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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汉代已有。但是，上海始有纸坊，可以追溯到开埠前后，洋纸流入市井，各地经营洋纸和土纸的商号开始增多，形成纸商业同业组织。上海纸商业不乏人才，封德鄰是其中之一。
出生在马陆村耕读之家
封德鄰，原名得麟，学名封斌。190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嘉定的马陆镇。父亲封仲笏，母亲包氏。封德鄰姐弟5人，他排行第四，有3个姐姐一个妹妹。祖父封华卿是前清秀才，以私塾授课为业，收入微薄，家境清寒。封德鄰的父亲继承祖业，受聘坐馆于马陆农村富裕之家，束脩甚微，年收入仅30余元，略有一些其他收入。并继承有祖传耕田二亩半。
可是，封氏世居嘉定县马陆镇封家大门前。据清嘉庆二十年里八封濬川编修的《马陆里志》记载：封氏是历代书香之家，有诗曰：西塘药圃好楼霞，医读兼传是世家，历代书香封氏宅，门前绰约一池花。封家祖宅堂名为“世恩堂”，是明代和德将军封南野所筑。屏门有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祖宅大墙门门屏的对联是“北平世胄，南渡家声”。大墙门前有两块几丈长又阔又厚的街沿石，可惜在上世纪30年代修筑锡沪公路时被迁移了。封氏祖宅大墙门外原有银杏5株，大可四、五人合抱，根深杆挺，枝繁叶茂，在七、八里外即可见其雄姿。可惜也在上世纪60年代被砍伐了。
到封德鄰出生时，已是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美其名曰“耕读之家”。由于他父亲在马陆富家坐馆，家庭里里外外都由母亲一人操劳，在封德鄰13岁那年，母亲劳累过度得伤寒症，当时因没有钱医治，病入膏肓，中年早逝。
老白渡街 信昌成的学徒生涯
1921年，封德鄰14岁，他离开马陆，在风雨中赶到南翔伯父家。伯父母膝下无子，念德鄰是封家独苗，视他同亲生，仁以待之。伯父母曾领养同宗远族一子，名宗林，字诒生，小德鄰4岁。他们兄弟俩相处甚笃。
封德鄰在南翔读完高小，伯父送他到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继续求学，由于城市与农村教学差距，虽经努力，英文、算术两门主课仍跟不上。他觉得与深造无缘，便要求伯父为他谋一职业。1923年秋，17岁的封德鄰经伯父推荐到上海信昌成纸号当学徒，拜施少甫为业师。旧时的学徒做事要勤快，听人使唤，切勿贪懒。封德鄰做事勤恳，每晨起早，开店门后，就把日常应做的如扫地、泡水等等，一一做好，顾客上门，泡茶奉烟，对业师更是小心侍候他的生活起居，同事有所差遣，他从不懈怠。因此，他深得业师和同事们的好感。在日常工作做完后，他站柜台学着做点零星小生意，并且虚心向同事请教。
信昌成纸号位于南市老白渡街，当年老白渡街东临黄浦江，西接油车街，南近久大码头，北近杨家渡码头。里弄有大庆里、勤补里、久佑里、久吉里、久和里，封德鄰学徒期间就在这一带度过。信昌成纸号以经营国产纸和账簿为主，兼营洋纸。国产纸品种繁多，规格不一，产地各异，为便于熟记，他备一小本子记载，店中经营的账簿贴套，款式更多，要懂其大概也非易事。且那时商品没有明码标价，都必须心记，这就得日常处处留神牢记。每晚工毕后，他阅读报刊，学习古文，练毛笔字，从不间断。
南高寿里 创业前的准备
学徒3年，满师后，封德鄰不再做打杂工作，升为职工，以站柜台接生意及货物包装打件为主，并且有了工资。1930年在他24岁时，业师提拔他做跑街，主要任务向烟纸店推销商品。他竭尽职责，炎夏隆冬，不辞辛劳，为店里增加了营业额。一年以后，他看到以烟纸店为销售对象需求不大，营业额小，费时费力，于是他建议改跑小同行。所谓小同行，就是不直接到纸商业同业公会进货的纸店。他每天到同业公会听买卖行情、市场动态、货源情况。从中积累了买卖经验。除了推销本店的货品外，他还做起了向小同行兜售的掮客生意。所谓掮客，就是买进卖出的商人，如某客户所要的货物，如本店没有，可先允以向其供货，然后再向同行买进，再卖出，从中盈利。
老上海，商品买卖成交，只凭一言为定，口头成交后，即使市价起落而亏本，也应恪守信用。封德鄰就是重视“信用”两字，在业务交往中，从不毁约赖账，偶而卖出的货物，店中无法交货，宁可自己贴钱买进交给客户，以维持自己的信誉。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进驻奥地利后，洋纸来源不畅，外汇看涨。此时他看准这个形势物价要涨，向亲友商借了少量钱买进纸张，同时抢做掮客生意，陆续赚了些钱，积累了第一桶金。1938年，他为了安全，举家迁到海宁路南高寿里房屋。在南高寿里这一段时间，他眼看法币贬值，物价在涨。借机做掮客生意，陆续赚了不少钱，积累创业资金，并拥有纸张一百多件（四件为一吨）和流动资金。
福建中路 义昌兴记的业绩
处于战乱状态的上海，市场混乱，封德鄰所在的信昌成纸号迁出老白渡街，搬进法租界，但业务基本停顿，他就不领“信昌成”薪俸，无形之中离职。
