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人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具，除了笔、墨、纸、砚之外，还有水盂、笔筒、臂搁、镇纸、砚屏、笔格、墨床、印盒之类的案头小品。这些小摆设大都古雅别致，多彩多姿，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氛，既可供使用，又可作观赏，既是文玩器物，又是艺术珍品，它们能给主人的案头及书斋平添一种不可言喻的高雅之气，其风姿绰约的气韵尤其迎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格调。
　　


　　水盂主要用于给砚池添水，多指敞口器具。另又有砚滴、书滴、水注、水丞、笔洗等名目，其作用与水盂大致相同，只是在形态上有腹大与腹小，有嘴与无嘴之分。水盂作为文房用具，是随着笔墨的广泛使用而发展起来的，开始的形制只不过是小型的三系、四系陶罐，汉魏时由罐向盂演变；东晋时期的盂明显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出现了蛙形盂、兔形盂、蒜头盂、瓜棱盂、圆盂、方盂、扁盂、深腹盂等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说，晋灵公的墓被掘开，多数器物已朽烂，只玉蟾蜍完好，“王取以为水滴”；唐宋时代，水盂、砚滴之类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唐以前的材质青瓷居多，唐以后有唐三彩、宋哥窑、汝窑等瓷，辽代黑白釉瓷以及元明以后的青花、五彩等瓷。除瓷制水盂外，还有铜质、玉质和石质等。如宋杜绾《云林石谱》载：“鼎州祈阇山出石，石中有黄土，目之为太乙余粮。色紫黑，其质磊磈，大小圆扁，外多沾缀碎石，涤尽黄土，即空虚。间有小如拳者，可贮水为研滴。”这里提到的砚滴就是石质的。宋龙大渊《古玉图谱》还载有古代古玉卧瓜水注。《春渚纪闻》载：“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见而甚异之，求以古书博易，申公不许，后失之。”这里提到的蟾蜍形砚滴为铜质，注水后可自动滴水，点点滴滴注入砚池，堪称奇宝。
　　笔筒是插笔的器具，按照专家较为普遍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笔筒当出现在明代。明中晚以后，笔筒广泛置于书桌案头，成为与读书人朝夕相伴的宠物。笔筒多用竹、木、陶瓷制成，也有用玉石、树根、象牙等制成的。其造型多数为圆筒形，也有器口为梅花、葵花、云头、卷书、八方、六方、四方、不规则等不同形态的。木制笔筒以那些珍贵硬木且带雕刻的笔筒更是受到书画家和收藏家的钟爱，木笔筒讲究通体由一块整木挖雕而成，若是拼装、修补或底是后配补而堵上去的，就会降低其价值。其次还要求筒大帮厚，直径与筒高比例适当。对雕花的笔筒，要讲究纹饰、布局和雕工。明代木雕大都简朴大方、花纹疏密有致，刀法也有神韵；清代则纹饰繁缛，追求精细，在厚重和意趣上不如明代。象牙、玉、石等雕刻笔筒亦不乏精绝之品。
　　中国文人大多崇尚使用竹制笔筒，这可能与国人崇竹风尚有紧密关联。宋代苏轼喻竹为君子曰“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当可消百忧。”文同则称竹“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竹在我国自古就是纯正、正直、谦虚的象征，于是竹制笔筒在文人中颇为时兴。竹制笔筒盛于明清时代，流行至今。竹笔筒一般有三种雕作方式：一是用竹筒直接雕成，二是利用竹根做文章，三是用竹材拼制而成。另外还有翻簧、百宝嵌等更为复杂的工艺。
　　臂搁主要为作书绘画的枕臂之用，也叫搁臂、腕枕。我国以前的书写格式，是自右而左，为了防止手臂沾墨，就产生了这种枕臂之具。臂搁，原先都称“秘阁”。在古代，秘阁本是对禁中藏图书秘记之所的称呼，指的是内府的一个图书档案机构，汉以后都由秘书监掌管。秘阁一名后来又成为尚书省的别称，尚书省在汉魏时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大概在纸张没有大量使用以前，皇家所藏秘记大都只是一些刻写有文字的竹片，而这种藏在秘阁中的竹片后来也被代称为“秘阁”。故明代竹刻家刻制了文饰、用来枕臂的竹片也沿称了“秘阁”一名。明清以来大量刻制出来竹秘阁，因其基本用途是搁臂，而不再是记事存作档案。另外“秘阁”与“臂搁”音相似，故现在只称“臂搁”不再叫它“秘阁”。但这一改名始于何时何人，都难于细加考证了。臂搁在明代已为读书人偏爱，除以玉、檀木、竹质制作，还有象牙、瓷等，上面多有浅刻平雕，以刻制书画为主。或镌座右铭以为警策，或刻所喜之诗画以作赏，或刊挚友亲人之赠言以为留念。