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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至20日，来自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领导人及经贸部长们齐聚柬埔寨金边，走马灯般举行第21届东盟峰会、第1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15周年纪念峰会和第七届东亚峰会等系列峰会。
FTA（自由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热词，在这些会议上口口相传。其中，迅速崛起的全球服务贸易，成为这一系列“协定”和“关系”中的高频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市场低迷，货物贸易总额的年度增长，从2010年的13%下降到2011年的7%。而据WTO（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将放缓至3.7%。随着货物贸易增速放缓，各国都在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服务贸易因此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国际经济的竞争焦点和合作热点。据WTO统计，2005年至2011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从4.9万亿美元增长到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0%以上，年均增长8.8%。若从2000年计算，最近12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9.3%， 均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目前，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高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
然而，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也在浮现：启动逾11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全球贸易多边机制陷入危机。一些国家因此失去信心，企图另起炉灶，撇开WTO倡导的多边贸易协议，在最具增长潜力的服务贸易等领域达成小范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这虽令部分国家打破僵局，却无益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推进。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对此颇为忧虑：“服务业双边协定可能导致市场更为分散。如果TPP有一项银行监管规定，东盟10+3也有一项，中日韩自贸区又有一项，那就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了。从诸多方面看，服务业甚至比制造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
多年来，他寄望推进服务贸易领域更大范围的多边协议，以打破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加快推动多哈谈判，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的扩张，全球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更具竞争性和增长前景的服务贸易领域。这不仅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关注重点，亦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日益看重的领域。
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全年达419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其中服务出口居世界第四，服务进口居世界第三。但相对于2011年中国高达36420.59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1.5%，远低于全球水平。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总额3458亿美元，同比增速快于贸易总量。根据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即最近几年的年均增速将在11%以上。
从全球来看，自“二战”以来，经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世界货物贸易市场大部分已经开放，而服务贸易自由化刚刚起步，既蕴含巨大增长空间，更面临诸多贸易障碍。服务贸易自由化，因此成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主要议题。
近年来，拉米不停地在各国奔走、斡旋、撮合。他像一个苦口婆心的“接生婆”，期待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尽快“分娩”。
他深知，谈判者口袋里捏着各自的筹码，虽然极在意牌桌上的博弈，却迟迟不肯主动出牌，有的甚至起身离桌，四处逡巡。拉米的使命，就是极力将各方拉回桌前，并敦促各方开诚布公，争取尽可能多方满意的“落单”。
前不久他到中国访问，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期望，中国这个新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在服务贸易领域更有作为。拉米说：“在多边贸易谈判中，WTO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积极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强多边贸易协定谈判。而多边贸易体制需要中国来帮助建立一个桥梁。”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开启，有20个议题，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谈判。但因涉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方方面面，谈判异常艰难。2005年就任世界贸易总干事之后，拉米曾希望，能够在他任期内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结出果实。迄今数年努力之后，寄望各成员方全部接受一揽子协议，仍然希望渺茫。
为避免多哈回合谈判彻底失败，拉米推动WTO拟把原来“一揽子承诺”的谈判模式，转向“早期收获”模式，其中重点就是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突破。
拉米一直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对全球经济提振至关重要。这一谈判的成果相当于推出一个成本低廉的一揽子经济刺激“导弹”。据他估算，若多哈回合谈判的成果得以执行，仅在服务贸易领域，每年就可以给全球经济注入30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的新活力因素，WTO各成员都将从中受益。
开放服务贸易打破多哈僵局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没有关税问题，关键是相关领域的开放。而开放服务市场，牵涉更多的是不同经济体的监管接轨
《财经》：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逐年萎缩，服务贸易则快速增长。有人担心，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恶化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状况，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岗位所剩无几，服务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低端服务业岗位转移至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将意味着“双危机”，情况真是这样吗？
拉米：首先，我不同意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岗位所剩无几的说法。
在很多行业，发达国家不得不从低附加值制造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不错，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的岗位消失了，但中高端制造领域却出现了新岗位。而在这些新的领域，制造和服务基本上是一回事。一些优秀的制造商不断将服务项目应用在产品之上，或者是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
