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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业其发展状况从一侧面体现了华人资本在东南亚的发展状态。本文着重对印度尼西亚华资银行在20世纪发展变化现象进行归纳分析。
关键词:印尼;金融;华资银行
东南亚素来有“华人钱库”之称,“在东南亚,华人企业在银行业,商业,房地产和工业等领域,影响力甚大。尤其是在金融业方面,颇有呼风唤雨的气势”。[1]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华人经济做为印尼民族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里随着印尼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华人银行业做为华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呈现其自身特点。
一、印尼华资银行发展简要历程:
1.印尼独立前的华资银行
在东盟五国中,相对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华人资本主要由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开始发展不同,印尼华人最早大都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特别是零售业的产业领域发展起来并逐渐积累资本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向金融资本靠拢。荷殖统治期间印尼中间商与包买主大都由华人担任,正是这种中间商的地位使华人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20世纪初,首次出现了华人银行和华人商会,标志着东南亚华人资本已经形成。”[2]这一时期出现的都只是一些地方性华人银行,银行的规模都比较小,其主要业务是吸收当地华人存款和为华商提供信贷服务。印尼最早的华人银行是黄仲涵1906年创办的黄仲涵银行,之后1918年闽籍侨商许金安集资创办巴达维亚银行,1920年坤甸华侨集资创办华通银行。
2.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华资银行缓慢发展
1956年印尼独立后,苏加诺政府以经济方面执行“堡垒政策”大力支持发展原住民经济,华人资本遭到削弱印尼民族资本经济得到发展。1957年华侨经营的银行只有7家。1959年黄仲涵银行被苏加诺政府没收,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对华商的浪潮更使20世纪的第一代华人经济几乎全军覆灭。金融体系方面苏加诺政府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银行体系,金融核心主要由中央银行与国营银行承担。在经历了1965银行一体化改革(印尼中央银行,合作社农渔银行,印尼国家银行,国家综合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合并为1-5印尼国家银行),1968年最终形成了以“中央银行(即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为中心,7家专业银行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银行体系。
1967年苏哈托政府上台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视利用华人经济实力,华人经济发展由此开始出现新格局。银行业方面据统计“到7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除上述7家国营银行外,还有120家私营银行和15家外国银行”[4]。这一时期华资银行又重新开始涉及银行业慢慢发展起来。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大多数都是属于小规模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在发展中不断强大并逐渐成为90年代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金融巨头。
这一时期华资银行的发展以李文正入主的几家华资银行的发展情况最具代表性。李文正,有“印尼钱王”之称。1960年李文正以2000美元进繁荣银行开始进入银行界;1964年的宇宙银行,1971的泛印银行,这几个银行都相继成为该时期发展最好的银行。同时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印尼华资银行寡头形成——林绍良的中亚细亚银行(Bank of Central Asial)。1957年中亚银行创立,最初创建资金约60万盾,1975年3月,资产总额约为128亿印尼盾。1975年李文正加盟中亚银行并开始实施一系列金融改革银行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1976年银行资产总额增至175亿盾,1977年中亚银行被升格为印尼外汇银行。1979年起中亚银行始终是印尼最大的民族私营银行和华人银行。[5]
3、80年代到1997金融危机前的华资银行的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印尼面临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苏哈托政府先后颁布一系列扶持经济发展政策印尼开始步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为应对国家财政危机印尼逐步放松金融管制,1983、1988年印尼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1988年的银行金融自由化一揽子政策,在新政策里国家放宽了开设银行,设立分行和合资银行的限制并且把最低储备金标准由15%减低到2%。这些政策极大推动了华侨华人金融业的速度发展,华资银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凡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华人企业集团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据统计,“1980-1988年,政府国营银行增设的分支行及办事处平均比例为1.85%,私营民族银行则为7.66%。金融自由化政策仅实施后的第二年,政府银行的分支机构则增长了2.01%,私营民族银行,主要是华人银行则增长了15.6%,为政府国营银行的7倍。”[6]1988年-1996年期间,印尼新建银行134家,其中由华人集团参与经营的银行占55%。印尼《银行信息》月刊1990年9月号称,“在110家私营银行中,属华人所有的约占90%。“1992年,印尼共有华人银行150家,占全国私人商业银行总数的84.3%”。[7]
