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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日本留学,我身上只带了老父辛勤一生积聚下来的50万日元。50万该是不小的数目,大陆人靠它可以活上半辈子了。可在日本,交了入学金和头三个月的房租,我身上就只剩下两万日元了。一位朋友知道我窘迫,便替我四处奔走,几经周折,终于在距静冈市80多里路的乡下帮我开办了一家中文班。
一
教室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上放了五六排矮桌子,男人们便大大咧咧地似坐似躺地听课,女人们便把长裙小心地放在膝下,规规矩矩地跪着听讲。
窗外有几株瘦削的樱树,由于是很偏远的乡间,夏天还没有冷气,这几株樱树便用那不多的绿叶衬托出一片荫凉来。肤色雪白的京子夫人特意早早赶来,抢坐在凉意中,她不是怕热,而是担心阳光中有紫外线给她光洁的脸上留下什么斑点。一个爱美的小妇人,我心里好笑起来,因为京子夫人已快70岁,她是昭和一年出生的,正好和我的母亲同年。
发达的日本,乡下也毕竟是乡下,所以我收费很低,惟有京子夫人例外,她交两份学费。我执意不收,她执意要给,旁边的人也附和着说她有的是钱。我依然推辞,她便把钱硬塞在我手中,低着声说:“拿去,我若不花,我丈夫也会给他的情人们,那些婊子们花了,我心不甘,你好好念书,走正道。”我只好收下。可她的话,她那怨伤的神情,却使我心里很不好受。
久了,知道京子不是本地人。她住在附近一个城市,到这儿上课要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也听说了她的一些身世,她出生在中国的东北,日本人称满洲的地方,在中国人的小学、初中上过学。
“有一个先生叫杨先生,他好厉害,见我中文说得不好,一上课就罚我背书,一辈子还记得罚背过的课呢日本战败后,父母带着我和哥哥回到日本,那时日本也很苦,好不容易上了一个技术专科学校,毕了业,进了好大一家会社公司工作,每月工资两万日元,给妈妈5000,连一支口红也买不起。后来嫁了藤田先生,他是老社长的长子,从东京大学法律科毕业后,在父亲创办的会社当副社长,日子就好起来了。”
她继续告诉我:“可是他玩女人,玩了一辈子。当初娶我,他父亲打了他个半死,说我家境穷,可他非要娶我。婚后半年,他就有了新的女人,50多年没断过。年轻时我哭、我气,跑回娘家找母亲,母亲说,男人难道还有不玩女人的?何况是有钱人,忍着吧我就忍着。起初,我雇过私人侦探,让他告诉我丈夫的新消息。哦,小舟你不知道,也挺有意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同时交往七八个女人,后来我就懒得管了。这不,我快70了,也忍了50多年,可他还在玩”
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脸上淡淡的。我听了,倒有些愤愤不平起来,说:“你应该跟他评理,和他离婚”
“你这笨孩子,我才不离哩我要的就是社长太太的名分,要的是社会的尊重,要的是应该属于我的那些财产。我们俩没子女,那些家产有一半是我的,你知道有多少吗﹖小舟,我不说了,免得吓了你”我便笑了,知道她讲的都是真话。
二
冬去春来,中文班办了整整一年,学生没增但也没减,15个老太太,10个老头子,学得都挺认真,会说不少中国话了。京子夫人的进步最快,大家便推她当了班长,我还交给她一个任务,让她多辅导一下松本先生。松本先生是一个76岁的好老头,整天脸上总是在笑,他40多岁时死了太太,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大了,嫁得老远,他就自己做饭,自己洗衣,邻居们就开玩笑叫他“欧巴桑”老奶奶的意思;可好,老头学中文不行,老忘,京子夫人就一遍遍地教他,比我还认真。
不久,大家就发现问题了,纷纷向我偷偷地汇报,说是京子夫人和松本先生好上了。一个老太太很严厉地说:“小舟老师,你可得管,不然我媳妇知道了会不让我来学中文了,会怕我学坏咱们这地方可不比东京、大阪,风气没那么新”
还有一个老头子自告奋勇要当一回侦探,因为他有一次发现松本先生和京子夫人同时乘上了开往城里去的火车:“你想,松本先生就住在小镇上,他没有理由去城里呀又不是节日,天又那么晚了,他可不是和京子夫人幽会吗请允许我代表中文班全体同学去调查一下,也好让大家放心。”
