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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20多年，我还没有为采访一个人花费过这么多时间、投入过这么大精力！
冯志远老师从上海到宁夏支教40余年、在双目失明后仍然坚持上讲台并为学生义务辅导的感人事迹，自2005年12月以来曾被一些地方媒体报道过，中央领导同志就此做出了重要批示。这些信息，令我激动。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应该抓住这个题材！为此，我在3月初就专门给报社打了报告，提出初步设想，并开始收集素材。
当时，我不知道报社会不会选定这个题材、也不知道报社会不会派我参加，但我估计到：如果让我参加，我将为此投入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我将一连多日寝食难安、费心劳神。守土有责，责无旁贷，是苦是累，我都认了。但是，有关部门最初提出的宣传方案里只安排少数几家媒体参加，并没有《光明日报》。宣传优秀教师，不让《光明日报》介入？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光明日报》宣传教育是有影响、有优势的。作为党中央主管的《光明日报》，怎么能游离于这次采访之外呢？我当即向报社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报社有关负责人反映了我的意见，但有关人员推说方案已定，不好更改。我不甘心，又直接打电话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亲自打电话给中宣部领导，终于为我赢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
等我得到消息时已是2006年3月21日的上午了。报社确定我参加这次由中宣部组织的集体采访活动。按中宣部要求，我必须在3月22日下午4点前赶到中宣部开会，这就意味着我赶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我立即从正在银川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退出来，买好机票，准备出行。
中宣部有关负责人对参加采访的7家中央新闻单位的8位记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冯志远的宣传，不同于其他先进人物的宣传，一定要把握分寸，处理好几个关系。没想到，我们承接的是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典型宣传的特殊任务。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有关领导当场指定我为采访团团长，中宣部不再派人同行。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虽然两次推辞，但毫无结果。
带这样的团队，对我来说是又一次考验，我也没有心思当什么团长。我半开玩笑地说：“既然看我‘年事已高’，又比较熟悉情况，我就当个联络员、接线人吧。”
这确实是一次特殊采访：采访写作都有禁忌，可供发挥的空间有限；此前已有许多报道了，要再出新、出彩，难度较大。要胜人一筹，更非易事。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处长不仅赶到北京专程来接我们，而且提前安排好了采访活动。3月24日上午，我们听了介绍、看了片子，下午就到冯志远的妹妹冯宝珍家中采访了。当天，冯老师的精神比以往都好。我事先确定了采访方案，想好了许多要问的问题。采访效果也比我事先预想的要好，我感到很兴奋。
当冯老师无意中提到他喜欢的《光明日报》专刊时，我很兴奋。多年形成的新闻敏感，使我当即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此写一篇采访侧记，既宣传了冯老师，也宣传了《光明日报》！一箭双雕，多好啊！因此，我有意引导这个话题，让他多说几句。后来，我到冯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采访，进一步了解到冯老师曾长期自费订阅《光明日报》的情况，我掌握的素材更加丰富了。
采访中，我们考虑到冯老师身体虚弱，就让他适当休息。虽然自感收获不小，但到晚上我还是难以入睡。我想：还有哪些事不清楚、还有哪些问题没问，再次采访应该重点了解什么。我确信，有些话必须要由冯老师亲口讲出才好。想着想着，我突发奇想：请冯老师为《光明日报》读者题词，与我的采访侧记一起发，岂不更好？我为此兴奋难眠，唯恐第二天忘记，便提前准备好了纸张。
第二天的采访，以电台、电视台记者为主，但我注意插空采访。
我们一进房间，冯宝珍就告诉我们，昨天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兄妹俩都很兴奋，两人聊天到夜里12点。她说，她和哥哥都认为，这次来的记者素质高，所提的问题有水平，还知道体贴病人，跟以前来的有些记者大不一样。因为有些记者专爱问一些涉及隐私、也不好回答的问题。
