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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寅是元末明初江西新余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南归赋》是其作品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佳作。此赋精心构思，结构严密，语言工整而达意曲折，既表现了梁寅归隐之时的思想情感，也反映了他一贯的思想性格、胸怀志趣、人生理想，充分体现了梁寅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高洁品格。
关键词：梁寅；《南归赋》；归隐；内圣外王；知识分子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末明初的江西新余学者、教育家梁寅，平生好为诗，常于课徒教读、修史读经、应酬冶游之后，将所见所闻、所历所事吟哦成诗、遣诸笔端。笔者选择了目前尚未见注释且能较好反映梁寅思想情感、胸怀志趣和学识才华的《南归赋》，从中解析他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南归赋》经过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其结构严密，语言工整而达意曲折，是梁寅诗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佳作，既反映了梁寅一贯的思想性格、胸怀志趣、人生理想，也可窥见他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南归赋》从它的具体内容看，大约写在明洪武三年（1370）梁寅六十七岁辞官归田的路上。在此之前，梁寅所参与编撰的《大明集礼》已经完成，接着又参与编撰《元史》。由于工作“称旨”，曾被“授以礼部主事”。但梁寅没有接受这一任命而“以老力辞”，终获恩准“告老还乡”。《南归赋》不仅记录了梁寅还乡的整个过程，也书写了他回乡之时的复杂心境。
梁寅此文在谋篇布局上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营造的，所以全篇前后勾连、环环相扣，毫无突兀违拗之处。更有趣的是，此篇大有屈原、陶潜的遗风，不仅笔法和语言相似，主旨思想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初读此文，会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的《饮酒》《归园田居》及《归去来兮辞》。文中梁寅自诩“麋鹿藏于深林”，而非“凤鸾集夫熙世”，“顾年迈而力罢兮， 形瘵而心怠”。那辞归之后的他会拥有何种生活呢？文中也有描述：“释忡忡兮涵泳圣泽，希淳风兮怀空谷之贤，赋白驹而从之”，这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何等相似！归隐山林，抛却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从此自由自在享受有生之年，正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表述，物我两忘，寄情山水，乐天安命。
现代美学家李泽厚对陶渊明有这样的评价：“即使是陶潜的道家精神，也仍然是建立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仍然是与儒家精神交融渗透在一起的”，“所以，他也可说是‘内儒而外道’”（《华夏美学》）。这样的评价用在梁寅身上也十分贴切。归隐并非等同于避世、消极，在归隐的“道”的外表下，梁寅骨子里仍会保持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中国古代的“士由于其中不少人依附于皇权体制，寄生性地位使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内涵有所区别，但梁寅同陶潜、屈原这类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精神特质在今天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效仿的典范”。
我们先看一下当下对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品格和内涵的共识：知识分子以批判社会为职志，以独立的身份，凭藉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和人类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不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先进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梁寅的一生恰恰体现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内涵。
首先，中国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而梁寅的家庭是一个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耕读世家，其先祖梁颢在北宋雍熙年间赐状元及第，以翰林知开封府。梁颢的玄孙梁符为元符进士，官至枢密院副使。梁符的玄孙即梁寅的曾祖父梁志甫，梁寅的祖父梁仕忠、父亲梁祥卿皆爱好文学，善作词赋却“隐耀弗仕”。梁寅的母亲廖氏的祖辈廖颢、廖翼为南宋大臣，其本人也是大家闺秀，识礼通文。纵观梁寅一生，放弃科举考试，长期隐迹山林，兴办学校，教授诸生，同时又潜心研读经史。据考证，1320-1323年，他在家乡办学四年；1324-1328年，在南昌邓、姜两家课徒五年；1329-1334年，借僧舍开馆三年；1334年，梁寅因母丧回家守制时曾将所筑墓舍发展为书馆，至1347年又改办为宗廉书院，其间除去守制的三年，至少也有十年左右从事教学；1351年回归故里执教至1365年，约十七年；1377年建立石门书院执教至1390年辞世，约十三年。前后总共五十五年。梁寅舍弃通过科举博得封妻荫子之阳光大道不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荒山野岭的学馆中，过着清贫寂寞的生活，无怨无悔，正是为了将儒家道统、理学思想发扬光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寅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知识分子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