如果中国能更加开放服务市场，将有利于减轻自己当前所面临的贸易压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不过，这些工作岗位的分布将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相比制造业，服务业是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行业。 在银行、保险等服务行业，科技能够在许多环节代替人工，但在分销、医疗和旅游等领域，并不能用机器代替人，比如食宿服务，就不能指望机器人来完成。由此我预计，服务业拓展的新行业，将比原先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且，服务行业的游戏规则也会不同，这是更有可能双赢的贸易。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许多领域将不再严格区分产品和服务，那么，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会不会越来越模糊？
拉米：是的，劳斯莱斯公司越来越少卖发动机了，而是出售产品包，向客户提供发动机的飞行实验及维护服务。再比如苹果公司的iPad，或者其他公司推出的平板电脑，如果没有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使用价值将非常有限。而在这些领域，蕴藏着充足的新增就业机会。
WTO初步估计，58%的美国公司既是制造商，又是服务提供商。这些趋势也开始在中国出现。2007年，不到1%的中国制造企业声称自己也同时提供服务。2011年，约20%的中国制造企业声称自己既是制造商，又是服务提供商。这一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加强，中国也不例外。
《财经》：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印度人在印度也可以为美国人做扫描工作，这描绘就是服务贸易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
拉米：是的，你说得没错。世界变得更加平坦，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加快，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提高，将成为可能。很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难题，而服务业市场的增长，尤其是服务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弥合相关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财经》：自2008年危机发生以来，虽然经过各方努力，但世界仍处于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中。一些国家以保护国内就业、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非关税措施，设置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严重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为国际贸易加快增长提供新的通道？
拉米：你说得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太好，影响了贸易增长。在一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的确在酝酿，但这一风险迄今尚未成为现实，世界贸易中仅有很少一部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WTO正通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这一现象的蔓延。
服务业是否对全球贸易增长有所贡献？当然！ 我们生活在一个服务业革命的年代，服务业是全球贸易增长的助推器和新源泉，开放服务业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样重要，都意味着多边更广泛的利益分享。其中可能的问题是，为了使服务业创造出更多价值，有关经济体需要进行非常痛苦的体制改革。
《财经》：你所说的体制改革，恐怕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拉米：是的，最痛苦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财经》：11年过去了，多哈回合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一些经济体意欲撇开“多哈回合”，达成小范围的服务贸易开放协议，比如TPP。他们认为WTO过于偏重以制造业或货物与商品贸易为中心，而TPP将以服务贸易为中心，这在目前的WTO框架内难以实现。
拉米：情况并非如此。从1995年1月起，我们就有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至少在WTO的谈判框架内，服务贸易几乎与货物贸易同时起步。
我还是要强调，服务业和制造业一样，只有多边谈判的推进，才能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我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欧盟甚至中国更喜欢双边协定，因为它们各自拥有庞大的市场，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向中小国家出口服务。但是，我们要注意公平。显然，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多边谈判要比双边谈判更加公平。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没有关税问题，关键是相关领域的开放。而开放服务市场，牵涉更多的是不同经济体的监管接轨。
制造业双边关税下调，就会形成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服务业的双边协定，可能导致相关贸易市场更为分散。如果TPP有一项银行监管规定，东盟10+3有另一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又有一项，那就没有一个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从诸多方面看，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否则，服务领域的全球公平竞争将无从谈起，从长远来看，对各经济体均不是好事。
《财经》：为什么说，服务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
拉米：必须如此。服务业监管不一致的风险，会妨碍规模经济效应。WTO去年的《世界贸易报告》就谈到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思辨文章。服务业分散化，从而妨碍规模经济的危险高于制造业。就像制造业中的技术壁垒，如汽车排放标准，先有一项双边协议，然后其他人再有一项不一样的，你再订立一个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标准难以转换。
非常有必要像关注制造业那样关注服务业，制定多边的体系。还是以我手头这个iPad为例，这是一件制造商品，在中国成都由富士康公司完成生产。但成都创造的生产价值，只占这台iPad总价值的5%。其最重要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芯片的制造，大部分是设计芯片的脑力劳动，而非芯片制造的体力劳动。你能告诉我，在这里什么是服务，什么是制造吗？没人说得清。
在全球服务业和制造业，早已不适合将贸易看作是壁垒分明的得与失：“他们”的出口与“我们”的进口，或是相反。这种描述已经过时。当一项服务的提供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口国进行时，外国的服务供应商，事实上在为这项服务的进口国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和各项收入，你反对这种服务进口，等于阻碍自己的利益。
以服务业促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正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向，服务贸易可以促进货物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了不起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财经》：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大国，相比之下，开放服务贸易非最紧迫的贸易议题，在这方面中国走得太快，受益不一定最大。
拉米：今天的中国，服务业经济已经存在且越来越重要，你看看中国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增长就知道了。中国要做的是提供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如教育服务、信息服务、商业服务和环境服务等。
中国可以在很多领域中成长，并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公平竞争，我确信这是中国将采取的方向。我仔细听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京交会”上的讲话，他明确提出，中国将会审视自身如何实现服务业对外开放，并增加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 《财经》：在中国，部分服务行业的垄断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长远看，中国服务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部分领域效率低下。最近几年，部分服务行业的规模甚至出现下降。一些看法是，中国的部分垄断企业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国有资本在电信、能源和金融等领域长驱直入，存在捆绑搭售、限定交易和拒绝交易、歧视性垄断等问题。就是说，中国服务领域在加大对外开放之前，恐怕首先面临的是对内开放，让国内竞争变得更公平。
