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传统的黑人小说大都集中刻画奴隶制下黑人的苦难和反抗，忽视了奴隶制对前黑奴精神上的钳制和他们为走出历史魅影所做的种种努力，而莫里森的三部曲创作于奴隶制终结一百多年后，作家感同身受地为黑人寻求摆脱历史阴影的出路：黑人要获得非裔美国人完整的身份，就要正视历史创伤，重构非裔历史身份，更要勇敢发声，建构美国合法公民身份。
三部曲凸显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莫里森敏锐地意识到奴隶制在美国主流历史记录上的缺席，她震惊地说：“我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但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了解历史。”①为了帮助黑人找寻历史归属感，莫里森在三部曲中重构了被歪曲的黑人经历，深入挖掘他们的生存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从而为他们确立非裔美国人的完整身份提供有效途径。事实上，莫里森三部曲为作家自己、非裔美国人和整个美国重构了过去的历史。②
一、疏离：黑人历史的创伤
黑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黑奴血泪史。三部曲中的黑人在奴隶制下都遭受了非人的种族迫害。当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依然无法摆脱种族歧视。与身体创伤相比，黑人的精神创伤无以复加，悬空人的身份痛得他们无法正视过去，努力地想要隔离过去。三部曲将黑人的创伤经历置于充斥着种族暴乱和黑人移民浪潮的后奴隶制时代，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集中再现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黑人真实的苦难。
《宠儿》讲述了19世纪70年代后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活经历。小说以史实为原型，虚构了南方种植园“甜蜜之家”里黑奴塞丝的故事，并以杀婴事件为中心讲述了一系列黑人的故事。小说中的黑人都无法逃避被摧残的命运：“甜蜜之家”的奴隶集体逃离失败后，被奴隶主活活烧死；塞丝独自出逃后被迫残忍杀婴，从而避免孩子再次沦为奴隶，然而，黑人群体却集体疏离了她，以至于18年后遭到女儿鬼魂的纠缠痛苦不堪；贝比·莎格斯因奴隶主迫害失去所有孩子，她认定“她什么都不剩了”③。到了1874年，奴隶制已被正式废除了11年，黑人们的状况并没有改善，“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④。可见，黑人无论作为奴隶还是自由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创伤。
作为《宠儿》的续篇，《爵士乐》关注了20世纪20年代黑人从南方庄园迁移到北方城市的历史浪潮。种族歧视也随着黑人的迁徙蔓延到了北方城市，“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⑤，筑成了坚固的种族壁垒，种族暴动到处可见。小说以历史素材为基础虚构而成，讲述了1926年黑人聚居区发生的一个情杀故事：黑人乔枪杀了情人多卡丝，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乔试图割断旧南方历史的结果。作为北方城市里的黑人代表，乔、维奥莉特和多卡丝身心都饱受了创伤的折磨：乔被疯母亲抛弃，内心充满虚无感；维奥莉特因幼年时母亲自杀变得精神分裂；多卡丝因父母在种族骚乱中惨死备受打击。失去了与祖辈的联系使黑人们对自我身份产生了迷失感。黑人们的经历表明，奴隶制及其后遗症对于黑奴和黑人后代都是永远无法言说的伤痛和耻辱。
《天堂》作为三部曲的压轴之作，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后从北方大都市向西迁徙到鲁比镇的黑人群体生活。奴隶自由初期，鲁比人的祖先们随着历史洪流向西迁徙，期盼在美国社会中建立家园，却屡遭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双重排斥，粉碎了他们脱离奴隶制后刚找回的自我感，所以历史创伤“不仅会致使受害者丧失自信心，也会使他们对本应为他们创造秩序和安全感的社会文化结构丧失信心”⑥。最后，他们建立了黑人镇，并牢记耻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自我隔离注定了小镇的衰落。痛心的黑人继续西进，途中黑人鲁比病倒被送往医院时，“没有正规医生愿意照看他们”⑦，鲁比惨死在医院走廊里。由于新仇旧恨，黑人们决定定居在鲁比镇，推崇黑人种族主义，而这却是白人社会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注定了鲁比镇的瓦解和黑人种族的分崩离析。
