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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台湾的张学良接受有关人士的访问，畅谈了他的一生。
千金之子
关于张学良的少年时代，他曾经这样写道：“常言道，少时娇生惯养，终不成大器。然于我孩提时代，深受父亲宠爱，确如千金之子，娇惯任性，惟以我之聪明，尚可引以为自豪。”
张学良出生时，其父张作霖29岁，正在满洲各地闯荡。
张学良1993年接受电视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制作人，现任台湾“新闻局”视听处官员郭冠英等人采访时曾回忆说：“我们是河北大城人，我们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姓张的姑娘嫁给姓李的，姓张家的没有男孩子，就把张姓姑娘的孩子抱一个来，所以我们姓张。
“我到东北大概是第六代了，去的时候听说是那样的，东北那时候随便你去的，地随便给你，我们叫‘射箭领地’，你能把箭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听说是那样。我们真正在家乡是烧碱的，很苦，就是海水那个碱。
“我降生在八角台。八角台是个大地名，我降生的地方还有个小地名，我自个儿也说不出来，我实际降生不是在地下，我是在车上生的，所以我的头都有缝。那时候逃难，我母亲生我在车上，我能活我都很奇怪；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没奶吃，他们都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时候吃什么呢，我母亲没奶，把高粱米饭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我年轻时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没想到活这么大。那个时候许愿，把我许到一个寺庙里当和尚，恐怕你们现在就不懂这个话叫跳墙和尚。怎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最后跳墙逃走了。原来我叫双喜，因为我这双喜也是很有历史的。我生下的时候，我父亲就打了个胜仗，他打胜仗回来我生下，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双喜。”
尽管张学良的母亲去世较早，但仍然给年轻的张学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回忆他的母亲时张学良说：“我妈妈这个人可是很厉害的。我想我的个性一半是得自我的父亲，一半是我妈妈，这个人很刚硬。我11岁时，我母亲就死掉了。”“我妈妈非常刚硬，我妈妈因为一点小事情跟我父亲吵，因为我的二弟吵嘴。她始终不跟我父亲说话。她不说话，我们劝她写封信，我妈妈快死的时候，我父亲来大哭。”
许多人认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一个马贼，是一个土匪，对此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不是的，他就是给你保险，怎么叫保险呢?就是在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我父亲负责给你保险，有人来抢你，我给你打，但是你得给我钱，我负责你这块地上的治安，我父亲就是这么起来的。”
绿林出身，目不识丁的张作霖，希望自己的后人有学问，不仅是古老的儒学修养，还要有近代欧洲文明的教养，因此张作霖设法为张学良请来家教。
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张学良尚是10岁的少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以这四大政策为基本纲领的革命势力的活动，对于富于感受的聪明少年张学良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不停地向父亲和老师问这问那。
马贼和强盗头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勇猛果断不怕死，然而，一般均头脑简单，对政治则一窍不通。
但张作霖是个例外。他关心政治，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马贼头目或地区军阀，而是眼光更高，觊觎中央。
跃跃欲试于政治舞台的张作霖，在当时尚是孩子的张学良眼中是怎样的，我们不能确知，但有一点可以断言：不管是敬服还是反对，当时父亲的决心和行动，在少年张学良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即使是到了晚年，张学良也曾说过，众多评价的话语中，他最满意的一句话是：“他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张作霖成为奉天军政界首脑时，那年张学良15岁。随着父亲官阶的步步高升，他与父亲接触的时间也愈发减少。在没有任何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中，张学良也不得不与孤独为伴。关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张学良这样回忆道：
父亲对我很宠爱。但是他忙于军事和政治，我们几乎没有面谈的机会，在我的心里，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感滋生开来。我渴望有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使我得以一吐胸中块垒。但这样的人，除了父亲以外再也没有了。
郭松龄：朋友与叛首
张学良正式步入军界，从事使他荣光也使他沉浮的终生职业，是在1920年，当年他才20岁，正是“年方弱冠”。当他以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六大军事课目全优的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他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就把他视作接班人。
毕业伊始，张学良就被任命为东北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而第一步张学良首先选择了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
张学良与郭松龄相识于东北讲武堂。那时张学良比郭松龄小19岁，郭松龄是张学良的战术教官，郭松龄的博学多才、精明才练，使张学良非常佩服。然而张学良更佩服的是郭松龄身上的那种冷静超拔、凛然无畏的英雄本色。张学良与郭松龄结下了深深的情谊，这种情谊超越了身份和地位——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而张学良却是郭松龄的上司。用大帅张作霖的话说就是：张学良除了老婆不可以与郭松龄共睡，其他张学良事事都会想着郭松龄。
说到郭松龄，张学良90岁时仍然充满感情地说：“第二次直奉战争起来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确实，我喜欢郭松龄。”
正是这位张学良喜欢并倚重的郭松龄，在1925年11月率部倒戈，讨伐张作霖，东北的老人们称这次事件为“郭军反奉”。更为要命的是，郭松龄起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倒戈的，为此张作霖忍无可忍，曾下令处死张学良，并在电报中称儿子为先生，在秦皇岛的军舰上，悲愤至极的张学良气得差点跳海。
