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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的革命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陈独秀逐渐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理念，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劳动群众实际情况的了解也使陈独秀对开展群众路线的革命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陈独秀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社会变革，非得依靠中国广大民众的改变。当然，对于如何动员群众、如何为群众争取权益等问题，则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深入和革命实践的探索，他的群众路线思想进一步成熟，不仅坚定了为劳动群众争取政权的革命信念，更明确了依靠劳动群众的革命路线。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党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陈独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影响
D231
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党，一个“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都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①，成为了一直以来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考察这一政治优势的历史形成，自然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特点，但同样不能忽视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前后所秉持的群众观念。在这其中，作为党最重要的创建者和早期领袖——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这一思想及相关实践影响了早期的一批中共党员，成为了建党重要的思想基础。
就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于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任职北大一直到日后成为中共领袖的这段时间②，是陈独秀个人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从一个学者逐渐成为了一名领导政治运动的实践领袖。随着这样的身份转变，他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启蒙群众过渡到领导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的转化。过去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思想变化做过梳理，但笔者看来，仍旧还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地方。首先，过去的研究认为陈独秀在1919年4月被迫离开北大后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截点是1920年5月，这样的观点似乎与日后陈独秀淡化阶级斗争、慎待工农运动的思想相互矛盾。其次，一些研究认为陈独秀日后对群众运动的“轻视”源自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样的判断似有过于“武断”之嫌，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想要弄清这一时期陈独秀群众路线思想的变化状况，一定要在细致梳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大历史”的视角，将历史背景与个人思想结合，才能搞清楚这一复杂的变化过程及其背后的种种因素。
一、最初的实践思想
任职北大以后，陈独秀就与挚友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由陈自己担任主编。不同于侧重文化思想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则是一份评论时事政治的刊物，在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之前，《每周评论》的撰文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陈独秀以往所没有的思想变化讯息：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已经率先受到了影响；[1]515二是认识到群众对现代政治的重要性，认为要组织“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才能扫除中国的祸害；[2]450三是开始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开辟了《国内劳动状况》一栏，刊登了诸如《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等文章。[3]137此时判断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还为时尚早③，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他已经将视线下移到了劳动群众的身上，并开始认识到劳动群众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1919年，对陈独秀而言是他人生中难以忘却的一年。这年4月10日，蔡元培在北大保守派的压力下，变相撤销了陈独秀在北大的职务。有研究认为正是这一事件导致陈独秀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连好友胡适都认为这次“离职”北大使得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陈独秀变得“左倾”起来。[3]150这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撑因果关系，更何况，8个月后陈独秀依旧表达了希望中国走欧美道路的心声[4]373，这离马克思主义者就更是相距甚远了。
离职北大，仅仅是陈独秀在1919年曲折遭遇的一个开始。这年6月11日夜晚，因为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对北洋政府带有“请愿”与“警告”性质的传单《告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被便衣警察逮捕，还被抄了家。此时的陈独秀早已是闻名全国的文化领袖，身在狱中的他，自然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的声援。在种种压力与政治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北洋政府释放了已经在狱中被关押了3个多月的陈独秀，而早在陈独秀出狱的前一个月，由他主编的《每周评论》已被政府查封。接二连三的遭遇，已经开始让陈独秀的思想渐渐地发生转变。
该年年底所刊的《<新青年>宣言》，颇能反映陈独秀群众路线思想的显著变化。如果说年初陈独秀还是在强调群众支持对政党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在目睹和经历了当下政党政治的黑暗后，他已经开始将群众置于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了。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劳动群众才是民主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因为“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5]365
当然，有研究认为，陈独秀此时的群众路线思想还处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是社会民主党的范畴内，证据主要是他公开发表的《实现民治的基础》和《告北京劳动界》两篇文章。在《实现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以政治、经济作为工具的“民治”，应当“拿英、美做榜样”，而且还着重强调在中国“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4]373而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他则希望北京的劳动者“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一不造反，二不罢工”，这样的话政府和资本家就会“未必忍心反对”。[6]49基于这些证据，一些研究认为陈独秀此时的群众路线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差异，并不能简单认定为陈独秀群众观念的“缺陷”，以“改良主义”来定性也略显生硬，我们更应该以历史学的发展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其实，无论是“阶级争斗”还是“不造反、不罢工”，无疑只是知识阶层心中劳动群众提升自身地位的不同手段罢了，前者因为日后“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才被视作群众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式，但以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阶级争斗”的理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④，日后的“中国偶像”——苏俄还没有在此时显示出过人的威力。