拉米：你说得很对。服务市场的潜质是一回事，是否开放又是另一回事。潜力并不等于现实。如果想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多好处，就需要有更多竞争。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目前还没有像“国际竞争准则”之类的东西。从很多方面看，这有些奇怪，但现实就是，迄今为止主权国家们无此意向。有很多倡议者表示：“应当有一套基础的、国际化的、公平的规定。”但愿望并未成为现实，这意味着竞争对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美国有自己的竞争体系；欧洲有自己的竞争体系；日本有自己的竞争体系；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体系。
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较新，基础也更薄弱，其发展滞后，也制约了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的提高。显然，体制不完善会扭曲竞争环境，中国的现实是，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也是这样。我理解，同国有企业保持距离以执行充分竞争的政策，在政治上还很难操作。但这也正是中国的竞争机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但同其他国家一样，消费者应当推动竞争。
《财经》：在推进服务领域开放的过程中，消费者可以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拉米：很重要。他们需要像工人维权一样维护他们的权益，争取获得更好的服务。
《财经》：你是否也认为，中国将继续推动服务业的开放？
拉米：我认为会的。但这需要有相关的知识、技术和勇气。我曾在欧盟工作多年，我深知，按法理或按事实证明一个公司限制竞争有多复杂。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但我相信，继续开放会到来。
在服务业各领域，尤其需要保持开放态度，消除障碍，接受竞争，随之必然降低价格，并刺激服务消费。在中国，有些服务领域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做这些事情，如电信业、IT业、银行业和分销业，我希望这些行业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
总体来说，中国还处在全球贸易增加值链的最初环节，中国正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向，服务贸易可以促进货物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了不起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增加，中国将能贡献更多——不仅在建筑和交通领域，还有银行、分销和旅游业。不过，我也知道，这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财经》：许多中国专家也相信，服务业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催化剂，而且，加快发展服务业也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既定重要战略。
拉米：这是很好的思路。想想看，过去十年里，中国恰恰是在加入WTO之后，才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制造大国。中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将继续增强。届时，有关产品将真的不仅是“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设计”。
然而，这种转变需要有更充足的条件，中国需要进一步摆脱对交通运输、建筑和旅游服务的依赖，转向其他增值服务，比如物流、信息和通信技术、研发、金融、专业及商业服务等。这也意味着，对那些尚未完全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地区，中国需要改善相关服务的准入和质量。
多边治理永远不会太容易
国家主权仍然是基础，国际秩序仅仅是各国之间的互相协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须受到尊重
《财经》：WTO正在经历着一个困难的时刻，多边主义遭受威胁，尤其是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实质进展。导致全球贸易多边主义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拉米：首先，多边治理永远不会太容易。各个国家拥有充分主权，会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加入或不加入国际体系。纵观历史，在上个世纪，世界先后遇到两次人为灾难——“一战”和“二战”，在那之后我们才逐步建立了国际贸易新体系。
事实证明，其过程十分困难，需要巨大的政治能量，才能够让多数经济体摆脱狭隘的主权主义，以更开放的心态加入国际体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也遇到了很多挑战，现在又受到东方与西方经济“再平衡”的挑战。
第二，尽管国际贸易体系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益处，但如果实地观察，无论气候变化的谈判，还是WTO的谈判，国际机构显然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建立起WTO这道防火墙，但自1995年以来，我们在全球贸易多边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新的重大进展。
第三，多边主义的危机，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所致，它们的爆发，加剧了我们应对多边挑战的困难程度。这些危机也加大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也许过去两者之间是1∶2，现在却是1∶3。
此外，在宏观经济协调、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提高了全球多边合作的门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政府间的合作。同时，各经济体的内部政治等问题，也耗费了很多地缘政治的精力。因此，国际合作已经不是外交家最棘手的问题了，各经济体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进行国内的讨论和博弈。
《财经》：是的，世界贸易体制是非常复杂的多边治理机制，它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否有比较现实的打破僵局的可能？
拉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全球贸易多边主义是非常成功的。它扩大了全球贸易额，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使资源分配最有效。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多边体系也经受住了考验，遏制住了保护主义的泛滥。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继续修改规则，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为什么多哈回合谈判没有达成折中协议？我认为主要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穷国，而是一个富国，有很多富人，因此根据多边贸易的责任，美国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能否接受这种对等原则，以及需要多大的灵活性，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难题。
同时，这也可能涉及双边、多边的协定，像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谈判、东盟10+3的谈判、中国推动的中日韩谈判等。我们应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有所抑制，但这种保护的势力仍在壮大。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危机。 《财经》：今后怎么办？WTO将如何拯救全球贸易的多边主义？
拉米：欧盟就是一个小型的多边主义系统，欧盟可以说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试验。但最近几年，它倒退了。我们需要思考：国家主权仍然是基础，国际秩序仅仅是各国之间的互相协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须受到尊重。同时，全球市场的资本化，就像一个强大的卡特尔，一方面效率很高，另一方面还有紧张和动荡。如果没有很好地治理，就会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
