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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危机因其强大的破坏力成为危机传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为例，以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理论为指导，阐述风险社会、危机传播、媒体执政的定义和危机传播的阶段，从危机传播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在媒体中的呈现特征，并对媒体执政的中国经验进行理念的提升和总结，提出政府、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与方法，这就是：增加政府媒体民众的互动性，提高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积极引进权威信源，消除公众信任危机；重视议程设置，加强舆论引导；发挥传媒预警职能，防范于未然。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体执政；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经历了三鹿毒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社会突发危机事件后，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普通的民众，都对危机传播有了最为切身的感受。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做好危机传播，把危机事件的危机性、伤害性降到最小，无疑考验着政府的媒体执政能力。
一、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的基本概念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提出来的。他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1]。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2]。
什么是“危机”？按照《韦氏英文辞典》的解释，“危机”是指“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按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危机”是指“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3]。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指出：“大体来说，危机的定义应该包括以下这些方面：突发性事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需要迅速釆取行动来应对；主管部门不能完全掌控；有可能产生岀人意科的后果及影响；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4]1。”如何开展危机传播？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中根据大量的案例经验，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jt fasl（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3T”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危机传播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23。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6]。”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是执政共识。今天的新闻媒体，被看做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其影响力越来趆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都十分重视新闻媒体执政，通过新闻媒体提升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因此，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风险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矛盾，运用危机管理、危机传播理论对当前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对构建和完善危机预警机制提岀对策和建议，将危机传播与媒体执政的工作经验提高一歩，上升到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这对于提髙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当前中国风险社会中社会矛盾突出
当前，我国社会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贫富差距较大，财富分配不公。
基尼系数是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系数越低表明分配越均匀。我国多年来由于权力寻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使基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线”。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达到0.473，均超过了 0. 4 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困于中等收入困境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为0.5以上，中国与之已十分接近。与基尼系数增长的同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中国农村人口几近总人口半壁江山，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达3.1：1[7]。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中国2003年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恰好对应着危机频发的“非稳定状态”阶段，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第二，民生问题凸显，民众怨言甚多。
五千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六千多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多农民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根据中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占总人口大约3.7%；而根据国际贫困线（按世界银行标准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农村人口1.26亿，相当于总人口的1∕10。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特别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教育、医疗、住房已经被称为“新三座大山”。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7]。除此之外，就业问题、养老问题也在日益凸显。
第三，贪污腐败泛滥，享乐主义盛行。
