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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1960年到1996年间分别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地进行了210次核试验,可能导致约15万名平民和军人遭受核辐射。对核试验造成的破坏与污染视而不见多年后,法国国民议会2009年6月30日以绝对多数通过一项赔偿法案,对上世纪法国核试验中的受害老兵进行赔偿。
“从穆罗拉岛开始,我的命运便已注定”。
“命,这就是命……”在记者面前,雅尼克颤抖地吐出一个个单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固执地相信在波利尼西亚度过的两年是他生命中最光辉的时代,尽管早在30年前,医生便告诉他,因核辐射导致的咳嗽和佝偻病将陪伴他的余生;尽管在55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肺癌,病因同样是辐射引起的常年咳嗽。然而,就在2004年7月,他来到临终的老战友皮埃尔床前,为这个同样因核辐射而罹患白血病多年的老兵送行,皮埃尔颤巍巍地握着他的手说:“揭开真相吧,我的朋友!”
难以启齿的过去
雅尼克和他的太太并非孤独的抗争者。2009年2月26日,12名上世纪60年代曾在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地区参与核试验的老兵向巴黎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把法国国防部送上了被告席。12名原告都是常年患病者,病因都是由核辐射和核污染。他们在数百页起诉书中详细描述了国防部从1960年开始,先在撒哈拉沙漠地区,继而转移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的大大小小210次核试验,并罗列了亲身经历、现场伤亡、核辐射后遗症、核污染情况等各类照片与数据。
在沉寂多年之后,法国政府终于同意开启当年核试验的机密卷宗。
随着国防部卷宗的解封,以及亲历者的控诉,被刻意忽视的历史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军事竞赛,文明大国的野蛮行径,被爱国的名义蒙蔽的士兵,核辐射和核污染……法国政府在撒哈拉沙漠和波利尼西亚地区进行核爆试验和核辐射活体试验的真相终于现出冰山一角。
1945年7月16日,二战烟云将散未散,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基地成功试爆第一枚原子弹。8月,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场半试验半实战性质的原子弹爆炸震惊全球,世界军事战略格局为之一变。美国人一鼓作气,先后于1946和1948年在马绍尔群岛进行5次核试验。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53年8月12日,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苏联打破了美国“核垄断”地位。在西欧,丘吉尔政府早就掌握了铀制炼技术。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派遣专家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当这些军情资料走马灯似的递交到法国戴高乐将军的办公桌上时,这位军事强人再也坐不住了。法国本土人口密集,但与英国一样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戴高乐思考着,为何不能挑选一块远离本土、渺无人烟的荒地进行核试验呢?1957年7月,在经过精心选址之后,法国陆军特种部队总指挥部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分队前往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该国南部撒哈拉沙漠中的雷根绿洲(Reggane)附近建立了法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1958年6月,戴高乐将军突然现身阿尔及利亚,引起外界揣测纷纷。7月22日,国庆日后一个星期,他签署密令将首枚原子弹试爆日期定在了1960年开春,行动代号——“蓝跳鼠”(Gerboise bleue)。
1960年2月13日清晨7时04分,撒哈拉沙漠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3倍。这是法国研制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有史以来在非洲大陆引爆的第一枚核武器,它正式向世人宣告:法国也成为了世界核子武器俱乐部的一员!当日法国《世界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欣喜若狂的戴高乐将军率领众人欢呼的场面。