如表2可以看出发展到1996年,华资银行的资本规模与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中亚银行在三林集团的支持下继续稳居印尼最大的民族银行,同时业务触角不断扩大。饶耀武的金融银行发展快速,1994年成为印尼第三大银行及第二大华人银行。1980年林德祥接管印尼民族商业银行时有300亿盾的债务,1993年底,民族商业银行在全印尼227家私营银行中,其资产总额跃居第四位;黄奕聪的印尼国际银行从1993年到1997年一直是香港《亚洲周刊》“国际华商500”海外华资企业之一。李文正于1982年加盟印尼商业银行,1988年正式改名为力宝银行,“1992年6月,其资产已增至33041亿盾,在印尼最大的31家私营民族外汇银行中排名第6位”[8]。
4、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印尼华资银行
1997年首先在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印尼华资银行实力大大削弱受到重创。1997年6月印尼盾对美元价降至17000:1的历史最低点。“1998年金融业与制造业下滑最严重,其增长率分别为-37.6%和-12.9%”[10]。80年代兴起的一些中小型华资银行大量关闭,规模较大的华资银行其对银行的股权也被迫大量转让甚至收归国有。
1997年11月1日,印尼政府下令关闭16家中小型民间私营银行,这16家银行里14家与华人有密切联系规模比较大。1996年底的二十大华资银行中林德祥的印尼民族商业银行、陈子兴的恒荣银行还有大松银行、比拉银行、现代银行、达尔玛拉银行、耶雅银行七家清盘倒闭。1998年1月政府组建“全国银行健全局”(Badan Penyehatan Perbankan Nasional 简称BPPN),根据各银行充足率对银行业进行大力阔斧的重组整改。通过三次的清理整顿中“被印尼政府清理的银行共84家……华资所创办拥有主要或部分股权的银行有68家占80.95%,占全国239家银行的28.45%。”[11]。“到2002年6月,已关门倒闭95家,现只剩145家继续营运。在倒闭的95家银行中,以华人资本为主的私营民族银行约占2/3。”[12]。
这一时期如表3所示,一些实力较强的华资银行其主要股东大都被迫将其股权抵押或出售给BPPN,印尼政府实际上成为这些银行的主人。中亚银行在此次危机中“7天内失去42%的存款,500家分行遭破坏。…并被要求限期偿还所欠高达48亿印尼盾(约43.6亿美元)的债负。”[13]1998年中亚银行被印尼银行重整局,林绍良家族失去其控制权。金融银行1997年被印尼中央银行列为七家受监管银行之一,1998为偿还援助贷款金融银行集团及饶耀武家族成变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华人大企业集团之一。力宝银行,1999年接受政府7亿美元援助金,此时政府持有52%的股权,李文正家族虽保留对力宝的行政管理权但只持有5.57%股权。
二、华资银行变迁呈现的特点
1.华资银行的的发展与印尼本国经济及金融业发展密切相关
“华侨资本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整个积累过程是直接发生在东南亚当地……它作为东南亚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是同命运的。”[15]华资银行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经济实力在印尼的发展变化情况。
殖民地时期,华人与居住国经济一样受控于殖民者,只能从事中介商与体力劳动等。华人经济实力较差,华资银行资本规模相对较小。“1945年前,荷兰、英国资本经营的银行构成了印尼银行体系”[16] 。如表1所示由印尼本地华人开办的五家银行总资产约1500万盾,而同时期荷兰人开办的银行总资产总计达2.92亿盾,英国汇丰银行达2000万港元,渣打银行资本达300万英镑,美国花旗银行约1.25亿美元[17],相比之下印尼华资银行无论从规模还是资本实力来讲都是十分有限的。1940年的华资银行仅剩下黄仲涵银行以及和丰银行,华侨银行两家银行的分行,华资银行的实力又是微不足道的。
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华人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壮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一系列改革让印尼金融行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华人银行金融业出现了前所末有的发展新局面。“1991年在金融业方面,政府、原住民企业有135001家占全国比例的63.2%,华人企业有78191家,占36.6%。而华人资本在金融业又偏重银行。政府、原住民企业有101家,占7.0%,而华资银行有1307家,占全国的90.0%。”[18]
同样,当居住国经济衰退时,华人经济也无法规避。金融危机中,印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华人经济集中于单一化经营(主要是高回报,高风险的房地产和金融业),因而其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是致命的。印尼金融部门处于瘫痪状态,华资银行也受到了前所末有的打击与损失。
2.华资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的联动关系及危害。
华人企业集团创立并推动了华资银行的快速发展,而银行也为集团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印尼每家华资银行的背后都其实力雄厚华人企业集团做后盾,如:中亚银行的林绍良家族,金融银行集团的饶跃武家族;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林德祥、卡嘉东卡集团的;印尼国际银行的黄奕聪金光集团等。华资银行的创办初衷大都是因华人集团本身发展需要。从最早的黄仲涵为了适应建源公司发展而建立的黄仲涵银行到林绍良的中亚银行,这些归属于不同华人集团企业的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成为本集团的主要贷款融资机构。八九十年代华资银行快速发展,这些银行大多设有附属金融公司,通过这些金融公司,大量银行信货资金间接流向入华人集团企业,也带动了七八十年代华人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
