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海军博物馆的码头，停泊着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2013年10月29日，它在游弋大洋40多年后退役，而它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仍在“服役”之中。
　　身体状况只允许他每天工作半天，黄旭华觉得时间不够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8时30分，他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整理过去数十年积累的资料。这位“志探龙宫”一辈子的“痴翁”，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留给后代。
　　93岁的黄旭华戴着运动手环，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在看一部传记电影。为研制国之重器，他隐姓埋名30年。他这一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一样，看似默默无闻，却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没见过核潜艇的他，34岁便担任总设计师
　　1 9 5 4年，全球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的“鹦鹉螺号”—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58年，我国启动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的黄旭华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因而被选中负责这项工作。
　　工作启动后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当时，毛主席说出了让黄旭华等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到一个月，黄旭华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汇集到了那个寄托着他们理想的荒山半岛。“中国的核潜艇完全是白手起家。”黄旭华回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才。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中有谁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模样，也许会大大缩短研制过程。”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的外形是水滴形，因为这样的设计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我们是也分三步走，还是三步并作一步？研究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年34岁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毅然选择了后者：“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没有犹豫彷徨，黄旭华带领大家通过大量计算和反复论证，仅用了3个月就提出了5个艇型方案，然后一头扎进了上海交大的实验室。
　　这仅仅是开始。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核动力装置、水下通信、发射装置等7项重大技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摸索着一步一步往前闯。我们有的，只有不可动摇的决心。”黄旭华说。
　　算盘是主要计算工具，土法造出“长征一号”
　　黄旭华至今仍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这把算盘曾伴随他度过无数个日夜。
　　“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他和同事们常常分组计算同一数据，出现不同结果就重新计算，直到结果一致为止。为了一个数据，“噼噼啪啪”的算盘声经常一响就是一整夜。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他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但在一穷二白的当时，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
　　他们就像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集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不敢肯定自己拼出来的设计图是否靠谱。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从国外弄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黄旭华如获至宝：“我们拆解分装了一次又一次，发现跟我们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致。大家高兴坏了！”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正如钱学森所说：“没有一万年，也没有一千年、一百年，只用了十年，我们就建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
　　1974年8月1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全球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三次刻骨铭心的眼泪，诉说精忠报国的一生
　　回望过去的93年，黄旭华说，自己曾三次流泪，每次都让他刻骨铭心。
　　第一次是在1988年4月，中国首次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所有参试人员都明白，这次试验非常重要，也十分危险。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中沉没的，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试验开始前，参试人员居住的宿舍里气氛凝重。他们有的给家人写遗书，有的唱起了《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为了鼓励大家，64岁的黄旭华决定和同事们一起下水。潜艇越潜越深，他指挥若定，“其实内心高度紧张”。
　　试验成功后，这位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激动得满脸都是泪水。出艇后，他即兴写下这样一句话：“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1957年至1986年，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30年未能与父母见面，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一个信箱。
　　直到1987年，上海的一家杂志发表了有关黄旭华的报道，他给母亲寄了一本。母亲把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后来，当妹妹告诉他这件事时，黄旭华又一次落泪了。
　　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时，母亲已经93岁。“我离家30年，家人只知道我在北京的信箱号。父亲重病，我回不去；他去世了，我回不去……”在父亲坟前，黄旭华第三次流下热泪。
　　国家的使命让黄旭华失去了很多天伦之乐。婚后不久，他便与妻子分别了6年，他与3个女儿也是聚少离多。他的大女儿黄燕妮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也投身到中国的核潜艇研制事业中。
　　目睹山河破碎改初衷，弃医走上造船强国路
　　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似乎注定一生要和大海结缘。
　　1924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我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结果日本人的轰炸让我改变了初衷。”
　　抗战爆发后，黄旭华不得不辗转韶关、桂林、重庆等地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目睹山河破碎，少年黄旭华开始思考：祖国那么大，为什么连一个能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思考的结果是，我决定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捍卫我们的领空，造军舰抵御海上的侵略！”
　　1945年，黄旭华放弃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的保送资格，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被称作“东方麻省理工学院”的国立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造船系。
　　2016年4月8日，在120周年校庆之际，上海交大的官方微博转发了一张照片：校庆活动中，92岁的老校友黄旭华推开为他准备的椅子，坚持站着演讲。
　　面对风华正茂、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们，黄旭华说：“若有人问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生，我们会说，此生没有虚度。我們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给了核潜艇事业。我们此生无悔！”
　　在人迹罕至的孤岛，他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