1993年张学良回忆那一段历史时曾说道：“在秦皇岛是这么回事，要不是我的部下看着我，我真是要自杀。我突然接到电报，我在秦皇岛船上接电报，上称我为‘张汉卿先生’，谁给我打电报，我看底下署名是张作霖、王永江，我看电报文，他说现在军队大为恭举你，当奉天主席，管奉天省，请你回来接事情。所以我要跳海就为这事。”
郭松龄的博才与情谊令张学良不能忘怀，然而现在他的密友、师长郭松龄却兴兵征讨自己的父亲，这叫张学良伤透了脑筋，彻夜难眠。
1925年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对郭松龄的“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12月21日，郭松龄部队进抵新民屯与张学良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做学生时搞演习，我是他(郭松龄)的学生，演习时就在巨流河打过一回仗，演练的是攻防战。我后来就给他写信，我们一边打仗一边写，我说现在咱俩不是演习是真开干了，他是我的教官，我说看看是学生行还是老师行。”
在郭松龄倒戈的部队中，各级军官都对张学良极为敬佩，故不愿与张学良开战，军心涣散。张学良回忆说：“他(郭松龄)下命令给部下，给那时候的旅长，有一部分旅长就把命令送回来，不接。他后来就直接下去找团长，大多数团长就不接受这命令，所以他不能跟我打，那时候郭松龄看大势已去，他就走了。”
郭松龄兵败被抓，张学良执意要把他放了。然而未等他行事，便已接到电报：“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罢电文，跺脚叹息说：“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将才，若让我处理，就让他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后来张学良多次表示，与郭松龄一役，是他生平最苦恼的一仗。
张学良创立中国第一支空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败回奉天。一日他将张学良叫到卧室说：“我今儿个为啥找你，不就是叫你说个实话。咱爷俩靠什么?不就是枪杆子嘛，队伍不弄好，就得垮台!我反复琢磨着，队伍非改改不行，可眼下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这回你就多想想改改队伍的主意吧。”张学良沉思了片刻，说：“父亲，我想主要的事情应该是培养和提高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旧队伍。”接着张学良提出了全面加强东北三省武力的意思，主要是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加强空军，筹建海军等。
张作霖对儿子提出的各项意见都很满意，增强了整军、练武的决心。
1923年初，张学良兼任调整后的东北航空处总办。其前身航空处是张作霖于1921年1月建立的。
同年3月，航空处又附设了航空学校，张学良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为了建设空军，张学良从国内外聘请了十几名教官，从陆军中选拔100名学员，学习驾驶飞机。他训练航空干部，并选送28名有才干的青年分两次赴法国航空学校受训。
从1924年起，张学良派人出国考察，先后从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购进各类新式飞机120余架。其中英制“爱佛楼”式、法国“高德隆”式、“布莱克”等飞机数十架。
张学良把这些飞机编成了5个飞行队：“飞鹏”、“飞虎”、“飞鹰”、“飞豹”等，这5支飞行队组成了东北空军。张学良兼任东北空军司令，他亲自任命各飞行队队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吸收优秀人才任驾驶员，高薪聘用英法飞行教官，任命姚锡九为总处长。
1925年秋，东北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命冯康为参谋长。此时，张学良的东北空军称雄天下，拥有飞机130架。其中，日、英、法制侦察机、轰炸机、驱逐机50余架。
1926年，奉军进攻北京后，张学良把东北空军司令部改成了航空司令部，并任司令。此后，张学良加快了空军的扩充速度，组建了水上飞机队。在他的主持下，东北空军成为当时中国的空军之最。
“我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皇姑屯炸车案”，日本人一直讳莫如深，进而矢口否认。对于这种无赖做法，张学良非常气愤。就在“皇姑屯炸车案”的62年后，90高龄的张学良表情严肃地指出：张作霖被炸的事，谁都知道是日本军人干的。当时，谁能到南满铁路那儿去呢?为了炸我父亲，日本南满铁路的火车都停驶了。谁能让火车停下来?还不是日本人!如果日本人不知道炸我父亲的事，为啥要把火车停下来?!日本军人做的事，让我很不佩服。日本人炸死我父亲，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恨，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说这番话时，在90高龄的张学良脸上，人们仍然看到62年前的仇恨的影子。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入主东北。张学良明告当时日本派来的吊丧大使林权助，他要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遵守三民主义。
家仇不共戴天，国恨更是令张学良没齿难忘。张学良93岁高龄时回忆说：“中国人从日本铁道站边上走过，他把你拿住就扔到火车里面去，就扔到火车里面烧了。”“所以我恨透了日本人。”“日本人那个挑拨，我跟我们的兵说，他们想挑拨是非，你们不要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他们抽烟，到我们兵的枪上划洋火点烟，我告诉我的兵，你别理他。你知道一个人忍气吞声，这事儿是很难的。”“日本人愿意你抵抗，愿意你惹事，这样把事情弄大了就好，他赞成，他好打你，这证明了他们是没有责任，你接受他的挑拨，他就赖你。”
当时的张学良，既不肯屈就日本人，宣布东三省独立，又要从大局出发一忍再忍，不能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其内心之郁闷难以言表。但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华。
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伴随着张学良的一生。张学良后来被软禁半个世纪，他表露他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由，而是无法亲率将士与日本人血战于疆场。此恨绵绵。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人们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恋情。
赵一荻，人们多称她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曾爱上风流少帅，但能没名分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幽居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
