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的某个春夜，清华大学的大礼堂里正上演话剧《玩偶之家》。在这场演出中，大二学生曹禺饰演女主角娜拉。台下坐着一位神情专注的女学生郑秀，她被这个故事和这位“女主角”深深打动。然而到了后台，她惊呆了：这个“娜拉”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娜拉”也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清丽的女子？
　　郑秀出生于南京，父亲郑烈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32年，她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成为清华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
　　曹禺一年前就瞄准了这个小女孩。他不写求爱信，也不偷照片，而是邀请郑秀参加剧社。他们一起排演了话剧《罪》，曹禺自己演弟弟，郑秀演弟弟的女朋友。
　　每次排练完之后，曹禺都亲自把郑秀送回清华南院古月堂的女生宿舍，月亮见证了他的绵绵情意。不过，曹禺把这个姑娘看得太简单了。郑秀欣赏他，但对于他的追求，她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每次回宿舍，郑秀都尽量走得快一些，争取不与曹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然而，在话剧开演的前几天，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郑秀的心扉不经意间被打开了。
　　这一天，郑秀来到排练场，看见曹禺夹着一捆书在和朋友聊天。也许因为书太多，有一本书掉了下来，于是大家帮他去捡。手忙脚乱之中，曹禺的眼镜被碰掉了。郑秀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曹禺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特别，眼里充满了光芒。
　　1933年6月，曹禺天天在女生宿舍外徘徊。他不停地给郑秀写情书，一封又一封。他们的女儿万昭回忆说：“他同宿舍的好心同学就说：‘你们赶快让郑秀跟万家宝（曹禺原名）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整宿整宿地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这样下去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最终，曹禺病倒了。
　　心里已经泛起涟漪的郑秀再也坐不住了，当晚，她就赶到了曹禺的宿舍探望。这一类似《玉簪记》的情节最终奠定了这对恋人的恋情，他们开始形影不离。吴祖光回忆说：“清华有一片树林，他们一起散步。回到宿舍时，曹禺发现近视眼镜丢了。眼镜丢了都不知道，他们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
　　1937年11月26日，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可是，婚后两人发现，他们在生活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习惯。曹禺的世界里只有创作，这让他忽视了生活细节，比如他不爱洗澡。郑秀每天都把洗澡水放好，推曹禺进去，然后关上门。有一天，郑秀听到里头的水声没了，推门进去看，才发现原来曹禺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浴缸里搅动，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本书在看。他看书看得睡着了，就没有水声了。郑秀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生活习惯上的诸多差异，让两个人在婚姻的道路上逐渐不同步。出于关心，郑秀常限制犯胃病的曹禺的写作时间。曹禺自然不愿意，就把郑秀和大女儿万黛送到了岳父家里。正在这时，剧校女学生邓宛生把一位年轻女学生带到了曹禺面前。这名女子是邓宛生的姐姐，名叫邓译生（后名方瑞），她便是曹禺另一部名作《北京人》中愫方的原型。开始，郑秀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对曹禺有些好感，直到有一天，邓家的佣人杨嫂来家里向曹禺使眼色时被郑秀看见了。杨嫂待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郑秀一路尾随，看到曹禺到一个茶馆坐下，看方瑞的信。郑秀很生气，把信夺了过去，“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
　　郑秀不能容忍曹禺的出轨，她想到了让他们结缘的那部《玩偶之家》，于是決心做个出走的娜拉。她并非不爱他，只是等着他低头认错，回到她的身边。但曹禺不这么想。他觉得郑秀应该不会原谅他了，便开始正大光明地和方瑞在一起。郑秀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奔波于南京和上海。1948年，郑秀的父亲决定带着全家撤往台湾，郑秀一定要曹禺和他们同行。但最终，曹禺没有来。
　　1950年，周恩来对曹禺说，他要出来工作，就必须解决老婆的问题—新中国不允许一个人娶两个老婆。郑秀最后叹气说：“好吧，我从前爱他，跟他结婚；我现在也爱他，我成全他，跟他离婚。”这一年，郑秀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的离婚仪式上办了手续。裁判书刚一读完，她就忍不住放声大哭。
　　离了婚的郑秀仍保留着曹禺在清华园写给她的情书。“文革”之后，吕恩问起那些情书的下落，郑秀说都烧掉了，因为“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郑秀还经常烧菜叫孩子们带给曹禺。吕恩看不过去，对她说：“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他比你吃得要好。”她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她一直那样爱着他、等着他，想要和他复合。
　　1989年8月，郑秀病重，通过多种渠道提出想见曹禺一面，但不知为什么最终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人生的最后，她口中呼喊着的仍旧是“家宝”。郑秀去世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靠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