拥有世界最先进武器的快感、昂首踏入核大国行列的倨傲,令国防部那群刚刚从世界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高级军事将领们如痴如醉,仿佛荣光重温。雷根基地的爆炸声也不绝于耳:1960年4月1日“白跳鼠”行动成功;12月27日“红跳鼠”行动成功。然而,快乐并不是永恒的:1961年4月25日,“绿跳鼠”行动遭遇挫折,核弹头出人意外地没有完全引爆,导致大规模的核泄漏,根据官方记录,“195名士兵受到核辐射影响,十数人当场死亡”。总指挥部只好放弃了一片狼藉的雷根基地,将核试验从空中转向地下。
重蹈覆辙
最新的基地选址同样是在阿尔及利亚,地点位于西南部撒哈拉沙漠边沿的霍嘎(Hoggar)丘陵地带。迁移核试验基地的另一个原因,是几次“跳鼠”行动已给雷根绿洲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特种部队环境学家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爆炸后形成的沙土堆积物将爆炸过程中扬起的放射性粉尘和有毒气体封存,导致它们不能完全清散,理论上而言,这些物质将会永久地存留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中;而阿尔及利亚南部盛行的季风又将其余的核辐射物质吹向了整个撒哈拉沙漠,进一步将核污染扩散到了周边其他非洲国家。”
然而,在新的“洁净”区域进行核试验还是不如人意:1962年5月1日的霍嘎新基地,备受瞩目的第一场地下核试验“绿玉”(Béryl)行动展开,爆炸的强大威力导致整个山体结构塌陷,辐射云冲入大气层,“地下试验”竟演变成不折不扣的“地上试验”,尴尬的法国军方不得已将事件更名为“绿玉事故”。在这场悲剧中,辐射云冲上了离地2600米的半空,覆盖方圆600公里,人员死伤不计其数,但只有17宗士官死亡被记录在案,死因全部是核辐射导致的急性白血病! 1963年3月18日,代号为“祖母绿”(Emeraude)的第二场地下核试验启动,部分放射性物质仍未如预期般存入地下,而是进入了周围大气。
直至1966年2月,法国军方在霍嘎共计进行了13次规模不一的地下核试验,其中9次完全成功,其余4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泄漏。但详细情况只掌握在少数将领手中,由于军方操纵了来自殖民地的所有信息渠道,不单是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群众,连法国本土居民也都蒙在鼓里。
军方没有向附近民众发出任何辐射警告,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就算是特种部队本身,使用的保护装备也远远低于基本要求。根据一份绝密资料显示,爆炸点附近的官兵平均40人才拥有1副防辐射观测眼镜!这些远离法国本土、饱含爱国激情的基层将士并不清楚自己的健康已受到了核辐射的巨大损害,他们甚至盲目地执行上级命令,将各地抓获的反法游击队成员和囚犯分成150人一组绑在木桩上,安插在爆炸中心区附近,以测试核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影响。这种以科学研究为名的“活体试验”曾令纳粹德军和日本侵华部队臭名昭著,而在短短20多年后,身为纳粹受害者的法国竟故伎重施,对象则是被他们视为“殖民土著”和“低等族群”的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劳工什那菲是当年见证人之一,他和5个朋友来到法军驻扎地,本想给这群有钱的“殖民者”干些粗活,挣点家用,却未想这个地方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我们住在沙地的工棚里,日夜不停地为他们搭建脚手架,终于有一天我们当中一个60多岁的老家伙累倒了,第二天便有几个法国兵过来把他拖走,声称是防止病毒传播。结果当晚,我亲眼望见他被绑上了山边一根木柱子,凌晨时分,山的另一边一道强光,扬起的灰尘掀翻了工棚,我们都赶紧跑到另外一处山头去躲避,而远处的那个老家伙则瞬间烧成了灰,到了下午便有几个法国军医过来,一个个为我们测量血压和体温,记录完几项数据之后就走了,再没回来过。”什那菲回到城市后,下肢瘫痪,肌肉逐渐萎缩,当年的工友们,也一个一个地死在了他的前头。
正当核试验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北非的大城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反法武装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经历了8年多的反殖民抵抗运动,30多万士兵失去生命之后,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全民公投,99.72%的民众赞成独立,法军开始逐步撤退。昔日参与核试验的普通官兵,在回到法国后发现自己慢慢患上了与广岛、长崎居民一样的核污染疾病,他们此时才从爱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如同当年被自己亲手送上核爆场的“活体试验品”一样,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悲惨死去,而且痛苦的周期相当漫长。