所以，选择用“阶级争斗”还是其他温和手段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地位，都是当时知识阶层在其认知环境下的合理选择，尚无优劣之分。以陈独秀而言，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要晚于李大钊等人⑤，要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好感，则至少要在1919年9月苏俄宣言在中国出现以后⑥，即使这样，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才可能对其产生信仰。如此推敲下来，让1919年的陈独秀就选择“阶级争斗”，显然太为苛求先人了。而且，如果细读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可以发现，核心精神是强调二十世纪的民主是“新兴无产劳动阶级”“要求权利”，作者更是站在“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群众立场上，警告成为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对劳动界“施仁政”。由此可见陈独秀此时已经认可现代民主政治中无产阶级所应该拥有的权利了，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已然超前了。只是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情况的了解，陈独秀才暂时不敢“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着大家先有“改善这境遇的觉悟”，“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6]69饭要一口口地吃，社会改造要一步步地来，后人若只是死盯着“一不造反，二不罢工”的字眼，显然是误解了陈独秀的本意。
二、关键的变化阶段
出狱后的陈独秀，已经不再是北大的一员，他在北京的寓所受到警察厅的管制，行动上颇不自由。在这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他撰写的数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向往。例如《自杀论》一文，为了改变不良的社会制度，他提出“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按劳力平均分配”。[7]391这样的思想已经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经济、社会理论，体现了陈独秀被迫“禁闭”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1920年年初，陈独秀受邀前往武汉讲演，他在武汉直接抨击私有制，提出“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的社会改造方案，真可谓“卓识谠论，倾动人群”[8]119，但却被武汉当局所不容，在政府的“逐客令”下，他不得不提前返回北京。由于陈独秀的武汉之行太过轰动，各地报纸都转载了他演讲的重点，北京警察厅再次盯上了他。警察厅在意图在陈独秀回家之际将其逮捕。幸亏李大钊等人事先察觉，秘密将陈独秀从西车站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再将其化妆成厨子，用驴车护送到了天津[9]334，随即转投上海。
在经历了一场犹如小说般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后，陈独秀的思想开始有明显的转变，他已经开始探索一条过去从未有过的改造社会之路。1920年的3月1日，《新青年》 刊发了他所撰写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问题》。文中他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而生产物不足，所以导致贫困”的论断，认为“社会上的贫困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所以他建议用“分配平均”和“增加劳力滴数量”等手段来解决中国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并使用了诸如“剩余价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10]431这篇文献显示，陈独秀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问题，同时，其思想转变的出发点，则是聚焦在了改变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态。
就在这年的3、4月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被中国舆论界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11]110毫无疑问，陈独秀也成为了这股“亲俄浪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不久以后，受到维经斯基的影响，中国早期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往俄国的革命道路[12]1，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人得出了一致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13]103不久之后他更是告诉同样到上海“避难”的张国焘，中国“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14]94既然决定走俄国式的阶级斗争道路，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开始趋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斗争方式。大致在1920年8月的中旬之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承袭先前已有的思想转变，他开始更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以俄式方法指导具体的群众运动。
当年9月，在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论政治》一文，阐述了自己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现代政治观念。他认为“世界各国里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15]541这样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已经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政权”了。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在11月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大罢工”，并且着重强调，这样的争斗“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而从资本家手里取得政权后，“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16]547这篇宣言被认为是由陈独秀亲自起草的[3]174，由此看来，此时陈独秀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的群众路线思想自然也趋同于俄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了。
但是，历史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复杂的思想冲突
诚然，过去的研究往往认为，陈独秀在见过维经斯基后，就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若是遍寻这一时期他有关群众路线思想的言论，陈独秀的批判者总能找到一些“硬伤”。例如，就在《中国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同年11月，陈独秀在中国工运刊物《劳动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的文献。在文中，他援引了日后国民党著名右派人士戴季陶的话，认为以上海工人为例，“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17]202令人费解的是，已经决定要走俄国道路的陈独秀，却对戴季陶的这番观点表示“很恰当”，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再后来的历史看，陈独秀还多次流露了对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担心。这一切，难道真是因为陈独秀的出身，导致他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将横向的历史环境与纵向的历史线索相结合，就可以揭露这一历史谜团背后的原因。其实，这矛盾的背后，反映的是在陈独秀对中国劳动群众运动方式和实施步骤的深入思考。
早在19世纪末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时，青年陈独秀就对中国民众愚昧、冷漠的心灵感到担忧，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革命经历则印证了他的担忧。为了改变国民的素质，他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来启蒙民众。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让劳动群众获得政权，才能变革中国社会，造福贫苦的劳动群众。但中国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应该怎么具体进行呢？对这一答案感到迷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得到来自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后，很自然地会“以俄为师”，照搬俄国的群众运动方式，比如工人罢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俄国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12]2不得不说。这是最初接触到俄式马克思主义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种“缺陷”。