1993年，张学良回忆他与赵四小姐初相识时说道：“我跟我太太认识，那时她才19岁。我生病了，她到奉天去看我。她跟她爸爸说好，她说我到奉天看他，她爸爸没吱声，她就拎了个小包，到奉天来看我了。她来看我还是要回去的。她的哥哥就借口她跑到奉天，她爸爸不高兴了，老太爷就登了报，把她赶出祠堂，那回不去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弄拙成巧了。我本来有太太嘛，她本来要同一个人订婚了，姻缘的事情难说了。”
赵四小姐名绮霞，排行第四，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父亲赵庆华当时是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初识和交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应该是在1926年前后，地点是在天津。张学良的天津私邸在旧法租界32号路54号，三层洋楼，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在此小作逗留。赵四小姐经大姐绛雪(即冯礼越爱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赵四小姐私奔，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赵父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与此同时，帅府内也感到了微微的不安，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了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心甘情愿以秘书身份陪伴张学良。
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小妹尽量居住舒适一些。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她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西北角，这里虽然比其他房间冷，但抬头就可以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心里顿时就会涌起一股似水的柔情，那种温暖的感觉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1929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惟一的儿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东北军，他写下手谕，交王以哲、于学忠等人代管；二是赵四母子，为防止不测，吩咐参谋长在他离开西安后，立即将赵四母子送往香港。但此时的赵四小姐，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张学良，直到大姐于凤至匆匆从国外赶来，她才回到香港，可心却一刻没有平静过，时时刻刻却在挂念着被蒋介石软禁中的张学良。
1940年，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赵四小姐将孩子托付给一位可依赖的朋友，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以秘书的身份，尽夫人的责任，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陪伴着他一起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
1964年，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宗教信仰，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着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同年7月4日，在赵四小姐51岁的时候，这对“牢狱鸳鸯”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36个春秋。
西安事变，张学良与蒋介石
一部中国近代史，必定绕不开“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华彩人生的最辉煌的乐章。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步步推进，战火燃烧至关内。1932年2月18日，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宣布独立，全中国都处在一片抗日热潮中。
1932年3月7日，张学良在保定面见蒋介石，他以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身份，请求允许开赴抗日前线，他手里拿着辞呈，如果蒋介石仍然不改其对日不抵抗的方针，就提出辞呈。
对于张学良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毫不惊讶、面不改色，冷冷地说：“好了，汉卿，现在我国的形势，就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这叶小舟只能容一个人，两个人就会沉没。现在要么你下船，要么我下船。”
张学良明白蒋介石毫无抗日意思，便愤然答道：“明白了，还是我下船吧!”说完，张学良交出辞呈，走出了房屋。
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成为一介平民，他不久移民上海戒毒。1933年4月，张学良携于凤至和两个孩子以及赵四小姐赴海外旅行，1934年春天回国，定居于上海的公共租界。
虽然时间仅仅过了10个月，张学良重返祖国时，长城以北就已全部沦陷，自己原率旧部均已被迫撤至长城以内。面对东北悲惨的现状，身边回响着流浪三部曲那悲怆的歌声，张学良无言以答，无颜以对。
1934年3月，张学良接到一纸命令，任命他为剿共副总司令，驻扎武汉，保卫蒋介石的大后方，但张学良随后对蒋介石“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深感疑虑。
1935年6月，张学良向在四川峨嵋山避暑的蒋介石再度请辞。蒋介石先是大吃一惊，但是马上露出一丝冷笑，淡淡说道：“汉卿，你还年轻，辞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张学良回到武汉，召集身边的东北军干部，表情苦涩地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都指责我张学良不抗日。这次我向蒋总司令提出了辞职的要求，要派我去‘剿共’，还不如命令我去抗日。与共产党作战而死，还不如抗日而死。”
张学良一方面苦劝蒋介石一致抗日，停止内战，另一方面在“剿共”的战场上也是连战连败，不得不痛定思痛。1936年2月下旬，张学良在位于西安和保安之间、靠近保安的济川城与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3月上旬，会谈再开。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从西安来到洛阳，请求面见蒋介石委员长。战后张学良在台北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张和蒋的对话。
“汉卿，你以为只有那些叫嚷抗日的人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吗?你以为蒋中正敦促国民稳忍自重，先去内忧再除外患就没有爱国心吗?”
“我绝无此意。但是委员长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得不到国民的信赖，那么同袁世凯、张宗昌又有什么不同呢?”