悲剧重演
1968年,失去阿尔及利亚核试验基地的法国军方将刚刚从沙漠地区抽出的罪恶触角伸向了广袤的海洋,这次的目标,是太平洋上的热带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素有“神秘之岛”称号的穆罗拉大岛(Mururoa),宛若镶嵌在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珍珠,绝世孤立,距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都相当遥远,岛上丛林掩映,人迹罕至,是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的上佳去处。早在1962年,法国军方便在此成立了“太平洋实验中心”。当地民风纯朴,与世无争,早已习惯殖民统治的土著,绝不会像冲动的阿尔及利亚人一般“喜爱制造动乱”。当特种部队的人员悄悄来到这里时,他们给当地人许下承诺:“别担心,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几年后,随着这片热带群岛上旅游业逐渐兴旺,特种部队再次给当地人送上了一句似是而非的承诺:“放心,我们的行动都是在旅游淡季的时候才进行。”
就这样,核试验在太平洋的波涛声中持续着,波利尼西亚群岛如此遥远,岛上的爆炸声似乎永远传不到地球另一边的法国本土上去。70年代初,波利尼西亚籍议员约翰•提瑞奇致信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总统先生,请从这里撤掉您的军队,您的导弹和您的飞机,否则再过几年,我们的白血病患者和癌症患者将会把您视为所有痛苦的来源……”然而这封信被国防部一封封庆祝核武器研制成功的贺信湮没,石沉大海。从戴高乐和蓬皮杜,到德斯坦和密特朗,法国政坛数番更迭,但领袖们始终只坚信一条真理:没有核武器,法兰西便一文不值!
进入90年代,曾经的特种部队老兵布鲁诺•巴里罗先生,已成为活跃在巴黎知识界的知名社会学家,他联合当年参与阿尔及利亚及波利尼西亚核试验的众多战友及家属,重返雷根绿洲、霍嘎丘陵和穆罗拉大岛等重要基地,搜集了一份由350名当地居民和800名老兵组成的核试验幸存者名录,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条件是将他们的健康状况详细备案。许多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疾病都由核试验引起,据布鲁诺回忆,他们曾在穆罗拉海边找到一名双眼被核辐射烧成两个黑洞的老渔夫,在知道他们的来历后,渔夫大声反驳道:“元帅说了,原子弹是个好东西!”
赔偿
1996年,持续了40年的核试验暂告一段落,布鲁诺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核试验老兵回忆录。此后的10年,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封信件,其中便包括雅尼克的妻子玛丽•罗瑟。故事中有患病的丈夫,垂死的父亲,瘫痪的兄弟,有血癌、骨癌、肺癌……这群普通的老兵和平民,他们的沉默与呻吟被国防部数十年来营造的欢欣鼓舞掩盖,当一个个因成功研制核武器而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站在台前接受欢呼时,他们已被急速投入死亡深渊。
撒哈拉沙漠的幸存老兵说:“将军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跑到沙丘后面躲起来,报话机里的司令告诉我们,这样就没事了。”
穆罗拉大岛的幸存老兵说:“我们当年那么年轻,都喜欢阳光、沙滩和椰林,还有份不错的报酬,这种情况下,元帅跟我们说的话,就像父母跟我们说的一样。”
患有脊髓癌的波利尼西亚居民杰西卡,经历1976年核试验时还是个8岁的孩子:“一个法国大兵告诉我,只要闭上眼睛就好了”。来自霍嘎基地的老兵多米尼克,失明已近30年:“我后悔!到头来,我发现自己也只是个当了试验品的小白鼠而已。”
10年中,老兵人数骤减,亲历者越来越少,布鲁诺越来越感到沉重。2002年,他连同核试验老兵及家属后裔,成立了“法国核试验老兵联盟”,在多次向地方法院控告国防部未果之后,布鲁诺决定借用媒体的力量:他联合巴黎的知识分子与各新闻机构取得联系,争取每一个上镜和接受采访的机会,一时间,布鲁诺俨然成为了“核试验专家”。2006年,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他和各大电视台访问当年的撒哈拉核试验基地,让整个法国亲眼看到:曾经的雷根绿洲,变成了一片焦土,污染区的母羊,一代代生出的都是畸形的小羊羔……2007年,全法退伍军人联合会会长布特弗利卡发表讲话,呼吁政府关注殖民地核试验背后的悲剧,直面法国人当年的殖民罪行。
2009年,核试验老兵赔偿法案首次递交众议院,来自社会党的议员却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如果给所有老兵提供赔偿,那么阿尔及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老百姓都会来找我们要钱!试问国家财政部能否应付?”