这次采访，我特别注意倾听同行的提问，并把它作为自己采访的补充。抽空，我请冯老师题了词。冯老师很高兴地接过我的笔和纸进行书写，但因为是盲写，有的字大，有的字小，有的字摞到了一起。冯老师便根据我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同行的记者当场称赞我的创意，有的记者当即仿效，也请冯老师题词。事后，我对同行的记者说，不管报社最后是否采纳我的创意、是否采用冯老师的题词，我都先按我的预想做，我不想为此留下遗憾。
3月26日是个星期天。长春到银川没有直达飞机，必须从北京中转。为了赶时间，我们清晨4点多爬起来，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去赶7点20分的飞机。这样，中午12点刚过，我们就到银川了。3月27日、28日，我们赶到中宁县马不停蹄地采访。我唯恐漏掉有价值的东西，总想占有更多的素材。我们不但参加了座谈会，而且深入到冯老师工作过的两个学校，采访了大量知情人。有些说法不一致，我们就进行认真的核实。当得知还有几个重要人物不在中宁时，我当即代表采访团的记者提出必须采访到这几个人的要求，否则就推迟返京。27日上午11点多，我们得知冯志远事迹报告团当天下午3点要到吴忠市做报告，当即决定从中宁关帝中学直奔吴忠市，赶在报告会前采访其中的两位报告团成员。虽然中宁县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午饭，但我们还是饿着肚子匆匆上路。等我们赶到吴忠市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大家都是饥肠辘辘，但没有一个人喊饿，大家立即分头采访原关帝中学校长王文华、曾照顾冯老师三年的王泽娟，又了解到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时，报告会即将开始，听会的人已经进入会场，主办者来催报告团成员入场，我们的采访才不得不结束，这时，大家才想到该喂肚子了——此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吃了简单的饭菜赶回银川已近傍晚，我们又利用这段极为有限的时间采访了曾与冯老师相处几十年、为冯老师送行的刘天龙。
29日早晨，家在北京的记者乘机飞回了北京。几天的共同采访，让我们结下了友谊。作为“团长”和东道主，我又到宾馆送别我的战友。
完成采访，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仅阅读各类材料和整理采访笔记，就用去了我一天半的时间。我唯恐漏掉一点可用的素材，唯恐辜负了中宣部和报社领导的重托，唯恐辜负了冯老师的感人精神，唯恐写出比同行逊色的作品。
我仔细分析了所有材料，筛选出要写的内容。我要求自己：既要写出冯老师最感人的东西，又要另辟蹊径写出新意，不重复别人的东西；既要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又要不触及敏感问题；既要塑造出一个完整、清晰的人物形象，又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启发；既要保持一定的篇幅，又不能让人感觉过于冗长，难以卒读。为此，我迟迟不敢下笔。
除了主题令我颇费思量外，每一个小标题也让我冥思苦想。为了前后呼应，我所采用的每个小标题都是两句相互关联的话，其中前面的句子基本都是四个字。在写了冯老师告别新婚支教宁夏、爱生如子、双目失明仍然坚持教书育人等感人事迹之后，我又特别写他从不提任何个人要求、终生坚持学习、活得很自尊、一直对人感恩等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迹——这是其他记者没有涉及的内容，但却是冯老师最具光彩、最优秀的品质、也是当前最需要弘扬的东西。而这些宝贵的东西，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因为，在以往的采访中，它们或被记者“忽略”了，或没有被记者挖掘出来，或虽然被记者发现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把它提炼出来、突出展现。
那几天，我白天写，晚上想，好几次凌晨爬起来写稿，就连双休日也没有休息。我一口气写了12000多字，分成上、中、下三篇。
中宣部事先为我们留出了一周的写稿时间。不料，4月4日，他们就要求我们当天必须把送审稿发过去。当时，我正为一个企业的通讯员培训班讲课，稿子还没有收尾，也没有修改润色，但时间已不允许，我只好匆匆交卷。
4月6日，送审稿返回。根据中宣部意见，我将原来的上、中、下三篇改成上、下两篇。然后，我又根据报社编辑部的要求，将12000多字压缩到8000字以内。
经过编辑部的精心处理，通讯《“塞上红烛”无悔人生》的上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美观大方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就连两张图片也上下呼应，搭配合理。这样的处理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就是它的下篇也在第二天的一版转三版刊出，版面也很大气。
