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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圣地到罗马城台伯河畔，再到佛罗伦萨古桥以及今天的华尔街，在探寻金融史迹的路上，犹太人的精明和才干或隐或现。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事件、机构和人物都与这个民族的艰难成长息息相关。
不过，多数人在高度认可犹太民族的金融智慧的同时，也会本能地认定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狡诈地操控货币、银行乃至整个资本市场，而且均是出于自私和获取暴利的动机。甚至一些严肃的金融史学家也会将道听途说的轶闻作为佐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犹太金融阴谋的故事。
犹太民族是一个颇具悲情色彩的民族，在其漫长的三千年建国史里，大部分都处在流浪和被残害的历程中。从亚述人、巴比伦人到罗马人，每个进攻者都会奴役犹太民族并试图根除它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统治世界之后，千年之际的十字军东征、黑死病的罪名承担、15世纪的西欧驱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纳粹的种族灭绝等都是针对犹太人的杀戮。在这样严峻的生存环境下，犹太人居然能生生不息，甚至落叶归根地建立现代国家，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经典写照。
依照主流宗教和世俗规则，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犹太人无法进入当地社会从事正当的职业、拥有财产和土地，也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享受声名与地位。如果不皈依或同化于主流社会，犹太人就必须在特定的行业和领域中生存，而且还要不断地被迫迁徙。于是，贸易、医疗和出版这些昔时无人眷顾的小生意就成了各地犹太人安身立命的起点。幸运的是，中世纪后，伴随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折，货币兑换和融资交易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初级农业经济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体现在拥有产品和不动产上。贸易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行业，也被视为仅仅用于调剂人类不同需求的奢侈性行业，因而受到主流教义的歧视。而推动贸易的货币兑换和融资行为，更是不当获利的卑鄙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耻。Usury（还本付息）在基督教教义中被严词谴责了上千年，从事此业的人死后不能上天堂。这个词汇被错误地翻译为中文的“高利贷”，同样在中国也被赋予了道德评价的负面意义。
犹太人不得不从事贸易和货币行业，而且透过他们遍布欧亚非的迁徙网络，将货币汇兑和融资交易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相对宽松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地区，13世纪-14世纪时，犹太人甚至有机会建立正规的商业银行连锁机构。他们创造了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 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中国的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以及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类似于中国的票号。相对于分散经营的其他行业，控制这样的金融网络业态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捕捉商机、发现市场需求、对冲风险和获得暴利的优势地位。
1394年，基督教徒被禁止从事贷款业。迁徙到意大利的犹太人只能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几个规定地区从事贷款业务。到了1437年，佛罗伦萨给犹太人发了四张执照，允许他们在城内建立银行，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消息灵通且合作精神极强的犹太人，立即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可以代理这四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网络。特别是汇票这个重要交易工具的发明，使得佛罗伦萨迅速崛起，成为取代热那亚的现代银行中心。在当时的金融豪门美第奇（Media）家族等的影响下，犹太人的金融业务获得了长足发展。
好景不长，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相关新教教徒在随后的彼此竞争中，也开始进入商业市场特别是金融界，他们共同将犹太人列为公敌。一个最有效也最受贫苦的基督徒们欢迎的故事便是，犹太人通过金钱来洗劫人民，掏空教会和国家的财富。
文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推波助澜，编织了无数故事和说教。于是，犹太人被从显赫的金融圈中驱赶到地下融资层面，从事钻石珠宝和大宗贸易的结算；而金融家则低调地在权贵中钻营，以图获得政治庇护。