蒋介石听罢此言，苍白的脸上青筋暴露，大声斥道：
“你这样看是因为你还年轻。好了，我所干的就是革命。不要再顶撞了，相信我的话。”“如果你那样担心的话，那我最近去一趟西安，再去跟你的部下谈谈，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到西安，企图说服东北军和西北军。12月7日，张学良代表两军再次与蒋会谈，会谈长达3小时，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地向蒋谏言。但蒋介石非常恼火，拍桌怒斥道：“汉卿，你所说的不过是些酸腐的书生话。好了，即使你在这里枪毙我，我也不会改变既定的‘剿共’大方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那一天恰好是星期天，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人的出面调停之下，在得到蒋介石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的口头承诺之后，张学良决定尽早释放蒋介石。
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前夜，即12月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
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威严的张学良首先起来，高举酒杯，激昂地说：“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口饮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激动地将高脚杯摔碎在地上。
接着周恩来向众人敬酒说：“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站起来，举起斟满酒的高脚杯，第二次向众人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少帅说到这儿，泪水顺着面颊淌下，一只脚猛地踩上椅子，激昂地说：“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到这，少帅将酒一饮而尽，又一次将酒杯摔碎在地上。
当宴席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端起酒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惟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们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少帅举起酒杯痛饮而尽，蓦地又将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见少帅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
这时宋子文急忙接酒杯代蒋而喝。
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夫妇、宋子文等去西安机场，但没有想到，他自己也登上了飞机，执意陪送蒋介石去南京。
自从1936年12月25日后，张学良就再不曾出现在公众面前，直至1990年，丧失自由前后近50年。张学良的这一无比纯真或者说无比愚直的行动浪费了他的一生的光阴。他的这一行为，是任何其他人，不，也许连他本人也无法理解的。
张学良50年后虽然开口说话，但凡碰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提问，他的回答却都是客气的，也是坚决的：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能出自我的口。但是有一点张学良在90多岁高龄时仍然掷地有声地宣布对于发动“西安事变”，我不后悔!即使再软禁50年，就是枪毙了我也不后悔。
张学良至今对杨虎城的被害深感难过。他说：“杨虎城这个人呀，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看事情不深，他是一个好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人。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对他，是蒋介石的意思还是蒋经国的意思，我也不清楚。我曾劝他不要再回来，回来没有好处。就像我，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蒋介石要枪毙我的。”
张学良没有落到杨虎城那样悲惨的下场，宋美龄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说：“蒋先生要把我枪毙，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蒋夫人对蒋先生说：‘你要对那小家伙(他们都管张学良叫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蒋夫人承认我，称我是‘gentleman’(绅士)。她老对我说‘抱歉让你受这罪’，老说对不起。我可以说蒋夫人是很保护我的，我很感激她。”
张学良是1925年在上海认识宋美龄的，当时她还不是蒋夫人，甚至还不认识蒋介石。
张学良说：“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她有一句话说得很厉害，她说，张学良搞西安事变，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而要牺牲。她对外头也是这样讲。”
而有人问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张学良沉吟四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周恩来这个人我最佩服”
一部中国近代史，不能缺少张学良的名字。同样，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名字，也难以为历史。
周恩来，是张学良所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给张学良留下了难以忘情的印象。也许，正是通过结识周恩来，张学良才认识了共产党。每当忆起周恩来，张学良大有惺惺相惜之情。
1991年4月末，张学良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当记者直出直入地问起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张学良快言快语、直抒胸臆，他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在90高龄之后，还啧啧称赞周恩来。周恩来在私底里，在公开场面，多次称赞张学良，称张学良为“好朋友”，还对张学良做出了迄今为止最高的也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对张学良评价：“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有人问，当时要是把蒋介石打死了会怎么样?即使当时一枪打死了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
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张学铭、张学思夫妇等20余人，在北京饭店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
纪念会结束后周总理驱车回到寓所，总想要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后委托郭增恺的夫人将信设法转到了赵一荻手中。
据童小鹏回忆：周总理的信中既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署名，全信共写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周总理临终时，他还对邓颖超说：“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委托在北京的侄女张闾蘅代他们夫妇赴邓宅向邓颖超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其的哀思。张闾蘅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怀念。”
“解冻”之后留遗憾
随着“中正”二字的淡去，张学良的紧箍咒也消失了。1987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终于走出宫廷，走向人间，成了一个自由的居民。
张学良这位“冻结”的功臣，现在“解冻”了。历史不再有禁区，张学良可以同历史学者唐得刚、望冀等人见面，谈谈他们想知道的一些历史。
关于张学良的电影，戏剧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他所去过的每个地方：大帅府、金家巷、华清池、台安、黔灵洞等，都有他的事迹展览。
然而，张学良也把一个谜留给了世人：尽管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时，他都激动不已；尽管他从不掩饰他对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家乡的眷恋之情，但为什么“解冻”已过10年的他，却一直没有再踏上回家的路?