的确,“道歉”二字绝非易事,在适当的时代背景下,道歉足以彪炳青史,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一跪;但在另外的时代,道歉招来的可能是无休止的清算和赔偿,如澳大利亚政府向原住民忏悔,引发大规模的索赔诉讼和游行示威。身处经济危机下的法国政府,自然深知道歉的风险。然而,一方面是国家理性,另一方面却是残忍真相的不容抹杀和现代文明的不容亵渎……
2009年6月30日,经过激烈辩论,众议院终于在傍晚7点以300票对2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核试验受害者赔偿法》。国防部长艾维•莫杭(Hervé Morin)说 :“一个号称文明的国家,应该用行动消除内心的不安,现在是时候了!”。
据国防部保守估计,该法案惠及的赔偿人数将高达14万7千500人,均为法国本土及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公民。然而,那片寸草不生的核污染焦土上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没有法国公民身份,除了得到了历史真相,恐怕将永远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在封闭落后的霍嘎丘陵,还有很多老母亲不知丈夫和儿子当年为何失踪,或许终其一生,她们只知道:亲人们的身影最终消失的地方,是茫茫的、无边无际的撒哈拉。
“从穆罗拉岛开始,我的命运便已注定”。
“命,这就是命……”在记者面前,雅尼克颤抖地吐出一个个单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固执地相信在波利尼西亚度过的两年是他生命中最光辉的时代,尽管早在30年前,医生便告诉他,因核辐射导致的咳嗽和佝偻病将陪伴他的余生;尽管在55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被查出患有肺癌,病因同样是辐射引起的常年咳嗽。然而,就在2004年7月,他来到临终的老战友皮埃尔床前,为这个同样因核辐射而罹患白血病多年的老兵送行,皮埃尔颤巍巍地握着他的手说:“揭开真相吧,我的朋友!”
难以启齿的过去
雅尼克和他的太太并非孤独的抗争者。2009年2月26日,12名上世纪60年代曾在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地区参与核试验的老兵向巴黎上诉法院提起诉讼,把法国国防部送上了被告席。12名原告都是常年患病者,病因都是由核辐射和核污染。他们在数百页起诉书中详细描述了国防部从1960年开始,先在撒哈拉沙漠地区,继而转移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的大大小小210次核试验,并罗列了亲身经历、现场伤亡、核辐射后遗症、核污染情况等各类照片与数据。
在沉寂多年之后,法国政府终于同意开启当年核试验的机密卷宗。
随着国防部卷宗的解封,以及亲历者的控诉,被刻意忽视的历史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军事竞赛,文明大国的野蛮行径,被爱国的名义蒙蔽的士兵,核辐射和核污染……法国政府在撒哈拉沙漠和波利尼西亚地区进行核爆试验和核辐射活体试验的真相终于现出冰山一角。
1945年7月16日,二战烟云将散未散,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基地成功试爆第一枚原子弹。8月,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两场半试验半实战性质的原子弹爆炸震惊全球,世界军事战略格局为之一变。美国人一鼓作气,先后于1946和1948年在马绍尔群岛进行5次核试验。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53年8月12日,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苏联打破了美国“核垄断”地位。在西欧,丘吉尔政府早就掌握了铀制炼技术。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派遣专家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