再说，封德鄰伯父于1928年筹集5000元资本在福建中路创立了义昌纸号。在同业友好的帮助下，经营得还可以。但是，1942年，义昌纸号的合伙人提出拆伙，各自分立。伯父就与他商量，封德鄰认为可以拆伙。经过商定，封氏得店基，改名为义昌兴记纸号。封德鄰那年36岁，他担任经理，挑起了封家基业的担子。
义昌兴记纸号位于福建中路119-121号，两开间门面。开业之初，封德鄰将自有的资金投资于义昌兴记作为流动资金。在义昌兴记资金周转灵活后，又陆续投资于德义生、茂昌、公源、久昌、万隆等纸号。他将全部精力用于发展业务，当时币制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他冒着高利息的风险向钱庄、银行和个人多方借贷，进货囤积，遇贱买进，乘涨售出。因经营得法，成为行业响当当的纸号。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欧美外商又来华经商，洋行陆续复业，各行业又向国外定货。这时他将店中大部分存货售出，向洋行定货。起初，售出一件现货纸张可换取三、四件定货，后来可换二、三件。这样售出、定货、再售出、定货的循环，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到1948年，义昌兴记纸号进入全盛时期，在同业中已占一席之地，封德鄰也成为行业的翘楚。 广东路 德孚纸号迎接解放
1948年底，封德鄰筹备新的纸号。1949年初，他43岁时在广东路另立了德孚纸号。不久，上海解放，全国交通逐渐恢复，在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下，各地客商来上海采购，市面有所好转。同年秋，他在近福建中路的广东路479号，创立了德孚纸号。
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外货源断绝，民族工业还未完全恢复，产量有限，且大多由国家统购。德孚纸号的存货日益枯竭，进货只能向国营公司批进，因此业务受到客观的限制，营业比较清淡。到1951年初，国家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市场，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有所放宽，鼓励私商组织联营，向外地争取货源，同时也允许私商向本市造纸厂购买国家统购后的多余纸张，购货规定先付款后陆续提货，使德孚增加了营业额。
1951年德孚纸号的营业额达到280万元，位列全市第二。这一年也是解放后德孚纸号生意最好的一年。1952年初，政府开征所得税、营业税，预征税，他向老友借到一笔存款，如期交纳了税款。这在当时普遍存在缴不出税和偷税漏税现象形成鲜明对比。1955年行业转型，封德鄰决定转业勤工造纸厂，陆续结束店务。同年9月，完成了全部转业手续。从此，由商业转入工业生产单位，结束了他长达31年的商人生涯。
进入勤工造纸厂后不久，他被安排担任公私合营勤工造纸厂副厂长，成为国家干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后来他加入工商联，成为卢湾区工商联轻工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他受到冲击，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他安享晚年。2000年11月18日在沪病逝，享年94岁。
威海路48号，纸商业的一栋楼
说纸商业同业公会有些遥远，但是说威海路48号民生银行大楼读者不会陌生。威海路48号这栋高高矗立的民生银行大楼，它的前身是一栋3层楼的建筑和附近一些房屋。这栋3层楼的建筑是纸商业同业公会的房产。1947年纸商业同业公会用公会历年结余买下了位于威海卫路48号一栋独立的建筑，当时这栋楼占地2.8亩，建筑面积1868.59平方米。1957年，纸商业同业公会撤销，房屋所有权移交上海市工商联。之后，该房屋用于工业生产，被上海照相制版厂租用。说来也巧，本刊2013年第11期“史海钩沉”栏目的《康际武与铸字工业同业公会》一文提到康际武的综艺照相制版厂公私合营。“文革”期间，综艺照相制版厂与大同、金星照相制版厂合并为上海照相制版厂。风风雨雨，上海照相制版厂在这栋楼里有欢乐，也有悲哀；有辉煌，也有灰暗；有高潮，也有低谷，组织生产和经营。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工商联恢复活动，档案室老同志在整理老上海同业公会档案时，发现3张同业公会房屋所有权状。这3张房屋所有权状中，其中有一张是威海路48号房产所有权状。历史有惊人的巧合，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工商联与另外两家单位联合建造威海路48号大楼，市工商联负责此项目的顾永熙先生即是纸商业同业公会监事封德鄰先生的女婿。
纸商业同业组织 百年商海一瞬间
再说纸商业同业公会，早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就有纸坊、纸行10余家，这10余家纸业商人发起创立“景伦堂纸业公所”，所址设在福佑路。清末民初时，景伦堂纸业公所首席董事是寿秀甫，1926年时，首席董事是曹显裕，1932年由夏康民继任。夏康民即是封德鄰伯父的朋友，是他介绍封德鄰进入信昌盛纸号学生意。