这种由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所造成的暂时缺陷，并不会阻碍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学者。他很快意识到了中国与俄国社会环境的不同，包括工人在内的中国民众并不具备俄国无产阶级那样的运动素质。陈独秀依然坚定认为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劳动群众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激发他们真正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欲望，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忽略该有的步骤而直接跳到“运动”这一最高阶段，那“运动”会被“政客利用”来“出风头”，工人群众却反而是无法享用到革命成果的。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陈独秀才会坚信“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17]203，这正是他赞同戴季陶主张的原因所在，而并非什么阶级立场问题。次年2月，身在广东的陈独秀再次重申了自己对于工人运动的理念。他告诉大家“工人应该有较大的责任”，为了实现这样的责任，一是要组织工会，二是“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18]271日后中国群众运动的种种事实，也从反面证明了陈独秀此番见解的正确之处。
四、建党的思想实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虽然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没有出席，但一大以后党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贯彻着群众路线的鲜明印记，正是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群众思想的实践。
1921年11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中央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的第二部分即是开展“劳动运动”，这基本可以体现作为领导者的陈独秀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视。通告中要求用组织工会的方式开展工人运动，“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19]24这种通过组织工会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式，对日后党开展群众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这份通告的指导下，党的工作有了切实的依据，这在随后一年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也得到了落实。以上海为例，至中共二大召开以前，上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工人罢工6次，参加工人群众运动5次，散发传单数万张，秘书李启汉还因参加上海邮差罢工被判监禁3个月。[20]306
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开展，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思想也愈发变得成熟与系统，1922年中旬他在《先驱》杂志上撰写《告做劳动的人》，系统地阐述了开展劳动运动的策略问题。他首先强调了群众的劳动运动是无产阶级的“中坚”，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接着，他比较务实地指出，“在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策略”，那就是在现阶段运用“罢工”的武器，去争取获得“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此外，劳动运动的重要目的是要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这样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得着教育、卫生、集会底机会”。[21]361此时陈独秀已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袖，他充分认识到了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性，并且将劳动群众自己的政府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同时，出于对中国劳动运动状况及群众素质的了解，他没有妄图一步跳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提出了劳动运动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可以提高劳动群众的地位和境遇，提升劳动者的革命素质，从而为建立“劳动者政府”做准备，在这准备的过程中，劳动群众实质上也可以获得他们所应该具有的权益。应该说这样的思想既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也结合了中国劳动群众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它的出发点无疑是真正要去满足劳动群众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空唱高调”。
此时，群众路线已然成为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理念和方针。1922年陈独秀赴惠州拜访下野的陈炯明，他劝说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向陈指出“干革命，不能专靠军队，应以广大的工人群众为基础”。[22]153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北京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向北京政府请辞北大校长一职。陈独秀闻讯后，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蔡元培，但在声明的后半部分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的做法，认为蔡元培历来的革命行动“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他借此事“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否则，就“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21]414
早在19世纪末，青年陈独秀就以天下苍生之福为己任，投身到拯救中国、复兴民族的革命事业中去。由于早期丰富的革命经历，陈独秀比一般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社会变革，非得依靠中国广大民众的改变，应该说，他已经较早地认识到群众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当然，对于如何动员群众、如何为群众争取权益等问题，则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逐渐深入，他的群众路线思想进一步成熟，不仅坚定了为劳动群众争取政权的革命信念，更明确了紧紧依靠劳动群众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丰富的革命经历也让陈独秀比一般革命者更了解中国劳动群众的真实状况，这使他在如何发动群众上这一问题上抱着谨慎的态度，认为群众首先应该具备革命的素质。他首先想到的是启发民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则演变成发展工会，以罢工的形式改善工人地位，从而提高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素质，然后再进一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存在差异，但应该看到，这种模式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但凡了解鲁迅先生写作《药》一文的用意，也不难明白陈独秀的这片“苦心”。所以，后来若是用教条的思维来看待陈独秀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就难免会觉得矛盾，甚至提升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高度”予以批判。其实，这并非是矛盾，而是同一正确革命目标下对革命方式的不同选择。显然，陈独秀的坚持更务实，更理性，更贴合中国的现实。
作为党在创始时期重要的领袖，陈独秀在他的革命奋斗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成熟而务实的群众路线观念，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联系群众”的党风传统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也会对今天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54.