因此，首先我们需要达成共识。一些政治家仍然在吹嘘以前的重商主义思路—— “进口不好、出口好”， 这是非常糟糕的。在目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区分进口和出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如何增长？增长多少？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
其次，应该积极抵御民粹主义，民粹趋势在中国和欧洲或多或少都有。我们经常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以便让自己的做法看起来更合理，这是政治的把戏。我们这些智库、知识界的人士都有责任，不应容忍民粹主义的膨胀。
再次，我们应该共同大胆探讨，到底应构建什么样的平台，促进更充分思想交流，为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架设新的桥梁。我们需要远景，更需要合作。
《财经》：你曾反复提及，WTO是促进世界贸易开放与公平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人们认为，WTO变得更像是全球贸易争端的解决者和协调者。
拉米：我承认，WTO在推动各成员进一步开放贸易方面遇到了困难。不过，我们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进展。比如，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去年重新协商并签署。你或许会说：“是的，但中国仍然不是这个协议的缔约成员国。”不过，中国不断和GPA成员协商，承诺协商采购之外的接替方案。这一回合谈判涉及一些条款，比方说对《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的延长和现代化，各方也在释放出良好的合作意愿。
与此同时，WTO的确有80%的工作是执行已有规定，包括培训新兴经济体成员，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规定。WTO还有20%的工作用在促使全球贸易更开放、更公平的新法规制定上。这个组织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劳工组织和农业组织等更高效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拥有强有力的执行体系。
《财经》：WTO或许还有更多重要工作要做。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全球贸易额从2010年的增长13%，下降到2011年的7%， 2012年的增速可能继续下降。WTO将如何推进全球贸易恢复较快速度的增长？
拉米：的确，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球贸易的85%与经济增长相关。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不可避免地，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放缓了。全球需求萎缩、供应萎缩，贸易自然也会萎缩。
这与贸易融资也息息相关，部分贸易由于融资短缺而受到冲击。这也与各经济体的相关贸易政策相关，“你是选择更开放，还是更封闭？”WTO一直在监控全球的贸易政策，不久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贸易限制和贸易放开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微妙变化，略偏向贸易限制的一边，这很值得关注。
WTO最新的预测是，今年世界贸易的增幅可能低于4%，从历史对比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低的数据。
《财经》：看来，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萎缩，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疲软，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供应也不足，真是恶性循环？
拉米：是的。经济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世界的市场都在萎缩，尤其是欧盟这个大市场。欧债危机让欧洲经济深陷泥沼，欧元区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措施；政府缩减开支，失业率攀升，企业和个人因此也减少开支，他们的需求明显减少，从而导致依赖欧洲市场的亚洲各国的出口在最近几年萎缩。
《财经》：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非关税措施给世界贸易设置了新的壁垒，中国就是各种贸易摩擦的直接受害者。
拉米：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感到委屈，因为在全球贸易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只要有贸易，就会有摩擦，这就是生活。你的贸易越多，出现问题的机会就越多。你的贸易越多，遇到的冲突就越多。
通常情况下，贸易涉及的法律问题，要比与隔壁杂货店的问题多很多。这是必然的。如果分析一下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手段，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和有关保护措施等，就会发现，在WTO，涉及中国的争端数量在增加，但中国的贸易量也在增加。我手中的数据表明，贸易摩擦增加和中国的贸易量之间并没有不成比例。
《财经》：如果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思考，如你所说，在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全球贸易中，的确越来越难以分清“他们”和“我们”。但是看看欧元区，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分彼此，但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和政治诉求却并不一致，根本利益仍然存在冲突，如何解决全球治理与国家诉求之间的内在冲突呢？
拉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全球化的根本问题。最终，从文化上讲，仍存在“他们”和“我们”，正如仍有“你”和“我”之分。你可以看到个体身份，人们需要个体身份。然后，我们有一个称为全球化的世界，这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他们”“我们”的观念。
在贸易领域你可以看到，一个经济体同另一个经济体进行贸易的老观念——我制造、他消费，或者换过来——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现在的许多商品，其实是在很多国家制造，但却在一个地方消费。
那么，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同质化吗？我不这么认为。以音乐为例，非洲音乐走向世界，这是非洲出口的精美艺术。但非洲音乐在不同的地方被重新演绎，看看加勒比海音乐、美国音乐和欧洲音乐，都有非洲音乐全球化的影子。
再以蓝色牛仔裤为例，这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是一种全球化商品。我和你打赌，如果你让这个房间里的人比较他们的蓝色牛仔裤，不会有重样的。根据不同人群对时尚的不同理解，牛仔裤得到重新演绎，颜色不同，穿着也不同，高腰、低腰，长裤、肥腿裤，等等。
还有很多例子表明，我们可以调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导致产品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均质化，但同一产品或服务如何被消费，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如果这是常见的调和，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全球治理？如何在全球化社区中获得归属感？我承认，在这些领域，我们尚未投入足够的精力。
《财经》：自2001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历九轮，仍然没有谈成，难怪有人会说“多哈回合谈判已死”。但近几年，美国和欧元区都面临债务危机，它们被迫削减农业补贴的可能性增大，这会让多哈谈判重启变得更现实一些吗？
拉米：我不认为这种判断有多少道理。WTO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新农业法案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美国和欧洲太多动真格的削减预算迹象。也许我是错的。
《财经》：也许在明年9月之前，会有新的进展？
拉米：目前导致农业补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水平偏高。从全球来看，农产品价格已从十年前的不断走低，变成2008年以来的高高在上，补贴不再那么有必要，至少与价格相关的补贴是这样。从很多方面看，相比债务危机，食品价格上涨这一长期趋势，将更有效地推动发达经济体削减农业补贴。