在景伦堂纸业公所创设之后的50年，1913年经营洋纸业的商人创立上海洋纸公会。上海洋纸公会总干事是刘敏斋，事务所设于四马路，即今福州路。后来事务所迁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917年，景伦堂纸业公所和上海洋纸公会合组成立“上海纸业公会”。1927年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设纸业分会，纸业分会常务委员是刘敏斋、曹显裕，会所设在爱多亚路80号6楼。当时会员人数为105人。
1929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代表陈德征、潘公展提出“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同月25日，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接管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沪南商会、商民协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等，着手登记和调查全市商人团体。上海纸业公会和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纸业分会等合并改组为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改组后，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为上海市商会会员，代表人是陆慕南、张佩珍，1931年该同业公会向当局备案登记，会所为福佑路149号景伦堂公所，公会主席刘敏斋。后一度由张瑞康代理。1933年12月23日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换届改选，选出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委3人，经执委互选刘敏斋、夏康民、张佩珍、陆慕南、张瑞康为常务委员，公推刘敏斋为主席委员。1935年时，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商号111家。
抗日战争爆发，纸商业有所影响。汪伪时期，1941年8月5日，张振凡、程梅生、方念祖发起组织上海特别市纸业同业公会，经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上海分会批准，于同年9月12日开始筹备工作，起初由张振凡任筹备主任，由程梅生等13人担任筹备委员，至1943年2月27日成立筹备委员会，推程梅生担任主任委员，方念祖等12人为筹备委员。至1944年3月13日召开成立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纸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21人，候补理事5人，监事5人，候补监事3人。推定程梅生、陈介楣、詹沛霖、陆慕南、方念祖等人为常务理事，刘季涵为首席监事，程梅生为理事长。
1945年10月15日，抗战胜利，经上海市社会局批示，推毛纯卿、金润庠、王先青、张佩珍、李景和为整理委员，推金润庠为主任委员，对纸业同业公会进行整理改组，将“纸业”改为“纸商业”，至1946年3月27日成立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15人，候补理事7人，理事会选出金润庠、徐大统、赵锡渊、张佩珍为常务理事，詹沛霖为理事长。封德鄰等7人为监事，候补监事3人。
1948年8月25日，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理事19人，候补理事9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选举詹沛霖、赵锡渊、程梅生、李明耀、陈懋勋为常务理事，詹沛霖为理事长。此时会员数已达607家，会址在福州路17号2楼207室。1949年1月20日，因詹沛霖、李明耀辞去常务理事职务，经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第十三次理事会补选，水子珊、陈介楣当选为常务理事，并选举陈懋勋为理事长。
上海解放后，据1949年9月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资料显示，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会所已经迁至威海卫路48号，即纸商业同业公会买下的那栋楼。1951年、1957年的各业同业公会资料均显示陈懋勋为该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该同业公会的档案材料结束时间为1957年，也意味着它活动的结束时间。由此可见，从咸丰年间到1957年，上海纸商业同业组织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