臂搁的书卷气浓郁，它不光是实用，而且早已是书案的饰物、读书人的藏品。竹臂搁也是竹刻艺术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一般是用去节之竹筒分劈成三块，在凸起的竹面上进行镌刻。明清之际，很多竹刻艺人以高超的技艺，精心巧刻，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臂搁作品。竹制臂搁也是文人雅士常置手边的玩物，日夕摩挲，愈摸愈润，久摸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又因竹子性凉，古人即用“竹夫人”祛暑，每当心情烦躁或精神疲倦之际，独坐书斋，而手抚竹臂搁闭目养神，可令人独虑忘世，得一时之清净。盖手掌有劳宫穴，触竹有凉侵肺腑之感，犹似佛门僧人坐禅以竹“性板”置膝上抚手静心。这一妙用大概也是古人所谓的修心养性。
　　


　　镇纸也叫纸镇、文镇，为镇压纸张之用，以铜、铁、玉、石、瓷、木、竹等质材制成，以长方形居多，上雕刻有各种图案和诗词名句等内容，也有雕成动物、人物的产体形象的。民间镇纸常以黄、白铜或竹、木所制，成对或不成对。铜镇纸还有圆形和四边形的，也有折叠式的。成对的，或为上下两联，或为一字一画，也有的合是一整幅画，分开则独立成幅，其中有些还出自名人、画家之手。这类铜、木镇纸，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制作较多。镇纸也有用雅石一类代替的。
　　砚屏是放在砚端以挡风尘的用具，形状如立于案头的小插屏，为玉石、陶瓷、象牙、澄泥、漆木等原料制成。其首创于宋代，流传至今的砚屏，则以观赏用的居多。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载：“古无砚屏，或铭研，多镌于研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研，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其后制作工艺更加严格，而且雕刻精湛，书画铭文，无不古意盎然，极富诗情画意。笔者曾见一件象牙金刚一切经砚屏，在宽9厘米的象牙板上刻着5300字的经文，堪为工艺制作之一宝。
　　笔格俗称笔架，是架置毛笔的一种器具，有玉、铜、瓷、木、石各种质地制作，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每种式样花色繁多。南朝梁简帝《咏笔格》诗云：“仰出写含花，横手学仙掌，行因提拾用，遂厕旋台赏。”梁吴筠在《笔格赋》赞咏笔格：“永临窗而储笔。”尝见清中期白玉笔架一件，为新疆和田玉琢成。呈拱形，桥面横向阴刻木纹，其下竖向阴刻木纹，似以两层木头叠成。桥身下作两排木桩支撑，旁为小舟，乘二人，桥侧为浓密的松树、花木，桥上行人有骑驴、挑担、负载者，一人独坐歇息，观赏风景，树空间可以架笔。像这类设计精巧、雕琢精细的笔格，今已十分罕见。今之笔格多为黄铜和陶瓷制作，其形状有山形、龙形等。
　　笔床是搁放毛笔的器具。南朝陈时即有制作，陈徐陵《玉台新咏序》载：“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搜神记》中又称：“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其形制，《考槃余事》有言：“笔床之制，行世甚少，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
　　笔挂为挂笔的器具，古为横长式，现座底以稍重的木、石、金属等制作，中有一柱杆，上端用与底座相同质地材料制作而成，重量稍轻， 多为圆形、半圆形、菱形、多边形等状，上布有均匀对称的小钩，以利于挂笔。
　　墨床为放墨之器具，即磨完墨后用来搁墨的台架，主要以玉、铜、铁等制成，大多做成小桌形，下有四足。墨盒用来盛装多余的墨汁。有人认为，墨盒大约始于清嘉庆、道光之际。墨盒多为铜制，而少有银质，方形、圆形、椭圆形都有，其盖上多雕刻字画。
　　印泥也是文人不可缺少的文具。印泥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那时均在封发简牍的泥块上钤印，以作凭证，由此而称印泥，但还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印泥。到了隋唐以后，公私书信一律改用纸帛，印章的使用方法也随之改变，多以有色颜料钤于纸帛，这类钤印用的涂料制品称之为“印色”。元代又出现油泥，主要用朱砂、艾绒、蓖麻油、麝香、冰片等原料调制而成。后人又称印色或油泥为印泥。这种印泥以厚亮细腻、色彩苍老鲜明为上品，其中以紫红砂所制印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