金融阴谋论从欧洲开始流传，主要针对犹太商人和金融家，其中最传神的是著名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居然深谋远虑地扶植了罗马教皇，也培养了一批打入政府的亲信，从而长时间控制教廷财务和政府金库。特别在欧洲战争中，该家族利用五个儿子在五个欧洲国家建立分支来控制金融资源和国际借款，甚至在拿破仑战争中，通过控制信息来实现巨额盈利，富可敌国。这个故事几乎在任何一本关于华尔街阴谋的书中都会出现，最早的版本则是来自上世纪初德国纳粹的出版资料，旨在为没收犹太资产行动进行预热宣传。
金融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长篇巨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如何从被隔离的犹太区中走出来，以纺织品生意起家，在100年内逐渐称雄欧洲和全球金融市场。与三个世纪前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一样，他们观察市场、把握需求、果断行动、承担风险、小心翼翼地依靠教权和王权、不断创新金融技术、投资艺术和名望、建立广泛的社会资源。这不是阴谋，而是判断力和执行力，还有千载难逢的运气。
根据弗格森的介绍，在强烈的排犹情绪中，100多年前，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社会主义者桑巴特和霍布森，都编造了一大批阴谋故事。弗格森讽刺道：“这些作家重新润色已经成文的神话以及轶闻就能够赚钱。”
自从1791年法国首先实施了解放犹太人运动后，北欧和西欧诸国陆续改变了歧视犹太人的政策。但是民众中的敌意仍然长期存在，这迎合了东欧、俄罗斯特别是德国始终蔓延的排“犹”浪潮，酝酿了“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悲剧。即便在美国这个开放的社会，金融阴谋论也始终围绕犹太人。每当金融危机来临，各种抨击犹太人和金融界的书籍就会畅销。毕竟，寻找一个瞬间可以迎合大多数人的借口，要比研究和思考来得便利和安全。
今天，活跃在美国金融界的犹太人有对冲基金大王索罗斯、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两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彭博创始人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这样一个名单再次给了金融阴谋论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另一批犹太人同时控制着一个同样重要的领域，如英特尔的葛洛夫、计算机巨头戴尔、甲骨文的埃里森、谷歌的佩奇、Facebook的扎克伯格。如果这两批人跨界合作，人类将会怎样？ 我们不妨期待新的畅销书问世。 金融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态度；是伴随人类成长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敌人。以笔者浅见，金融阴谋论主要有这样几种来源。
一是无知与恐惧。除了极少的创新者，人类天然地恐惧变化，回避风险，希望寻求安全的保障。原始社会中，人们因对风雨雷电的恐惧形成早期的神灵崇拜。在吕底亚和希腊时代，金银币也都铸上各种神灵和帝王的符号，希图获取保佑。人们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惧的结果。金钱崇拜在特定的环境下转化为对金钱的摧毁，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与世隔绝将金银币销毁而使用铁币。法国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产后，洗劫了所有银行机构，并限制其发展近200年之久。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金融衍生产品严格限制或取缔，对金融创新谈虎色变。
在一个农业社会体系中，货币、支票、信用和钱庄等都是复杂的交易媒介和资源组织平台。人们难以理解为何有人承担风险，提前预订了秋天的果实；何以货币可以买到闻所未闻的物品，支付教育和旅费，甚至提前享受到未来的收入。无知与恐惧下，人们自然要选择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崇拜而服从，或者排斥而敌视。
二是偏见与懒惰。人类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无知，对任何变化都会找到一个或一组可以说服自己的原因。人们一旦从大众中得到世俗的解释，又不愿为难自己，努力学习，弄清逻辑，就容易继续从众来巩固偏见，寻求心理安全感。当偏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维护偏见就成为一种义正词严的责任，而且有自豪感。观念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一步，没有这个变化，就无从启动制度改革。
把变化归咎于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为，是一种思维和态度的懒惰。即便已经意识到阴谋论是缺乏逻辑支持的，但建立新的逻辑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大多数人没有需求动力和求知欲望来组织资源并架构逻辑，只能期待来搭他人的思维创造的便车。更何况，阴谋论往往迎合大众趣味，有戏剧性。多年前得知陈志武教授要写书批评阴谋论时，我便想，爱因斯坦如何与跳大神的讨论道理呢？
三是专制与迷信。前两个原因比较简单，在正常环境中通过开放信息和交流，可以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逐渐解决。但是，在专制的环境下，阴谋论有可能成为舆论主流，形成政府决策的社会压力。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利用阴谋论来操控舆论、煽动民意。在舆论不开放的社会中，来自官方的扶植会形成一定的气候，特别在原教旨的宗教社会中，阴谋论更是家常便饭。如在中东某些国家中，所有新事务都被视为西方势力的操控。近年来，中国阴谋论也成为西方政治家彼此博弈的筹码。