《财经》：今年5月，WTO在北京举办了“2012最不发达国家加入WTO最佳实践圆桌会”，引起舆论关注。你认为WTO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距离有多远？
拉米：圆桌会的目的在于，力争简化最不发达国家的加入程序，从而为最不发达国家加入WTO提供制度上的便利和保障，让更多最不发达国家进入WTO，它还只是一个准全球性组织，因为还有30个至40个经济体没有加入，其中一半是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支持。
FTA（自由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热词，在这些会议上口口相传。其中，迅速崛起的全球服务贸易，成为这一系列“协定”和“关系”中的高频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市场低迷，货物贸易总额的年度增长，从2010年的13%下降到2011年的7%。而据WTO（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2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将放缓至3.7%。随着货物贸易增速放缓，各国都在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服务贸易因此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国际经济的竞争焦点和合作热点。据WTO统计，2005年至2011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从4.9万亿美元增长到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0%以上，年均增长8.8%。若从2000年计算，最近12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9.3%， 均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目前，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提高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
然而，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也在浮现：启动逾11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全球贸易多边机制陷入危机。一些国家因此失去信心，企图另起炉灶，撇开WTO倡导的多边贸易协议，在最具增长潜力的服务贸易等领域达成小范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这虽令部分国家打破僵局，却无益于多哈回合谈判的推进。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对此颇为忧虑：“服务业双边协定可能导致市场更为分散。如果TPP有一项银行监管规定，东盟10+3也有一项，中日韩自贸区又有一项，那就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了。从诸多方面看，服务业甚至比制造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
多年来，他寄望推进服务贸易领域更大范围的多边协议，以打破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加快推动多哈谈判，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的扩张，全球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更具竞争性和增长前景的服务贸易领域。这不仅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关注重点，亦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日益看重的领域。
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全年达419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其中服务出口居世界第四，服务进口居世界第三。但相对于2011年中国高达36420.59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1.5%，远低于全球水平。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总额3458亿美元，同比增速快于贸易总量。根据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即最近几年的年均增速将在11%以上。
从全球来看，自“二战”以来，经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世界货物贸易市场大部分已经开放，而服务贸易自由化刚刚起步，既蕴含巨大增长空间，更面临诸多贸易障碍。服务贸易自由化，因此成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主要议题。
近年来，拉米不停地在各国奔走、斡旋、撮合。他像一个苦口婆心的“接生婆”，期待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尽快“分娩”。
他深知，谈判者口袋里捏着各自的筹码，虽然极在意牌桌上的博弈，却迟迟不肯主动出牌，有的甚至起身离桌，四处逡巡。拉米的使命，就是极力将各方拉回桌前，并敦促各方开诚布公，争取尽可能多方满意的“落单”。
前不久他到中国访问，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他期望，中国这个新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在服务贸易领域更有作为。拉米说：“在多边贸易谈判中，WTO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积极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强多边贸易协定谈判。而多边贸易体制需要中国来帮助建立一个桥梁。”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开启，有20个议题，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谈判。但因涉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方方面面，谈判异常艰难。2005年就任世界贸易总干事之后，拉米曾希望，能够在他任期内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结出果实。迄今数年努力之后，寄望各成员方全部接受一揽子协议，仍然希望渺茫。
为避免多哈回合谈判彻底失败，拉米推动WTO拟把原来“一揽子承诺”的谈判模式，转向“早期收获”模式，其中重点就是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突破。
拉米一直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对全球经济提振至关重要。这一谈判的成果相当于推出一个成本低廉的一揽子经济刺激“导弹”。据他估算，若多哈回合谈判的成果得以执行，仅在服务贸易领域，每年就可以给全球经济注入30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的新活力因素，WTO各成员都将从中受益。
开放服务贸易打破多哈僵局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没有关税问题，关键是相关领域的开放。而开放服务市场，牵涉更多的是不同经济体的监管接轨
《财经》：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逐年萎缩，服务贸易则快速增长。有人担心，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恶化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状况，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岗位所剩无几，服务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低端服务业岗位转移至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将意味着“双危机”，情况真是这样吗？
拉米：首先，我不同意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岗位所剩无几的说法。
在很多行业，发达国家不得不从低附加值制造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不错，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的岗位消失了，但中高端制造领域却出现了新岗位。而在这些新的领域，制造和服务基本上是一回事。一些优秀的制造商不断将服务项目应用在产品之上，或者是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