当这些军情资料走马灯似的递交到法国戴高乐将军的办公桌上时,这位军事强人再也坐不住了。法国本土人口密集,但与英国一样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戴高乐思考着,为何不能挑选一块远离本土、渺无人烟的荒地进行核试验呢?1957年7月,在经过精心选址之后,法国陆军特种部队总指挥部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分队前往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该国南部撒哈拉沙漠中的雷根绿洲(Reggane)附近建立了法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1958年6月,戴高乐将军突然现身阿尔及利亚,引起外界揣测纷纷。7月22日,国庆日后一个星期,他签署密令将首枚原子弹试爆日期定在了1960年开春,行动代号——“蓝跳鼠”(Gerboise bleue)。
1960年2月13日清晨7时04分,撒哈拉沙漠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3倍。这是法国研制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有史以来在非洲大陆引爆的第一枚核武器,它正式向世人宣告:法国也成为了世界核子武器俱乐部的一员!当日法国《世界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欣喜若狂的戴高乐将军率领众人欢呼的场面。
拥有世界最先进武器的快感、昂首踏入核大国行列的倨傲,令国防部那群刚刚从世界大战中杀出一条血路的高级军事将领们如痴如醉,仿佛荣光重温。雷根基地的爆炸声也不绝于耳:1960年4月1日“白跳鼠”行动成功;12月27日“红跳鼠”行动成功。然而,快乐并不是永恒的:1961年4月25日,“绿跳鼠”行动遭遇挫折,核弹头出人意外地没有完全引爆,导致大规模的核泄漏,根据官方记录,“195名士兵受到核辐射影响,十数人当场死亡”。总指挥部只好放弃了一片狼藉的雷根基地,将核试验从空中转向地下。
重蹈覆辙
最新的基地选址同样是在阿尔及利亚,地点位于西南部撒哈拉沙漠边沿的霍嘎(Hoggar)丘陵地带。迁移核试验基地的另一个原因,是几次“跳鼠”行动已给雷根绿洲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特种部队环境学家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爆炸后形成的沙土堆积物将爆炸过程中扬起的放射性粉尘和有毒气体封存,导致它们不能完全清散,理论上而言,这些物质将会永久地存留在当地的岩石和土壤中;而阿尔及利亚南部盛行的季风又将其余的核辐射物质吹向了整个撒哈拉沙漠,进一步将核污染扩散到了周边其他非洲国家。”
然而,在新的“洁净”区域进行核试验还是不如人意:1962年5月1日的霍嘎新基地,备受瞩目的第一场地下核试验“绿玉”(Béryl)行动展开,爆炸的强大威力导致整个山体结构塌陷,辐射云冲入大气层,“地下试验”竟演变成不折不扣的“地上试验”,尴尬的法国军方不得已将事件更名为“绿玉事故”。在这场悲剧中,辐射云冲上了离地2600米的半空,覆盖方圆600公里,人员死伤不计其数,但只有17宗士官死亡被记录在案,死因全部是核辐射导致的急性白血病! 1963年3月18日,代号为“祖母绿”(Emeraude)的第二场地下核试验启动,部分放射性物质仍未如预期般存入地下,而是进入了周围大气。
直至1966年2月,法国军方在霍嘎共计进行了13次规模不一的地下核试验,其中9次完全成功,其余4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泄漏。但详细情况只掌握在少数将领手中,由于军方操纵了来自殖民地的所有信息渠道,不单是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群众,连法国本土居民也都蒙在鼓里。