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的三大发展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11月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23位之多，“老虎”频现，“苍蝇”亦多。腐败官员包养情妇，携款外逃的事件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腐败分子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人民币8000亿元，既包括非法资产，也包括腐败分子控制的合法资产[8]。贪腐不但侵吞国家财产、坑害百姓，而且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及我党的执政根基，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更是社会道德的沦丧。
第四，环境污染严重，民众怨声载道。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显现，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大城市和城市灰霾天气等新污染问题频现。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这一系列的污染问题伴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日益严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每5个城市中，有两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为“污染”和“重度污染”。国际能源机构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每年的碳排量超过60亿吨。大城市和城市群灰霾天气等新污染问题日益凸显[9]。
第五，群体事件频发，危及社会稳定。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加速积累，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使社会积累的各种矛盾演变为群体性治安事件。2010年官方统计的群体性事件就有18万起，2011年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达18.25万起。2012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120多起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有270多起。社会矛盾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瓮安、石首就是群体性事件中两个标志事件[10]。突发公共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
第六，人文精神丧失，缺乏集体信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与此平衡。现今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唱主角，难免拜金主义流行，人文精神坠落，功利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笼罩社会，奢靡之风、物质崇拜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风气变得浅薄而势利。加上现在又是传媒时代，信息传播过量而又缺少节制，大多负面的东西积淀在每个人心田，人容易焦躁，思维碎片化、平面化，痞气和戾气大行其事。据了解，每年大约有6000亿资金流向了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马场。
第七，海外遇险增多，绑架事件多发。
目前，中国常驻海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超过60万人，境外中资机构超过8000家，分布在全世界168个国家。在海外遇险的名单上，越来越多地岀现中国人的名字。相关统计显示，在海外最不安全的是美国人，其次是中国人。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每年至少需要面对3.1万起领事保护案件，平均一天处理84起。一个典型的背景是，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前，中国在利比亚撤侨时规模颇大，不仅动用飞机，还租用了希腊豪华游轮。2014年5月13日起，越南多地发生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造成了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暂停中越部分双边交往计划，组织包机和轮船赴越。载至5月19日，已接回国中国公民7000多人。
第八，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图谋西化分化中国。
我国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稳定的跨国力量，天下并不太平。从奥巴马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接见达赖，到日本几任首相不顾中方和韩国的强烈愤慨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或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借机插手中国民族问题，图谋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或散布渲染“中国威胁论”，趁机卖武器给周边国家和地区，联手共同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四面围堵我国经济发展道路。
三、对政府处置“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理性分析
（一）危机传播的内涵
危机传播， 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采取大众传播及其他手段， 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11]。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核心职责，是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提高整个社会的应对效率，推动社会从受到强烈冲击的非常态进入健康的常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提出：“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发生的前后以及在其发生的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的过程[4]。”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危机频发，政府经常面对如何应答这道严峻考题的考验。2014年3月1日晚21时20分，一伙暴徒持械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此次事件已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经公安机关和其他政法力量4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已于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现已查明，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3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分别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捕昆明“3.01”暴恐案4名犯罪嫌疑人[12]。
（二）危机传播的阶段
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在他的论文集《危机管理：为不可避免的灾难做筹划》中借用医学上的术语，把危机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危机延续期、危机痊愈评估期。根据危机传播阶段理论分析，昆明“3.01”暴恐事件阶段可分为：