二、记忆：黑人历史的再现
莫里森的三部曲直面黑人的历史创伤，她一度认为：对于痛彻心扉的过去，“小说人物不愿意回忆，我不愿意回忆，黑人不愿意回忆，白人不愿意回忆”⑧。身心双重创伤导致了黑人的集体失忆，而记忆的丧失则让黑人无法确认自我身份。没有对历史的记忆就无法定位黑人的现在，就没有黑人的明天。有意识地重现记忆有利于解放痛苦的内心，黑人只有意识到记忆的潜在疗救功能，主动或被动回忆那段残酷的经历，正视伤痛，认同历史，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因为“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⑨。
《宠儿》展现了黑奴自由后勇敢回忆过去并成功走出痛苦创伤的过程，意味着过去可以影响现在，历史可以疗救心灵。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曾试图努力忘却过去，但越是想逃避就越受到记忆的折磨：塞丝拒绝过去，但大脑总是自发性地想起“甜蜜之家”的奴隶们被随意买卖和残杀的经历，不堪回首的弑婴事件令塞丝窒息，而历史魅影宠儿的归来又迫使她主动去回忆，宠儿的纠缠迫使塞丝承认过去真实存在并努力补偿宠儿，从而确立了母亲的主体性；保罗·D拒绝回忆奴隶们猪瘟、铁嚼子等耻辱的往事，并将它们封入胸前的一个金属烟草罐中，然而这种逃避却让他更痛苦。当他被宠儿诱惑时，他又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原始的创伤，从而坦然面对过去的伤痛，找回了自我。代表历史复活的宠儿完成使命后也被黑人群体驱逐出黑人社区，这意味着黑人对苦难历史的认同和对自由的渴求，因为黑人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明天，而不仅仅是沉溺于过去。 《爵士乐》中的主人公在遭遇情杀后反思和追忆了往昔的精神创伤，从而治愈了自我分裂症，在爱和融合中消解了仇恨，确立了自我主体身份。乔、维奥莉特和多卡丝都经受了丧母之痛，这种痛长久反复地以闪回的方式困扰现在，注定了他们身份的破碎。面对创伤，乔无数次回忆起寻母未果的痛苦经历，被遗弃的锥心之痛让他人格分裂，既渴望母爱，又意图像猎人一样猎杀母亲。被多卡丝抛弃让他再次回忆起母亲对他的遗弃，从而举枪猎杀了多卡丝。当得知多卡丝至死仍爱他时，他决定在爱中与妻子融合，走向新生。维奥莉特精神也是分裂的，当她企图用小刀划多卡丝的脸时，她立马回忆起那些自己流产掉的死婴，母爱促使她开始爱怜多卡丝。实质上，多卡丝是遗弃孩子的黑人母亲的替身，也是黑人母亲流产的孩子的替身，承载着黑人们沉重的过去，她的死亡也意味着黑人终将走出伤痛记忆的阴霾，走向明天。
《乐园》中，黑人们在回忆中反省并警醒：牢记历史是为了走向真正的天堂，而不是重塑复仇的黑人种族主义，小镇最后成功瓦解并从排外走向了与美国社会的大融合。在阿涅特的婚礼上，教父手中的十字架让斯图亚特回忆起“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的十字架”⑩，这是黑人被施刑时的一种标志，让黑人牢记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承载着先人历史的烤炉被鲁比人奉为神坛并置于小镇中央，因为黑人们害怕丧失记忆后迷失在白人文化里；鲁比黑人每年圣诞节时都通过表演的方式来“重新记忆”先辈们当年被排斥的耻辱，以期为黑人迷失的灵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历程反复被强化，彰显了其在黑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和负面影响，导致鲁比人长期歧视浅肤色黑人。欣慰的是，小说最后以迪肯·摩根为首的黑人们开始醒悟并反省他们的偏执，传达了随着历史的潮流走出鲁比小镇，与美国现实社会融合的强烈愿望。
三、叙述：黑人历史的重构
身心重创和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历史的边缘化迫使黑人集体丧失了“声音、活力、知识、知觉、真相、感知能力以及语言能力”{11}，而创伤的修复离不开他们勇敢地讲述曾经的痛苦经历，因为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一个人治愈了创伤（治愈了整体的让渡关系），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并清楚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享有美好未来。{12}叙述是黑人们治愈创伤的一个必要手段，黑人只有学会倾诉才能消解创伤，重构非裔历史并让这段被疏离的历史跨过黑人被钳制的灵魂来到广场中央。