军方没有向附近民众发出任何辐射警告,更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就算是特种部队本身,使用的保护装备也远远低于基本要求。根据一份绝密资料显示,爆炸点附近的官兵平均40人才拥有1副防辐射观测眼镜!这些远离法国本土、饱含爱国激情的基层将士并不清楚自己的健康已受到了核辐射的巨大损害,他们甚至盲目地执行上级命令,将各地抓获的反法游击队成员和囚犯分成150人一组绑在木桩上,安插在爆炸中心区附近,以测试核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影响。这种以科学研究为名的“活体试验”曾令纳粹德军和日本侵华部队臭名昭著,而在短短20多年后,身为纳粹受害者的法国竟故伎重施,对象则是被他们视为“殖民土著”和“低等族群”的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劳工什那菲是当年见证人之一,他和5个朋友来到法军驻扎地,本想给这群有钱的“殖民者”干些粗活,挣点家用,却未想这个地方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我们住在沙地的工棚里,日夜不停地为他们搭建脚手架,终于有一天我们当中一个60多岁的老家伙累倒了,第二天便有几个法国兵过来把他拖走,声称是防止病毒传播。结果当晚,我亲眼望见他被绑上了山边一根木柱子,凌晨时分,山的另一边一道强光,扬起的灰尘掀翻了工棚,我们都赶紧跑到另外一处山头去躲避,而远处的那个老家伙则瞬间烧成了灰,到了下午便有几个法国军医过来,一个个为我们测量血压和体温,记录完几项数据之后就走了,再没回来过。”什那菲回到城市后,下肢瘫痪,肌肉逐渐萎缩,当年的工友们,也一个一个地死在了他的前头。
正当核试验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北非的大城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反法武装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经历了8年多的反殖民抵抗运动,30多万士兵失去生命之后,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全民公投,99.72%的民众赞成独立,法军开始逐步撤退。昔日参与核试验的普通官兵,在回到法国后发现自己慢慢患上了与广岛、长崎居民一样的核污染疾病,他们此时才从爱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如同当年被自己亲手送上核爆场的“活体试验品”一样,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悲惨死去,而且痛苦的周期相当漫长。
悲剧重演
1968年,失去阿尔及利亚核试验基地的法国军方将刚刚从沙漠地区抽出的罪恶触角伸向了广袤的海洋,这次的目标,是太平洋上的热带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素有“神秘之岛”称号的穆罗拉大岛(Mururoa),宛若镶嵌在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珍珠,绝世孤立,距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都相当遥远,岛上丛林掩映,人迹罕至,是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的上佳去处。早在1962年,法国军方便在此成立了“太平洋实验中心”。当地民风纯朴,与世无争,早已习惯殖民统治的土著,绝不会像冲动的阿尔及利亚人一般“喜爱制造动乱”。当特种部队的人员悄悄来到这里时,他们给当地人许下承诺:“别担心,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几年后,随着这片热带群岛上旅游业逐渐兴旺,特种部队再次给当地人送上了一句似是而非的承诺:“放心,我们的行动都是在旅游淡季的时候才进行。”
就这样,核试验在太平洋的波涛声中持续着,波利尼西亚群岛如此遥远,岛上的爆炸声似乎永远传不到地球另一边的法国本土上去。70年代初,波利尼西亚籍议员约翰•提瑞奇致信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总统先生,请从这里撤掉您的军队,您的导弹和您的飞机,否则再过几年,我们的白血病患者和癌症患者将会把您视为所有痛苦的来源……”然而这封信被国防部一封封庆祝核武器研制成功的贺信湮没,石沉大海。从戴高乐和蓬皮杜,到德斯坦和密特朗,法国政坛数番更迭,但领袖们始终只坚信一条真理:没有核武器,法兰西便一文不值!