金融阴谋论不会被消除，但学习、思考和开放会大大提升公众金融素质，这也是金融制度变革和观念革新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不过，多数人在高度认可犹太民族的金融智慧的同时，也会本能地认定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狡诈地操控货币、银行乃至整个资本市场，而且均是出于自私和获取暴利的动机。甚至一些严肃的金融史学家也会将道听途说的轶闻作为佐料，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犹太金融阴谋的故事。
犹太民族是一个颇具悲情色彩的民族，在其漫长的三千年建国史里，大部分都处在流浪和被残害的历程中。从亚述人、巴比伦人到罗马人，每个进攻者都会奴役犹太民族并试图根除它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统治世界之后，千年之际的十字军东征、黑死病的罪名承担、15世纪的西欧驱犹运动，特别是希特勒纳粹的种族灭绝等都是针对犹太人的杀戮。在这样严峻的生存环境下，犹太人居然能生生不息，甚至落叶归根地建立现代国家，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经典写照。
依照主流宗教和世俗规则，在两千年的历史中，犹太人无法进入当地社会从事正当的职业、拥有财产和土地，也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享受声名与地位。如果不皈依或同化于主流社会，犹太人就必须在特定的行业和领域中生存，而且还要不断地被迫迁徙。于是，贸易、医疗和出版这些昔时无人眷顾的小生意就成了各地犹太人安身立命的起点。幸运的是，中世纪后，伴随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折，货币兑换和融资交易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初级农业经济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体现在拥有产品和不动产上。贸易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行业，也被视为仅仅用于调剂人类不同需求的奢侈性行业，因而受到主流教义的歧视。而推动贸易的货币兑换和融资行为，更是不当获利的卑鄙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耻。Usury（还本付息）在基督教教义中被严词谴责了上千年，从事此业的人死后不能上天堂。这个词汇被错误地翻译为中文的“高利贷”，同样在中国也被赋予了道德评价的负面意义。
犹太人不得不从事贸易和货币行业，而且透过他们遍布欧亚非的迁徙网络，将货币汇兑和融资交易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相对宽松的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地区，13世纪-14世纪时，犹太人甚至有机会建立正规的商业银行连锁机构。他们创造了不同分工的银行，一类叫minuto bank， 从事当地货币汇兑和珠宝抵押贷款，相当于中国的钱庄；另一类是grossi bank，从事国际贸易汇兑、解汇以及给政府、教堂等公共机构与商户提供长期贷款，类似于中国的票号。相对于分散经营的其他行业，控制这样的金融网络业态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捕捉商机、发现市场需求、对冲风险和获得暴利的优势地位。
1394年，基督教徒被禁止从事贷款业。迁徙到意大利的犹太人只能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几个规定地区从事贷款业务。到了1437年，佛罗伦萨给犹太人发了四张执照，允许他们在城内建立银行，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消息灵通且合作精神极强的犹太人，立即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可以代理这四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网络。特别是汇票这个重要交易工具的发明，使得佛罗伦萨迅速崛起，成为取代热那亚的现代银行中心。在当时的金融豪门美第奇（Media）家族等的影响下，犹太人的金融业务获得了长足发展。
好景不长，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相关新教教徒在随后的彼此竞争中，也开始进入商业市场特别是金融界，他们共同将犹太人列为公敌。一个最有效也最受贫苦的基督徒们欢迎的故事便是，犹太人通过金钱来洗劫人民，掏空教会和国家的财富。
文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推波助澜，编织了无数故事和说教。于是，犹太人被从显赫的金融圈中驱赶到地下融资层面，从事钻石珠宝和大宗贸易的结算；而金融家则低调地在权贵中钻营，以图获得政治庇护。
金融阴谋论从欧洲开始流传，主要针对犹太商人和金融家，其中最传神的是著名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居然深谋远虑地扶植了罗马教皇，也培养了一批打入政府的亲信，从而长时间控制教廷财务和政府金库。特别在欧洲战争中，该家族利用五个儿子在五个欧洲国家建立分支来控制金融资源和国际借款，甚至在拿破仑战争中，通过控制信息来实现巨额盈利，富可敌国。这个故事几乎在任何一本关于华尔街阴谋的书中都会出现，最早的版本则是来自上世纪初德国纳粹的出版资料，旨在为没收犹太资产行动进行预热宣传。