1.危机潜伏期（昆明“3.01”暴恐事件发生之前）
危机潜伏期，即突发事件爆发之前不为人知的一段时期。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刘建认为：“从国际形势看，昆明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几股势力利用我们容易忽视这一地区的防范，借机组织活动。这次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我们平稳的形势，故意制造恐怖袭击来干扰我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危机潜伏期阶段，政府部门和组织具有忧患意识，提高公众的在潜伏期的危机意识，才能做到理智理性，减少伤害。政府还需要规划和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指定新闻发言人，确定各种信息资源的可操作性，测试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否通畅，同时还要与其他相关单位和专家建立合作关系，为危机传播确定统一的口径。
2.危机爆发期（3月1日21时20分到3月2日）
突发事件的爆发期通常时间短暂，但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公众很容易产生信息饥渴，所以此时的媒体一定要第一时间掌握舆论主动，报道信息快速准确。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在3月1日21时20分，22时33分，中国广播网率先发布消息。3月2日上午，昆明市政府新闻办认定，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即刊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消息，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严惩暴恐犯罪，保障人民安全》，明确表达依法严惩暴恐分子的坚定态度。这一“急就章”充分体现了《人民日报》快速反应机制的效力。史安斌教授认为：“较之半年前的10·28事件的反应迟缓和定性暧昧，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官方主流媒体及时发声，以‘暴力恐怖事件’明确定性，赢得国际主流社会广泛同情，防止外媒使用‘绝望阶层的呐喊’之类的议程设置来误导舆论，这是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进步。” 3.危机延续期 （3月2日到3日下午案件告破）
此时的危机传播不再停留于表面的信息，而是政府、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密切配合，为突发事件提供更多的信息背景，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调查。3月3日，暴力恐怖案成功告破。政协开幕会上全体委员默哀，悼念在昆明事件中遇难的同胞。当日，《人民日报》打破常规，在报眼位置发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云南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的综合消息，第一时间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一些国家支持我反恐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暴恐分子是全人类共同敌人。”政府部门在充分掌握舆情变化的情况下，对各种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表现出诚恳接受的态度，对各种误讯和传闻进行了及时回应和澄清，始终把传播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除了报道暴力恐怖事件外，人民网等媒体也开辟专栏，传授在遭遇暴力恐怖事件时的逃生技巧和自救互救知识。
4.危机痊愈评估期 （3月4日后一个星期）
该事件成功告破后，受众4日从云南省红十字会获悉，为人们提供“心理咨询”热线从即日起开通[13]。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两会代表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席补充了关于“3.01”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态度和表述，表示了充分的认可。随即，新闻界及时将报道重心转移到两会大局，同时报道昆明市市民3月8日自发走上街头，对暴恐事件中的死难者进行悼念活动。3月9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就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答记者问时坦言：“需要从事件中总结教训。一个是反恐意识不强，这里有恐怖主义，以前没想到这件事。另外我们的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一些信息。再一个，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是自成系统的，火车站里和广场都是归他们管的，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这些都是教训，铁路公安掌握的警力还是不够。”“这次突发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少数极端分子给我们的和谐生活参杂不和谐因素，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才是关键。”[14]政府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发现问题，对政府发言人工作和应对媒体的工作进行了评估，着手进行恢复性的工作，有利于树立政府部门的组织形象（CI）。
（三）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传播的能力
首先，政府与媒体积极配合，在危机中把握主动权。对于任何一个政府、企业、集团来说，形象危机是最难以把握的。然而，这种主动权的掌握，在危机处理的严峻时刻，常常异化成不择手段的主导权争夺，其代价就是对其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相比较“三鹿奶粉事件”中有关机构欲盖弥彰的行径，云南省、昆明市政府面对公共危机，则表现得清醒理智与成熟得多。政府与媒体积极配合，让广大民众及时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其次，传播正当信息，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于某机构对待“华南虎事件”的弄巧成拙，政府在昆明这起重大的危机事件中，没有避讳伤亡人数，及时地向公众通报了遇难伤亡人数。3月2日，昆明市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承诺将承担所有伤者的医疗救治费用和家属陪护费用。暴恐事件发生两天后，公安部门即破获了此次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
1.准确
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抢发先机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报道得不准确就会误导舆论。公共危机发生后，一方面，海量事件信息突然发生，另一方面，民众可能相当缺乏信息，产生信息“饥渴症”和“盲从症”。这时，媒介的舆论引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信息的传播能力。政府通过媒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到底发生了什么” 、“应该怎样去做”等这些大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抓住受众的心理，对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危机至关重要。
2.快捷