其次，和陶潜、屈原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避世一样，梁寅辞归的举动蕴含了太多的无奈与愤恨。他也曾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理想驱动下“学而优则仕”，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立志投身于“宦海浮沉”，因此他的内心深处既富含“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意识，又集结了为君主、朝廷、国家效力的远大抱负与志向。他在诗中曾自比具有“天马”一般的才赋，“无双空冀北，敌万踏燕然”（《建业为友生徐元明题骢马图》），如果一旦得遇圣主的任用，他就能做到“阴山赖尔战尘清”（《题天马图》）、“除去人间蛇与虎”（《袁孝子篇》）。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君报国”的理想一样，他也希望借助君王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
因此，作为一介草民，能被点名征召入京修撰经典，梁寅虽然未必会如一般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般得意，但至少会把此行看作是君王的眷顾、朝廷的厚爱。在他的心目中，“皇宫”与“皇恩”仍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之感，能有幸遇见慧眼识珠的君王，梁寅充满了对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离京之时他念念不忘对获得“金门之高步”、“白虎之群议”殊荣的感恩与荣幸，对“承赐金之渥恩兮，荷锡服之殊荣”激动不已。因此，在《南归赋》中，梁寅写到他离开京城雇船南归时，回望皇城宫殿看到雄伟建筑的壮丽景象仍恋恋不舍，折射出他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
既然有如此忠君报国的远大志向，那么梁寅在完成了编撰《大明集礼》这一卓著功勋后为什么又要毅然决然地辞归呢？在文中，梁寅谦逊地表白自己是“麋鹿”而非“凤鸾”，应当有自知之明，让位于“凤鸾”。且他参与编撰的《大明集礼》已经大功告成，在别人看来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但在他看来，自己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滥竽”的“南郭”、“希声”的“赵铎”，应当识趣一点，急流勇退，趁早抽身。从表面上看，是梁寅自认为此时的他已经年迈体衰、力不胜任，然而更深的原因，是梁寅感到“心怠”。“心怠”字面意思是“精神疲惫”，而实质上是指他在内心深处已对官场生活感到极度厌倦，这才是根本。文中“延 绅以博诹兮， 岩穴而旁 ”，与陶渊明曾发出“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慨叹也有惊人的相似。懊悔当初放弃自由充实的田园生活而走上仕途，终于迷途知返，决心今后“赋白驹而从之”。但这些看似豁达、大彻大悟的语句后掩藏着难以言表的苦衷和无奈。“贤愿进而效用兮，愚思退而全名”，此句看似谦称无能而“思退”，但紧接的四句“金以利而为剑兮，木以直而为楹。在冶忌夫踊跃兮，在山焉能以自呈”，实则透露出对政治凶险的愤恨。 我们先看一下梁寅当年的生活背景。梁寅生活在元明之际，并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乐的太平盛世，而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实行严酷统治，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乱世。梁寅在世一共八十七年，其中六十多年是生活在元末最为黑暗混乱的衰败阶段，吏制腐败、强梁横行、冤狱遍地、饿殍盈野。他曾写过“壶 唯饷朱门贵”“山中醪醇人不识”（《金陵美酒行》）。如此世道，只能无奈地自承“素匪廊庙器，林栖心所怡”（《茅屋初成》），像被遗弃的古琴一样，“伶官罕识宗庙器，市人唯诧奏筝音。知音既少弹不易，常藏匣中传世世”（《古琴辞》）。至于朱明一朝建立以后，梁寅的生活似乎发生了新的转折，出现了新的希望，他曾一度欢呼“赫赫大明逢盛世”（《洪武元年正月四日恭观龙飞欢忭而作》）、“圣世方将按图索”（《题天马图》）。然而没有多久，朱元璋就为了强化其中央集权统治，设立东厂滥杀功臣之外，又在诏开科举以造就惟圣命是从、头脑冬烘的腐儒同时，大兴文字之狱，以防止和镇压士人的不满和对抗。其专制制度的强化、特务统治的严酷、文化思想的禁锢，所造成的阴森恐怖气氛，尤令见之者触目惊心，闻之者重足而立。
在政治清明的年代，儒家知识分子力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品质。“外王”追求“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这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是一致的；“内圣”讲究的是“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既然“外王”的理想在梁寅的年代难以实现，知识分子只能暂时以“内圣”来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即使在黑暗凶险的官场不能施展抱负，梁寅也坚决不会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因为这与“内圣”的人格品质相违背。据清石光霁所撰《石门先生行状》所记，梁寅一生曾三度受聘，被动地进入宦途，但实际上真正称得上入仕为官的只有一次，即元朝至正八年（1348）受行省架阁官张君济之请，到集庆路首府江宁（南京）训导其子之时，值御史台整饬学校，郡博士罗罕以御史刘公干、李文甫之命，聘请梁寅担任集庆路儒学司训一职。至于《南归赋》中所提及的在1369年梁寅作为江西一介硕儒被选送京师参与编撰礼书、元史，以及后来被江西省臣聘去参加明经举士的“文衡”工作，皆属于临时或短期征用。梁寅完成礼书编修任务后，朝廷只是赐予“衣帽鞋履”，直至修完元史，“称旨”后拟授“主事”之职，但梁寅并未受任。《南归赋》文中“金之利”、“木之直”的比喻正表明他坚持本志、守拙不移、退而全名的坚定信念，选择辞归为的就是保住“内圣”的独立人格与高尚的品德修养。