张学良本人对此未作正面回答；而赵四小姐的回答则是：他们都笃信基督教，基督徒四海为家，不一定要落叶归根。如果张学良也真的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张学良曾写下这样两句诗：“虚名误人深，白发催人老。”
1990年6月1日，90岁的张学良在寿宴上感慨地说：“人说虚度九十，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毫无作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觉得万分惭愧。我何德何能，蒙诸位朋友为我祝寿。感谢上帝，除上帝之恩外，什么也没有。”
尽管张学良称自己“虚度九十”，“什么也没有”，但他的一颗爱国心，却从未泯灭。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留下诗一首自况：“孽子孤臣一子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民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不怕死，不为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是张学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原载《信息日报》蔡梗民荐)
千金之子
关于张学良的少年时代，他曾经这样写道：“常言道，少时娇生惯养，终不成大器。然于我孩提时代，深受父亲宠爱，确如千金之子，娇惯任性，惟以我之聪明，尚可引以为自豪。”
张学良出生时，其父张作霖29岁，正在满洲各地闯荡。
张学良1993年接受电视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制作人，现任台湾“新闻局”视听处官员郭冠英等人采访时曾回忆说：“我们是河北大城人，我们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姓张的姑娘嫁给姓李的，姓张家的没有男孩子，就把张姓姑娘的孩子抱一个来，所以我们姓张。
“我到东北大概是第六代了，去的时候听说是那样的，东北那时候随便你去的，地随便给你，我们叫‘射箭领地’，你能把箭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听说是那样。我们真正在家乡是烧碱的，很苦，就是海水那个碱。
“我降生在八角台。八角台是个大地名，我降生的地方还有个小地名，我自个儿也说不出来，我实际降生不是在地下，我是在车上生的，所以我的头都有缝。那时候逃难，我母亲生我在车上，我能活我都很奇怪；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没奶吃，他们都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时候吃什么呢，我母亲没奶，把高粱米饭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我年轻时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没想到活这么大。那个时候许愿，把我许到一个寺庙里当和尚，恐怕你们现在就不懂这个话叫跳墙和尚。怎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最后跳墙逃走了。原来我叫双喜，因为我这双喜也是很有历史的。我生下的时候，我父亲就打了个胜仗，他打胜仗回来我生下，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双喜。”
尽管张学良的母亲去世较早，但仍然给年轻的张学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回忆他的母亲时张学良说：“我妈妈这个人可是很厉害的。我想我的个性一半是得自我的父亲，一半是我妈妈，这个人很刚硬。我11岁时，我母亲就死掉了。”“我妈妈非常刚硬，我妈妈因为一点小事情跟我父亲吵，因为我的二弟吵嘴。她始终不跟我父亲说话。她不说话，我们劝她写封信，我妈妈快死的时候，我父亲来大哭。”
许多人认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一个马贼，是一个土匪，对此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不是的，他就是给你保险，怎么叫保险呢?就是在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我父亲负责给你保险，有人来抢你，我给你打，但是你得给我钱，我负责你这块地上的治安，我父亲就是这么起来的。”
绿林出身，目不识丁的张作霖，希望自己的后人有学问，不仅是古老的儒学修养，还要有近代欧洲文明的教养，因此张作霖设法为张学良请来家教。
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张学良尚是10岁的少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以这四大政策为基本纲领的革命势力的活动，对于富于感受的聪明少年张学良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不停地向父亲和老师问这问那。
马贼和强盗头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勇猛果断不怕死，然而，一般均头脑简单，对政治则一窍不通。
但张作霖是个例外。他关心政治，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马贼头目或地区军阀，而是眼光更高，觊觎中央。
跃跃欲试于政治舞台的张作霖，在当时尚是孩子的张学良眼中是怎样的，我们不能确知，但有一点可以断言：不管是敬服还是反对，当时父亲的决心和行动，在少年张学良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即使是到了晚年，张学良也曾说过，众多评价的话语中，他最满意的一句话是：“他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张作霖成为奉天军政界首脑时，那年张学良15岁。随着父亲官阶的步步高升，他与父亲接触的时间也愈发减少。在没有任何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中，张学良也不得不与孤独为伴。关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张学良这样回忆道：
父亲对我很宠爱。但是他忙于军事和政治，我们几乎没有面谈的机会，在我的心里，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感滋生开来。我渴望有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使我得以一吐胸中块垒。但这样的人，除了父亲以外再也没有了。
郭松龄：朋友与叛首
张学良正式步入军界，从事使他荣光也使他沉浮的终生职业，是在1920年，当年他才20岁，正是“年方弱冠”。当他以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六大军事课目全优的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他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就把他视作接班人。
毕业伊始，张学良就被任命为东北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而第一步张学良首先选择了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
张学良与郭松龄相识于东北讲武堂。那时张学良比郭松龄小19岁，郭松龄是张学良的战术教官，郭松龄的博学多才、精明才练，使张学良非常佩服。然而张学良更佩服的是郭松龄身上的那种冷静超拔、凛然无畏的英雄本色。张学良与郭松龄结下了深深的情谊，这种情谊超越了身份和地位——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而张学良却是郭松龄的上司。用大帅张作霖的话说就是：张学良除了老婆不可以与郭松龄共睡，其他张学良事事都会想着郭松龄。