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光明日报》我的老朋友的采写和编发。前面提到，我在采访中就有了在主题报道之外写一篇侧记的想法，并且注意采集相关素材、进行了初步构思。但是我的想法能否得到编辑部的认可，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我相信，只要写好了，就会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写完长篇通讯之后，我就开始写这篇侧记了。虽然只有1000多字，我也修改了两遍。而此稿的编发，则让在我感动之余多了一分敬佩：我没想到报社对这样一篇东西是那么重视，有那么多人为此付出了劳动！当时，我把冯老师题词的手迹用特快专递寄到了报社，但正赶上星期天，快件便被压在了报社收发室。本来，此文迟发一天也可以，不配发冯老师的手迹也可以，但报社值班副总编辑赵德润同志决定趁热打铁，当天就用，而且要把侧记与题词同时刊登在头版副头条的位置。为此，有关人员当晚就去找收发人员，收发室工作人员放弃正常休息，当即赶回报社从特快专递里抽出那份题词。由于题词字迹模糊、重叠，总编室的同志费尽心思、巧妙重组。经过6次拼对，终于使这个很难采用的题词以良好的面貌出现在版面上。当记者部主任宋言荣在凌晨一点左右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除了说出“感谢”二字之外，一时再也说不出别的了：都说记者采访、写作辛苦，其实，编辑部的同志更辛苦！他们为了使一篇稿件以最好的面目出现，进而产生最佳的宣传效果，真是不遗余力。他们在幕后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创造性的贡献啊！
发表3篇稿件，我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冯老师的妹妹冯宝珍无私照顾亲人，不是也很感人吗？而这还没有哪位记者写过。我认为，这种亲情，在当今社会仍然是很宝贵的、值得弘扬的。而且趁着宣传冯志远的机会再写他的妹妹，可能会很有可读性和感召力。这样，我就又写出第四篇——《“计划外”的采访》。说实话，当时我曾有点担心：编辑部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是没完没了？出人意料，这篇东西在编辑部只呆了一天多，就出现在三版头条的位置。这令我很兴奋也很感动。
就这样，在此次采访中，我共发出4篇较有分量的稿件，是所有记者中发稿最多的。当然，我的稿件经过编辑部的精心编排，充分展示了《光明日报》的特色，显示了知识分子报纸的风范。我这才感到，这个题材基本被挖尽了，文章也算基本做足了。至于这4篇稿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好评、其中两篇还被评为好稿，则是意外之喜了。
正像我当初预料的那样，我为此真的花去了20多天时间。但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没有失职，又得到了一次锻炼。虽然我采写的稿件还够不上精彩，但我可以壮着胆子说一句：我尽力了，我履行了一个“驻宁夏记者”的职责。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
冯志远老师从上海到宁夏支教40余年、在双目失明后仍然坚持上讲台并为学生义务辅导的感人事迹，自2005年12月以来曾被一些地方媒体报道过，中央领导同志就此做出了重要批示。这些信息，令我激动。作为《光明日报》常驻宁夏的记者，我应该抓住这个题材！为此，我在3月初就专门给报社打了报告，提出初步设想，并开始收集素材。
当时，我不知道报社会不会选定这个题材、也不知道报社会不会派我参加，但我估计到：如果让我参加，我将为此投入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我将一连多日寝食难安、费心劳神。守土有责，责无旁贷，是苦是累，我都认了。但是，有关部门最初提出的宣传方案里只安排少数几家媒体参加，并没有《光明日报》。宣传优秀教师，不让《光明日报》介入？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光明日报》宣传教育是有影响、有优势的。作为党中央主管的《光明日报》，怎么能游离于这次采访之外呢？我当即向报社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报社有关负责人反映了我的意见，但有关人员推说方案已定，不好更改。我不甘心，又直接打电话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亲自打电话给中宣部领导，终于为我赢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
等我得到消息时已是2006年3月21日的上午了。报社确定我参加这次由中宣部组织的集体采访活动。按中宣部要求，我必须在3月22日下午4点前赶到中宣部开会，这就意味着我赶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我立即从正在银川召开的一个会议上退出来，买好机票，准备出行。
中宣部有关负责人对参加采访的7家中央新闻单位的8位记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冯志远的宣传，不同于其他先进人物的宣传，一定要把握分寸，处理好几个关系。没想到，我们承接的是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典型宣传的特殊任务。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有关领导当场指定我为采访团团长，中宣部不再派人同行。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虽然两次推辞，但毫无结果。