如果中国能更加开放服务市场，将有利于减轻自己当前所面临的贸易压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不过，这些工作岗位的分布将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相比制造业，服务业是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行业。 在银行、保险等服务行业，科技能够在许多环节代替人工，但在分销、医疗和旅游等领域，并不能用机器代替人，比如食宿服务，就不能指望机器人来完成。由此我预计，服务业拓展的新行业，将比原先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且，服务行业的游戏规则也会不同，这是更有可能双赢的贸易。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许多领域将不再严格区分产品和服务，那么，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会不会越来越模糊？
拉米：是的，劳斯莱斯公司越来越少卖发动机了，而是出售产品包，向客户提供发动机的飞行实验及维护服务。再比如苹果公司的iPad，或者其他公司推出的平板电脑，如果没有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使用价值将非常有限。而在这些领域，蕴藏着充足的新增就业机会。
WTO初步估计，58%的美国公司既是制造商，又是服务提供商。这些趋势也开始在中国出现。2007年，不到1%的中国制造企业声称自己也同时提供服务。2011年，约20%的中国制造企业声称自己既是制造商，又是服务提供商。这一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加强，中国也不例外。
《财经》：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印度人在印度也可以为美国人做扫描工作，这描绘就是服务贸易日益全球化的大趋势？
拉米：是的，你说得没错。世界变得更加平坦，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加快，一些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提高，将成为可能。很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难题，而服务业市场的增长，尤其是服务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弥合相关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财经》：自2008年危机发生以来，虽然经过各方努力，但世界仍处于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中。一些国家以保护国内就业、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非关税措施，设置贸易壁垒，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严重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为国际贸易加快增长提供新的通道？
拉米：你说得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太好，影响了贸易增长。在一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的确在酝酿，但这一风险迄今尚未成为现实，世界贸易中仅有很少一部分受到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WTO正通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这一现象的蔓延。
服务业是否对全球贸易增长有所贡献？当然！ 我们生活在一个服务业革命的年代，服务业是全球贸易增长的助推器和新源泉，开放服务业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样重要，都意味着多边更广泛的利益分享。其中可能的问题是，为了使服务业创造出更多价值，有关经济体需要进行非常痛苦的体制改革。
《财经》：你所说的体制改革，恐怕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拉米：是的，最痛苦的是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财经》：11年过去了，多哈回合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一些经济体意欲撇开“多哈回合”，达成小范围的服务贸易开放协议，比如TPP。他们认为WTO过于偏重以制造业或货物与商品贸易为中心，而TPP将以服务贸易为中心，这在目前的WTO框架内难以实现。
拉米：情况并非如此。从1995年1月起，我们就有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至少在WTO的谈判框架内，服务贸易几乎与货物贸易同时起步。
我还是要强调，服务业和制造业一样，只有多边谈判的推进，才能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我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欧盟甚至中国更喜欢双边协定，因为它们各自拥有庞大的市场，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向中小国家出口服务。但是，我们要注意公平。显然，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多边谈判要比双边谈判更加公平。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没有关税问题，关键是相关领域的开放。而开放服务市场，牵涉更多的是不同经济体的监管接轨。
制造业双边关税下调，就会形成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服务业的双边协定，可能导致相关贸易市场更为分散。如果TPP有一项银行监管规定，东盟10+3有另一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又有一项，那就没有一个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从诸多方面看，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否则，服务领域的全球公平竞争将无从谈起，从长远来看，对各经济体均不是好事。
《财经》：为什么说，服务业更有必要采取多边谈判机制？
拉米：必须如此。服务业监管不一致的风险，会妨碍规模经济效应。WTO去年的《世界贸易报告》就谈到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思辨文章。服务业分散化，从而妨碍规模经济的危险高于制造业。就像制造业中的技术壁垒，如汽车排放标准，先有一项双边协议，然后其他人再有一项不一样的，你再订立一个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标准难以转换。
非常有必要像关注制造业那样关注服务业，制定多边的体系。还是以我手头这个iPad为例，这是一件制造商品，在中国成都由富士康公司完成生产。但成都创造的生产价值，只占这台iPad总价值的5%。其最重要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芯片的制造，大部分是设计芯片的脑力劳动，而非芯片制造的体力劳动。你能告诉我，在这里什么是服务，什么是制造吗？没人说得清。
在全球服务业和制造业，早已不适合将贸易看作是壁垒分明的得与失：“他们”的出口与“我们”的进口，或是相反。这种描述已经过时。当一项服务的提供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口国进行时，外国的服务供应商，事实上在为这项服务的进口国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和各项收入，你反对这种服务进口，等于阻碍自己的利益。
以服务业促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正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向，服务贸易可以促进货物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了不起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财经》：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大国，相比之下，开放服务贸易非最紧迫的贸易议题，在这方面中国走得太快，受益不一定最大。
拉米：今天的中国，服务业经济已经存在且越来越重要，你看看中国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增长就知道了。中国要做的是提供更多的现代服务业，如教育服务、信息服务、商业服务和环境服务等。
中国可以在很多领域中成长，并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公平竞争，我确信这是中国将采取的方向。我仔细听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京交会”上的讲话，他明确提出，中国将会审视自身如何实现服务业对外开放，并增加中国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 《财经》：在中国，部分服务行业的垄断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长远看，中国服务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部分领域效率低下。最近几年，部分服务行业的规模甚至出现下降。一些看法是，中国的部分垄断企业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国有资本在电信、能源和金融等领域长驱直入，存在捆绑搭售、限定交易和拒绝交易、歧视性垄断等问题。就是说，中国服务领域在加大对外开放之前，恐怕首先面临的是对内开放，让国内竞争变得更公平。