说到郭松龄，张学良90岁时仍然充满感情地说：“第二次直奉战争起来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确实，我喜欢郭松龄。”
正是这位张学良喜欢并倚重的郭松龄，在1925年11月率部倒戈，讨伐张作霖，东北的老人们称这次事件为“郭军反奉”。更为要命的是，郭松龄起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倒戈的，为此张作霖忍无可忍，曾下令处死张学良，并在电报中称儿子为先生，在秦皇岛的军舰上，悲愤至极的张学良气得差点跳海。
1993年张学良回忆那一段历史时曾说道：“在秦皇岛是这么回事，要不是我的部下看着我，我真是要自杀。我突然接到电报，我在秦皇岛船上接电报，上称我为‘张汉卿先生’，谁给我打电报，我看底下署名是张作霖、王永江，我看电报文，他说现在军队大为恭举你，当奉天主席，管奉天省，请你回来接事情。所以我要跳海就为这事。”
郭松龄的博才与情谊令张学良不能忘怀，然而现在他的密友、师长郭松龄却兴兵征讨自己的父亲，这叫张学良伤透了脑筋，彻夜难眠。
1925年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对郭松龄的“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12月21日，郭松龄部队进抵新民屯与张学良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做学生时搞演习，我是他(郭松龄)的学生，演习时就在巨流河打过一回仗，演练的是攻防战。我后来就给他写信，我们一边打仗一边写，我说现在咱俩不是演习是真开干了，他是我的教官，我说看看是学生行还是老师行。”
在郭松龄倒戈的部队中，各级军官都对张学良极为敬佩，故不愿与张学良开战，军心涣散。张学良回忆说：“他(郭松龄)下命令给部下，给那时候的旅长，有一部分旅长就把命令送回来，不接。他后来就直接下去找团长，大多数团长就不接受这命令，所以他不能跟我打，那时候郭松龄看大势已去，他就走了。”
郭松龄兵败被抓，张学良执意要把他放了。然而未等他行事，便已接到电报：“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罢电文，跺脚叹息说：“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将才，若让我处理，就让他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后来张学良多次表示，与郭松龄一役，是他生平最苦恼的一仗。
张学良创立中国第一支空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败回奉天。一日他将张学良叫到卧室说：“我今儿个为啥找你，不就是叫你说个实话。咱爷俩靠什么?不就是枪杆子嘛，队伍不弄好，就得垮台!我反复琢磨着，队伍非改改不行，可眼下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这回你就多想想改改队伍的主意吧。”张学良沉思了片刻，说：“父亲，我想主要的事情应该是培养和提高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旧队伍。”接着张学良提出了全面加强东北三省武力的意思，主要是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加强空军，筹建海军等。
张作霖对儿子提出的各项意见都很满意，增强了整军、练武的决心。
1923年初，张学良兼任调整后的东北航空处总办。其前身航空处是张作霖于1921年1月建立的。
同年3月，航空处又附设了航空学校，张学良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为了建设空军，张学良从国内外聘请了十几名教官，从陆军中选拔100名学员，学习驾驶飞机。他训练航空干部，并选送28名有才干的青年分两次赴法国航空学校受训。
从1924年起，张学良派人出国考察，先后从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购进各类新式飞机120余架。其中英制“爱佛楼”式、法国“高德隆”式、“布莱克”等飞机数十架。
张学良把这些飞机编成了5个飞行队：“飞鹏”、“飞虎”、“飞鹰”、“飞豹”等，这5支飞行队组成了东北空军。张学良兼任东北空军司令，他亲自任命各飞行队队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吸收优秀人才任驾驶员，高薪聘用英法飞行教官，任命姚锡九为总处长。
1925年秋，东北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命冯康为参谋长。此时，张学良的东北空军称雄天下，拥有飞机130架。其中，日、英、法制侦察机、轰炸机、驱逐机50余架。
1926年，奉军进攻北京后，张学良把东北空军司令部改成了航空司令部，并任司令。此后，张学良加快了空军的扩充速度，组建了水上飞机队。在他的主持下，东北空军成为当时中国的空军之最。
“我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皇姑屯炸车案”，日本人一直讳莫如深，进而矢口否认。对于这种无赖做法，张学良非常气愤。就在“皇姑屯炸车案”的62年后，90高龄的张学良表情严肃地指出：张作霖被炸的事，谁都知道是日本军人干的。当时，谁能到南满铁路那儿去呢?为了炸我父亲，日本南满铁路的火车都停驶了。谁能让火车停下来?还不是日本人!如果日本人不知道炸我父亲的事，为啥要把火车停下来?!日本军人做的事，让我很不佩服。日本人炸死我父亲，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恨，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说这番话时，在90高龄的张学良脸上，人们仍然看到62年前的仇恨的影子。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子承父业，入主东北。张学良明告当时日本派来的吊丧大使林权助，他要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遵守三民主义。
家仇不共戴天，国恨更是令张学良没齿难忘。张学良93岁高龄时回忆说：“中国人从日本铁道站边上走过，他把你拿住就扔到火车里面去，就扔到火车里面烧了。”“所以我恨透了日本人。”“日本人那个挑拨，我跟我们的兵说，他们想挑拨是非，你们不要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他们抽烟，到我们兵的枪上划洋火点烟，我告诉我的兵，你别理他。你知道一个人忍气吞声，这事儿是很难的。”“日本人愿意你抵抗，愿意你惹事，这样把事情弄大了就好，他赞成，他好打你，这证明了他们是没有责任，你接受他的挑拨，他就赖你。”
当时的张学良，既不肯屈就日本人，宣布东三省独立，又要从大局出发一忍再忍，不能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借口，其内心之郁闷难以言表。但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华。
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伴随着张学良的一生。张学良后来被软禁半个世纪，他表露他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由，而是无法亲率将士与日本人血战于疆场。此恨绵绵。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人们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恋情。