见他们一个个口气严重,我也慌了,不知该怎么办好。没想到中文班还会有这事,再说京子夫人都快70了,她哪会和松本先生有什么瓜葛呢﹖
松本先生年轻时是一家清扫公司的清洁工,老了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京子夫人是社长太太,用大陆以前的政治术语来说,阶级不同呀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也劝大家不要信,事情就这样压下来了。
京子夫人却依然故我,渐渐地连我也看出来了,他俩像通了电似的心灵相通。只要我让京子夫人念课文,松本先生必然紧张得脸红,他俩一举手、一投足都像是给对方爱的信息。小小的教室有这么一场精彩的爱情话剧天天在演出,别的人能忍得住吗﹖我决心找京子夫人谈谈。
她很平静地听完我的话,末了只说了句:“给你添麻烦了,我很抱歉。我快70了,总算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我不想回头。”第二周上课的日子,她和他都没有来,第三周、第四周,他俩便这样从我的中文班消失了。
教室一片宁静,窗外的樱花依然努力开着,用它的叶支撑出几许荫凉,可我的心很寂寞,上课常常会走神;加上我又申请到了一份8万日元的奖学金,生活可以勉强维持,学习又很紧张,我便关闭了中文教室,从此再也没去过那个乡下的小镇。起初,还和大家通通电话,后来,连搬了几次家,便连电话也不打了。
拿到硕士学位,我便卷起行李,准备离开这寂寞的岛国。朋友们替我在香港谋到一个职位,薪水是我在大陆工作时的十几倍,我很满意。想起初抵日本时,那偏远小镇的中文班曾支撑了我近两年的衣食之源,心中一阵暖意。我手忙脚乱地找出当年的点名簿,挨个给他们打电话。不知怎么地,我第一个电话便打到了京子夫人家,是一个柔和的女人声,可不是京子夫人。她告诉我京子夫人不在家,她离开家已一年多了,至于具体的地址要等主人回家商量后再奉告。我很快便从中文班同学的电话中知道了京子夫人的近况,原来她也住在小镇上了,不过并没有嫁给松本先生。
“他们只是同居,明白吗?同居!”在国外,男女同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京子夫人,一个社长太太,一个快70岁的老妇人,又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寻花问柳、女人却必须规规矩矩的社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我想见见京子夫人,便给松本先生拨了电话,是她接的,她说她不想见我:“所有的人都好奇你也是。你说过将来要把在日本看到的事写给中国人看,你一定会写我。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连上街买菜都是他去,我不愿见人。”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啜泣声,显然,她不快乐。
“京子妈妈因她和我母亲同年,我一直这样叫她,你已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不嫁给松本先生呢﹖”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名分。
“孩子,我只告诉你,我都想过了,做情人吧,那是年轻人的事,我只是爱松本,想帮他做饭、洗衣。你不知道,我当了一辈子社长夫人,我丈夫没有在晚上两点之前回来过,他另有女人。他也不吃我做的饭,他总是在外面吃,喝酒胡闹我们又没有孩子,我只好和家里的几只猫说话。和松本在一块,我很幸福,不然我就是个活死人,等真正的死,一天天地等若是我要离婚吧,我丈夫有我和松本好的证据,他不会给我一分钱,反而要松本出一笔精神安慰金我在他家那口活棺材里埋了50多年,落个这种结局,我不合算呀所以我就这样混着,反正快70的人了,活一天是一天”
我听了她的话,眼角也湿润了,人生,该是多么不易呵我觉得理解了她。
“小舟我走出了他家那口活棺材,来到了小镇,可这小镇是一口大棺材,每个人的嘴都像在说我的事,全日本都像一张网,我走不出去,挣不脱。也许,我和松本应该回到满洲去,那儿的人不知道我的事,只要小舟你不说……”
我沉默了。天真的京子夫人,你走不出的,走不出这世界。这世界有无数的潜网,罩住你,也罩住我。虽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到头来,谁又真正觅到一处桃源﹖
