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时我已满16岁。那一年村里刚成立小学“高级班”，规定，只要读过四年书，即使超龄也能入学。当时，已辍学四年多的我有幸成为一名五年级的“完小生”。
　　当时的学校政治运动不断，反右派过去跟着就是向党交心。历史不清的任老师，脖子里挂着画有白底黑心的牌子，低头弓腰，交代过无数遍“罪行”依然得不到“宽大处理”。那时的老师谁文化深，谁就是活靶子。校长有时候也要戴高帽子游街，做停职反省。作为学生的我们只是盲从，谁是谁非怎能说得清？
　　学校当时实行勤工俭学，要参加大炼钢铁。为此，我们须带上干粮，或上山割草，或到30里外的煤矿翻山越岭地抬煤，晚上还要帮助生产队突击抢收庄稼，在哪儿干活就在哪里的公共食堂吃饭。老师说这就叫“全国一盘棋”，这才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由于长年处于半停课状态，我们什么知识也学不到，只能成为愚昧无知的接班人，只觉得终日东奔西跑，怪好玩而已。
　　那一年，还兴起了大搞浮夸风，农业要“放卫星”。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教室后面有一口报废的枯井，班主任带领学生用土填满后，浇了几担茅粪，栽下一棵红薯苗，秋后结了一个硕大的、足有六七斤重的红薯。校长大喜，就叫老师在红薯上贴了红纸条，注明重量和种植单位，叫我扛上去公社报喜。结果书记见了不但没表扬，还批评说：“你们送的红薯比别人的要小得多！”
　　1959年，社会上饥荒现象开始蔓延，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承受不了饥饿的折磨。一个初中生在日记里写了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集中了全学区上千名学生召开了公审大会，逮捕了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我们都吓得胆战心惊，在幼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赶上了“大跃进”的特殊时期，我在两年完小生涯里几乎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可对于初涉社会的我，却懂得了“大跃进”、勤工俭学、超英赶美、突出政治、触及灵魂等名词。既有好奇又有惊吓，既有无知又有盲从，既有懵懂又有愚昧，真正是五味俱全。
　　这，或许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份财富吧！