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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
在西门庆的鼎盛时代,他几乎垄断了清河县的药材和纺织品销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奸巧,和官府的亲密关系,一跃而为山东首富,经营典当行,放高利贷,买卖越做越大,俨然一位官商典型。
这个脱胎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当中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尽管姓名未变,主人公仍号称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展现的却是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发展情形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西门庆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临死前他向女婿陈敬济交代后事,家中财产说得颇为分明: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和乔亲家合开),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 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一些别人欠的高利贷,约合六七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则西门庆的商业资产已臻千万,这还不算他的几处不动产。除了生药铺是他继承父业,其它均是他自己赚来的。他做生意的本事委实惊人。
明代丝织业非常发达,其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当时最大的丝织品市场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浙江丝织品的主要走向便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机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更为盛炽。单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一地,万历间便有“缎店三十二座”。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里总结为:“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晚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和官家的需要相关,尤其像盐,是大利之所在。西门庆三万盐引获利十倍,则说明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
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和别人合伙经营。《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 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伙计制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般以嘉靖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点,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纵乐的困惑 》)。明前期只有那些生产水平底下,不足以维生的地区,人们才转而从事商业,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晚明则从商成为很多地区人们的主动选择,发财的美梦点燃起人们无穷尽的欲望。尤其是徽商和晋商和陕西等地,以盐、茶、典当等业兴起大商人资本。适应因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便说当时“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商业活动和商人们的诈伪讦争“污染”着家给人足、质朴安静的风俗。“郓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郓城县志》)
商人世界里的文人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商人居末,在晚明,商人们逐渐在社会中确立了与其他阶层相匹配的地位。
《金瓶梅》开头,布商的遗孀孟玉楼要再嫁,商人西门庆和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角逐玉楼第二任丈夫。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孟玉楼选择了西门庆,当张四舅指责西门庆时,她表现出对买卖人家的深切理解:“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尚举人的失败,是文人世界在商业社会里的溃退。
而曾经在西门庆家打过秋风的蔡状元,打点妓女是红纸大包封了一两银子。妓女董娇儿颇有些看不起,拿给西门庆瞧,小说里写西门庆回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文人的雅致、文人的得意在这里都成了笑话。而文人中最下层的水秀才和温秀才,则完全成了被嘲弄和嗤笑的对象。在小说第五十六回里,西门庆想找一位秀才秘书,他的结拜兄弟应伯爵举荐水秀才,说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水秀才真像水一样流动不居:被另一个人占了中举名次,妻子被人拐走,两个孩子出痘死了,在李侍郎家坐馆,又被丫鬟小厮们乱了操守。帮闲应伯爵竟是拿水秀才给西门庆逗乐子。后来西门庆招了一个温秀才,却是专好男风的“温屁股”,弄得西门家的小厮人心惶惶,西门庆一怒之下,将温秀才逐出了家门。
传统文人的担当和道义荡然无存。最终是财富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当历史跨入16世纪后半叶的门槛时,许多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命运变得难以预测,难以始终如一。”(《纵乐的困惑》)