公共危机事件的无法预知或者无法准确预知，使事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的特征。昆明“3.01”恐暴事件灾害发生一小时后，网络上就出现了有关的消息。22时33分中国广播网率先发布消息。随后，新浪微博、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在23时左右也都进行了跟踪跟进报道。自然灾害的突发危机事件也是如此。比如，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在一瞬间突然发生，导致与地震灾难有关的新闻信息突然以爆炸性的方式产生和急剧膨胀，迅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3.客观
政府掌控并干预网络，及时处置恐怖暴力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出现的不实传言及许多谣言。人民网“求真”栏目和360新闻联合推出“盘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八大谣言”。政府根据网络传播的特点和热点，全面介绍最真实的信息，及时回复了公众关心的话题，避免了因传播不实信息造成受众不必要的恐慌。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路透社等西方媒体釆取双重标准，在标题和文章中将“恐怖”“恐怖分子”等字眼加上引号，或极力避免使用“恐怖袭击” 的丑行，人民日报微博以《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美国媒体这样说》为题，编发温宪的文章《十足的虚伪与恐怖》，并以最大力度多次转发，得到网友的多次反馈，累计转评3万余次。通过质问反驳，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立场，发挥了党报微博在网上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不仅在俄罗斯等国家引起共鸣，也受到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的关注，形成了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
4.主动
政府在确定危机事件性质的同时，以主渠道的信息强势去影响公众，纠正畸变的舆论。公共危机事件独特的传播学特征，对媒体提出了不同于常规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求。当危机不可避免时，政府掌握好危机事件处理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3月4日，人民日报4版发表原驻新疆记者王慧敏的评论《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文章引用作者的新疆朋友、网友的真情表态，说明必须把暴恐分子与广大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分开，说明“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联着心，团结进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文章很主动，而且鲜明，既有说服力，也有感染力。 四、政府危机传播的启发与思考
（一）增强政府媒体民众的互动性，提高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
推进政府媒体民众“三位一体”。 政府利用媒体开展危机传播，利用媒体提供的便捷条件，让民众通过媒体对党委和政府进行监督。通过政府官员个人网站、博客和论坛等新兴媒体，政府广泛听取民众心声和诉求。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发生后，许多网站为死难者设置了虚拟的灵堂供人们悼念，网民还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悼念不幸遇难的同胞。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顺乎民意，及时主动地和民众一道参与了悼念活动，提升了政府的亲和力，体现了政府为民众服务的宗旨。
（二）积极引入权威信源，消除公众信任危机
所谓信源，就是信息的来源。信源的可信度越高，说服公众的效果就越好。在昆明“3.01”暴恐事件中，各领导阶层和权威人士都通过大众传媒与公众及时见面沟通，发布了权威谈话，安抚了民心，为事故的善后做了妥善安排。同时，政府发揮“意见领袖” 作用。建设有影响力、有说服力、贴近网民、令人信服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发现和团结那些关心国家大事、观点立场正确、发帖量大的“网络写手”和“意见领袖”，强化主流舆论，争取中性舆论，孤立和排斥不当言论，为民众应对危机提供正能量。
（三）重视议程设置，加强舆论引导
著名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公共事物“议事日程” 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5]19。发生了突发性危机后，对待危机事件要有一套危机管理的办法。政府通过设置一些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媒体报道，在网上回答网民问题。政府完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更好地运用这一特性，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和优化舆论的引导能力和号召能力。
（四）发挥传媒预警职能，防范于未然
预警，就是危机发生前，根据危机可能发生的征兆，预先向有关部门或社会公众发岀警示、警报，以应对危机的来临。著名传播学者H·拉斯韦尔和美国学者C·R·赖特都指出“环境监视 （监测）”是大众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一。作为社会预警监测部门之一的大众传媒，很可能最先监测到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和造成灾害的可能性，及时把危机亊件预警信息上报给上级政府部门，经过上级政府部门批准后，通过广播、电视、网站等即时传播媒介，把预警信息准确、及时地传播给公众。根据公众的信息反馈，政府调整危机传播策略，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将危机事件灾难降低到最小程度。
参考文献：
[1]郑保卫，杨柳.论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J].新闻记者，2010，（8）.
[2]李明德，王蓓.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版），200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辞典，（修订本）[K].商务印书馆，1996.
[4]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5]程曼丽，乔云霞.新闻传播学辞典[K].新华出版社，2012.
[6]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2.html
[7]李慧.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4-4-25.
[8]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1.6万名官员出逃 携款8000亿[N].东方早报，2011-6-15.
[9]赫尓曼·戈赖斯·洛佩斯。西报称中国经济面临五大风险[N].参考消息，2010-6-24.
[10]肖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论[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11]杨刚，阎文平.危机传播：正确引导舆论促进危机解决[J].青年记者，2007，（14）.
[1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2/c_119564039.htm
[13]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40303/021208.htm
[14]王晶.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谈对昆明恐暴事件三点体会[N]人民网，2014-3-9.