儒家“仁”的思想强调重人伦，重纲常，重此生，轻来世，讲求世俗的情感和关怀，这与现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也是内在相通的。归隐后的梁寅不仅继续执鞭从教，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会继续“克己复礼”地追求“内圣”与“修己”，“楚山 云溶溶兮返吾故庐，不悲不逢兮羞彼龊龊”，他不会因归田而感到失意和落寞，更要保持一贯做人的态度和作派，依然跟从前的门生故旧相互过从，而不去出入高门、逢迎谄媚。“释忡忡兮涵泳圣泽，希淳风兮怀空谷之贤”，表明他也不会忘记儒家“仁”的理念：盼世风淳良，重友人情义。
与屈原、陶潜一样，梁寅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率，以其一生的实践捍卫了人格、理想和尊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建构树立了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 王凤主编：《简明语文知识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纪昀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3] 梁寅：《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5] 梁寅研究课题小组：《梁寅生平及“夫子堂”遗迹概论》，《新余高专学报》，2005年第3期。
[6] 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编写组编：《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周双利：《萨都剌》，中华书局，1993年版。
[9] 谢兰荣：《中外教育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
李莅，男，1970—，江西安福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化，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政法学院。
唐冰炎，女，1972—，安徽宣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新余地方文化名人，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梁寅；《南归赋》；归隐；内圣外王；知识分子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末明初的江西新余学者、教育家梁寅，平生好为诗，常于课徒教读、修史读经、应酬冶游之后，将所见所闻、所历所事吟哦成诗、遣诸笔端。笔者选择了目前尚未见注释且能较好反映梁寅思想情感、胸怀志趣和学识才华的《南归赋》，从中解析他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南归赋》经过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其结构严密，语言工整而达意曲折，是梁寅诗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佳作，既反映了梁寅一贯的思想性格、胸怀志趣、人生理想，也可窥见他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南归赋》从它的具体内容看，大约写在明洪武三年（1370）梁寅六十七岁辞官归田的路上。在此之前，梁寅所参与编撰的《大明集礼》已经完成，接着又参与编撰《元史》。由于工作“称旨”，曾被“授以礼部主事”。但梁寅没有接受这一任命而“以老力辞”，终获恩准“告老还乡”。《南归赋》不仅记录了梁寅还乡的整个过程，也书写了他回乡之时的复杂心境。
梁寅此文在谋篇布局上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营造的，所以全篇前后勾连、环环相扣，毫无突兀违拗之处。更有趣的是，此篇大有屈原、陶潜的遗风，不仅笔法和语言相似，主旨思想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初读此文，会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的《饮酒》《归园田居》及《归去来兮辞》。文中梁寅自诩“麋鹿藏于深林”，而非“凤鸾集夫熙世”，“顾年迈而力罢兮， 形瘵而心怠”。那辞归之后的他会拥有何种生活呢？文中也有描述：“释忡忡兮涵泳圣泽，希淳风兮怀空谷之贤，赋白驹而从之”，这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何等相似！归隐山林，抛却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从此自由自在享受有生之年，正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表述，物我两忘，寄情山水，乐天安命。