出生在马陆村耕读之家
封德鄰，原名得麟，学名封斌。190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嘉定的马陆镇。父亲封仲笏，母亲包氏。封德鄰姐弟5人，他排行第四，有3个姐姐一个妹妹。祖父封华卿是前清秀才，以私塾授课为业，收入微薄，家境清寒。封德鄰的父亲继承祖业，受聘坐馆于马陆农村富裕之家，束脩甚微，年收入仅30余元，略有一些其他收入。并继承有祖传耕田二亩半。
可是，封氏世居嘉定县马陆镇封家大门前。据清嘉庆二十年里八封濬川编修的《马陆里志》记载：封氏是历代书香之家，有诗曰：西塘药圃好楼霞，医读兼传是世家，历代书香封氏宅，门前绰约一池花。封家祖宅堂名为“世恩堂”，是明代和德将军封南野所筑。屏门有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祖宅大墙门门屏的对联是“北平世胄，南渡家声”。大墙门前有两块几丈长又阔又厚的街沿石，可惜在上世纪30年代修筑锡沪公路时被迁移了。封氏祖宅大墙门外原有银杏5株，大可四、五人合抱，根深杆挺，枝繁叶茂，在七、八里外即可见其雄姿。可惜也在上世纪60年代被砍伐了。
到封德鄰出生时，已是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美其名曰“耕读之家”。由于他父亲在马陆富家坐馆，家庭里里外外都由母亲一人操劳，在封德鄰13岁那年，母亲劳累过度得伤寒症，当时因没有钱医治，病入膏肓，中年早逝。
老白渡街 信昌成的学徒生涯
1921年，封德鄰14岁，他离开马陆，在风雨中赶到南翔伯父家。伯父母膝下无子，念德鄰是封家独苗，视他同亲生，仁以待之。伯父母曾领养同宗远族一子，名宗林，字诒生，小德鄰4岁。他们兄弟俩相处甚笃。
封德鄰在南翔读完高小，伯父送他到上海一所教会学校继续求学，由于城市与农村教学差距，虽经努力，英文、算术两门主课仍跟不上。他觉得与深造无缘，便要求伯父为他谋一职业。1923年秋，17岁的封德鄰经伯父推荐到上海信昌成纸号当学徒，拜施少甫为业师。旧时的学徒做事要勤快，听人使唤，切勿贪懒。封德鄰做事勤恳，每晨起早，开店门后，就把日常应做的如扫地、泡水等等，一一做好，顾客上门，泡茶奉烟，对业师更是小心侍候他的生活起居，同事有所差遣，他从不懈怠。因此，他深得业师和同事们的好感。在日常工作做完后，他站柜台学着做点零星小生意，并且虚心向同事请教。
信昌成纸号位于南市老白渡街，当年老白渡街东临黄浦江，西接油车街，南近久大码头，北近杨家渡码头。里弄有大庆里、勤补里、久佑里、久吉里、久和里，封德鄰学徒期间就在这一带度过。信昌成纸号以经营国产纸和账簿为主，兼营洋纸。国产纸品种繁多，规格不一，产地各异，为便于熟记，他备一小本子记载，店中经营的账簿贴套，款式更多，要懂其大概也非易事。且那时商品没有明码标价，都必须心记，这就得日常处处留神牢记。每晚工毕后，他阅读报刊，学习古文，练毛笔字，从不间断。
南高寿里 创业前的准备
学徒3年，满师后，封德鄰不再做打杂工作，升为职工，以站柜台接生意及货物包装打件为主，并且有了工资。1930年在他24岁时，业师提拔他做跑街，主要任务向烟纸店推销商品。他竭尽职责，炎夏隆冬，不辞辛劳，为店里增加了营业额。一年以后，他看到以烟纸店为销售对象需求不大，营业额小，费时费力，于是他建议改跑小同行。所谓小同行，就是不直接到纸商业同业公会进货的纸店。他每天到同业公会听买卖行情、市场动态、货源情况。从中积累了买卖经验。除了推销本店的货品外，他还做起了向小同行兜售的掮客生意。所谓掮客，就是买进卖出的商人，如某客户所要的货物，如本店没有，可先允以向其供货，然后再向同行买进，再卖出，从中盈利。
老上海，商品买卖成交，只凭一言为定，口头成交后，即使市价起落而亏本，也应恪守信用。封德鄰就是重视“信用”两字，在业务交往中，从不毁约赖账，偶而卖出的货物，店中无法交货，宁可自己贴钱买进交给客户，以维持自己的信誉。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进驻奥地利后，洋纸来源不畅，外汇看涨。此时他看准这个形势物价要涨，向亲友商借了少量钱买进纸张，同时抢做掮客生意，陆续赚了些钱，积累了第一桶金。1938年，他为了安全，举家迁到海宁路南高寿里房屋。在南高寿里这一段时间，他眼看法币贬值，物价在涨。借机做掮客生意，陆续赚了不少钱，积累创业资金，并拥有纸张一百多件（四件为一吨）和流动资金。
福建中路 义昌兴记的业绩
处于战乱状态的上海，市场混乱，封德鄰所在的信昌成纸号迁出老白渡街，搬进法租界，但业务基本停顿，他就不领“信昌成”薪俸，无形之中离职。
再说，封德鄰伯父于1928年筹集5000元资本在福建中路创立了义昌纸号。在同业友好的帮助下，经营得还可以。但是，1942年，义昌纸号的合伙人提出拆伙，各自分立。伯父就与他商量，封德鄰认为可以拆伙。经过商定，封氏得店基，改名为义昌兴记纸号。封德鄰那年36岁，他担任经理，挑起了封家基业的担子。