②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就在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看作时当时党的领袖。但此时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思想还处在一个复杂而反复的发展时期。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党史上通用的建党时间，以1921年7月陈独秀当选为一大党的中央局书记作为时间截点。
③直到1919年年底，陈独秀依然认为中国民主政治要以英美为榜样。参见陈独秀.实现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373-390.
④直到1920年陈独秀已经组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但此时即便如毛泽东，依旧还在坚持陈独秀1919年年底的思想，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参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4.
⑤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比较迟的，而且直到1919年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之后，蔡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被迫离开北京的确有助于陈独秀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而且陈独秀的群众观念从1920年开始更趋向于马克思主义，这与张国焘回忆的时间截点是相符合的。参见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93.
⑥1919年7月25日，为取得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宣称退还沙俄所夺中国一切资产与特权。该宣言于同年9月才由国民党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在中国首次披露。根据杨奎松的研究，国内舆论对此宣言的关注和欢迎，则更是要推迟到1920年3、4月间。参见沈志华，杨奎松.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7.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纲常名教[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
[2]陈独秀.除三害[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
[3]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M].
[4]陈独秀.实现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5]陈独秀.<新青年>宣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6]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7]陈独秀.自杀论[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8]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M]//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生的反对派.
[9]郑学稼.陈独秀传（上）[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
[10]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11]唐宝林.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3]李达.李达回忆维经斯基[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
[15]陈独秀.论政治[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16]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M]//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7]陈独秀.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18]陈独秀.理发工会成立演说辞[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19]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0]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21]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22]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生的反对派[M].
作者简介：刁含勇（1983―），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讲师。
（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陈独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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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党，一个“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都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①，成为了一直以来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考察这一政治优势的历史形成，自然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特点，但同样不能忽视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前后所秉持的群众观念。在这其中，作为党最重要的创建者和早期领袖——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这一思想及相关实践影响了早期的一批中共党员，成为了建党重要的思想基础。
就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不久，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于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任职北大一直到日后成为中共领袖的这段时间②，是陈独秀个人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从一个学者逐渐成为了一名领导政治运动的实践领袖。随着这样的身份转变，他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启蒙群众过渡到领导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的转化。过去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思想变化做过梳理，但笔者看来，仍旧还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地方。首先，过去的研究认为陈独秀在1919年4月被迫离开北大后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截点是1920年5月，这样的观点似乎与日后陈独秀淡化阶级斗争、慎待工农运动的思想相互矛盾。其次，一些研究认为陈独秀日后对群众运动的“轻视”源自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样的判断似有过于“武断”之嫌，与事实存在较大出入。想要弄清这一时期陈独秀群众路线思想的变化状况，一定要在细致梳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大历史”的视角，将历史背景与个人思想结合，才能搞清楚这一复杂的变化过程及其背后的种种因素。
一、最初的实践思想
任职北大以后，陈独秀就与挚友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由陈自己担任主编。不同于侧重文化思想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则是一份评论时事政治的刊物，在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之前，《每周评论》的撰文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陈独秀以往所没有的思想变化讯息：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已经率先受到了影响；[1]515二是认识到群众对现代政治的重要性，认为要组织“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才能扫除中国的祸害；[2]450三是开始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开辟了《国内劳动状况》一栏，刊登了诸如《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等文章。[3]137此时判断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还为时尚早③，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他已经将视线下移到了劳动群众的身上，并开始认识到劳动群众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性。