由于华资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之间的这种介于隶属与独立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关系型融资。这种关系型融资在国家经济环境及条件良好的状态下会快速促进银行与企业集团的发展。但这种过度集团内贷款在外部环境与条件出现问题时,其内部不稳定性就会爆发,并导爆内部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它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华资银行对于本企业集团的审查比较宽松,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管,资金过分集中于某一企业集团不利于资本运用的安全性以及分散风险。其次,由于华人经济在投资领域大多选择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导致过度货款和呆坏账不断上升,从而使华资银行发生问题。再次,由于华资银行与其华人集团的密切关系,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华资银行把印尼(中央)银行提供专项支持解决银行问题的清偿援助贷款大部分转贷给其集团处理企业危机,这种做法不但使银行的金融运行能力大大削弱并逐步进入恶性循环。例如谢汉石于1988年组建的苏玛银行在1989-1991年发展迅速,银行大量货款给集团实际已成为苏玛集团企业的融资工具。当苏玛集团无法偿还其巨额货款,导致了银行破产。为替儿子偿还苏玛银行债务谢建隆不得不出卖阿斯特拉集团股份,这个1957年建立的印尼最大的汽车集团不再属于华人家族而转入苏哈托家族。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的这种联动性更明显——华人集团为偿还其银行借款陷入严重债务深渊并陷入破产境界。林德祥在1980年成为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新主人。林德祥把一家濒临破产的银行发展到90年代十大私营民族银行之一,但这家银行在1998年,因“银行必须偿还印尼中央银行的债务总额有44.1万亿盾”,林德祥的象记集团为巨额债务下属企业全部被政府没收。90年代,饶耀武的金融银行发展快速,1994年成为印尼第三大银行及第二大华人银行。其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到重创。至1997年底,金融银行先后共获得援助贷款25.8万亿盾”[19]居所获支援款第二位。1998年为了偿还这笔货款金融银行集团被迫出售家族企业资产交给印尼政府,金融银行集团及饶耀武家族成变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华人大企业集团之一。
2001年印尼经营尚佳的华资银行,如泛印银行、宇宙银行、哈林银行等,他们都是属于执行稳健经营发展方针的中型华资银行。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印尼华资银行“重整旗鼓,通过合并重组走出经营重建的第一步”[20],银行开始正视自身发展缺陷开始了一系列金融改革。而这场金融改革对于华人企业集团而言,从短期看,使华侨华人金融规模缩小,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华侨华人金融业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稳健的金融体制。
银行做为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其银行利润是与社会平均利润相等齐的。因些印尼华资银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与印尼本国经济及华人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印尼历史上写下了独有的一笔,特别是华资银行在八九十年代的飞速发展到金融危机后的“过山车”表现,其发展进程在体现了华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华资银行及印尼金融业发展弊端。20世纪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印尼金融业上特别是私营银行业占有重要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如果把华资银行与印尼原住民金融业以及国际金融巨头相比其经济实力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如何在新时期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及印尼本土特色,印尼华资银行的发展表现值得我们期待。
参考文献:
[1]陈传仁《海外华人的力量——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唐礼智《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3]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59页
[4]俞亚克编《当代印度尼西亚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11页
[5]以上数据来自汪慕恒《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48-83页
[6]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2页
[7]刘仁伍主编《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8]汪慕恒《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9]《Info-Bank》1996年7月,1997年7月,1998年3-5月转引自《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冯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3页
[10]温兆炎《试析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3期第31页
[11]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1页
[12]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7页
[13]王勤《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页
[14]《Investor》2002年12月,《Info-Bank 》1997年,《warta-Ekonomi》1998年1月,2000年9月《雅加达点滴网络》2003年8月转引自《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冯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页
[15]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16]汤平山,马汝骏《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经济》鹭江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17]以上数据转自《印尼华侨史(古代到1949年)李学民、黄昆章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8]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9页