带这样的团队，对我来说是又一次考验，我也没有心思当什么团长。我半开玩笑地说：“既然看我‘年事已高’，又比较熟悉情况，我就当个联络员、接线人吧。”
这确实是一次特殊采访：采访写作都有禁忌，可供发挥的空间有限；此前已有许多报道了，要再出新、出彩，难度较大。要胜人一筹，更非易事。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处长不仅赶到北京专程来接我们，而且提前安排好了采访活动。3月24日上午，我们听了介绍、看了片子，下午就到冯志远的妹妹冯宝珍家中采访了。当天，冯老师的精神比以往都好。我事先确定了采访方案，想好了许多要问的问题。采访效果也比我事先预想的要好，我感到很兴奋。
当冯老师无意中提到他喜欢的《光明日报》专刊时，我很兴奋。多年形成的新闻敏感，使我当即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此写一篇采访侧记，既宣传了冯老师，也宣传了《光明日报》！一箭双雕，多好啊！因此，我有意引导这个话题，让他多说几句。后来，我到冯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采访，进一步了解到冯老师曾长期自费订阅《光明日报》的情况，我掌握的素材更加丰富了。
采访中，我们考虑到冯老师身体虚弱，就让他适当休息。虽然自感收获不小，但到晚上我还是难以入睡。我想：还有哪些事不清楚、还有哪些问题没问，再次采访应该重点了解什么。我确信，有些话必须要由冯老师亲口讲出才好。想着想着，我突发奇想：请冯老师为《光明日报》读者题词，与我的采访侧记一起发，岂不更好？我为此兴奋难眠，唯恐第二天忘记，便提前准备好了纸张。
第二天的采访，以电台、电视台记者为主，但我注意插空采访。
我们一进房间，冯宝珍就告诉我们，昨天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兄妹俩都很兴奋，两人聊天到夜里12点。她说，她和哥哥都认为，这次来的记者素质高，所提的问题有水平，还知道体贴病人，跟以前来的有些记者大不一样。因为有些记者专爱问一些涉及隐私、也不好回答的问题。
这次采访，我特别注意倾听同行的提问，并把它作为自己采访的补充。抽空，我请冯老师题了词。冯老师很高兴地接过我的笔和纸进行书写，但因为是盲写，有的字大，有的字小，有的字摞到了一起。冯老师便根据我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同行的记者当场称赞我的创意，有的记者当即仿效，也请冯老师题词。事后，我对同行的记者说，不管报社最后是否采纳我的创意、是否采用冯老师的题词，我都先按我的预想做，我不想为此留下遗憾。
3月26日是个星期天。长春到银川没有直达飞机，必须从北京中转。为了赶时间，我们清晨4点多爬起来，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去赶7点20分的飞机。这样，中午12点刚过，我们就到银川了。3月27日、28日，我们赶到中宁县马不停蹄地采访。我唯恐漏掉有价值的东西，总想占有更多的素材。我们不但参加了座谈会，而且深入到冯老师工作过的两个学校，采访了大量知情人。有些说法不一致，我们就进行认真的核实。当得知还有几个重要人物不在中宁时，我当即代表采访团的记者提出必须采访到这几个人的要求，否则就推迟返京。27日上午11点多，我们得知冯志远事迹报告团当天下午3点要到吴忠市做报告，当即决定从中宁关帝中学直奔吴忠市，赶在报告会前采访其中的两位报告团成员。虽然中宁县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午饭，但我们还是饿着肚子匆匆上路。等我们赶到吴忠市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大家都是饥肠辘辘，但没有一个人喊饿，大家立即分头采访原关帝中学校长王文华、曾照顾冯老师三年的王泽娟，又了解到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时，报告会即将开始，听会的人已经进入会场，主办者来催报告团成员入场，我们的采访才不得不结束，这时，大家才想到该喂肚子了——此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吃了简单的饭菜赶回银川已近傍晚，我们又利用这段极为有限的时间采访了曾与冯老师相处几十年、为冯老师送行的刘天龙。
29日早晨，家在北京的记者乘机飞回了北京。几天的共同采访，让我们结下了友谊。作为“团长”和东道主，我又到宾馆送别我的战友。
完成采访，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仅阅读各类材料和整理采访笔记，就用去了我一天半的时间。我唯恐漏掉一点可用的素材，唯恐辜负了中宣部和报社领导的重托，唯恐辜负了冯老师的感人精神，唯恐写出比同行逊色的作品。
我仔细分析了所有材料，筛选出要写的内容。我要求自己：既要写出冯老师最感人的东西，又要另辟蹊径写出新意，不重复别人的东西；既要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又要不触及敏感问题；既要塑造出一个完整、清晰的人物形象，又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启发；既要保持一定的篇幅，又不能让人感觉过于冗长，难以卒读。为此，我迟迟不敢下笔。