作者简介：肖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危机传播、新闻与政治。
石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危机传播、新闻与政治。
龚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播音与主持、新媒体传播。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网络时代舆论引导艺术研究》（项目编号：MY1010）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体执政；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经历了三鹿毒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社会突发危机事件后，从政府到媒体再到普通的民众，都对危机传播有了最为切身的感受。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做好危机传播，把危机事件的危机性、伤害性降到最小，无疑考验着政府的媒体执政能力。
一、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的基本概念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提出来的。他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1]。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2]。
什么是“危机”？按照《韦氏英文辞典》的解释，“危机”是指“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按照《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危机”是指“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3]。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指出：“大体来说，危机的定义应该包括以下这些方面：突发性事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需要迅速釆取行动来应对；主管部门不能完全掌控；有可能产生岀人意科的后果及影响；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4]1。”如何开展危机传播？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中根据大量的案例经验，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jt fasl（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3T”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危机传播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5]23。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6]。”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是执政共识。今天的新闻媒体，被看做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其影响力越来趆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都十分重视新闻媒体执政，通过新闻媒体提升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因此，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风险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矛盾，运用危机管理、危机传播理论对当前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对构建和完善危机预警机制提岀对策和建议，将危机传播与媒体执政的工作经验提高一歩，上升到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这对于提髙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当前中国风险社会中社会矛盾突出
当前，我国社会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贫富差距较大，财富分配不公。
基尼系数是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系数越低表明分配越均匀。我国多年来由于权力寻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使基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线”。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达到0.473，均超过了 0. 4 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困于中等收入困境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为0.5以上，中国与之已十分接近。与基尼系数增长的同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中国农村人口几近总人口半壁江山，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达3.1：1[7]。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社会发展序列谱上，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约束最严重的时期。中国2003年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恰好对应着危机频发的“非稳定状态”阶段，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第二，民生问题凸显，民众怨言甚多。
五千多万工人下岗再就业，六千多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多农民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根据中国的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占总人口大约3.7%；而根据国际贫困线（按世界银行标准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农村人口1.26亿，相当于总人口的1∕10。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特别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教育、医疗、住房已经被称为“新三座大山”。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7]。除此之外，就业问题、养老问题也在日益凸显。
第三，贪污腐败泛滥，享乐主义盛行。
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的三大发展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11月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23位之多，“老虎”频现，“苍蝇”亦多。腐败官员包养情妇，携款外逃的事件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腐败分子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人民币8000亿元，既包括非法资产，也包括腐败分子控制的合法资产[8]。贪腐不但侵吞国家财产、坑害百姓，而且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及我党的执政根基，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更是社会道德的沦丧。