[19]以上数据来自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梁英明(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2-223页
[20]吴崇伯《论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的经济转型与新进展》《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第66页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关键词:印尼;金融;华资银行
东南亚素来有“华人钱库”之称,“在东南亚,华人企业在银行业,商业,房地产和工业等领域,影响力甚大。尤其是在金融业方面,颇有呼风唤雨的气势”。[1]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华人经济做为印尼民族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里随着印尼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华人银行业做为华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呈现其自身特点。
一、印尼华资银行发展简要历程:
1.印尼独立前的华资银行
在东盟五国中,相对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华人资本主要由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开始发展不同,印尼华人最早大都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特别是零售业的产业领域发展起来并逐渐积累资本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向金融资本靠拢。荷殖统治期间印尼中间商与包买主大都由华人担任,正是这种中间商的地位使华人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20世纪初,首次出现了华人银行和华人商会,标志着东南亚华人资本已经形成。”[2]这一时期出现的都只是一些地方性华人银行,银行的规模都比较小,其主要业务是吸收当地华人存款和为华商提供信贷服务。印尼最早的华人银行是黄仲涵1906年创办的黄仲涵银行,之后1918年闽籍侨商许金安集资创办巴达维亚银行,1920年坤甸华侨集资创办华通银行。
2.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华资银行缓慢发展
1956年印尼独立后,苏加诺政府以经济方面执行“堡垒政策”大力支持发展原住民经济,华人资本遭到削弱印尼民族资本经济得到发展。1957年华侨经营的银行只有7家。1959年黄仲涵银行被苏加诺政府没收,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反对华商的浪潮更使20世纪的第一代华人经济几乎全军覆灭。金融体系方面苏加诺政府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银行体系,金融核心主要由中央银行与国营银行承担。在经历了1965银行一体化改革(印尼中央银行,合作社农渔银行,印尼国家银行,国家综合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合并为1-5印尼国家银行),1968年最终形成了以“中央银行(即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为中心,7家专业银行分别负责不同方面的银行体系。
1967年苏哈托政府上台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视利用华人经济实力,华人经济发展由此开始出现新格局。银行业方面据统计“到7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除上述7家国营银行外,还有120家私营银行和15家外国银行”[4]。这一时期华资银行又重新开始涉及银行业慢慢发展起来。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大多数都是属于小规模银行,但是这些银行在发展中不断强大并逐渐成为90年代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金融巨头。
这一时期华资银行的发展以李文正入主的几家华资银行的发展情况最具代表性。李文正,有“印尼钱王”之称。1960年李文正以2000美元进繁荣银行开始进入银行界;1964年的宇宙银行,1971的泛印银行,这几个银行都相继成为该时期发展最好的银行。同时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印尼华资银行寡头形成——林绍良的中亚细亚银行(Bank of Central Asial)。1957年中亚银行创立,最初创建资金约60万盾,1975年3月,资产总额约为128亿印尼盾。1975年李文正加盟中亚银行并开始实施一系列金融改革银行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1976年银行资产总额增至175亿盾,1977年中亚银行被升格为印尼外汇银行。1979年起中亚银行始终是印尼最大的民族私营银行和华人银行。[5]
3、80年代到1997金融危机前的华资银行的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造成印尼面临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苏哈托政府先后颁布一系列扶持经济发展政策印尼开始步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为应对国家财政危机印尼逐步放松金融管制,1983、1988年印尼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1988年的银行金融自由化一揽子政策,在新政策里国家放宽了开设银行,设立分行和合资银行的限制并且把最低储备金标准由15%减低到2%。这些政策极大推动了华侨华人金融业的速度发展,华资银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凡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华人企业集团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据统计,“1980-1988年,政府国营银行增设的分支行及办事处平均比例为1.85%,私营民族银行则为7.66%。金融自由化政策仅实施后的第二年,政府银行的分支机构则增长了2.01%,私营民族银行,主要是华人银行则增长了15.6%,为政府国营银行的7倍。”[6]1988年-1996年期间,印尼新建银行134家,其中由华人集团参与经营的银行占55%。印尼《银行信息》月刊1990年9月号称,“在110家私营银行中,属华人所有的约占90%。“1992年,印尼共有华人银行150家,占全国私人商业银行总数的84.3%”。[7]