义昌兴记纸号位于福建中路119-121号，两开间门面。开业之初，封德鄰将自有的资金投资于义昌兴记作为流动资金。在义昌兴记资金周转灵活后，又陆续投资于德义生、茂昌、公源、久昌、万隆等纸号。他将全部精力用于发展业务，当时币制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他冒着高利息的风险向钱庄、银行和个人多方借贷，进货囤积，遇贱买进，乘涨售出。因经营得法，成为行业响当当的纸号。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欧美外商又来华经商，洋行陆续复业，各行业又向国外定货。这时他将店中大部分存货售出，向洋行定货。起初，售出一件现货纸张可换取三、四件定货，后来可换二、三件。这样售出、定货、再售出、定货的循环，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到1948年，义昌兴记纸号进入全盛时期，在同业中已占一席之地，封德鄰也成为行业的翘楚。 广东路 德孚纸号迎接解放
1948年底，封德鄰筹备新的纸号。1949年初，他43岁时在广东路另立了德孚纸号。不久，上海解放，全国交通逐渐恢复，在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下，各地客商来上海采购，市面有所好转。同年秋，他在近福建中路的广东路479号，创立了德孚纸号。
建国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外货源断绝，民族工业还未完全恢复，产量有限，且大多由国家统购。德孚纸号的存货日益枯竭，进货只能向国营公司批进，因此业务受到客观的限制，营业比较清淡。到1951年初，国家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市场，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有所放宽，鼓励私商组织联营，向外地争取货源，同时也允许私商向本市造纸厂购买国家统购后的多余纸张，购货规定先付款后陆续提货，使德孚增加了营业额。
1951年德孚纸号的营业额达到280万元，位列全市第二。这一年也是解放后德孚纸号生意最好的一年。1952年初，政府开征所得税、营业税，预征税，他向老友借到一笔存款，如期交纳了税款。这在当时普遍存在缴不出税和偷税漏税现象形成鲜明对比。1955年行业转型，封德鄰决定转业勤工造纸厂，陆续结束店务。同年9月，完成了全部转业手续。从此，由商业转入工业生产单位，结束了他长达31年的商人生涯。
进入勤工造纸厂后不久，他被安排担任公私合营勤工造纸厂副厂长，成为国家干部，负责行政后勤工作。后来他加入工商联，成为卢湾区工商联轻工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他受到冲击，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他安享晚年。2000年11月18日在沪病逝，享年94岁。
威海路48号，纸商业的一栋楼
说纸商业同业公会有些遥远，但是说威海路48号民生银行大楼读者不会陌生。威海路48号这栋高高矗立的民生银行大楼，它的前身是一栋3层楼的建筑和附近一些房屋。这栋3层楼的建筑是纸商业同业公会的房产。1947年纸商业同业公会用公会历年结余买下了位于威海卫路48号一栋独立的建筑，当时这栋楼占地2.8亩，建筑面积1868.59平方米。1957年，纸商业同业公会撤销，房屋所有权移交上海市工商联。之后，该房屋用于工业生产，被上海照相制版厂租用。说来也巧，本刊2013年第11期“史海钩沉”栏目的《康际武与铸字工业同业公会》一文提到康际武的综艺照相制版厂公私合营。“文革”期间，综艺照相制版厂与大同、金星照相制版厂合并为上海照相制版厂。风风雨雨，上海照相制版厂在这栋楼里有欢乐，也有悲哀；有辉煌，也有灰暗；有高潮，也有低谷，组织生产和经营。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工商联恢复活动，档案室老同志在整理老上海同业公会档案时，发现3张同业公会房屋所有权状。这3张房屋所有权状中，其中有一张是威海路48号房产所有权状。历史有惊人的巧合，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工商联与另外两家单位联合建造威海路48号大楼，市工商联负责此项目的顾永熙先生即是纸商业同业公会监事封德鄰先生的女婿。
纸商业同业组织 百年商海一瞬间
再说纸商业同业公会，早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就有纸坊、纸行10余家，这10余家纸业商人发起创立“景伦堂纸业公所”，所址设在福佑路。清末民初时，景伦堂纸业公所首席董事是寿秀甫，1926年时，首席董事是曹显裕，1932年由夏康民继任。夏康民即是封德鄰伯父的朋友，是他介绍封德鄰进入信昌盛纸号学生意。