第四，环境污染严重，民众怨声载道。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显现，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大城市和城市灰霾天气等新污染问题频现。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这一系列的污染问题伴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日益严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每5个城市中，有两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为“污染”和“重度污染”。国际能源机构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每年的碳排量超过60亿吨。大城市和城市群灰霾天气等新污染问题日益凸显[9]。
第五，群体事件频发，危及社会稳定。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加速积累，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使社会积累的各种矛盾演变为群体性治安事件。2010年官方统计的群体性事件就有18万起，2011年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达18.25万起。2012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120多起围绕工资纠纷、规模在百人以上的集体停工事件，发生在19个省、规模在30人以上的有270多起。社会矛盾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瓮安、石首就是群体性事件中两个标志事件[10]。突发公共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
第六，人文精神丧失，缺乏集体信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与此平衡。现今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唱主角，难免拜金主义流行，人文精神坠落，功利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笼罩社会，奢靡之风、物质崇拜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风气变得浅薄而势利。加上现在又是传媒时代，信息传播过量而又缺少节制，大多负面的东西积淀在每个人心田，人容易焦躁，思维碎片化、平面化，痞气和戾气大行其事。据了解，每年大约有6000亿资金流向了国外以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马场。
第七，海外遇险增多，绑架事件多发。
目前，中国常驻海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超过60万人，境外中资机构超过8000家，分布在全世界168个国家。在海外遇险的名单上，越来越多地岀现中国人的名字。相关统计显示，在海外最不安全的是美国人，其次是中国人。中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每年至少需要面对3.1万起领事保护案件，平均一天处理84起。一个典型的背景是，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前，中国在利比亚撤侨时规模颇大，不仅动用飞机，还租用了希腊豪华游轮。2014年5月13日起，越南多地发生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造成了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暂停中越部分双边交往计划，组织包机和轮船赴越。载至5月19日，已接回国中国公民7000多人。
第八，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图谋西化分化中国。
我国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稳定的跨国力量，天下并不太平。从奥巴马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接见达赖，到日本几任首相不顾中方和韩国的强烈愤慨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或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借机插手中国民族问题，图谋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或散布渲染“中国威胁论”，趁机卖武器给周边国家和地区，联手共同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四面围堵我国经济发展道路。
三、对政府处置“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理性分析
（一）危机传播的内涵
危机传播， 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采取大众传播及其他手段， 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11]。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核心职责，是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提高整个社会的应对效率，推动社会从受到强烈冲击的非常态进入健康的常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提出：“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发生的前后以及在其发生的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的过程[4]。”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危机频发，政府经常面对如何应答这道严峻考题的考验。2014年3月1日晚21时20分，一伙暴徒持械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此次事件已造成29人遇难、143人受伤。经公安机关和其他政法力量4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已于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现已查明，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3月29日，云南省昆明市检察院分别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捕昆明“3.01”暴恐案4名犯罪嫌疑人[12]。
（二）危机传播的阶段
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在他的论文集《危机管理：为不可避免的灾难做筹划》中借用医学上的术语，把危机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危机延续期、危机痊愈评估期。根据危机传播阶段理论分析，昆明“3.01”暴恐事件阶段可分为：
1.危机潜伏期（昆明“3.01”暴恐事件发生之前）
