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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全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还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时代的士人群体，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变革学派如何不赞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但都还承认孔子学派的治学态度，承认孔子学派以天下唯一的彻底复古派的孤绝地位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认孔子学派是“天下显学”之一。
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摄相事”——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权，大张旗鼓地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却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势力所建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兴势力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
当然，孔子“摄相权”期间，绝不是仅仅做了上述两件事。在齐国与鲁国的“夹谷会盟”中，孔子以齐国乐舞有夷狄乐舞之嫌疑，断然喝令中止；齐国再献歌舞，又以不合礼仪规范为由，喝令鲁国武士砍下了齐国乐舞师的手足。此事，使齐景公与名臣晏子大为震恐，但慑于鲁国有“武备”而来，只有作罢。
几件事之后，天下汹汹，合力攻讦。
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并开罪大邻邦，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历史困境。
强硬的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的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所谓的“君子风度”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荡然无存。如此政治作为，虽然只有几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
孔子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诉说着自己的反“苛政”主张。孔子在以反复的诉说，表示着某种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哪国再用我，我不一定就要重建东周了！
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在陈蔡两国“绝粮”，孔子自嘲“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绝望的奔波，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春秋笔法）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再也没有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了吗？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此后始终不为天下复古势力所接纳，其间之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学派，已经成了完全彻底复古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公认为最强硬、最彻底的复辟派；任何一国的复古势力，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招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复古势力阵营的政治家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的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
后来的实践依然如故，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过于迟钝。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那么，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个悲剧根源，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致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与集团势力之善终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悲剧根源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甚或背道而驰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的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既未在实践碰壁之后作出应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后的实践中表现出应有的改变。
精神世界的封闭性与孤绝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剧的最深刻根源。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已经消逝的“过去”为信仰的学派团体、领袖人物。即或是同样具有殉道精神的宗教团体，也是以“来世”或者“天堂”为号召力的。以已经消逝的过去社会，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甘愿作出殉道式的努力，古今中外，唯有孔孟，唯有儒家。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彻底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不为社会接受的种子。
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还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时代的士人群体，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变革学派如何不赞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但都还承认孔子学派的治学态度，承认孔子学派以天下唯一的彻底复古派的孤绝地位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认孔子学派是“天下显学”之一。
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摄相事”——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权，大张旗鼓地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却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势力所建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兴势力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
当然，孔子“摄相权”期间，绝不是仅仅做了上述两件事。在齐国与鲁国的“夹谷会盟”中，孔子以齐国乐舞有夷狄乐舞之嫌疑，断然喝令中止；齐国再献歌舞，又以不合礼仪规范为由，喝令鲁国武士砍下了齐国乐舞师的手足。此事，使齐景公与名臣晏子大为震恐，但慑于鲁国有“武备”而来，只有作罢。
几件事之后，天下汹汹，合力攻讦。
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并开罪大邻邦，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历史困境。
强硬的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的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所谓的“君子风度”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荡然无存。如此政治作为，虽然只有几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
孔子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诉说着自己的反“苛政”主张。孔子在以反复的诉说，表示着某种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哪国再用我，我不一定就要重建东周了！
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在陈蔡两国“绝粮”，孔子自嘲“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绝望的奔波，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春秋笔法）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再也没有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了吗？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此后始终不为天下复古势力所接纳，其间之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学派，已经成了完全彻底复古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公认为最强硬、最彻底的复辟派；任何一国的复古势力，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招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复古势力阵营的政治家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的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
后来的实践依然如故，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过于迟钝。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那么，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个悲剧根源，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致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与集团势力之善终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悲剧根源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甚或背道而驰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的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既未在实践碰壁之后作出应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后的实践中表现出应有的改变。
精神世界的封闭性与孤绝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剧的最深刻根源。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已经消逝的“过去”为信仰的学派团体、领袖人物。即或是同样具有殉道精神的宗教团体，也是以“来世”或者“天堂”为号召力的。以已经消逝的过去社会，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甘愿作出殉道式的努力，古今中外，唯有孔孟，唯有儒家。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彻底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不为社会接受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