1919年，对陈独秀而言是他人生中难以忘却的一年。这年4月10日，蔡元培在北大保守派的压力下，变相撤销了陈独秀在北大的职务。有研究认为正是这一事件导致陈独秀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连好友胡适都认为这次“离职”北大使得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陈独秀变得“左倾”起来。[3]150这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撑因果关系，更何况，8个月后陈独秀依旧表达了希望中国走欧美道路的心声[4]373，这离马克思主义者就更是相距甚远了。
离职北大，仅仅是陈独秀在1919年曲折遭遇的一个开始。这年6月11日夜晚，因为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对北洋政府带有“请愿”与“警告”性质的传单《告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被便衣警察逮捕，还被抄了家。此时的陈独秀早已是闻名全国的文化领袖，身在狱中的他，自然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的声援。在种种压力与政治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北洋政府释放了已经在狱中被关押了3个多月的陈独秀，而早在陈独秀出狱的前一个月，由他主编的《每周评论》已被政府查封。接二连三的遭遇，已经开始让陈独秀的思想渐渐地发生转变。
该年年底所刊的《<新青年>宣言》，颇能反映陈独秀群众路线思想的显著变化。如果说年初陈独秀还是在强调群众支持对政党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在目睹和经历了当下政党政治的黑暗后，他已经开始将群众置于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了。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劳动群众才是民主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因为“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5]365
当然，有研究认为，陈独秀此时的群众路线思想还处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是社会民主党的范畴内，证据主要是他公开发表的《实现民治的基础》和《告北京劳动界》两篇文章。在《实现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独秀认为以政治、经济作为工具的“民治”，应当“拿英、美做榜样”，而且还着重强调在中国“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4]373而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他则希望北京的劳动者“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一不造反，二不罢工”，这样的话政府和资本家就会“未必忍心反对”。[6]49基于这些证据，一些研究认为陈独秀此时的群众路线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笔者认为，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差异，并不能简单认定为陈独秀群众观念的“缺陷”，以“改良主义”来定性也略显生硬，我们更应该以历史学的发展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其实，无论是“阶级争斗”还是“不造反、不罢工”，无疑只是知识阶层心中劳动群众提升自身地位的不同手段罢了，前者因为日后“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才被视作群众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式，但以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阶级争斗”的理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④，日后的“中国偶像”——苏俄还没有在此时显示出过人的威力。所以，选择用“阶级争斗”还是其他温和手段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地位，都是当时知识阶层在其认知环境下的合理选择，尚无优劣之分。以陈独秀而言，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要晚于李大钊等人⑤，要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好感，则至少要在1919年9月苏俄宣言在中国出现以后⑥，即使这样，他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才可能对其产生信仰。如此推敲下来，让1919年的陈独秀就选择“阶级争斗”，显然太为苛求先人了。而且，如果细读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可以发现，核心精神是强调二十世纪的民主是“新兴无产劳动阶级”“要求权利”，作者更是站在“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群众立场上，警告成为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对劳动界“施仁政”。由此可见陈独秀此时已经认可现代民主政治中无产阶级所应该拥有的权利了，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已然超前了。只是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情况的了解，陈独秀才暂时不敢“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着大家先有“改善这境遇的觉悟”，“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6]69饭要一口口地吃，社会改造要一步步地来，后人若只是死盯着“一不造反，二不罢工”的字眼，显然是误解了陈独秀的本意。
二、关键的变化阶段
出狱后的陈独秀，已经不再是北大的一员，他在北京的寓所受到警察厅的管制，行动上颇不自由。在这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他撰写的数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向往。例如《自杀论》一文，为了改变不良的社会制度，他提出“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按劳力平均分配”。[7]391这样的思想已经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经济、社会理论，体现了陈独秀被迫“禁闭”期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1920年年初，陈独秀受邀前往武汉讲演，他在武汉直接抨击私有制，提出“打破阶级制度”、“打破继承制度”、“打破遗产制度”的社会改造方案，真可谓“卓识谠论，倾动人群”[8]119，但却被武汉当局所不容，在政府的“逐客令”下，他不得不提前返回北京。由于陈独秀的武汉之行太过轰动，各地报纸都转载了他演讲的重点，北京警察厅再次盯上了他。警察厅在意图在陈独秀回家之际将其逮捕。幸亏李大钊等人事先察觉，秘密将陈独秀从西车站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再将其化妆成厨子，用驴车护送到了天津[9]334，随即转投上海。
在经历了一场犹如小说般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后，陈独秀的思想开始有明显的转变，他已经开始探索一条过去从未有过的改造社会之路。1920年的3月1日，《新青年》 刊发了他所撰写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问题》。文中他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多而生产物不足，所以导致贫困”的论断，认为“社会上的贫困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所以他建议用“分配平均”和“增加劳力滴数量”等手段来解决中国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并使用了诸如“剩余价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10]431这篇文献显示，陈独秀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问题，同时，其思想转变的出发点，则是聚焦在了改变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态。
就在这年的3、4月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被中国舆论界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11]110毫无疑问，陈独秀也成为了这股“亲俄浪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不久以后，受到维经斯基的影响，中国早期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往俄国的革命道路[12]1，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人得出了一致结论，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13]103不久之后他更是告诉同样到上海“避难”的张国焘，中国“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14]94既然决定走俄国式的阶级斗争道路，陈独秀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开始趋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斗争方式。大致在1920年8月的中旬之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承袭先前已有的思想转变，他开始更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以俄式方法指导具体的群众运动。