在景伦堂纸业公所创设之后的50年，1913年经营洋纸业的商人创立上海洋纸公会。上海洋纸公会总干事是刘敏斋，事务所设于四马路，即今福州路。后来事务所迁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917年，景伦堂纸业公所和上海洋纸公会合组成立“上海纸业公会”。1927年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成立，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设纸业分会，纸业分会常务委员是刘敏斋、曹显裕，会所设在爱多亚路80号6楼。当时会员人数为105人。
1929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海代表陈德征、潘公展提出“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同月25日，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令接管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沪南商会、商民协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等，着手登记和调查全市商人团体。上海纸业公会和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纸业分会等合并改组为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改组后，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为上海市商会会员，代表人是陆慕南、张佩珍，1931年该同业公会向当局备案登记，会所为福佑路149号景伦堂公所，公会主席刘敏斋。后一度由张瑞康代理。1933年12月23日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换届改选，选出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委3人，经执委互选刘敏斋、夏康民、张佩珍、陆慕南、张瑞康为常务委员，公推刘敏斋为主席委员。1935年时，上海市纸业同业公会有会员商号111家。
抗日战争爆发，纸商业有所影响。汪伪时期，1941年8月5日，张振凡、程梅生、方念祖发起组织上海特别市纸业同业公会，经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上海分会批准，于同年9月12日开始筹备工作，起初由张振凡任筹备主任，由程梅生等13人担任筹备委员，至1943年2月27日成立筹备委员会，推程梅生担任主任委员，方念祖等12人为筹备委员。至1944年3月13日召开成立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纸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21人，候补理事5人，监事5人，候补监事3人。推定程梅生、陈介楣、詹沛霖、陆慕南、方念祖等人为常务理事，刘季涵为首席监事，程梅生为理事长。
1945年10月15日，抗战胜利，经上海市社会局批示，推毛纯卿、金润庠、王先青、张佩珍、李景和为整理委员，推金润庠为主任委员，对纸业同业公会进行整理改组，将“纸业”改为“纸商业”，至1946年3月27日成立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选出理事15人，候补理事7人，理事会选出金润庠、徐大统、赵锡渊、张佩珍为常务理事，詹沛霖为理事长。封德鄰等7人为监事，候补监事3人。
1948年8月25日，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理事19人，候补理事9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选举詹沛霖、赵锡渊、程梅生、李明耀、陈懋勋为常务理事，詹沛霖为理事长。此时会员数已达607家，会址在福州路17号2楼207室。1949年1月20日，因詹沛霖、李明耀辞去常务理事职务，经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第十三次理事会补选，水子珊、陈介楣当选为常务理事，并选举陈懋勋为理事长。
上海解放后，据1949年9月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资料显示，上海市纸商业同业公会会所已经迁至威海卫路48号，即纸商业同业公会买下的那栋楼。1951年、1957年的各业同业公会资料均显示陈懋勋为该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该同业公会的档案材料结束时间为1957年，也意味着它活动的结束时间。由此可见，从咸丰年间到1957年，上海纸商业同业组织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