现代美学家李泽厚对陶渊明有这样的评价：“即使是陶潜的道家精神，也仍然是建立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仍然是与儒家精神交融渗透在一起的”，“所以，他也可说是‘内儒而外道’”（《华夏美学》）。这样的评价用在梁寅身上也十分贴切。归隐并非等同于避世、消极，在归隐的“道”的外表下，梁寅骨子里仍会保持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中国古代的“士由于其中不少人依附于皇权体制，寄生性地位使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内涵有所区别，但梁寅同陶潜、屈原这类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精神特质在今天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效仿的典范”。
我们先看一下当下对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品格和内涵的共识：知识分子以批判社会为职志，以独立的身份，凭藉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现实和人类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将知性与德性相统一，不仅担负着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甚至是超越时代之上的先进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梁寅的一生恰恰体现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内涵。
首先，中国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而梁寅的家庭是一个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耕读世家，其先祖梁颢在北宋雍熙年间赐状元及第，以翰林知开封府。梁颢的玄孙梁符为元符进士，官至枢密院副使。梁符的玄孙即梁寅的曾祖父梁志甫，梁寅的祖父梁仕忠、父亲梁祥卿皆爱好文学，善作词赋却“隐耀弗仕”。梁寅的母亲廖氏的祖辈廖颢、廖翼为南宋大臣，其本人也是大家闺秀，识礼通文。纵观梁寅一生，放弃科举考试，长期隐迹山林，兴办学校，教授诸生，同时又潜心研读经史。据考证，1320-1323年，他在家乡办学四年；1324-1328年，在南昌邓、姜两家课徒五年；1329-1334年，借僧舍开馆三年；1334年，梁寅因母丧回家守制时曾将所筑墓舍发展为书馆，至1347年又改办为宗廉书院，其间除去守制的三年，至少也有十年左右从事教学；1351年回归故里执教至1365年，约十七年；1377年建立石门书院执教至1390年辞世，约十三年。前后总共五十五年。梁寅舍弃通过科举博得封妻荫子之阳光大道不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荒山野岭的学馆中，过着清贫寂寞的生活，无怨无悔，正是为了将儒家道统、理学思想发扬光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寅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知识分子传承人类文化的庄严使命。
其次，和陶潜、屈原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避世一样，梁寅辞归的举动蕴含了太多的无奈与愤恨。他也曾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理想驱动下“学而优则仕”，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立志投身于“宦海浮沉”，因此他的内心深处既富含“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意识，又集结了为君主、朝廷、国家效力的远大抱负与志向。他在诗中曾自比具有“天马”一般的才赋，“无双空冀北，敌万踏燕然”（《建业为友生徐元明题骢马图》），如果一旦得遇圣主的任用，他就能做到“阴山赖尔战尘清”（《题天马图》）、“除去人间蛇与虎”（《袁孝子篇》）。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君报国”的理想一样，他也希望借助君王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
因此，作为一介草民，能被点名征召入京修撰经典，梁寅虽然未必会如一般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般得意，但至少会把此行看作是君王的眷顾、朝廷的厚爱。在他的心目中，“皇宫”与“皇恩”仍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之感，能有幸遇见慧眼识珠的君王，梁寅充满了对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离京之时他念念不忘对获得“金门之高步”、“白虎之群议”殊荣的感恩与荣幸，对“承赐金之渥恩兮，荷锡服之殊荣”激动不已。因此，在《南归赋》中，梁寅写到他离开京城雇船南归时，回望皇城宫殿看到雄伟建筑的壮丽景象仍恋恋不舍，折射出他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