当年9月，在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论政治》一文，阐述了自己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现代政治观念。他认为“世界各国里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15]541这样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已经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政权”了。正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在11月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大罢工”，并且着重强调，这样的争斗“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而从资本家手里取得政权后，“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16]547这篇宣言被认为是由陈独秀亲自起草的[3]174，由此看来，此时陈独秀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的群众路线思想自然也趋同于俄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了。
但是，历史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复杂的思想冲突
诚然，过去的研究往往认为，陈独秀在见过维经斯基后，就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若是遍寻这一时期他有关群众路线思想的言论，陈独秀的批判者总能找到一些“硬伤”。例如，就在《中国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同年11月，陈独秀在中国工运刊物《劳动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的文献。在文中，他援引了日后国民党著名右派人士戴季陶的话，认为以上海工人为例，“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17]202令人费解的是，已经决定要走俄国道路的陈独秀，却对戴季陶的这番观点表示“很恰当”，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再后来的历史看，陈独秀还多次流露了对中国工人群众运动的担心。这一切，难道真是因为陈独秀的出身，导致他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 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将横向的历史环境与纵向的历史线索相结合，就可以揭露这一历史谜团背后的原因。其实，这矛盾的背后，反映的是在陈独秀对中国劳动群众运动方式和实施步骤的深入思考。
早在19世纪末领导安徽拒俄运动时，青年陈独秀就对中国民众愚昧、冷漠的心灵感到担忧，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革命经历则印证了他的担忧。为了改变国民的素质，他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来启蒙民众。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让劳动群众获得政权，才能变革中国社会，造福贫苦的劳动群众。但中国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应该怎么具体进行呢？对这一答案感到迷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得到来自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后，很自然地会“以俄为师”，照搬俄国的群众运动方式，比如工人罢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早期共产党人认为俄国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12]2不得不说。这是最初接触到俄式马克思主义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种“缺陷”。
这种由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所造成的暂时缺陷，并不会阻碍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学者。他很快意识到了中国与俄国社会环境的不同，包括工人在内的中国民众并不具备俄国无产阶级那样的运动素质。陈独秀依然坚定认为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但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劳动群众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激发他们真正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欲望，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忽略该有的步骤而直接跳到“运动”这一最高阶段，那“运动”会被“政客利用”来“出风头”，工人群众却反而是无法享用到革命成果的。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陈独秀才会坚信“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功夫”[17]203，这正是他赞同戴季陶主张的原因所在，而并非什么阶级立场问题。次年2月，身在广东的陈独秀再次重申了自己对于工人运动的理念。他告诉大家“工人应该有较大的责任”，为了实现这样的责任，一是要组织工会，二是“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18]271日后中国群众运动的种种事实，也从反面证明了陈独秀此番见解的正确之处。
四、建党的思想实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虽然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没有出席，但一大以后党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贯彻着群众路线的鲜明印记，正是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群众思想的实践。
1921年11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中央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的第二部分即是开展“劳动运动”，这基本可以体现作为领导者的陈独秀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视。通告中要求用组织工会的方式开展工人运动，“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19]24这种通过组织工会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式，对日后党开展群众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这份通告的指导下，党的工作有了切实的依据，这在随后一年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也得到了落实。以上海为例，至中共二大召开以前，上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工人罢工6次，参加工人群众运动5次，散发传单数万张，秘书李启汉还因参加上海邮差罢工被判监禁3个月。[20]306
随着实践工作的不断开展，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思想也愈发变得成熟与系统，1922年中旬他在《先驱》杂志上撰写《告做劳动的人》，系统地阐述了开展劳动运动的策略问题。他首先强调了群众的劳动运动是无产阶级的“中坚”，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接着，他比较务实地指出，“在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策略”，那就是在现阶段运用“罢工”的武器，去争取获得“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此外，劳动运动的重要目的是要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假”，这样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得着教育、卫生、集会底机会”。[21]361此时陈独秀已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袖，他充分认识到了劳动群众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性，并且将劳动群众自己的政府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同时，出于对中国劳动运动状况及群众素质的了解，他没有妄图一步跳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提出了劳动运动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可以提高劳动群众的地位和境遇，提升劳动者的革命素质，从而为建立“劳动者政府”做准备，在这准备的过程中，劳动群众实质上也可以获得他们所应该具有的权益。应该说这样的思想既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也结合了中国劳动群众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它的出发点无疑是真正要去满足劳动群众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空唱高调”。