拉米：你说得很对。服务市场的潜质是一回事，是否开放又是另一回事。潜力并不等于现实。如果想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多好处，就需要有更多竞争。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目前还没有像“国际竞争准则”之类的东西。从很多方面看，这有些奇怪，但现实就是，迄今为止主权国家们无此意向。有很多倡议者表示：“应当有一套基础的、国际化的、公平的规定。”但愿望并未成为现实，这意味着竞争对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美国有自己的竞争体系；欧洲有自己的竞争体系；日本有自己的竞争体系；中国也有自己的竞争体系。
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较新，基础也更薄弱，其发展滞后，也制约了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的提高。显然，体制不完善会扭曲竞争环境，中国的现实是，仍有很多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也是这样。我理解，同国有企业保持距离以执行充分竞争的政策，在政治上还很难操作。但这也正是中国的竞争机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但同其他国家一样，消费者应当推动竞争。
《财经》：在推进服务领域开放的过程中，消费者可以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拉米：很重要。他们需要像工人维权一样维护他们的权益，争取获得更好的服务。
《财经》：你是否也认为，中国将继续推动服务业的开放？
拉米：我认为会的。但这需要有相关的知识、技术和勇气。我曾在欧盟工作多年，我深知，按法理或按事实证明一个公司限制竞争有多复杂。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但我相信，继续开放会到来。
在服务业各领域，尤其需要保持开放态度，消除障碍，接受竞争，随之必然降低价格，并刺激服务消费。在中国，有些服务领域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做这些事情，如电信业、IT业、银行业和分销业，我希望这些行业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
总体来说，中国还处在全球贸易增加值链的最初环节，中国正向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向，服务贸易可以促进货物贸易增加值的提升。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了不起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增加，中国将能贡献更多——不仅在建筑和交通领域，还有银行、分销和旅游业。不过，我也知道，这一切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财经》：许多中国专家也相信，服务业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催化剂，而且，加快发展服务业也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既定重要战略。
拉米：这是很好的思路。想想看，过去十年里，中国恰恰是在加入WTO之后，才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制造大国。中国是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将继续增强。届时，有关产品将真的不仅是“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设计”。
然而，这种转变需要有更充足的条件，中国需要进一步摆脱对交通运输、建筑和旅游服务的依赖，转向其他增值服务，比如物流、信息和通信技术、研发、金融、专业及商业服务等。这也意味着，对那些尚未完全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地区，中国需要改善相关服务的准入和质量。
多边治理永远不会太容易
国家主权仍然是基础，国际秩序仅仅是各国之间的互相协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须受到尊重
《财经》：WTO正在经历着一个困难的时刻，多边主义遭受威胁，尤其是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实质进展。导致全球贸易多边主义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拉米：首先，多边治理永远不会太容易。各个国家拥有充分主权，会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加入或不加入国际体系。纵观历史，在上个世纪，世界先后遇到两次人为灾难——“一战”和“二战”，在那之后我们才逐步建立了国际贸易新体系。
事实证明，其过程十分困难，需要巨大的政治能量，才能够让多数经济体摆脱狭隘的主权主义，以更开放的心态加入国际体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也遇到了很多挑战，现在又受到东方与西方经济“再平衡”的挑战。
第二，尽管国际贸易体系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益处，但如果实地观察，无论气候变化的谈判，还是WTO的谈判，国际机构显然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建立起WTO这道防火墙，但自1995年以来，我们在全球贸易多边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新的重大进展。
第三，多边主义的危机，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所致，它们的爆发，加剧了我们应对多边挑战的困难程度。这些危机也加大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也许过去两者之间是1∶2，现在却是1∶3。
此外，在宏观经济协调、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提高了全球多边合作的门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政府间的合作。同时，各经济体的内部政治等问题，也耗费了很多地缘政治的精力。因此，国际合作已经不是外交家最棘手的问题了，各经济体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进行国内的讨论和博弈。
《财经》：是的，世界贸易体制是非常复杂的多边治理机制，它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否有比较现实的打破僵局的可能？
拉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全球贸易多边主义是非常成功的。它扩大了全球贸易额，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使资源分配最有效。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多边体系也经受住了考验，遏制住了保护主义的泛滥。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继续修改规则，推进多哈回合谈判。
为什么多哈回合谈判没有达成折中协议？我认为主要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穷国，而是一个富国，有很多富人，因此根据多边贸易的责任，美国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能否接受这种对等原则，以及需要多大的灵活性，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难题。
同时，这也可能涉及双边、多边的协定，像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的谈判、东盟10+3的谈判、中国推动的中日韩谈判等。我们应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有所抑制，但这种保护的势力仍在壮大。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危机。 《财经》：今后怎么办？WTO将如何拯救全球贸易的多边主义？
拉米：欧盟就是一个小型的多边主义系统，欧盟可以说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试验。但最近几年，它倒退了。我们需要思考：国家主权仍然是基础，国际秩序仅仅是各国之间的互相协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必须受到尊重。同时，全球市场的资本化，就像一个强大的卡特尔，一方面效率很高，另一方面还有紧张和动荡。如果没有很好地治理，就会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