既然有如此忠君报国的远大志向，那么梁寅在完成了编撰《大明集礼》这一卓著功勋后为什么又要毅然决然地辞归呢？在文中，梁寅谦逊地表白自己是“麋鹿”而非“凤鸾”，应当有自知之明，让位于“凤鸾”。且他参与编撰的《大明集礼》已经大功告成，在别人看来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但在他看来，自己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滥竽”的“南郭”、“希声”的“赵铎”，应当识趣一点，急流勇退，趁早抽身。从表面上看，是梁寅自认为此时的他已经年迈体衰、力不胜任，然而更深的原因，是梁寅感到“心怠”。“心怠”字面意思是“精神疲惫”，而实质上是指他在内心深处已对官场生活感到极度厌倦，这才是根本。文中“延 绅以博诹兮， 岩穴而旁 ”，与陶渊明曾发出“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慨叹也有惊人的相似。懊悔当初放弃自由充实的田园生活而走上仕途，终于迷途知返，决心今后“赋白驹而从之”。但这些看似豁达、大彻大悟的语句后掩藏着难以言表的苦衷和无奈。“贤愿进而效用兮，愚思退而全名”，此句看似谦称无能而“思退”，但紧接的四句“金以利而为剑兮，木以直而为楹。在冶忌夫踊跃兮，在山焉能以自呈”，实则透露出对政治凶险的愤恨。 我们先看一下梁寅当年的生活背景。梁寅生活在元明之际，并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乐的太平盛世，而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实行严酷统治，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乱世。梁寅在世一共八十七年，其中六十多年是生活在元末最为黑暗混乱的衰败阶段，吏制腐败、强梁横行、冤狱遍地、饿殍盈野。他曾写过“壶 唯饷朱门贵”“山中醪醇人不识”（《金陵美酒行》）。如此世道，只能无奈地自承“素匪廊庙器，林栖心所怡”（《茅屋初成》），像被遗弃的古琴一样，“伶官罕识宗庙器，市人唯诧奏筝音。知音既少弹不易，常藏匣中传世世”（《古琴辞》）。至于朱明一朝建立以后，梁寅的生活似乎发生了新的转折，出现了新的希望，他曾一度欢呼“赫赫大明逢盛世”（《洪武元年正月四日恭观龙飞欢忭而作》）、“圣世方将按图索”（《题天马图》）。然而没有多久，朱元璋就为了强化其中央集权统治，设立东厂滥杀功臣之外，又在诏开科举以造就惟圣命是从、头脑冬烘的腐儒同时，大兴文字之狱，以防止和镇压士人的不满和对抗。其专制制度的强化、特务统治的严酷、文化思想的禁锢，所造成的阴森恐怖气氛，尤令见之者触目惊心，闻之者重足而立。
在政治清明的年代，儒家知识分子力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品质。“外王”追求“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这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强烈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是一致的；“内圣”讲究的是“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既然“外王”的理想在梁寅的年代难以实现，知识分子只能暂时以“内圣”来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即使在黑暗凶险的官场不能施展抱负，梁寅也坚决不会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因为这与“内圣”的人格品质相违背。据清石光霁所撰《石门先生行状》所记，梁寅一生曾三度受聘，被动地进入宦途，但实际上真正称得上入仕为官的只有一次，即元朝至正八年（1348）受行省架阁官张君济之请，到集庆路首府江宁（南京）训导其子之时，值御史台整饬学校，郡博士罗罕以御史刘公干、李文甫之命，聘请梁寅担任集庆路儒学司训一职。至于《南归赋》中所提及的在1369年梁寅作为江西一介硕儒被选送京师参与编撰礼书、元史，以及后来被江西省臣聘去参加明经举士的“文衡”工作，皆属于临时或短期征用。梁寅完成礼书编修任务后，朝廷只是赐予“衣帽鞋履”，直至修完元史，“称旨”后拟授“主事”之职，但梁寅并未受任。《南归赋》文中“金之利”、“木之直”的比喻正表明他坚持本志、守拙不移、退而全名的坚定信念，选择辞归为的就是保住“内圣”的独立人格与高尚的品德修养。
儒家“仁”的思想强调重人伦，重纲常，重此生，轻来世，讲求世俗的情感和关怀，这与现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公共关怀与积极参与意识也是内在相通的。归隐后的梁寅不仅继续执鞭从教，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会继续“克己复礼”地追求“内圣”与“修己”，“楚山 云溶溶兮返吾故庐，不悲不逢兮羞彼龊龊”，他不会因归田而感到失意和落寞，更要保持一贯做人的态度和作派，依然跟从前的门生故旧相互过从，而不去出入高门、逢迎谄媚。“释忡忡兮涵泳圣泽，希淳风兮怀空谷之贤”，表明他也不会忘记儒家“仁”的理念：盼世风淳良，重友人情义。
与屈原、陶潜一样，梁寅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率，以其一生的实践捍卫了人格、理想和尊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建构树立了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 王凤主编：《简明语文知识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纪昀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
[3] 梁寅：《新喻梁石门先生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5] 梁寅研究课题小组：《梁寅生平及“夫子堂”遗迹概论》，《新余高专学报》，2005年第3期。
[6] 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编写组编：《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周双利：《萨都剌》，中华书局，1993年版。
[9] 谢兰荣：《中外教育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
李莅，男，1970—，江西安福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化，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政法学院。
唐冰炎，女，1972—，安徽宣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新余地方文化名人，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