但传统评价的影响仍在,有时难免显得矛盾重重。西门庆看不起蔡状元的寒酸,抱着自己儿子时,却说希望他将来走文官的路子,来获得社会的“尊重”。晚明掌握巨资的商人开始寻求进入更高的社会梯级了,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们的举止。西门庆一个粗人,和状元进士们说话便变得文绉绉至雅不可耐的地步。当他赚取更多的钱财之后,便开始修建优雅的庭院,配以考究的家具,日常用度,皆精美非凡,无形中在传达着对传统士人雅致生活的向往。
西门庆生活的主旋律
如同《二刻拍案惊奇》里说徽州人的癖性,西门庆也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馀诸事悭吝了”。作为商人、恶霸、官僚的西门庆把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渔色。他的性享乐不仅仅是财富的体现,也是他确立自我价值的过程。他平常小气得要命,为家人买金华酒等琐事,能反复念叨,但对被自己占有的女性,则颇为慷慨,送给她们银两、首饰、衣服、戒指甚至住房。
西门庆的好色是叙事性的,他所好极为驳杂。青春妩媚的潘金莲,紫膛色瓜子脸的王六儿,甚至是密缝眼儿的贲四嫂,他统统收归麾下,兴趣之广泛,审美之广博,简直毫无规则。但他又有抒情性的一面,他对所有女人的内在毫无兴趣(小说里很多处写到潘金莲满怀爱意的小动作,他往往不能领略其妙处),只看到对女性的占有和征服。他喜欢白昼宣淫,即使在黑夜,也喜欢点一盏灯,用一种理性的自觉来玩赏性。对女性的占有和征服让他精神愉悦,而且乐意炫耀,和别人分享。
西门庆是自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从万历初年开始的明朝最后一百年里,明帝国沉溺于风流浮华之中。传统的看法是商品经济加强了人们的欲望,也局部解放了人性。晚明的流行读物擅长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性描写, 一方面以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文化的改变,一方面又以独特夸张的艺术感染力,影响到时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 晚明人对情欲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前代。从前中国人隐晦、单调的性生活描写,再也无法满足时人被撑大了的胃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说得很露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门庆通过女色来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迹近于自虐的肉体追寻,看作是晚明商人内心焦虑无着的隐喻。他们拥有巨资,遨游于商场和官场之间,令市民和士人们无比羡慕,也无比嫉妒;但内心却总是无法安宁,因为他们巨大的家业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顾准的这句评语正点出了商人们的死穴──官本位的社会架构,既使得他们可以从官府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又让他们永远被罩在官家这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与如此巨大的纵乐的困惑相抗争,在商业化旋涡中,欢愉和忧虑交织,纵乐与怀旧并存。
在西门庆的鼎盛时代,他几乎垄断了清河县的药材和纺织品销售。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奸巧,和官府的亲密关系,一跃而为山东首富,经营典当行,放高利贷,买卖越做越大,俨然一位官商典型。
这个脱胎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当中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尽管姓名未变,主人公仍号称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展现的却是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发展情形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风气变化。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西门庆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临死前他向女婿陈敬济交代后事,家中财产说得颇为分明:缎子铺五万银子本钱(和乔亲家合开),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 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一些别人欠的高利贷,约合六七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则西门庆的商业资产已臻千万,这还不算他的几处不动产。除了生药铺是他继承父业,其它均是他自己赚来的。他做生意的本事委实惊人。
明代丝织业非常发达,其消费已不限于宫廷和贵族,乡绅士子和商人也多衣丝衾绸。当时最大的丝织品市场是在浙江的杭、嘉、湖一带。浙江丝织品的主要走向便是北运,嘉靖以后,苏、杭的官织局改为领机和市买,丝织品的北运更为盛炽。单是《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一地,万历间便有“缎店三十二座”。
傅衣凌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里总结为:“陕商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疆,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成为有机的联系。”晚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和官家的需要相关,尤其像盐,是大利之所在。西门庆三万盐引获利十倍,则说明只有大商人资本才能交通官府,取得盐引,而商人只要经营盐,就能积累更大资本。
