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带给我们一个谜团，为什么最聪明的人没有预言到这次危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无法在产生这些问题的思维层次上得以解决。”
　　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后，我的结论是，答案在于我们思考世界问题的方式。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都学习过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这个被假设为信息完全、无交易摩擦且构造完美的模型，稍一偏离均衡便能自我修正。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简单的模型是当前大多数计量和资产估值模型的基础，用于政策制定、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不幸的是，我们被这个“理想世界”所误导，并且不能跳出这个稳定的定式，而现实世界则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黑天鹅事件”，结果就是目光短浅而导致悲剧发生。
　　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引导我们找到“最优方案”，因此大多数经济学所引申出的理想化政策在实践中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个充满专业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对于微观事物的了解似乎越来越多，而务实的常识却已变得难寻。
　　事实上，2007年危机以来，很多人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真正缺少的是道德和理智的规则，用以处理多维度、复杂、同时发生的变革，包括人口膨胀、技术破坏、工业转型、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人类冲突和自然灾害。在这个时期，只有不确定、非常易和死亡是确定的。
　　我们如何应对未知的不确定性？人类天性是乐观的，这使我们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变得迟钝。回想砍下最后一棵棕榈树的复活节岛人，自认为给上帝竖一座雕像就可以获得赦免，不想其行为却引致社会的覆灭。
　　凯恩斯、哈耶克、西蒙、弗里德曼等老一辈经济学家都明白，我们必须面对不完全的信息和知识。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词“知识的虚妄”中，揭示了自以为全局在握的政府实行过度干预的风险。他反对大政府，因为根据他的定义，没有哪个政府能比市场的秩序做得更好。
　　我们所看到的巨大混乱，是大趋势的结果——人口将在20年内增长到90亿（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与此同时，伴随着深刻的技术和产业变革，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冲突升级和气候变暖。
　　在不断变化、多极、多维度的全球系统中，我们的思维和教育无法应对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带来的同时变化。我们必须反思经济和政治理论，以应对不平等加剧、失业率上升、金融秩序混乱和气候变化。但是，像盲人摸象，我们却习惯于孤立地看待市场。
　　加利福尼亚体系的思考者卡普拉认为，“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态和伦理的过程，一个多维度和系统性的过程。”
　　当前，我们习惯用更复杂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做投资银行业务，法案生效了60多年，却只有37页长。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下的沃尔克规则的提案已经达到325页，法案本身有1100页，把所有补充条款都算上大约有3万页。
　　在银行监管领域，1987年巴塞尔协议Ⅰ有30页，巴塞尔Ⅱ有347页，而最新的巴塞尔Ⅲ则有616页，其中很多规则都用复杂的模型计量风险。如果这些规则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风险管理专家和律师知道其含义，那么非专业或兼职的董事会成员，如何明白其中真正蕴含的风险呢？
　　简言之，问题是当我们应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时，应该采用具有复杂规则的复杂系统，还是易明、易用且便于落实个人责任的简单系统？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如此复杂的时刻，我们没有足够好的理论作为指导。
　　然而，面对不确定性，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随机过程，而是可以被企业、机构甚至国家学习的实用技巧。它的基本原则是，在做中学。一个人从制定不确定的战略开始，在有限资源约束下优先发展，并且识别风险。面对不确定性，你可以通过试点、寻找其他可能的选择进行试验。你的团队要分享新发现的经验，用以支持新的团队，使新团队能够通过和其他团队合作而快速适应，并进行创新。如果你成功了，就可以总结经验并扩大试点范围。如果你失败了，那么就要检查、重组并再次试验。
　　系统性思考和行动意味着，我们共同学习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自反性。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