《宠儿》中所有黑人起初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肯开口，肯讲述自己的故事。{13}结果是塞丝一家遭到黑人群体的排斥，贝比·莎格斯郁郁而终，保罗·D离开塞丝，鬼魂宠儿疯狂纠缠。黑人终于意识到回归历史话语空间的必要性：黑奴西科索被烧死前大声歌唱黑人之歌，勇敢打破白人对黑人语言的禁锢，他虽失去性命却恢复了语言能力，获得了自我主体性。当塞丝因为弑婴事件被质问时，她不再逃避，而是勇敢地出声辩护：“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14}从而宣称了作为黑人母亲的自我主体性。贝比·萨格斯布道时大声演讲：“我的子民，他们不爱你的双手。他们只将它们奴役、捆绑、砍断……你得去爱它们。”{15}她的声音穿透了白人种族歧视的壁垒，支撑、激励黑人们解放自我，获得身心的真正自由。
《爵士乐》中的黑人们来到大都市后彼此疏远，在种族歧视中逐渐变得沉默。维奥莉特不再与乔交流；多卡丝五天里参加了父母的两次葬礼，一句话也不说；爱丽丝遭到背叛后也处于失语状态。精神沦陷的黑人群体中最先觉醒的是维奥莉特，当她直面过去时大声宣称，“我杀死了那个要杀多卡丝的我”{16}，从而在爵士乐中与丈夫乔和解。乔在多卡丝脸上看到了母亲的踪迹时，他勇敢地向她诉说自己的记忆并声明：“我没有坠入爱河。我从里面站了起来。”{17}多卡丝也在创伤共鸣中从沉默不语到愿意向乔倾诉幼时遭遇。爱丽丝与维奥莉特的交谈促使她们在共同回忆中放声大笑。在相互讲述和见证中，黑人们有效交流和对话，叙述者和倾诉者感同身受，释怀了过去，消解了创伤，集体获得了重生。
《乐园》中，鲁比黑人男性承受着祖辈们创伤的同时，还要应对衰落小镇内部的暴力叛逆等问题，双重压力使得他们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情。他们将这一切迁怒于小镇附近的纯女性修道院并袭击了她们，此事件成了小镇从故步自封走向融合的分水岭。最先改变的是迪肯，他向牧师米斯纳倾诉祖辈的故事，讲述、忏悔自己在女修道院的罪行，并说出了自己对小镇封闭政策的怀疑。他的倾诉让他重塑了自我，也促使整个小镇黑人开始思考摆脱心理创伤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牧师米斯纳在听了迪肯的叙说后也大声指出，“隔离伤害了几代人，它没有前途”{18}，他的话进一步凸显了小镇的弱点，唤醒了黑人们抛弃黑人种族主义并融入美国社会的渴望。小说最后，修道院女性的集体复活让小镇人看到了融合的希望。
莫里森的三部曲颠覆了白人主流历史对黑人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挑战了黑人群体的失忆症，鼓励黑人们直面痛得无法言说的创伤，还原了奴隶制下黑人的真实经历和心灵创伤，把久违的话语权还给了黑人，让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叙说了自己的历史，寻回了历史归属感，既重构起非裔历史身份，更建构起美国合法公民身份，从而获得了非裔美国人完整的身份。莫里森三部曲也给了非裔美国人打破美国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获得真正的主权和自由的希望。
① Clemons，Walter.“A Gravestone of Memories.” Newsweek 28 Sep.1987.
② Davidson，Rob.Racial Stock and 8-rocks：Communal Historiograph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2001（Fall）：355-373.
③④{14}{15} 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第214页，第196页，第105页。
⑤ 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⑥ Vickroy，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2002.
⑦⑩{18} 托妮·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第171页，第210页。
⑧ Taylor Guthrie， Danille ed.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1994：257.
⑨{13}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第132页。
{11} Felman， Shoshana， M.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2} LaCapram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1.
{16}{17} 托妮·莫里森：《爵士乐》，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第209页，第135页。
作 者：朱晓丽，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