我泪如泉涌,握住话筒,只喃喃微语,也不知她听到与否:“京子妈妈,我不说,小舟不说……”
(《海外文摘》2001年第9期 王雪森 崔书芳荐)
一
教室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上放了五六排矮桌子,男人们便大大咧咧地似坐似躺地听课,女人们便把长裙小心地放在膝下,规规矩矩地跪着听讲。
窗外有几株瘦削的樱树,由于是很偏远的乡间,夏天还没有冷气,这几株樱树便用那不多的绿叶衬托出一片荫凉来。肤色雪白的京子夫人特意早早赶来,抢坐在凉意中,她不是怕热,而是担心阳光中有紫外线给她光洁的脸上留下什么斑点。一个爱美的小妇人,我心里好笑起来,因为京子夫人已快70岁,她是昭和一年出生的,正好和我的母亲同年。
发达的日本,乡下也毕竟是乡下,所以我收费很低,惟有京子夫人例外,她交两份学费。我执意不收,她执意要给,旁边的人也附和着说她有的是钱。我依然推辞,她便把钱硬塞在我手中,低着声说:“拿去,我若不花,我丈夫也会给他的情人们,那些婊子们花了,我心不甘,你好好念书,走正道。”我只好收下。可她的话,她那怨伤的神情,却使我心里很不好受。
久了,知道京子不是本地人。她住在附近一个城市,到这儿上课要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也听说了她的一些身世,她出生在中国的东北,日本人称满洲的地方,在中国人的小学、初中上过学。
“有一个先生叫杨先生,他好厉害,见我中文说得不好,一上课就罚我背书,一辈子还记得罚背过的课呢日本战败后,父母带着我和哥哥回到日本,那时日本也很苦,好不容易上了一个技术专科学校,毕了业,进了好大一家会社公司工作,每月工资两万日元,给妈妈5000,连一支口红也买不起。后来嫁了藤田先生,他是老社长的长子,从东京大学法律科毕业后,在父亲创办的会社当副社长,日子就好起来了。”
她继续告诉我:“可是他玩女人,玩了一辈子。当初娶我,他父亲打了他个半死,说我家境穷,可他非要娶我。婚后半年,他就有了新的女人,50多年没断过。年轻时我哭、我气,跑回娘家找母亲,母亲说,男人难道还有不玩女人的?何况是有钱人,忍着吧我就忍着。起初,我雇过私人侦探,让他告诉我丈夫的新消息。哦,小舟你不知道,也挺有意思的,最热闹的时候,他同时交往七八个女人,后来我就懒得管了。这不,我快70了,也忍了50多年,可他还在玩”
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脸上淡淡的。我听了,倒有些愤愤不平起来,说:“你应该跟他评理,和他离婚”
“你这笨孩子,我才不离哩我要的就是社长太太的名分,要的是社会的尊重,要的是应该属于我的那些财产。我们俩没子女,那些家产有一半是我的,你知道有多少吗﹖小舟,我不说了,免得吓了你”我便笑了,知道她讲的都是真话。
二
冬去春来,中文班办了整整一年,学生没增但也没减,15个老太太,10个老头子,学得都挺认真,会说不少中国话了。京子夫人的进步最快,大家便推她当了班长,我还交给她一个任务,让她多辅导一下松本先生。松本先生是一个76岁的好老头,整天脸上总是在笑,他40多岁时死了太太,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大了,嫁得老远,他就自己做饭,自己洗衣,邻居们就开玩笑叫他“欧巴桑”老奶奶的意思;可好,老头学中文不行,老忘,京子夫人就一遍遍地教他,比我还认真。
不久,大家就发现问题了,纷纷向我偷偷地汇报,说是京子夫人和松本先生好上了。一个老太太很严厉地说:“小舟老师,你可得管,不然我媳妇知道了会不让我来学中文了,会怕我学坏咱们这地方可不比东京、大阪,风气没那么新”
还有一个老头子自告奋勇要当一回侦探,因为他有一次发现松本先生和京子夫人同时乘上了开往城里去的火车:“你想,松本先生就住在小镇上,他没有理由去城里呀又不是节日,天又那么晚了,他可不是和京子夫人幽会吗请允许我代表中文班全体同学去调查一下,也好让大家放心。”
见他们一个个口气严重,我也慌了,不知该怎么办好。没想到中文班还会有这事,再说京子夫人都快70了,她哪会和松本先生有什么瓜葛呢﹖
松本先生年轻时是一家清扫公司的清洁工,老了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京子夫人是社长太太,用大陆以前的政治术语来说,阶级不同呀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也劝大家不要信,事情就这样压下来了。