金融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长篇巨制《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详尽描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如何从被隔离的犹太区中走出来，以纺织品生意起家，在100年内逐渐称雄欧洲和全球金融市场。与三个世纪前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一样，他们观察市场、把握需求、果断行动、承担风险、小心翼翼地依靠教权和王权、不断创新金融技术、投资艺术和名望、建立广泛的社会资源。这不是阴谋，而是判断力和执行力，还有千载难逢的运气。
根据弗格森的介绍，在强烈的排犹情绪中，100多年前，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社会主义者桑巴特和霍布森，都编造了一大批阴谋故事。弗格森讽刺道：“这些作家重新润色已经成文的神话以及轶闻就能够赚钱。”
自从1791年法国首先实施了解放犹太人运动后，北欧和西欧诸国陆续改变了歧视犹太人的政策。但是民众中的敌意仍然长期存在，这迎合了东欧、俄罗斯特别是德国始终蔓延的排“犹”浪潮，酝酿了“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悲剧。即便在美国这个开放的社会，金融阴谋论也始终围绕犹太人。每当金融危机来临，各种抨击犹太人和金融界的书籍就会畅销。毕竟，寻找一个瞬间可以迎合大多数人的借口，要比研究和思考来得便利和安全。
今天，活跃在美国金融界的犹太人有对冲基金大王索罗斯、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两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彭博创始人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这样一个名单再次给了金融阴谋论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另一批犹太人同时控制着一个同样重要的领域，如英特尔的葛洛夫、计算机巨头戴尔、甲骨文的埃里森、谷歌的佩奇、Facebook的扎克伯格。如果这两批人跨界合作，人类将会怎样？ 我们不妨期待新的畅销书问世。 金融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态度；是伴随人类成长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敌人。以笔者浅见，金融阴谋论主要有这样几种来源。
一是无知与恐惧。除了极少的创新者，人类天然地恐惧变化，回避风险，希望寻求安全的保障。原始社会中，人们因对风雨雷电的恐惧形成早期的神灵崇拜。在吕底亚和希腊时代，金银币也都铸上各种神灵和帝王的符号，希图获取保佑。人们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惧的结果。金钱崇拜在特定的环境下转化为对金钱的摧毁，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为与世隔绝将金银币销毁而使用铁币。法国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产后，洗劫了所有银行机构，并限制其发展近200年之久。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对金融衍生产品严格限制或取缔，对金融创新谈虎色变。
在一个农业社会体系中，货币、支票、信用和钱庄等都是复杂的交易媒介和资源组织平台。人们难以理解为何有人承担风险，提前预订了秋天的果实；何以货币可以买到闻所未闻的物品，支付教育和旅费，甚至提前享受到未来的收入。无知与恐惧下，人们自然要选择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或者崇拜而服从，或者排斥而敌视。
二是偏见与懒惰。人类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无知，对任何变化都会找到一个或一组可以说服自己的原因。人们一旦从大众中得到世俗的解释，又不愿为难自己，努力学习，弄清逻辑，就容易继续从众来巩固偏见，寻求心理安全感。当偏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时，维护偏见就成为一种义正词严的责任，而且有自豪感。观念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一步，没有这个变化，就无从启动制度改革。
把变化归咎于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为，是一种思维和态度的懒惰。即便已经意识到阴谋论是缺乏逻辑支持的，但建立新的逻辑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大多数人没有需求动力和求知欲望来组织资源并架构逻辑，只能期待来搭他人的思维创造的便车。更何况，阴谋论往往迎合大众趣味，有戏剧性。多年前得知陈志武教授要写书批评阴谋论时，我便想，爱因斯坦如何与跳大神的讨论道理呢？
三是专制与迷信。前两个原因比较简单，在正常环境中通过开放信息和交流，可以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逐渐解决。但是，在专制的环境下，阴谋论有可能成为舆论主流，形成政府决策的社会压力。
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利用阴谋论来操控舆论、煽动民意。在舆论不开放的社会中，来自官方的扶植会形成一定的气候，特别在原教旨的宗教社会中，阴谋论更是家常便饭。如在中东某些国家中，所有新事务都被视为西方势力的操控。近年来，中国阴谋论也成为西方政治家彼此博弈的筹码。
金融阴谋论不会被消除，但学习、思考和开放会大大提升公众金融素质，这也是金融制度变革和观念革新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