危机潜伏期，即突发事件爆发之前不为人知的一段时期。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刘建认为：“从国际形势看，昆明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几股势力利用我们容易忽视这一地区的防范，借机组织活动。这次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我们平稳的形势，故意制造恐怖袭击来干扰我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危机潜伏期阶段，政府部门和组织具有忧患意识，提高公众的在潜伏期的危机意识，才能做到理智理性，减少伤害。政府还需要规划和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指定新闻发言人，确定各种信息资源的可操作性，测试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否通畅，同时还要与其他相关单位和专家建立合作关系，为危机传播确定统一的口径。
2.危机爆发期（3月1日21时20分到3月2日）
突发事件的爆发期通常时间短暂，但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公众很容易产生信息饥渴，所以此时的媒体一定要第一时间掌握舆论主动，报道信息快速准确。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在3月1日21时20分，22时33分，中国广播网率先发布消息。3月2日上午，昆明市政府新闻办认定，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即刊出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消息，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严惩暴恐犯罪，保障人民安全》，明确表达依法严惩暴恐分子的坚定态度。这一“急就章”充分体现了《人民日报》快速反应机制的效力。史安斌教授认为：“较之半年前的10·28事件的反应迟缓和定性暧昧，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官方主流媒体及时发声，以‘暴力恐怖事件’明确定性，赢得国际主流社会广泛同情，防止外媒使用‘绝望阶层的呐喊’之类的议程设置来误导舆论，这是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进步。” 3.危机延续期 （3月2日到3日下午案件告破）
此时的危机传播不再停留于表面的信息，而是政府、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密切配合，为突发事件提供更多的信息背景，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调查。3月3日，暴力恐怖案成功告破。政协开幕会上全体委员默哀，悼念在昆明事件中遇难的同胞。当日，《人民日报》打破常规，在报眼位置发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云南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的综合消息，第一时间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一些国家支持我反恐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暴恐分子是全人类共同敌人。”政府部门在充分掌握舆情变化的情况下，对各种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表现出诚恳接受的态度，对各种误讯和传闻进行了及时回应和澄清，始终把传播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除了报道暴力恐怖事件外，人民网等媒体也开辟专栏，传授在遭遇暴力恐怖事件时的逃生技巧和自救互救知识。
4.危机痊愈评估期 （3月4日后一个星期）
该事件成功告破后，受众4日从云南省红十字会获悉，为人们提供“心理咨询”热线从即日起开通[13]。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两会代表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席补充了关于“3.01”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态度和表述，表示了充分的认可。随即，新闻界及时将报道重心转移到两会大局，同时报道昆明市市民3月8日自发走上街头，对暴恐事件中的死难者进行悼念活动。3月9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就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答记者问时坦言：“需要从事件中总结教训。一个是反恐意识不强，这里有恐怖主义，以前没想到这件事。另外我们的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一些信息。再一个，铁路系统的整个保卫体制也有一些问题，铁路公安是自成系统的，火车站里和广场都是归他们管的，铁路值班的警察和保安手中没有武器，这些都是教训，铁路公安掌握的警力还是不够。”“这次突发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少数极端分子给我们的和谐生活参杂不和谐因素，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才是关键。”[14]政府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发现问题，对政府发言人工作和应对媒体的工作进行了评估，着手进行恢复性的工作，有利于树立政府部门的组织形象（CI）。
（三）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传播的能力
首先，政府与媒体积极配合，在危机中把握主动权。对于任何一个政府、企业、集团来说，形象危机是最难以把握的。然而，这种主动权的掌握，在危机处理的严峻时刻，常常异化成不择手段的主导权争夺，其代价就是对其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相比较“三鹿奶粉事件”中有关机构欲盖弥彰的行径，云南省、昆明市政府面对公共危机，则表现得清醒理智与成熟得多。政府与媒体积极配合，让广大民众及时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其次，传播正当信息，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于某机构对待“华南虎事件”的弄巧成拙，政府在昆明这起重大的危机事件中，没有避讳伤亡人数，及时地向公众通报了遇难伤亡人数。3月2日，昆明市政府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承诺将承担所有伤者的医疗救治费用和家属陪护费用。暴恐事件发生两天后，公安部门即破获了此次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
1.准确
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抢发先机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报道得不准确就会误导舆论。公共危机发生后，一方面，海量事件信息突然发生，另一方面，民众可能相当缺乏信息，产生信息“饥渴症”和“盲从症”。这时，媒介的舆论引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信息的传播能力。政府通过媒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到底发生了什么” 、“应该怎样去做”等这些大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抓住受众的心理，对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危机至关重要。
2.快捷
公共危机事件的无法预知或者无法准确预知，使事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的特征。昆明“3.01”恐暴事件灾害发生一小时后，网络上就出现了有关的消息。22时33分中国广播网率先发布消息。随后，新浪微博、中国新闻网、新华网、人民网在23时左右也都进行了跟踪跟进报道。自然灾害的突发危机事件也是如此。比如，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在一瞬间突然发生，导致与地震灾难有关的新闻信息突然以爆炸性的方式产生和急剧膨胀，迅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3.客观