京子夫人却依然故我,渐渐地连我也看出来了,他俩像通了电似的心灵相通。只要我让京子夫人念课文,松本先生必然紧张得脸红,他俩一举手、一投足都像是给对方爱的信息。小小的教室有这么一场精彩的爱情话剧天天在演出,别的人能忍得住吗﹖我决心找京子夫人谈谈。
她很平静地听完我的话,末了只说了句:“给你添麻烦了,我很抱歉。我快70了,总算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我不想回头。”第二周上课的日子,她和他都没有来,第三周、第四周,他俩便这样从我的中文班消失了。
教室一片宁静,窗外的樱花依然努力开着,用它的叶支撑出几许荫凉,可我的心很寂寞,上课常常会走神;加上我又申请到了一份8万日元的奖学金,生活可以勉强维持,学习又很紧张,我便关闭了中文教室,从此再也没去过那个乡下的小镇。起初,还和大家通通电话,后来,连搬了几次家,便连电话也不打了。
拿到硕士学位,我便卷起行李,准备离开这寂寞的岛国。朋友们替我在香港谋到一个职位,薪水是我在大陆工作时的十几倍,我很满意。想起初抵日本时,那偏远小镇的中文班曾支撑了我近两年的衣食之源,心中一阵暖意。我手忙脚乱地找出当年的点名簿,挨个给他们打电话。不知怎么地,我第一个电话便打到了京子夫人家,是一个柔和的女人声,可不是京子夫人。她告诉我京子夫人不在家,她离开家已一年多了,至于具体的地址要等主人回家商量后再奉告。我很快便从中文班同学的电话中知道了京子夫人的近况,原来她也住在小镇上了,不过并没有嫁给松本先生。
“他们只是同居,明白吗?同居!”在国外,男女同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京子夫人,一个社长太太,一个快70岁的老妇人,又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寻花问柳、女人却必须规规矩矩的社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
我想见见京子夫人,便给松本先生拨了电话,是她接的,她说她不想见我:“所有的人都好奇你也是。你说过将来要把在日本看到的事写给中国人看,你一定会写我。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连上街买菜都是他去,我不愿见人。”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啜泣声,显然,她不快乐。
“京子妈妈因她和我母亲同年,我一直这样叫她,你已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不嫁给松本先生呢﹖”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名分。
“孩子,我只告诉你,我都想过了,做情人吧,那是年轻人的事,我只是爱松本,想帮他做饭、洗衣。你不知道,我当了一辈子社长夫人,我丈夫没有在晚上两点之前回来过,他另有女人。他也不吃我做的饭,他总是在外面吃,喝酒胡闹我们又没有孩子,我只好和家里的几只猫说话。和松本在一块,我很幸福,不然我就是个活死人,等真正的死,一天天地等若是我要离婚吧,我丈夫有我和松本好的证据,他不会给我一分钱,反而要松本出一笔精神安慰金我在他家那口活棺材里埋了50多年,落个这种结局,我不合算呀所以我就这样混着,反正快70的人了,活一天是一天”
我听了她的话,眼角也湿润了,人生,该是多么不易呵我觉得理解了她。
“小舟我走出了他家那口活棺材,来到了小镇,可这小镇是一口大棺材,每个人的嘴都像在说我的事,全日本都像一张网,我走不出去,挣不脱。也许,我和松本应该回到满洲去,那儿的人不知道我的事,只要小舟你不说……”
我沉默了。天真的京子夫人,你走不出的,走不出这世界。这世界有无数的潜网,罩住你,也罩住我。虽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可到头来,谁又真正觅到一处桃源﹖
我泪如泉涌,握住话筒,只喃喃微语,也不知她听到与否:“京子妈妈,我不说,小舟不说……”
(《海外文摘》2001年第9期 王雪森 崔书芳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