此时，群众路线已然成为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理念和方针。1922年陈独秀赴惠州拜访下野的陈炯明，他劝说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向陈指出“干革命，不能专靠军队，应以广大的工人群众为基础”。[22]153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北京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向北京政府请辞北大校长一职。陈独秀闻讯后，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蔡元培，但在声明的后半部分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的做法，认为蔡元培历来的革命行动“只看见学者官吏”而“不看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他借此事“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否则，就“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21]414
早在19世纪末，青年陈独秀就以天下苍生之福为己任，投身到拯救中国、复兴民族的革命事业中去。由于早期丰富的革命经历，陈独秀比一般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社会变革，非得依靠中国广大民众的改变，应该说，他已经较早地认识到群众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当然，对于如何动员群众、如何为群众争取权益等问题，则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逐渐深入，他的群众路线思想进一步成熟，不仅坚定了为劳动群众争取政权的革命信念，更明确了紧紧依靠劳动群众的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丰富的革命经历也让陈独秀比一般革命者更了解中国劳动群众的真实状况，这使他在如何发动群众上这一问题上抱着谨慎的态度，认为群众首先应该具备革命的素质。他首先想到的是启发民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则演变成发展工会，以罢工的形式改善工人地位，从而提高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素质，然后再进一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存在差异，但应该看到，这种模式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但凡了解鲁迅先生写作《药》一文的用意，也不难明白陈独秀的这片“苦心”。所以，后来若是用教条的思维来看待陈独秀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就难免会觉得矛盾，甚至提升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高度”予以批判。其实，这并非是矛盾，而是同一正确革命目标下对革命方式的不同选择。显然，陈独秀的坚持更务实，更理性，更贴合中国的现实。
作为党在创始时期重要的领袖，陈独秀在他的革命奋斗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成熟而务实的群众路线观念，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联系群众”的党风传统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也会对今天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54.
②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就在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看作时当时党的领袖。但此时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思想还处在一个复杂而反复的发展时期。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党史上通用的建党时间，以1921年7月陈独秀当选为一大党的中央局书记作为时间截点。
③直到1919年年底，陈独秀依然认为中国民主政治要以英美为榜样。参见陈独秀.实现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373-390.
④直到1920年陈独秀已经组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但此时即便如毛泽东，依旧还在坚持陈独秀1919年年底的思想，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参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4.
⑤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比较迟的，而且直到1919年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之后，蔡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被迫离开北京的确有助于陈独秀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而且陈独秀的群众观念从1920年开始更趋向于马克思主义，这与张国焘回忆的时间截点是相符合的。参见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93.
⑥1919年7月25日，为取得中国的同情与支持，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发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宣称退还沙俄所夺中国一切资产与特权。该宣言于同年9月才由国民党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在中国首次披露。根据杨奎松的研究，国内舆论对此宣言的关注和欢迎，则更是要推迟到1920年3、4月间。参见沈志华，杨奎松.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7.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纲常名教[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
[2]陈独秀.除三害[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册.
[3]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M].
[4]陈独秀.实现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5]陈独秀.<新青年>宣言[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6]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7]陈独秀.自杀论[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8]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M]//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生的反对派.
[9]郑学稼.陈独秀传（上）[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
[10]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11]唐宝林.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3]李达.李达回忆维经斯基[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
[15]陈独秀.论政治[M]//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
[16]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M]//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7]陈独秀.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18]陈独秀.理发工会成立演说辞[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19]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M]//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0]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二册.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21]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册.
[22]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生的反对派[M].
作者简介：刁含勇（1983―），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讲师。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