赵一荻，人们多称她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曾爱上风流少帅，但能没名分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幽居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
1993年，张学良回忆他与赵四小姐初相识时说道：“我跟我太太认识，那时她才19岁。我生病了，她到奉天去看我。她跟她爸爸说好，她说我到奉天看他，她爸爸没吱声，她就拎了个小包，到奉天来看我了。她来看我还是要回去的。她的哥哥就借口她跑到奉天，她爸爸不高兴了，老太爷就登了报，把她赶出祠堂，那回不去了，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弄拙成巧了。我本来有太太嘛，她本来要同一个人订婚了，姻缘的事情难说了。”
赵四小姐名绮霞，排行第四，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父亲赵庆华当时是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初识和交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应该是在1926年前后，地点是在天津。张学良的天津私邸在旧法租界32号路54号，三层洋楼，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在此小作逗留。赵四小姐经大姐绛雪(即冯礼越爱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赵四小姐私奔，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赵父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与此同时，帅府内也感到了微微的不安，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了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心甘情愿以秘书身份陪伴张学良。
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小妹尽量居住舒适一些。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她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西北角，这里虽然比其他房间冷，但抬头就可以望见大青楼里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心里顿时就会涌起一股似水的柔情，那种温暖的感觉会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1929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惟一的儿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东北军，他写下手谕，交王以哲、于学忠等人代管；二是赵四母子，为防止不测，吩咐参谋长在他离开西安后，立即将赵四母子送往香港。但此时的赵四小姐，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张学良，直到大姐于凤至匆匆从国外赶来，她才回到香港，可心却一刻没有平静过，时时刻刻却在挂念着被蒋介石软禁中的张学良。
1940年，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赵四小姐将孩子托付给一位可依赖的朋友，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以秘书的身份，尽夫人的责任，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陪伴着他一起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
1964年，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宗教信仰，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着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同年7月4日，在赵四小姐51岁的时候，这对“牢狱鸳鸯”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36个春秋。
西安事变，张学良与蒋介石
一部中国近代史，必定绕不开“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华彩人生的最辉煌的乐章。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步步推进，战火燃烧至关内。1932年2月18日，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宣布独立，全中国都处在一片抗日热潮中。
1932年3月7日，张学良在保定面见蒋介石，他以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身份，请求允许开赴抗日前线，他手里拿着辞呈，如果蒋介石仍然不改其对日不抵抗的方针，就提出辞呈。
对于张学良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毫不惊讶、面不改色，冷冷地说：“好了，汉卿，现在我国的形势，就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这叶小舟只能容一个人，两个人就会沉没。现在要么你下船，要么我下船。”
张学良明白蒋介石毫无抗日意思，便愤然答道：“明白了，还是我下船吧!”说完，张学良交出辞呈，走出了房屋。
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成为一介平民，他不久移民上海戒毒。1933年4月，张学良携于凤至和两个孩子以及赵四小姐赴海外旅行，1934年春天回国，定居于上海的公共租界。
虽然时间仅仅过了10个月，张学良重返祖国时，长城以北就已全部沦陷，自己原率旧部均已被迫撤至长城以内。面对东北悲惨的现状，身边回响着流浪三部曲那悲怆的歌声，张学良无言以答，无颜以对。
1934年3月，张学良接到一纸命令，任命他为剿共副总司令，驻扎武汉，保卫蒋介石的大后方，但张学良随后对蒋介石“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深感疑虑。
1935年6月，张学良向在四川峨嵋山避暑的蒋介石再度请辞。蒋介石先是大吃一惊，但是马上露出一丝冷笑，淡淡说道：“汉卿，你还年轻，辞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张学良回到武汉，召集身边的东北军干部，表情苦涩地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都指责我张学良不抗日。这次我向蒋总司令提出了辞职的要求，要派我去‘剿共’，还不如命令我去抗日。与共产党作战而死，还不如抗日而死。”
张学良一方面苦劝蒋介石一致抗日，停止内战，另一方面在“剿共”的战场上也是连战连败，不得不痛定思痛。1936年2月下旬，张学良在位于西安和保安之间、靠近保安的济川城与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3月上旬，会谈再开。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从西安来到洛阳，请求面见蒋介石委员长。战后张学良在台北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张和蒋的对话。
“汉卿，你以为只有那些叫嚷抗日的人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吗?你以为蒋中正敦促国民稳忍自重，先去内忧再除外患就没有爱国心吗?”
“我绝无此意。但是委员长坚持自己的想法，就得不到国民的信赖，那么同袁世凯、张宗昌又有什么不同呢?”