除了主题令我颇费思量外，每一个小标题也让我冥思苦想。为了前后呼应，我所采用的每个小标题都是两句相互关联的话，其中前面的句子基本都是四个字。在写了冯老师告别新婚支教宁夏、爱生如子、双目失明仍然坚持教书育人等感人事迹之后，我又特别写他从不提任何个人要求、终生坚持学习、活得很自尊、一直对人感恩等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迹——这是其他记者没有涉及的内容，但却是冯老师最具光彩、最优秀的品质、也是当前最需要弘扬的东西。而这些宝贵的东西，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因为，在以往的采访中，它们或被记者“忽略”了，或没有被记者挖掘出来，或虽然被记者发现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把它提炼出来、突出展现。
那几天，我白天写，晚上想，好几次凌晨爬起来写稿，就连双休日也没有休息。我一口气写了12000多字，分成上、中、下三篇。
中宣部事先为我们留出了一周的写稿时间。不料，4月4日，他们就要求我们当天必须把送审稿发过去。当时，我正为一个企业的通讯员培训班讲课，稿子还没有收尾，也没有修改润色，但时间已不允许，我只好匆匆交卷。
4月6日，送审稿返回。根据中宣部意见，我将原来的上、中、下三篇改成上、下两篇。然后，我又根据报社编辑部的要求，将12000多字压缩到8000字以内。
经过编辑部的精心处理，通讯《“塞上红烛”无悔人生》的上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美观大方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就连两张图片也上下呼应，搭配合理。这样的处理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就是它的下篇也在第二天的一版转三版刊出，版面也很大气。
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光明日报》我的老朋友的采写和编发。前面提到，我在采访中就有了在主题报道之外写一篇侧记的想法，并且注意采集相关素材、进行了初步构思。但是我的想法能否得到编辑部的认可，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我相信，只要写好了，就会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写完长篇通讯之后，我就开始写这篇侧记了。虽然只有1000多字，我也修改了两遍。而此稿的编发，则让在我感动之余多了一分敬佩：我没想到报社对这样一篇东西是那么重视，有那么多人为此付出了劳动！当时，我把冯老师题词的手迹用特快专递寄到了报社，但正赶上星期天，快件便被压在了报社收发室。本来，此文迟发一天也可以，不配发冯老师的手迹也可以，但报社值班副总编辑赵德润同志决定趁热打铁，当天就用，而且要把侧记与题词同时刊登在头版副头条的位置。为此，有关人员当晚就去找收发人员，收发室工作人员放弃正常休息，当即赶回报社从特快专递里抽出那份题词。由于题词字迹模糊、重叠，总编室的同志费尽心思、巧妙重组。经过6次拼对，终于使这个很难采用的题词以良好的面貌出现在版面上。当记者部主任宋言荣在凌晨一点左右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除了说出“感谢”二字之外，一时再也说不出别的了：都说记者采访、写作辛苦，其实，编辑部的同志更辛苦！他们为了使一篇稿件以最好的面目出现，进而产生最佳的宣传效果，真是不遗余力。他们在幕后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创造性的贡献啊！
发表3篇稿件，我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冯老师的妹妹冯宝珍无私照顾亲人，不是也很感人吗？而这还没有哪位记者写过。我认为，这种亲情，在当今社会仍然是很宝贵的、值得弘扬的。而且趁着宣传冯志远的机会再写他的妹妹，可能会很有可读性和感召力。这样，我就又写出第四篇——《“计划外”的采访》。说实话，当时我曾有点担心：编辑部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是没完没了？出人意料，这篇东西在编辑部只呆了一天多，就出现在三版头条的位置。这令我很兴奋也很感动。
就这样，在此次采访中，我共发出4篇较有分量的稿件，是所有记者中发稿最多的。当然，我的稿件经过编辑部的精心编排，充分展示了《光明日报》的特色，显示了知识分子报纸的风范。我这才感到，这个题材基本被挖尽了，文章也算基本做足了。至于这4篇稿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好评、其中两篇还被评为好稿，则是意外之喜了。
正像我当初预料的那样，我为此真的花去了20多天时间。但我觉得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没有失职，又得到了一次锻炼。虽然我采写的稿件还够不上精彩，但我可以壮着胆子说一句：我尽力了，我履行了一个“驻宁夏记者”的职责。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