如表2可以看出发展到1996年,华资银行的资本规模与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中亚银行在三林集团的支持下继续稳居印尼最大的民族银行,同时业务触角不断扩大。饶耀武的金融银行发展快速,1994年成为印尼第三大银行及第二大华人银行。1980年林德祥接管印尼民族商业银行时有300亿盾的债务,1993年底,民族商业银行在全印尼227家私营银行中,其资产总额跃居第四位;黄奕聪的印尼国际银行从1993年到1997年一直是香港《亚洲周刊》“国际华商500”海外华资企业之一。李文正于1982年加盟印尼商业银行,1988年正式改名为力宝银行,“1992年6月,其资产已增至33041亿盾,在印尼最大的31家私营民族外汇银行中排名第6位”[8]。
4、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印尼华资银行
1997年首先在泰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印尼华资银行实力大大削弱受到重创。1997年6月印尼盾对美元价降至17000:1的历史最低点。“1998年金融业与制造业下滑最严重,其增长率分别为-37.6%和-12.9%”[10]。80年代兴起的一些中小型华资银行大量关闭,规模较大的华资银行其对银行的股权也被迫大量转让甚至收归国有。
1997年11月1日,印尼政府下令关闭16家中小型民间私营银行,这16家银行里14家与华人有密切联系规模比较大。1996年底的二十大华资银行中林德祥的印尼民族商业银行、陈子兴的恒荣银行还有大松银行、比拉银行、现代银行、达尔玛拉银行、耶雅银行七家清盘倒闭。1998年1月政府组建“全国银行健全局”(Badan Penyehatan Perbankan Nasional 简称BPPN),根据各银行充足率对银行业进行大力阔斧的重组整改。通过三次的清理整顿中“被印尼政府清理的银行共84家……华资所创办拥有主要或部分股权的银行有68家占80.95%,占全国239家银行的28.45%。”[11]。“到2002年6月,已关门倒闭95家,现只剩145家继续营运。在倒闭的95家银行中,以华人资本为主的私营民族银行约占2/3。”[12]。
这一时期如表3所示,一些实力较强的华资银行其主要股东大都被迫将其股权抵押或出售给BPPN,印尼政府实际上成为这些银行的主人。中亚银行在此次危机中“7天内失去42%的存款,500家分行遭破坏。…并被要求限期偿还所欠高达48亿印尼盾(约43.6亿美元)的债负。”[13]1998年中亚银行被印尼银行重整局,林绍良家族失去其控制权。金融银行1997年被印尼中央银行列为七家受监管银行之一,1998为偿还援助贷款金融银行集团及饶耀武家族成变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华人大企业集团之一。力宝银行,1999年接受政府7亿美元援助金,此时政府持有52%的股权,李文正家族虽保留对力宝的行政管理权但只持有5.57%股权。
二、华资银行变迁呈现的特点
1.华资银行的的发展与印尼本国经济及金融业发展密切相关
“华侨资本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整个积累过程是直接发生在东南亚当地……它作为东南亚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是同命运的。”[15]华资银行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经济实力在印尼的发展变化情况。
殖民地时期,华人与居住国经济一样受控于殖民者,只能从事中介商与体力劳动等。华人经济实力较差,华资银行资本规模相对较小。“1945年前,荷兰、英国资本经营的银行构成了印尼银行体系”[16] 。如表1所示由印尼本地华人开办的五家银行总资产约1500万盾,而同时期荷兰人开办的银行总资产总计达2.92亿盾,英国汇丰银行达2000万港元,渣打银行资本达300万英镑,美国花旗银行约1.25亿美元[17],相比之下印尼华资银行无论从规模还是资本实力来讲都是十分有限的。1940年的华资银行仅剩下黄仲涵银行以及和丰银行,华侨银行两家银行的分行,华资银行的实力又是微不足道的。
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华人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壮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一系列改革让印尼金融行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华人银行金融业出现了前所末有的发展新局面。“1991年在金融业方面,政府、原住民企业有135001家占全国比例的63.2%,华人企业有78191家,占36.6%。而华人资本在金融业又偏重银行。政府、原住民企业有101家,占7.0%,而华资银行有1307家,占全国的90.0%。”[18]
同样,当居住国经济衰退时,华人经济也无法规避。金融危机中,印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华人经济集中于单一化经营(主要是高回报,高风险的房地产和金融业),因而其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是致命的。印尼金融部门处于瘫痪状态,华资银行也受到了前所末有的打击与损失。
2.华资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的联动关系及危害。
华人企业集团创立并推动了华资银行的快速发展,而银行也为集团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印尼每家华资银行的背后都其实力雄厚华人企业集团做后盾,如:中亚银行的林绍良家族,金融银行集团的饶跃武家族;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林德祥、卡嘉东卡集团的;印尼国际银行的黄奕聪金光集团等。华资银行的创办初衷大都是因华人集团本身发展需要。从最早的黄仲涵为了适应建源公司发展而建立的黄仲涵银行到林绍良的中亚银行,这些归属于不同华人集团企业的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成为本集团的主要贷款融资机构。八九十年代华资银行快速发展,这些银行大多设有附属金融公司,通过这些金融公司,大量银行信货资金间接流向入华人集团企业,也带动了七八十年代华人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