因此，首先我们需要达成共识。一些政治家仍然在吹嘘以前的重商主义思路—— “进口不好、出口好”， 这是非常糟糕的。在目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区分进口和出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如何增长？增长多少？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
其次，应该积极抵御民粹主义，民粹趋势在中国和欧洲或多或少都有。我们经常把外国人当作“替罪羊”，以便让自己的做法看起来更合理，这是政治的把戏。我们这些智库、知识界的人士都有责任，不应容忍民粹主义的膨胀。
再次，我们应该共同大胆探讨，到底应构建什么样的平台，促进更充分思想交流，为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架设新的桥梁。我们需要远景，更需要合作。
《财经》：你曾反复提及，WTO是促进世界贸易开放与公平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人们认为，WTO变得更像是全球贸易争端的解决者和协调者。
拉米：我承认，WTO在推动各成员进一步开放贸易方面遇到了困难。不过，我们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进展。比如，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去年重新协商并签署。你或许会说：“是的，但中国仍然不是这个协议的缔约成员国。”不过，中国不断和GPA成员协商，承诺协商采购之外的接替方案。这一回合谈判涉及一些条款，比方说对《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的延长和现代化，各方也在释放出良好的合作意愿。
与此同时，WTO的确有80%的工作是执行已有规定，包括培训新兴经济体成员，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规定。WTO还有20%的工作用在促使全球贸易更开放、更公平的新法规制定上。这个组织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劳工组织和农业组织等更高效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拥有强有力的执行体系。
《财经》：WTO或许还有更多重要工作要做。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全球贸易额从2010年的增长13%，下降到2011年的7%， 2012年的增速可能继续下降。WTO将如何推进全球贸易恢复较快速度的增长？
拉米：的确，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球贸易的85%与经济增长相关。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不可避免地，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放缓了。全球需求萎缩、供应萎缩，贸易自然也会萎缩。
这与贸易融资也息息相关，部分贸易由于融资短缺而受到冲击。这也与各经济体的相关贸易政策相关，“你是选择更开放，还是更封闭？”WTO一直在监控全球的贸易政策，不久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贸易限制和贸易放开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微妙变化，略偏向贸易限制的一边，这很值得关注。
WTO最新的预测是，今年世界贸易的增幅可能低于4%，从历史对比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低的数据。
《财经》：看来，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萎缩，主要是因为全球经济疲软，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供应也不足，真是恶性循环？
拉米：是的。经济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世界的市场都在萎缩，尤其是欧盟这个大市场。欧债危机让欧洲经济深陷泥沼，欧元区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措施；政府缩减开支，失业率攀升，企业和个人因此也减少开支，他们的需求明显减少，从而导致依赖欧洲市场的亚洲各国的出口在最近几年萎缩。
《财经》：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非关税措施给世界贸易设置了新的壁垒，中国就是各种贸易摩擦的直接受害者。
拉米：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感到委屈，因为在全球贸易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只要有贸易，就会有摩擦，这就是生活。你的贸易越多，出现问题的机会就越多。你的贸易越多，遇到的冲突就越多。
通常情况下，贸易涉及的法律问题，要比与隔壁杂货店的问题多很多。这是必然的。如果分析一下各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手段，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和有关保护措施等，就会发现，在WTO，涉及中国的争端数量在增加，但中国的贸易量也在增加。我手中的数据表明，贸易摩擦增加和中国的贸易量之间并没有不成比例。
《财经》：如果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思考，如你所说，在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全球贸易中，的确越来越难以分清“他们”和“我们”。但是看看欧元区，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分彼此，但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和政治诉求却并不一致，根本利益仍然存在冲突，如何解决全球治理与国家诉求之间的内在冲突呢？
拉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全球化的根本问题。最终，从文化上讲，仍存在“他们”和“我们”，正如仍有“你”和“我”之分。你可以看到个体身份，人们需要个体身份。然后，我们有一个称为全球化的世界，这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他们”“我们”的观念。
在贸易领域你可以看到，一个经济体同另一个经济体进行贸易的老观念——我制造、他消费，或者换过来——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现在的许多商品，其实是在很多国家制造，但却在一个地方消费。
那么，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同质化吗？我不这么认为。以音乐为例，非洲音乐走向世界，这是非洲出口的精美艺术。但非洲音乐在不同的地方被重新演绎，看看加勒比海音乐、美国音乐和欧洲音乐，都有非洲音乐全球化的影子。
再以蓝色牛仔裤为例，这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是一种全球化商品。我和你打赌，如果你让这个房间里的人比较他们的蓝色牛仔裤，不会有重样的。根据不同人群对时尚的不同理解，牛仔裤得到重新演绎，颜色不同，穿着也不同，高腰、低腰，长裤、肥腿裤，等等。
还有很多例子表明，我们可以调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导致产品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均质化，但同一产品或服务如何被消费，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如果这是常见的调和，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全球治理？如何在全球化社区中获得归属感？我承认，在这些领域，我们尚未投入足够的精力。
《财经》：自2001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历九轮，仍然没有谈成，难怪有人会说“多哈回合谈判已死”。但近几年，美国和欧元区都面临债务危机，它们被迫削减农业补贴的可能性增大，这会让多哈谈判重启变得更现实一些吗？
拉米：我不认为这种判断有多少道理。WTO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新农业法案讨论。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美国和欧洲太多动真格的削减预算迹象。也许我是错的。
《财经》：也许在明年9月之前，会有新的进展？
拉米：目前导致农业补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水平偏高。从全球来看，农产品价格已从十年前的不断走低，变成2008年以来的高高在上，补贴不再那么有必要，至少与价格相关的补贴是这样。从很多方面看，相比债务危机，食品价格上涨这一长期趋势，将更有效地推动发达经济体削减农业补贴。
《财经》：今年5月，WTO在北京举办了“2012最不发达国家加入WTO最佳实践圆桌会”，引起舆论关注。你认为WTO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距离有多远？
拉米：圆桌会的目的在于，力争简化最不发达国家的加入程序，从而为最不发达国家加入WTO提供制度上的便利和保障，让更多最不发达国家进入WTO，它还只是一个准全球性组织，因为还有30个至40个经济体没有加入，其中一半是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