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字雨僧，泾阳人，童年时期聪敏好学、才思过人。稍长，入北京清华大学深造。1917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21年学成回国。
　　吴宓先生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并且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先生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从此，比较文学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同时，他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
　　值得指出的是，吴宓先生主持《学衡》，他撰写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长文，反对激进派将“洗澡水和孩子一气泼掉”，主张存旧立新。鲁迅先生则撰《估“学衡”》予以反击。后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将吴宓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对今天的人来说，吴宓似乎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宓先生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面前，不人云亦云、不明哲保身、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冷静、理性、缜密的学术精神和高屋建瓴的洞察力，难能可贵，也正是秦人耿介、正直风范的体现。正如吴宓先生自己所说的：“热肠濒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六十年后，现代著名学者、吴宓先生的及门弟子季羡林，在肯定五四运动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偏颇，他深情地说：“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为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在形容吴宓的外貌时，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感觉随时随地都会爆炸，这其实是吴宓先生耿直性格的写照。而吴宓先生的许多逸事更是其为“一个纯粹大写的人”的真实写照。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吴宓先生竟然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吴宓也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到巨大的作用。
　　吴宓先生的作派很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虽然比学生多几文，但仍然清苦。吴宓常常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他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他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可这就是真实的吴宓。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活得很纯粹。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钱穆先生有一段记录吴宓认真的文字：“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表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坚持真理的硬骨头精神。1978年，极左思潮尚未肃清，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妹妹家里，那时，他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伤，步履维艰，不胜痛楚。可是，当他听说县上外语师资缺乏，有些中学未能开设外语课时，竟然主动提出要去学校带外语课。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翁维谦在《哭吴宓教授》中写道：“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正是吴宓一生的写照。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