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和别人合伙经营。《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二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帐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 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每(韩伙计自称)和崔大哥(崔本伙计)与他同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伙计制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般以嘉靖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点,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农业的庄严安定逐渐为喧嚣狡诈的商业世界所排挤”(《纵乐的困惑 》)。明前期只有那些生产水平底下,不足以维生的地区,人们才转而从事商业,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晚明则从商成为很多地区人们的主动选择,发财的美梦点燃起人们无穷尽的欲望。尤其是徽商和晋商和陕西等地,以盐、茶、典当等业兴起大商人资本。适应因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便说当时“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商业活动和商人们的诈伪讦争“污染”着家给人足、质朴安静的风俗。“郓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郓城县志》)
商人世界里的文人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商人居末,在晚明,商人们逐渐在社会中确立了与其他阶层相匹配的地位。
《金瓶梅》开头,布商的遗孀孟玉楼要再嫁,商人西门庆和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角逐玉楼第二任丈夫。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孟玉楼选择了西门庆,当张四舅指责西门庆时,她表现出对买卖人家的深切理解:“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尚举人的失败,是文人世界在商业社会里的溃退。
而曾经在西门庆家打过秋风的蔡状元,打点妓女是红纸大包封了一两银子。妓女董娇儿颇有些看不起,拿给西门庆瞧,小说里写西门庆回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文人的雅致、文人的得意在这里都成了笑话。而文人中最下层的水秀才和温秀才,则完全成了被嘲弄和嗤笑的对象。在小说第五十六回里,西门庆想找一位秀才秘书,他的结拜兄弟应伯爵举荐水秀才,说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水秀才真像水一样流动不居:被另一个人占了中举名次,妻子被人拐走,两个孩子出痘死了,在李侍郎家坐馆,又被丫鬟小厮们乱了操守。帮闲应伯爵竟是拿水秀才给西门庆逗乐子。后来西门庆招了一个温秀才,却是专好男风的“温屁股”,弄得西门家的小厮人心惶惶,西门庆一怒之下,将温秀才逐出了家门。
传统文人的担当和道义荡然无存。最终是财富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当历史跨入16世纪后半叶的门槛时,许多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命运变得难以预测,难以始终如一。”(《纵乐的困惑》)
但传统评价的影响仍在,有时难免显得矛盾重重。西门庆看不起蔡状元的寒酸,抱着自己儿子时,却说希望他将来走文官的路子,来获得社会的“尊重”。晚明掌握巨资的商人开始寻求进入更高的社会梯级了,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们的举止。西门庆一个粗人,和状元进士们说话便变得文绉绉至雅不可耐的地步。当他赚取更多的钱财之后,便开始修建优雅的庭院,配以考究的家具,日常用度,皆精美非凡,无形中在传达着对传统士人雅致生活的向往。
西门庆生活的主旋律
如同《二刻拍案惊奇》里说徽州人的癖性,西门庆也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馀诸事悭吝了”。作为商人、恶霸、官僚的西门庆把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渔色。他的性享乐不仅仅是财富的体现,也是他确立自我价值的过程。他平常小气得要命,为家人买金华酒等琐事,能反复念叨,但对被自己占有的女性,则颇为慷慨,送给她们银两、首饰、衣服、戒指甚至住房。
西门庆的好色是叙事性的,他所好极为驳杂。青春妩媚的潘金莲,紫膛色瓜子脸的王六儿,甚至是密缝眼儿的贲四嫂,他统统收归麾下,兴趣之广泛,审美之广博,简直毫无规则。但他又有抒情性的一面,他对所有女人的内在毫无兴趣(小说里很多处写到潘金莲满怀爱意的小动作,他往往不能领略其妙处),只看到对女性的占有和征服。他喜欢白昼宣淫,即使在黑夜,也喜欢点一盏灯,用一种理性的自觉来玩赏性。对女性的占有和征服让他精神愉悦,而且乐意炫耀,和别人分享。
西门庆是自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从万历初年开始的明朝最后一百年里,明帝国沉溺于风流浮华之中。传统的看法是商品经济加强了人们的欲望,也局部解放了人性。晚明的流行读物擅长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性描写, 一方面以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文化的改变,一方面又以独特夸张的艺术感染力,影响到时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 晚明人对情欲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前代。从前中国人隐晦、单调的性生活描写,再也无法满足时人被撑大了的胃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说得很露骨,“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门庆通过女色来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迹近于自虐的肉体追寻,看作是晚明商人内心焦虑无着的隐喻。他们拥有巨资,遨游于商场和官场之间,令市民和士人们无比羡慕,也无比嫉妒;但内心却总是无法安宁,因为他们巨大的家业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顾准的这句评语正点出了商人们的死穴──官本位的社会架构,既使得他们可以从官府中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又让他们永远被罩在官家这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与如此巨大的纵乐的困惑相抗争,在商业化旋涡中,欢愉和忧虑交织,纵乐与怀旧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