蒋介石听罢此言，苍白的脸上青筋暴露，大声斥道：
“你这样看是因为你还年轻。好了，我所干的就是革命。不要再顶撞了，相信我的话。”“如果你那样担心的话，那我最近去一趟西安，再去跟你的部下谈谈，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到西安，企图说服东北军和西北军。12月7日，张学良代表两军再次与蒋会谈，会谈长达3小时，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地向蒋谏言。但蒋介石非常恼火，拍桌怒斥道：“汉卿，你所说的不过是些酸腐的书生话。好了，即使你在这里枪毙我，我也不会改变既定的‘剿共’大方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那一天恰好是星期天，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人的出面调停之下，在得到蒋介石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的口头承诺之后，张学良决定尽早释放蒋介石。
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前夜，即12月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
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威严的张学良首先起来，高举酒杯，激昂地说：“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口饮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激动地将高脚杯摔碎在地上。
接着周恩来向众人敬酒说：“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站起来，举起斟满酒的高脚杯，第二次向众人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少帅说到这儿，泪水顺着面颊淌下，一只脚猛地踩上椅子，激昂地说：“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到这，少帅将酒一饮而尽，又一次将酒杯摔碎在地上。
当宴席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端起酒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惟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们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少帅举起酒杯痛饮而尽，蓦地又将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见少帅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
这时宋子文急忙接酒杯代蒋而喝。
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夫妇、宋子文等去西安机场，但没有想到，他自己也登上了飞机，执意陪送蒋介石去南京。
自从1936年12月25日后，张学良就再不曾出现在公众面前，直至1990年，丧失自由前后近50年。张学良的这一无比纯真或者说无比愚直的行动浪费了他的一生的光阴。他的这一行为，是任何其他人，不，也许连他本人也无法理解的。
张学良50年后虽然开口说话，但凡碰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提问，他的回答却都是客气的，也是坚决的：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能出自我的口。但是有一点张学良在90多岁高龄时仍然掷地有声地宣布对于发动“西安事变”，我不后悔!即使再软禁50年，就是枪毙了我也不后悔。
张学良至今对杨虎城的被害深感难过。他说：“杨虎城这个人呀，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看事情不深，他是一个好人，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人。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对他，是蒋介石的意思还是蒋经国的意思，我也不清楚。我曾劝他不要再回来，回来没有好处。就像我，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蒋介石要枪毙我的。”
张学良没有落到杨虎城那样悲惨的下场，宋美龄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说：“蒋先生要把我枪毙，我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蒋夫人对蒋先生说：‘你要对那小家伙(他们都管张学良叫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蒋夫人承认我，称我是‘gentleman’(绅士)。她老对我说‘抱歉让你受这罪’，老说对不起。我可以说蒋夫人是很保护我的，我很感激她。”
张学良是1925年在上海认识宋美龄的，当时她还不是蒋夫人，甚至还不认识蒋介石。
张学良说：“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她有一句话说得很厉害，她说，张学良搞西安事变，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而要牺牲。她对外头也是这样讲。”
而有人问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时，张学良沉吟四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周恩来这个人我最佩服”
一部中国近代史，不能缺少张学良的名字。同样，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名字，也难以为历史。
周恩来，是张学良所结识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给张学良留下了难以忘情的印象。也许，正是通过结识周恩来，张学良才认识了共产党。每当忆起周恩来，张学良大有惺惺相惜之情。
1991年4月末，张学良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当记者直出直入地问起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张学良快言快语、直抒胸臆，他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在90高龄之后，还啧啧称赞周恩来。周恩来在私底里，在公开场面，多次称赞张学良，称张学良为“好朋友”，还对张学良做出了迄今为止最高的也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上，对张学良评价：“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有人问，当时要是把蒋介石打死了会怎么样?即使当时一枪打死了蒋介石，他们也是千古功臣。”
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张学铭、张学思夫妇等20余人，在北京饭店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
纪念会结束后周总理驱车回到寓所，总想要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后委托郭增恺的夫人将信设法转到了赵一荻手中。
据童小鹏回忆：周总理的信中既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署名，全信共写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周总理临终时，他还对邓颖超说：“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委托在北京的侄女张闾蘅代他们夫妇赴邓宅向邓颖超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其的哀思。张闾蘅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怀念。”
“解冻”之后留遗憾
随着“中正”二字的淡去，张学良的紧箍咒也消失了。1987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终于走出宫廷，走向人间，成了一个自由的居民。
张学良这位“冻结”的功臣，现在“解冻”了。历史不再有禁区，张学良可以同历史学者唐得刚、望冀等人见面，谈谈他们想知道的一些历史。
关于张学良的电影，戏剧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他所去过的每个地方：大帅府、金家巷、华清池、台安、黔灵洞等，都有他的事迹展览。
然而，张学良也把一个谜留给了世人：尽管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时，他都激动不已；尽管他从不掩饰他对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北家乡的眷恋之情，但为什么“解冻”已过10年的他，却一直没有再踏上回家的路?
张学良本人对此未作正面回答；而赵四小姐的回答则是：他们都笃信基督教，基督徒四海为家，不一定要落叶归根。如果张学良也真的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张学良曾写下这样两句诗：“虚名误人深，白发催人老。”
1990年6月1日，90岁的张学良在寿宴上感慨地说：“人说虚度九十，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毫无作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觉得万分惭愧。我何德何能，蒙诸位朋友为我祝寿。感谢上帝，除上帝之恩外，什么也没有。”
尽管张学良称自己“虚度九十”，“什么也没有”，但他的一颗爱国心，却从未泯灭。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留下诗一首自况：“孽子孤臣一子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民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不怕死，不为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是张学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原载《信息日报》蔡梗民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