进入90年代,曾经的特种部队老兵布鲁诺•巴里罗先生,已成为活跃在巴黎知识界的知名社会学家,他联合当年参与阿尔及利亚及波利尼西亚核试验的众多战友及家属,重返雷根绿洲、霍嘎丘陵和穆罗拉大岛等重要基地,搜集了一份由350名当地居民和800名老兵组成的核试验幸存者名录,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条件是将他们的健康状况详细备案。许多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疾病都由核试验引起,据布鲁诺回忆,他们曾在穆罗拉海边找到一名双眼被核辐射烧成两个黑洞的老渔夫,在知道他们的来历后,渔夫大声反驳道:“元帅说了,原子弹是个好东西!”
赔偿
1996年,持续了40年的核试验暂告一段落,布鲁诺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核试验老兵回忆录。此后的10年,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封信件,其中便包括雅尼克的妻子玛丽•罗瑟。故事中有患病的丈夫,垂死的父亲,瘫痪的兄弟,有血癌、骨癌、肺癌……这群普通的老兵和平民,他们的沉默与呻吟被国防部数十年来营造的欢欣鼓舞掩盖,当一个个因成功研制核武器而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站在台前接受欢呼时,他们已被急速投入死亡深渊。
撒哈拉沙漠的幸存老兵说:“将军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跑到沙丘后面躲起来,报话机里的司令告诉我们,这样就没事了。”
穆罗拉大岛的幸存老兵说:“我们当年那么年轻,都喜欢阳光、沙滩和椰林,还有份不错的报酬,这种情况下,元帅跟我们说的话,就像父母跟我们说的一样。”
患有脊髓癌的波利尼西亚居民杰西卡,经历1976年核试验时还是个8岁的孩子:“一个法国大兵告诉我,只要闭上眼睛就好了”。来自霍嘎基地的老兵多米尼克,失明已近30年:“我后悔!到头来,我发现自己也只是个当了试验品的小白鼠而已。”
10年中,老兵人数骤减,亲历者越来越少,布鲁诺越来越感到沉重。2002年,他连同核试验老兵及家属后裔,成立了“法国核试验老兵联盟”,在多次向地方法院控告国防部未果之后,布鲁诺决定借用媒体的力量:他联合巴黎的知识分子与各新闻机构取得联系,争取每一个上镜和接受采访的机会,一时间,布鲁诺俨然成为了“核试验专家”。2006年,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他和各大电视台访问当年的撒哈拉核试验基地,让整个法国亲眼看到:曾经的雷根绿洲,变成了一片焦土,污染区的母羊,一代代生出的都是畸形的小羊羔……2007年,全法退伍军人联合会会长布特弗利卡发表讲话,呼吁政府关注殖民地核试验背后的悲剧,直面法国人当年的殖民罪行。
2009年,核试验老兵赔偿法案首次递交众议院,来自社会党的议员却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如果给所有老兵提供赔偿,那么阿尔及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老百姓都会来找我们要钱!试问国家财政部能否应付?”
的确,“道歉”二字绝非易事,在适当的时代背景下,道歉足以彪炳青史,如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一跪;但在另外的时代,道歉招来的可能是无休止的清算和赔偿,如澳大利亚政府向原住民忏悔,引发大规模的索赔诉讼和游行示威。身处经济危机下的法国政府,自然深知道歉的风险。然而,一方面是国家理性,另一方面却是残忍真相的不容抹杀和现代文明的不容亵渎……
2009年6月30日,经过激烈辩论,众议院终于在傍晚7点以300票对2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核试验受害者赔偿法》。国防部长艾维•莫杭(Hervé Morin)说 :“一个号称文明的国家,应该用行动消除内心的不安,现在是时候了!”。
据国防部保守估计,该法案惠及的赔偿人数将高达14万7千500人,均为法国本土及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公民。然而,那片寸草不生的核污染焦土上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没有法国公民身份,除了得到了历史真相,恐怕将永远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在封闭落后的霍嘎丘陵,还有很多老母亲不知丈夫和儿子当年为何失踪,或许终其一生,她们只知道:亲人们的身影最终消失的地方,是茫茫的、无边无际的撒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