由于华资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之间的这种介于隶属与独立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关系型融资。这种关系型融资在国家经济环境及条件良好的状态下会快速促进银行与企业集团的发展。但这种过度集团内贷款在外部环境与条件出现问题时,其内部不稳定性就会爆发,并导爆内部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它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华资银行对于本企业集团的审查比较宽松,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管,资金过分集中于某一企业集团不利于资本运用的安全性以及分散风险。其次,由于华人经济在投资领域大多选择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导致过度货款和呆坏账不断上升,从而使华资银行发生问题。再次,由于华资银行与其华人集团的密切关系,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华资银行把印尼(中央)银行提供专项支持解决银行问题的清偿援助贷款大部分转贷给其集团处理企业危机,这种做法不但使银行的金融运行能力大大削弱并逐步进入恶性循环。例如谢汉石于1988年组建的苏玛银行在1989-1991年发展迅速,银行大量货款给集团实际已成为苏玛集团企业的融资工具。当苏玛集团无法偿还其巨额货款,导致了银行破产。为替儿子偿还苏玛银行债务谢建隆不得不出卖阿斯特拉集团股份,这个1957年建立的印尼最大的汽车集团不再属于华人家族而转入苏哈托家族。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银行与华人企业集团的这种联动性更明显——华人集团为偿还其银行借款陷入严重债务深渊并陷入破产境界。林德祥在1980年成为印尼民族商业银行的新主人。林德祥把一家濒临破产的银行发展到90年代十大私营民族银行之一,但这家银行在1998年,因“银行必须偿还印尼中央银行的债务总额有44.1万亿盾”,林德祥的象记集团为巨额债务下属企业全部被政府没收。90年代,饶耀武的金融银行发展快速,1994年成为印尼第三大银行及第二大华人银行。其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到重创。至1997年底,金融银行先后共获得援助贷款25.8万亿盾”[19]居所获支援款第二位。1998年为了偿还这笔货款金融银行集团被迫出售家族企业资产交给印尼政府,金融银行集团及饶耀武家族成变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华人大企业集团之一。
2001年印尼经营尚佳的华资银行,如泛印银行、宇宙银行、哈林银行等,他们都是属于执行稳健经营发展方针的中型华资银行。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印尼华资银行“重整旗鼓,通过合并重组走出经营重建的第一步”[20],银行开始正视自身发展缺陷开始了一系列金融改革。而这场金融改革对于华人企业集团而言,从短期看,使华侨华人金融规模缩小,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华侨华人金融业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稳健的金融体制。
银行做为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其银行利润是与社会平均利润相等齐的。因些印尼华资银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与印尼本国经济及华人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印尼历史上写下了独有的一笔,特别是华资银行在八九十年代的飞速发展到金融危机后的“过山车”表现,其发展进程在体现了华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华资银行及印尼金融业发展弊端。20世纪华资银行的发展在印尼金融业上特别是私营银行业占有重要地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如果把华资银行与印尼原住民金融业以及国际金融巨头相比其经济实力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如何在新时期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及印尼本土特色,印尼华资银行的发展表现值得我们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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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数据来自汪慕恒《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48-83页
[6]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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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慕恒《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9]《Info-Bank》1996年7月,1997年7月,1998年3-5月转引自《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冯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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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1页
[12]冯洋《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7页
[13]王勤《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第18页
[14]《Investor》2002年12月,《Info-Bank 》1997年,《warta-Ekonomi》1998年1月,2000年9月《雅加达点滴网络》2003年8月转引自《论印尼金融危机下的华资银行》冯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页
[15]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16]汤平山,马汝骏《发展中的印度尼西亚经济》鹭江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17]以上数据转自《印尼华侨史(古代到1949年)李学民、黄昆章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18]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9页
[19]以上数据来自于《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经济卷》梁英明(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2-223页
[20]吴崇伯《论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的经济转型与新进展》《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第66页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