政府掌控并干预网络，及时处置恐怖暴力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出现的不实传言及许多谣言。人民网“求真”栏目和360新闻联合推出“盘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八大谣言”。政府根据网络传播的特点和热点，全面介绍最真实的信息，及时回复了公众关心的话题，避免了因传播不实信息造成受众不必要的恐慌。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路透社等西方媒体釆取双重标准，在标题和文章中将“恐怖”“恐怖分子”等字眼加上引号，或极力避免使用“恐怖袭击” 的丑行，人民日报微博以《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美国媒体这样说》为题，编发温宪的文章《十足的虚伪与恐怖》，并以最大力度多次转发，得到网友的多次反馈，累计转评3万余次。通过质问反驳，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立场，发挥了党报微博在网上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不仅在俄罗斯等国家引起共鸣，也受到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的关注，形成了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
4.主动
政府在确定危机事件性质的同时，以主渠道的信息强势去影响公众，纠正畸变的舆论。公共危机事件独特的传播学特征，对媒体提出了不同于常规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求。当危机不可避免时，政府掌握好危机事件处理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3月4日，人民日报4版发表原驻新疆记者王慧敏的评论《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文章引用作者的新疆朋友、网友的真情表态，说明必须把暴恐分子与广大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分开，说明“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联着心，团结进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文章很主动，而且鲜明，既有说服力，也有感染力。 四、政府危机传播的启发与思考
（一）增强政府媒体民众的互动性，提高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
推进政府媒体民众“三位一体”。 政府利用媒体开展危机传播，利用媒体提供的便捷条件，让民众通过媒体对党委和政府进行监督。通过政府官员个人网站、博客和论坛等新兴媒体，政府广泛听取民众心声和诉求。昆明火车站恐怖暴力事件发生后，许多网站为死难者设置了虚拟的灵堂供人们悼念，网民还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悼念不幸遇难的同胞。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顺乎民意，及时主动地和民众一道参与了悼念活动，提升了政府的亲和力，体现了政府为民众服务的宗旨。
（二）积极引入权威信源，消除公众信任危机
所谓信源，就是信息的来源。信源的可信度越高，说服公众的效果就越好。在昆明“3.01”暴恐事件中，各领导阶层和权威人士都通过大众传媒与公众及时见面沟通，发布了权威谈话，安抚了民心，为事故的善后做了妥善安排。同时，政府发揮“意见领袖” 作用。建设有影响力、有说服力、贴近网民、令人信服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发现和团结那些关心国家大事、观点立场正确、发帖量大的“网络写手”和“意见领袖”，强化主流舆论，争取中性舆论，孤立和排斥不当言论，为民众应对危机提供正能量。
（三）重视议程设置，加强舆论引导
著名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公共事物“议事日程” 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5]19。发生了突发性危机后，对待危机事件要有一套危机管理的办法。政府通过设置一些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媒体报道，在网上回答网民问题。政府完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更好地运用这一特性，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和优化舆论的引导能力和号召能力。
（四）发挥传媒预警职能，防范于未然
预警，就是危机发生前，根据危机可能发生的征兆，预先向有关部门或社会公众发岀警示、警报，以应对危机的来临。著名传播学者H·拉斯韦尔和美国学者C·R·赖特都指出“环境监视 （监测）”是大众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一。作为社会预警监测部门之一的大众传媒，很可能最先监测到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和造成灾害的可能性，及时把危机亊件预警信息上报给上级政府部门，经过上级政府部门批准后，通过广播、电视、网站等即时传播媒介，把预警信息准确、及时地传播给公众。根据公众的信息反馈，政府调整危机传播策略，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将危机事件灾难降低到最小程度。
参考文献：
[1]郑保卫，杨柳.论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J].新闻记者，2010，（8）.
[2]李明德，王蓓.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版），200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辞典，（修订本）[K].商务印书馆，1996.
[4]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
[5]程曼丽，乔云霞.新闻传播学辞典[K].新华出版社，2012.
[6]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2.html
[7]李慧.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4-4-25.
[8]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1.6万名官员出逃 携款8000亿[N].东方早报，2011-6-15.
[9]赫尓曼·戈赖斯·洛佩斯。西报称中国经济面临五大风险[N].参考消息，2010-6-24.
[10]肖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论[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11]杨刚，阎文平.危机传播：正确引导舆论促进危机解决[J].青年记者，2007，（14）.
[1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2/c_119564039.htm
[13]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40303/021208.htm
[14]王晶.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谈对昆明恐暴事件三点体会[N]人民网，2014-3-9.
作者简介：肖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危机传播、新闻与政治。
石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危机传播、新闻与政治。
龚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播音与主持、新媒体传播。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网络时代舆论引导艺术研究》（项目编号：MY101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